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联盟：对中国的共同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战略论文,欧洲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6月，在欧盟科隆峰会上，欧盟通过了一项“对俄罗斯共同战略”。自此，共同战略作为阿姆斯特丹公约13章规定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新工具，第一次得到了使用。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1999年10月，在赫尔辛基欧俄峰会上，俄方提交了一份“发展俄罗斯联邦和欧盟关系的中期战略(2000-2001)”（注：最近的分析可以参见H.Timmermann,"European-Russian Partnership:What Future?",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Summer 2000.）。这尽管没有引起媒体轰动，但却开启了欧俄关系上一个新的、翻天覆地的时代。这之后，欧盟又制定了另外两个共同战略，一是同年12月制定的对乌克兰共同战略；二是2000年6月出台的对地中海地区共同战略。
作为冷战后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采取共同战略是欧盟演变过程中的重大发展。共同战略的作用似乎有三重：首先，它明确确定了欧盟在其外部关系中优先考虑的区域；其次，它反映了欧盟成员国间范围广阔的利益共同点；第三，它暗含了处理与特定国家或地区关系的一项长期计划。简而言之，它是一项前瞻性的政策，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同时又没有限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这样一个框架旨在稳定与某些国家间的双边关系，这些国家还没有受到短期动荡的影响。
本文想要探讨的，就是欧盟对中国采取这样一种共同战略的可能性。在回顾了欧盟对俄共同战略的现实历程和实际功效之后，本文将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欧—中关系做出分析，并提出这样的预见：欧盟制定对华共同战略的时刻可能已经来到。
欧盟对俄共同战略的历程
过去十年里，欧盟在处理同俄罗斯的关系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冷战后期，欧盟意识到，俄罗斯应是其发展外部关系的优先地区，但是真正形成对俄共同战略却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苏联的突然解体使欧盟成员国面临了一个复杂的困境。作为苏联的后继者，俄罗斯发现难以给自身重新定位。俄罗斯在未来欧洲的角色问题与如何界定“俄罗斯外交政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既然一个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已经成为独立国家，而大量散居在那里的俄罗斯人又没有离开，那么什么才是“俄罗斯人”呢？既然所谓的“邻国”事务绝不单单是“外交关系”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才是“外国”呢？既然地方和中央的寡头政治和利益集团能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影响俄罗斯政府的外交关系，那么什么又才是“政策”呢？（注：J lioyd "Russia The common Home.at Last,The" International.Spectator,Vol.XXXVI,2001.2.）冷战之后，欧盟在确定对俄政策上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俄罗斯外交政策定位中存在的这些混乱。一开始，欧盟认为“新俄罗斯问题”与传统的德国问题相类似。同历史上的德国一样，俄罗斯与邻国的关系悬而未决，其国内政治体制也很不稳定。多少年来，如Pierre Hassner所坚持的，欧洲国家在让德国的邻国保持强大方面做得比想方设法使德国衰弱方面高明得多。（注：P.Hessner,"Change and Security in Europe,"Adeiphi Paper,49(London:IISS,1968)P9.）欧盟大体上继承了这种传统的智慧。传统意义上讲，俄罗斯是欧洲政治体制一部分，沙皇俄国一直是欧洲体制当中的一员。但冷战后期，在苏联体制将俄罗斯从欧洲分离出来长达70年以后，俄罗斯却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明显的局外人。虽然戈尔巴乔夫为结束冷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他的“共同欧洲家园”概念并没有受到西方的重视。因为这个概念暗含了这样的意思：俄罗斯自信有资格自动地重新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俄罗斯外交政策似乎在自愿放弃对抗的立场与欧盟的热烈欢迎之间划了一个等号。
俄罗斯结束了对中东欧的控制，为了巩固这一现状，欧盟开始加强俄罗斯邻国的实力，同时开始试图以一种有限而友好的方式与俄接触。这样，欧盟就坚持了美国关于把北约东扩至中东欧国家的主张。与此同时，个别欧盟成员国，尤其是德国，也开始对俄罗斯提供慷慨的经济援助，目的在于稳定中东欧国家，同时安抚俄罗斯的失望和不满。但实际上，欧俄双边关系并没有获得其应有的优先权，关于欧俄关系的长期战略范围并没有得到多少思考。
在外交实践中，欧盟并无特色鲜明的对俄政策。相反，其成员国或多或少地模仿了美国的“温和封锁”政策。而这也是在一个宽泛的跨大西洋框架下所致力追求的东西。美国政策的实质是制止俄罗斯恢复先前地位的想法。（注：例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1994年所提出的建议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方式，即在前苏联地区建立“多元地缘政治”以“防止［俄罗斯］重建帝国的意图……”。布热津斯基，"The Premature Partnership",Foreign Affairs,1994年3-4月，第79页。）北约东扩已经策动，制止了俄罗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任何意图。
俄罗斯的国内情况也是欧盟不敢太快接近它的一个关键因素。俄罗斯政治十分混乱复杂，一段时间内，与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情况非常相像。像其它许多西方国家一样，欧盟发现很难断言何种政治力量有能力稳定俄罗斯的这种局势。因此，欧盟只好待尘埃落定之后再考虑可行的方法让俄重新回归欧洲的怀抱。
