科技与人文的博弈:当代中国德育发展趋势研究_生活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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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人文的博弈——当代中国德育发展趋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育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人文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9)12-0023-04

在当代教育活动中,人们往往将科学知识权威化和实用化,将技术意识和技术行为工具化和功利化。这样导致的后果是科技与教育之间的联系过于僵硬,缺乏张力,二者的共同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聚焦在“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没有过多地顾及和考量人的发展和心理需要。科技与德育的合作普遍发生在生存、生产和物质领域,而在人的生命、生活和精神领域的沟通尚未得到充分的显现。“教育事业是具有技术性的操作过程,但是,不能把教育仅仅视为技术性的活动,只注意教育事实的描述、解释与预测,而忽视对教育主体的把握,只关心达到教育目的的手段,而不对教育目的本身的合理性提出批评。”[1](P69)

一、科技是推动当代中国德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科技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方式,不同历史时期的科技活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属性和功能。当代科技既是一种生产性的社会活动,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也是一种制度性的组织活动。“由于科学变成物质文明的自觉的指导力量,它应该越来越渗透到一切其他文化领域中去。”[2](P546)教育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一项关涉人类心灵的事业。因此,科技对于教育的诱导和吸引,不应该只表现在物质文明上,还应该偏向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科学世界的教育主导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观念、教育行为和教育政策,技术崇拜对于生活世界的统治和剥夺直接导致了教育活动的精神萎缩和道德性的缺失。因此,科技对于教育、德育的推动机制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正向显性的,这主要体现在科技的认知和创造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人类在教育活动中获得的是控制和改造外部世界与自我内在意识世界的信心与勇气;二是逆向隐性的,当教育实践在科技的引领下以规模化和集约化的方式发展时,教育的许多原初特征和经典品质逐渐退化,这是造成当代德育潜在风险和危机的深刻根源。

莫兰指出,当代超级专业化的深奥的技术科学和公民之间的加深的鸿沟,造成了认识者和公民之间的二元性和彼此的分裂。“在这种条件下,把政治还原为技术和经济,把经济还原为增长,失去了方位标和视野。所有这些导致公民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削弱,逃避到私人生活中,交替处于麻木状态和激烈反叛中。这样,民主的制度尽管被保持着,民主生活在衰败。”[3](P90) 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科技知识为中心的知识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成为教育实践的主要内容,社会地位的确立、等级的划分和个体的生活状况都直接与知识挂钩,成为知识精英、通过知识获得自由发展和生存的能力成为人们的共识。“知识转型推动着教育改革,构成教育改革的一个深刻动力和社会背景。”[4](P36)科技知识对于教育的参与,一方面是其精确性、客观性和工具性的特点变成了教育的内在属性和追求;另一方面科技知识在“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的假设下成为德育发展的无形桎梏。教育活动的天然特性是为了增强个体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包容,当单一的知识标准代替了价值承诺和情感关怀时,德育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变。当教育所传递的知识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智慧、灵感和人生前行的指南时,那么此时的德育便是僵化的,缺乏创新力和生命力,那些知识只是在完成工具理性的职责,对于教育主体的道德品质补益甚少。包括科技知识在内的所有德育内容首先应该指向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即德育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给我们提供人之所以为人的解释和信念,有了这些观念的支撑,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向才可能更加通达,社会生活秩序的内在道德和精神底蕴才能更为厚实。

如前所述,当代科技的生产性的物化工具特征通过知识中介直接影响着德育的发展趋势,促使德育活动日益走向教育的边缘。在由科技实践维护的不断高涨的物欲和消费主义心理的刺激下,德育距离高尚德性的诉求也越来越远,它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私欲的满足和愉悦。加德纳(Howard Gardner)说:“直到现在,我使用的几乎完全是最简单的技术形式——书本、铅笔、纸张、几件艺术品、一个简单的生物实验室。这样做是应该的,教育目的和手段的讨论,不应该仅仅依靠最新技术的优势。但是技术对教育方法的发展进步,能发挥巨大作用。”[5](P148)因此,科技为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不能成为改变教育目的、品性和追求的决定性理由。科技实践可以改变教育的系统结构、组织形式、教学风格和策略等等,但是教育活动的价值理想和道德目标却只能由人类自己来选择和确定。对德育来讲,科技所昭示和表征的更应该是人性的光辉、批判的勇气和探索的精神。“在学校道德学习中,学生要‘善假于师’,教师要‘善假于科技工具’,教师和多媒体的中介水平反映了教育的时代水平。通过解决道德问题的反复实践,学生把中介的力量内化为自身的素质”[6](P43)。在现实的德育生活中,科技精神及其制度化的社会效应和规范往往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种心理意识的形成建立在科技作为直接的经济动因和教育的内在生产性变量的基础之上。因此,科技是推动德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主要是指科技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次上对德育施加的影响。

