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在传统的阿Q主义泥淖——对冯骥才鲁迅批评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鲁迅论文,泥淖论文,主义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纯文学”期刊《收获》今年第2期上读到了王朔和冯骥才的鲁迅批评文章。
我从来认为，对王朔的批评是用不着当真的。别看他架子拉得挺开，不断大声地向手心吐唾液，但真正出起“拳”来，却伤害不了对手半根毫毛，更别说对象是鲁迅。王朔的批评总让我想起酒桌上那些愤世嫉俗的社会批评家，他们的语调本身实际上正在解构着这种批评，并为自己的同流合污做着舆论准备。王朔的批评话语也在不断地解构着他自己的批评，但他的目的倒不甚鄙下，无非是要借此吸引舆论聚焦以重塑或巩固自己的文坛顽主地位罢了——谁让王朔的小说不及以前了呢？
但冯骥才的鲁迅批评则不同了。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种批评，它贩卖的是某些新锐批评家的思想，尽管它出自并不新锐的冯骥才先生之手。批评冯骥才的鲁迅批评却极不容易，因为他并不像新锐批评家那样锋芒毕露。熟稔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冯先生，其批评像太极拳手一样，很讲内功，在每次出手后面的“但是”中，冯先生不断称赞“鲁迅是充满责任的作家……他压给自己的使命是剪断古老的精神锁链，唤醒世人迟钝的心，催动国民的自审与自奋。”“他的偏激具有某种时代合理性”，“这个西方人的东方观一直糊里糊涂延续至今的过错，并不在鲁迅身上，而是在我们把鲁迅的神化上”……如此云手般地左推右防，不断地显示着冯先生论述的公允，以及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崇敬与爱护。但实际上，他的数次击掌都是奔着致命处去的，这就是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批判。
冯先生对鲁迅成就的理解是准确的。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思想上，鲁迅的成就集中在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上。冯先生将鲁迅所批评的国民人格形象称为“文化人”：“鲁迅是第一个创造性地使用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感受、认识、分析和批判生活，然后升华出这种独特的‘文化人’来”。这里用“第一”，显然是对鲁迅的肯定，然而——“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这些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最热衷的话题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它成了西方人东方观的根本与由来。……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请看，就这样一个“然而”，鲁迅的伟大便给锉平了许多。尽管接下来又有不少“但是”来做匡正，但就在这匡正过程中，冯先生又给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这样一来，鲁迅不仅“伟大”不起来，简直是有罪了，而且罪不可赦：因为“我们太折服他的国民性批判了，太钦佩他那些独有‘文化人’形象的创造了，以致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一看国民性后面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您瞧，鲁迅不仅是传教士“话语”的传声筒，甚至成了传教士及其“西方中心主义”、“东方观”的保护神了。我等钦服鲁迅的知识“小众”中毒深莫大焉！应该感激冯骥才先生才是，是他及时地在20世纪末挑明这几乎蒙蔽人们一个世纪的文化误读——尽管责任不在鲁迅，而在我们自己。
且悬置那些“但是”吧，需要认真对待并反思的是冯先生的结论。因为对受鲁迅“蒙蔽”的我们来说，冯先生也是一个“他者”；对“他者”批评的一概拒绝，如同讳疾忌医的病人一样，是很危险的。于是，我便从一位鲁学家朋友那里借来了那本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著《中国人的素质》（即鲁迅所说的《支那人的气质》，当时的作者翻译为史密斯），并很认真地阅读了一遍。
一
真是惭愧得很，这一读不要紧，我不仅没感觉到冯先生所说的作者那“高傲”的神态或“对中国‘人种’的贬损”，反而时不时地拍案叫绝——这《素质》对我竟有提神醒脑、排疑解惑之功效！明恩溥教士，真是个“明士”，他给我补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国民素质教育课，既修正了我近些年的某些自认为新锐的观点，又加深了我对当下中国国民性的认识。譬如，百年中国，本应以改良为主，这是近年来我曾认同的观点。但读了《素质》，我明白了，这改良对19世纪末的中国来说，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满清的政府官员，都在逐级玩弄阳奉而阴不为的游戏，政令传到基层时，早已经失效了。“这就是‘改良’，规模常常很大，比如一次一次地下令限制鸦片的销售与种植，其结果却是众所周知的”的原因。这样无效的官僚系统，能指望它来推行新政吗？这种无效，倒不单纯是政体的腐败，它也与官僚们的素质相关。明教士将这种素质归结为中国人的“柔顺与固执”。这种概括是否准确，可以讨论，但它却确实存在着，因为今天我们依然看得见它的影子。笔者在生活中便常常被国人这种素质搞得焦头烂额，没了脾气。譬如装修房子，领着木匠去邻居家看人家如何如何，他和你说懂了，没问题。但一做，就不对了。你说不对了，他还说没问题，人家就是这样。于是，再领着去邻居家看，再回到自己家来对比。如此数回。他才承认是走样了。但他会找出理由来，说如此这般是为你好，邻居家的不好等等。沿袭传统、固守经验、抱残守缺、自以为是，许多国人今天尚且如此，何况百年前！于是，我理解了鲁迅的激进“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动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坟》《娜拉走后怎样》）。无论是鲁迅的批评源自明教士也罢，还是“英雄所见略同”也罢，总之，明教士说的没错，起码，我服。