科索沃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欧盟的看法。它事实上给了欧盟一个突然的警醒，它表明，忽视俄罗斯的地区利益是极其危险的，俄罗斯参与危机处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任何地区稳定计划都将是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认识到，先前在对俄政策上倾向于追随美国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北约东扩在中东欧地区已经制造了复杂的战略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北约、俄罗斯和前华约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很难协调。
科索沃战争后，欧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加速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机制的建设。欧盟决定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并设立了“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职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盟确定了共同战略的原则。很自然地，欧盟优先权首先就给了俄罗斯。在与俄罗斯进行安全对话的过程中，由于北约东扩使跨大西洋渠道的作用复杂化了，欧盟需要拓展一条新的对俄沟通途径。这样，欧盟就不得不开始直接强调与俄罗斯之间的共同双边利益了。
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在实施共同战略的过程中，欧盟下一个优先考虑的地区应该是中国。与俄罗斯相比，在政治和战略层面拉拢中国对欧盟来说至少有两大优势：首先，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严重的自我定位问题。另外，经济发展对中国政府来说不仅在经济层面是第一要务，在政治层面也同样如此。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因此，中国的外交安全政策保持了相对的温和。
由于欧盟对中国的转型总体上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所以，比起与中国对抗的美国来，欧盟有更好的机会去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总体而言，尽管欧盟和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合作方面还存在不平衡，但双方关系的和谐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战略伙伴关系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发掘，但欧洲新的外交安全机制将会对欧中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随着单一货币的启动，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作用将会增强，这同样也会影响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迄今为止，欧盟对华政策的战略意义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目前，欧盟的对华政策仅在三个文件中有所涉及：1994年提出的“对亚洲新战略”：1995年7月出台的“欧中关系长期政策”和1998年3月出台的“与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根据这些文件，欧盟的对华政策有几重目标：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向一个建立在法治和尊重人权基础上的开放社会过渡；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包括将其带入世界贸易体制；支持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提供一个协调的环境以使欧盟对中国的援助更有效并提升欧盟的形象。
在具体实践中，欧盟对华政策是以积极支持中国的内部发展及其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为特点的。同时，欧盟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也采取了一种比较实用的方式，含蓄地强调了经济发展和人权改善的正面联系。近年来，尽管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欧盟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仍有大幅度的增长。到1999年之前，欧盟对华投资的平均增长水平达到了每年50亿美元；单在1999年就创下了220亿美元的记录。2000年5月19日，欧盟与中国最终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协议，并在2001年6月完成了其后的有关谈判。
总体上讲，欧盟对华政策大部分仍局限于经济领域。直到1994年，欧盟与中国的政治对话还仅限于每年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同时所举行的短期会晤。1994年中欧换文后，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的对话，并开始致力于建设亚欧会晤程序(Asia-Europe Meetings process)，1996年这一程序已在曼谷正式启动。在对话中，欧盟不仅强调了诸如核武器和能源、人权、环境、非法移民、贩毒等全球性问题，而且就朝鲜半岛、柬埔寨和中亚等一些地区性问题也发表了意见。1998年以来，两方之间的对话得到进一步加强。根据“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考虑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意愿”，欧盟与中国的政治对话应该“升级”。（注：Brussels,25、03、98,COM(1998)181 final.）其实，中国的这种意愿似乎是已被包括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内的主要大国所赞同。
在方式上，欧盟的问题是，它在政治上接触中国的逻辑受到其它大国行为的条件限制：欧盟希望，在政治层面对待中国时，它能和其它主要大国处于平等的地位。其它主要大国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已经和将会保持与欧盟同样的友好态度，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假定。可是，如果情况改变的话，也许欧盟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了。最近的变化是美国的态度。在短时期内，布什政府已设法解除了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公开鼓吹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高层会晤也不复存在。就如法国一位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所说的，一场新的冷战早已开始。