二、科技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中国德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

德育活动实际上是一个理智因素和非理智因素相互共生、彼此合作孕育道德智慧,培养良好道德心理,进而形成道德思维、判断和行为的过程。所以说以科技文化为代表的理智因素和以人文文化为代表的非理智因素是影响德育实践效果的两大主要动因。建立在逻辑—理智思维基础上的德育方式的典型代表就是知性德育,建立在情感—体验认知基础上的德育方式的典型代表则是生活德育。知性德育和生活德育直接构成了当代中国德育实践的两极,前者强调道德知识、规范的灌输和学习,道德意识、思维的培养和锤炼;后者着重在日常化的情境生活、交往、叙事和游戏中逐渐让学生领悟和体会到各种道德的真意,进而形成合乎学生身心发展需要的价值观念和人格品性。在这二者之间,我们到底该如何评判孰优孰劣,还有就是如何根据社会现实和德育工作的要求,来促进它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历史发展证明,虽然人们很想为未来的工作和美好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却很难协调教育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它只能导致政策上永不停息的钟摆现象的产生”[7](P65)。依靠知识,特别是利用科技知识来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实践的主要特征,科技、经济与教育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成为社会生活组织架构的基本形态。经济中心的发展氛围和舆论环境必然使教育成为推动科技腾飞,进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为有效的工具。社会发展的这种短期行为是以牺牲教育系统的目标和价值独立性为代价的,科技知识的学习和智能型的人才产出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和成就尺度,教育的社会经济期望远远要高于它的内在价值、道德和自由的理想。由于转型时期德育过多地是面向知识社会的教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知识社会的教学,因而德育的总体效果不能令人满意。

科技与人文理应是相辅相成,合而为一的,那么,在当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科技与人文的相互分裂呢?“‘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正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这是90年代的有识之士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动机”[8]。因此,当代遭遇科技与人文的分裂,既有其深刻的民族历史文化原因,又有其复杂的社会现实原因。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之路上,德育能否在科技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二者的融合和比翼齐飞?我们认为,这将取决于德育的理想和德育功能的定位,同时也取决于德育的深度和广度。从宏观的社会背景和环境来看,科技文化的主导性优势对于整个教育活动的影响依然明显,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在德育体系中的参与力度不够,渗透程度不高。从微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策略来看,强调知识、技能的认知主义和技术理性还处在教育的中心位置。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的改观和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改革)的日渐深入,人们也强烈意识到不但要从教育内部真正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协调与统一、沟通与合作,而且要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嫁接科技与人文。

三、走向交往理性的当代中国德育

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致取向来看,传统文化在社会生产领域里的表现以实用精神见长,在教育中以道德体认为主。当传统文化在近代遭遇西方理性文化,特别是以科技文化为代表的工具理性时,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精神得到了新的释放、助长和勃发,但是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体认旨趣却式微,走向了没落,甚至被人遗忘。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当代,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精神。当代中国德育依然流行着单向度、控制性和管理化的德育方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用主义的科技理性对于德育实践的支配。“灌输德育存在于现时教育中有着深层的理性根源。”“科技理性的无限延伸,使一切价值上的问题被还原至科技层次上的问题,而本应属于人文世界的德育也被自然科学化”[9]。灌输德育践行的是一种完全“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和价值论,它将受教育者当成是被支配和规训的对象,德育过程中知识代替了价值,权威代替了关爱。灌输德育与工业时代的工具理性精神相得益彰,但它缺乏内在的创造性和自我扬弃的能力,与后工业文明的时代精神相违背,因此必须在哲学认识论上用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进行改革和置换,进而使德育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实现适应性和超越性的双重转型。