传统上讲，欧盟成员国认为中美关系的起伏是正常的国家间事务，是中美双方之间的事情，所以他们并不希望被深卷进去。但这次的形势却似乎很不一样，因为华盛顿正在改变太平洋地区在其战略中的优先地位，并正在为未来与中国的军事对抗进行认真的准备。尽管中国还没有被公开挂上“无赖国家”的标签，但很多人都明白，中国实际上已被华盛顿认定为“无赖国家”中的一员。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将会使中国的战略力量完全失灵。虽然在俄罗斯看来，导弹防御体系不过是一条“空中马奇诺防线”，但对北京来说，这却将成为一个“永久的空中炮舰外交站”。中国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开始一场重大的军备竞赛。
如果中美之间的持久对抗成为现实的话，欧盟将会面临何种选择呢？一方面，欧盟可能会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但是，即便没有美国的介入，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军事冲突也将会严重影响欧盟在这一地区的利益。1998年，台湾是欧盟的第15大出口市场，欧盟是台湾产品的第7大市场。（注：台湾经济预测者1998，欧盟，1999年9月30日。）同时，欧盟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而中国对欧盟来说则是紧随美国和日本之外的第三大非欧洲地区贸易伙伴。（注：欧洲共同体，欧盟与中国，透视，http://europa.eu.int/omm/external-relation/china/intro.）简言之，欧盟与中国大陆和台湾两方面的经济纽带相互结合，使得忽视台湾海峡一场可能的军事冲突对它来说将会付出太大的代价。
另一方面，即便欧盟决定介入台湾海峡，它也不会有太多建树，因为欧盟与中国之间并没有适当的政治体制基础让欧盟发挥影响。欧盟接受了北京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解释（英国对此只是表示了承认），同时呼吁“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分歧”。问题是，这种政策仍难以摆脱外交辞令的性质。欧盟与台湾虽然经济联系密切，但欧盟在台北并没有官方代表。而且，继近来马其顿改变其对华政策之后，梵蒂冈成为唯一一个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换句话说，整个欧洲地区对台湾缺乏一种政治杠杆作用，它对台湾的真正影响要视欧盟与中国大陆的双边关系而定。
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台北与北京之间的冲突将会把美国卷入其中。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政治实体，能够对刚愎自用、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施加有力的政治影响的话，那这个政治实体就是欧盟。许多欧盟成员国同时也是北约的成员。通过这个跨大西洋的桥梁，欧盟可以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单个的欧盟国家，如法国和德国，早已表示不赞同美国对于崛起中的中国的评价。德国总理施罗德早就提议，让中国加入八国组织，德国还成功地与台湾和大陆同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法国一直强烈反对美国积极推进建立的单极世界。但是，在中国问题上，欧盟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战略和全球观念。欧盟重新考虑并调整其对华政策，以适应目前状况的时刻可能已经到来了。
欧盟、俄罗斯和中国
欧盟要使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升级，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在欧亚大陆建立战略联系，俄罗斯正与中国结成紧密强大的伙伴关系。过去，欧盟并不特别留意熟为人知的“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因为显然这一关系是以反美，并进而反对北约为目标的。北约东扩和导弹防御计划促使原先的敌人联合起来共同建立密切的关系，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许多西方国家人士认定是不可能的。
诚然，在伙伴关系的表面之下，俄—中战略纽带仍十分脆弱。所以，认为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可能对此并不重视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首先，这种战略关系的界定太过狭窄，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机的组织联系。单凭共同反对美国霸权这一点，并不能使这一纽带永远得以维系。不仅如此，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两国贸易额仅为平均每年50亿美元，而且就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构成来看，大部分还是军工产品。第二，由于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锁定在华盛顿，相对较为狭窄，所以实际上只是一种美国行为的抵押品。比方说，与中国相比，俄罗斯较少担心导弹防御的冲击；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一直都存在相互妥协的可能。不但如此，在台湾海峡问题上，俄罗斯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让它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一场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最近所谓“上海五国”（现已改为上海六国）机制的发展正在改变欧亚政治格局。1996年，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发起了上海五国首脑会议。一开始，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抵抗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这方面，中亚地区的几个国家，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200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也加入到其中）有着共同的利益，它们在各自边界上采取了包括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等在内的相互信任的措施。2001年6月，在上海峰会上，上海六国组织正式改组为“上海合作组织”，六个国家提出建议，呼吁建立某种层次的政治和经济区域一体化；同时，会议的议题范围也得到扩展，例如，会议建立了常设的决策制定机制，军事合作范围也得到了确立。
这一进展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国和俄罗斯第一次开始共同致力于一个地区合作进程。而且，上海合作组织所涉及的人口数量达到了15亿，这相当于世界人口总量的1/4。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俄—中关系开始具备了真正的组织联系。不但如此，上海合作组织的成败也将不再受美国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仍非常有限，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运作也不再以反美为基础。随着其外交关系多边化的发展，中国将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奉行一项和平的外交政策。上海合作组织不仅会改变中国传统行为，而且会改变中国的国家安全观。
欧盟是一个一体化进程的成功先例。对欧盟来说，鼓励和帮助上海合作组织成功实现其长期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俄罗斯已经不再一味地受传统内向型的“欧亚混合体”的影响，恰恰相反，俄罗斯最近几年已经为欧亚大陆的互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欧盟与上海合作组织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欧盟对俄的共同战略为俄罗斯在西方边境提供了强烈的安全感，而上海合作组织则有希望确保俄罗斯在东方的和平。在欧—俄—中三角关系中，唯一缺少的就是欧盟与中国的组织联系。如果没有欧亚大陆上几个最成功的经济实体的决定性投入，一个强大而稳固的欧亚桥梁就不会持久。戴高乐将军曾梦想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今天，建立一个跨越大西洋和上海的和平欧亚大陆的机会已经出现。
结论：共同对华战略？
广义上来说，今天在欧盟与中国之间没有什么争议可能会引起一场激烈的对抗。当然，在对待台湾问题的态度上，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比起那些与中国并没有多少贸易联系的欧盟国家来，与中国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更少关注人权和民主价值问题。不过，欧盟接受“一个中国”，它的这个基本原则是不可能改变的，这就意味着，在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将会非常稳定。因此，对欧盟来说，这是一个思考对华长期战略的绝佳时机。
但是，现在确立一个欧盟对华共同战略是否必要呢？事实上，欧盟必须考虑到其宽泛的地缘战略利益。由于当前东亚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欧盟应利用共同战略的方式来表明它所关注的问题当中的三个因素。首先，欧盟应该承认，温和中国的崛起在其政策当中占有优先的地位，欧盟在与中国接近的过程中已经遵循了这一点。欧盟并没有看到华盛顿所形容的真正的“中国威胁”，这一点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且，在全球化时代，欧盟也已经不能将它在欧洲和亚洲的利益分离开来了。
第二，从逻辑上讲，华盛顿在同中国的交往中无法把两者紧密的经济联系与战略联系永远分开。除非美国决定像在冷战早期一样对中国发动全面的经济战，否则，华盛顿只会恢复与北京的某种战略合作。因此，欧盟坚持接触中国的立场从长远来看必将胜出。而且，由于单凭欧盟一己之力难以扭转美国不断增强的单边主义倾向，所以对它来说，要在建立一个稳定的多极国际体系过程中扮演独立的角色，一条强有力的欧亚关系纽带将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台湾海峡仍是世界热点问题。美国放弃了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模糊战略”，但这也许并不会像布什政府宣称的那样引导出战略明晰的结果。在台湾问题上的失算可能源于这一问题所涉及的三个力量。既然华盛顿的政策旨在支持台湾的独立倾向，北京就可能会确信有必要对台湾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华盛顿可能低估了北京对抗美国第七舰队的决心，同时又夸大了中国在激烈的军事抵抗中可能会退缩的意愿。如果美国提供包括战区导弹防御在内的军事体系来保证台湾安全，台独运动势必会加强。因此，欧盟必须明确表明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台独举动的立场。只要华盛顿将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它与北京的交流渠道就不会可靠和有效。而欧盟作为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值得信赖的传话者则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欧盟对华共同战略需要新思想和新方式。目前的欧盟—中国峰会机制还远远不够。例如，在欧盟和中国之间需要建立经常性的部长级政治工作组；欧盟也可以制定一项对华军事交流计划。华盛顿认为，军事只对中国有利，事实却恰好相反，与中国进行积极的军事和战略交流将会提高对中国军事和战略机制的理解，否则的话，这一机制对其他国家来说将永远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谜团。
总之，欧盟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去建立超越狭隘地区利益的共同外交政策，并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欧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成功地挑战了布什政府否定金大中总统“阳光外交”的政策。而且，欧盟在东帝汶维和过程当中也表现积极。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所奉行的单极世界是没有生根机会的；我们仍生活在多极的国际体系当中，在这里，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仍然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华盛顿的一些外交政策精英以外，没有人相信单极世界当中固有的利益。对那些已经开始相信区域一体化是维持和平与繁荣的最有效途径的国家来说，欧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也许，欧盟的方略已经描绘了一个稳定的多极世界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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