哈贝马斯将现代社会结构划分为“生活世界”和“系统”两个层面。“生活世界”由社会、文化和个体三个要素组成,它为人们的交往行为提供着许多信念性和知识性的东西;“系统”概念则与“生活世界”相对应,它是指某些目的合理性的、物质性、生产性的事物,例如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系统等等,可以说它是工具理性制度化的产物。哈贝马斯还指出,“生活世界”和“系统”在当代社会中严重脱节,日常世界的交往行为被不断发展的科技实践所俘获、排挤和同化,这是造成二者日渐失去关联的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当代中国社会也处在一个“生活世界”面临殖民和“系统”力量不断被强化的境地。学校是兼有“生活世界”和“系统”双重结构特征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前述大背景下,当代学校德育也肩负着如何整合“生活世界”和社会“系统”,拉近二者的距离和促进彼此融合的重任。与此同时,学校德育还有一个自我革新的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学校的精神使命和文化目标。道德教育涉及到现实教育活动中方方面面的因素,它以广泛的“生活世界”和社会“系统”为基础,同时又为实现学校教育的整体价值追求提供有力的保障。

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话语实践的社会事务,它的展开方式和内容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话语地位和话语关系,因此可以说德育践行着话语伦理的深刻时代语意和内涵。当代中国德育的话语中心正在经历着从道德灌输向道德发展的转型,转型的动力之源则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在时代背景和精神现状从“生产—生存”走向“生命—生活”;二是德育实践的方式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主导型向自下而上的教育主导型的转变。“交往德育,置德育于文化领域,视道德为主体自由意志之创造,道德生成于主体间的对话与理解中,即生成于自由交往中,而自由交往又是由文化力推动的,所以说,交往德育乃是文化力德育”[10](P66)。因此,以交往德育为代表的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德育理论和实践的新取向,将会为德育活动带来新的契机和希望。

四、科技时代召唤道德学习和终身德育

学校德育从其目标、过程、方法、内容和评价来看,大体都具有封闭性和知性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是由学校教育的性质决定的。当代学校教育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其改革过程中不断追求教育质量的量化产出,日益表现为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格局。道德教育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地被压缩和边缘化,最为严重的是德育在教育活动中的统合性被打破和割裂,变得支离破碎。德育在一味适应外部社会要求的同时,却使自己供给社会道德需要的能力弱化,教育也因此而不能满足社会对具有良好道德素养和综合创新能力的人才要求。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知识总量突飞猛进,传统德育观的瓶颈效应早已显现。因此,如何将科技文化与德育进行有机融合,这是现阶段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教育改革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

科技的发展及其在教育中的运用,使德育活动的理念更趋多元化,单纯强调灌输和通过知识学习来提高德育水平和效果的信念被打破。在科技文化高涨的今天,教育应该首先着眼于学生完整人格的培养和塑造,借助于科技手段,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不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道德品质。现代教育的线性发展模式根深蒂固,科技文化的引入使得德育的内容和组织形式日益丰富,德育过程的建构性和生成性不断凸显,更加追求以人为本,德育实践方式的自组织特征得到加强。

传统德育的主要任务一般是将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和制度法则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适应社会与面向未来生活的道德素养和良好行为习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前现代社会,可以说教育的内容以受教育者的德性之知为中心。科技理性主导下的现代文明使得以人文学习为主的古典教育转向以智育为主的现代教育。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19世纪末斯宾塞的“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再到当代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我们能够充分体会到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但另一方面,科技理性所负载的伦理道德风险,科技文明所开掘出来的伦理道德鸿沟,科技实践所带来的伦理道德危机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要关注当代德育的局限性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不停地呼唤着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觉醒、道德学习以及全世界在伦理道德议题上的广泛共识和通力合作。因此,科技推动德育走出校园生活,并与成人德育接轨,融入到社会整体的道德建设中。当前诸如医学伦理、基因伦理、环境伦理、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等这些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参与和讨论,成为了德育的重要内容。“用工业文明的最本质的精神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来重新塑造中国民众的生存模式和生存方式,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这既是价值与文化转变的主导价值目标,也是确立中国社会新文化的框架内涵的基点,有关道德规范、价值观点、文化精神的一切调整或改变,均应以此为核心”[11](P451)。我们可以看到,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人文精神,道德教育是缩短二者的差距,调节和平衡双方实力的重要力量。若要真正实现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在促进社会和个人发展过程中的和谐共生,我们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在德育中应该坚持道德学习和终身德育的理念。

收稿日期:200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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