明教士在《素质》中涉及的“素质”缺点还有许多。其中有些纯粹属于贫穷造成的习惯，像中国农民省吃俭用，饿着肚子步行几十里也要回家吃饭之类，今天可能已经消失了，那不属于“根性”。有些属于国人缺少科学思维造成的习惯，譬如表达不清晰之类，今天仍不少见，包括一些学术会上，总有些教授在限定时间内的发言让人一头雾水，搞得听众不知是否该鼓掌。但这类“素质”并不大伤民族自尊。而有些既属于“根性”，又涉及民族自尊的“素质”，今天依然存在，却极容易触动国人的神经，并引起反感。所谓国人好“面子”就是一例。正因为好“面子”，所以，中国人不愿意揭露自己丑陋的一面，更不愿意让别人特别是外国人看到和揭露自己丑陋的一面。私下推断，冯先生对《素质》的抵触，便有这“面子”心理在作祟。中国人之间往往难以就事论事、就理说理，中国政治家难以纳谏，中国文人经不起批评，背后都与“面子”相关，因为一旦被批评，在对手或臣民或学生面前输了理，便失去了面子。梁漱溟的幼稚就在这里。直至今天，在我们的学术批评中，要么是给对方面子，一味吹捧，然后期待对方还给自己面子；要么是让对方没面子，恶意揭露，然后洋洋得意地看对方如何疗治那些“硬伤”！这种“面子”心理，甚至存在于自认为人文思想进步的学人身上，余秋雨先生就是典型一例。有人抓住余秋雨在“文革”中的行为不放，要求余忏悔。余应不应当忏悔，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但余在“文革”中的实际表现，却是个事实确证问题。余秋雨自认为清白，但却拒绝回答后一个问题，并以这样一段妙论做辩护：我肯定是没有尾巴的；但有人让我当众脱下裤子验证，这个过程本身是不能接受的。余秋雨这个比喻太生动了，生动之处在于，他将辨明事实的过程，视为当众脱裤子；何为脱裤子？就是大掉面子！这表明余秋雨在思想深处对丢“面子”的恐惧。由此可见，即便中国学者真能忏悔，如果要达到卢梭的水平，我想，还得再过100年；今天那些互让对方忏悔的举动，不过是一种文人间争面子保面子的炒作而已，并没有多少真正的人文价值。
直面今日现实，再看看百年前明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我们是该肃然起敬呢？还是该义愤填膺？我想应该是前者而非后者。这就是我站在鲁迅一边，赞赏《素质》的原因。
二
但鲁迅与明恩溥却不能同日而语。乍看冯先生的文章，我曾吓了一小跳——难道鲁迅也如当代某些著名学者那样，将外文理论资源藏在桌下，用编译充塞著述，借以吓唬自己的同胞？但一翻《素质》附录，我便释然了：鲁迅明明白白在肯定并推荐《素质》，他丝毫没掖藏《素质》的意思。实际上，冯先生所说的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自传教士是并不准确的，因为在20世纪初，批判和改造国民性早已不是什么新话题了，严复、梁启超等“启蒙”学者，已经提出“开民智、新民德”口号，并有《新民说》问世了，鲁迅只是“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而已。整个新文学运动，就是从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开始的，但这并不影响鲁迅的文学成就。就像冯骥才先生《三寸金莲》的批判主题虽来自新文化传统但并不影响他的文学成就一样。作为文学家鲁迅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一般性地或描述性地批判国民性，而在于他将深邃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熔铸在鲜明的文学典型（包括杂文形象）身上，既为后人所难以企及，又具有“永久”的现实认识与审美价值。鲁迅决不是尘封在历史中或摆放在文学博物馆中的经典作家，而总是以“现代时”存活着，这在世界文学史中也是不多见的。王朔们不理解：就凭“一堆杂文几个短篇”鲁迅就“文豪”？问题是，就在鲁迅这一堆杂文几个短篇中，便能随处找到当代国人的影子，找到王朔等当代“名人”的影子。这就叫伟大。如果拼（凑）上几千万，就是文豪，那眼下中国的文豪太多了。已经看得见的结论是，百年后的中国人恐怕还得读鲁迅，但却不知道今天的王朔们了。因此，笔者窃认为，对当代中国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如冯先生所说，要避开那种将民族文化特征提升为“人物性格”的路径，以免成为“鲁迅仿制品”的问题，而是当代作家的笔力与思力（恕借用一个新锐概念）不逮，难以达到鲁迅高度的问题。
其实，对鲁迅来说，是不是文豪并不重要，他的意义从来不是纯文学的，而是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鲁迅，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铸者。鲁迅所批判的不仅是那一种制度那一个阶级那一派文化现象，而是在几千年封建文化“酱缸”浸泡中、在近百年半殖民地政治“囚笼”扭曲中霉变的畸形的民族灵魂。鲁迅耗其毕生精力铸造国人的灵魂，他自己也成为我们民族的不朽灵魂。鲁迅是不能躺着读的。每次重读鲁迅，我都时时如针芒在背，为自己的灵魂所承受着的拷问。中国知识分子都应经受鲁迅的拷问——因为鲁迅本人已经千百遍地拷问过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我也不同意王蒙先生的意见：中国有一个鲁迅就足够了。如果百年中国，能有十个、二十个鲁迅，那是我们民族的大幸！当然，这之中有客观的悲剧因素。冯先生说，“鲁迅在‘文革’也一样走红”，那是偷换概念，鲁迅的著作与思想和鲁迅本人不是一回事。历史的事实是，在“鲁迅”“走红”的同时，鲁迅所有的战友、学生、朋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清除”出了文坛。而鲁迅如果活着，我想，在延安时代，难免就要“运交华盖”，因为在当时，“鲁迅笔法”便被明确否定批判了。而如大家所知道的，鲁迅生前便用“鲁迅笔法”毫不留情地向“极左”路线开火了。鲁迅对“极左”路线之深恶痛绝，绝不亚于他对资本家“乏走狗”的批判。既然如此，他怎能如郭老那样一路走红数十年呢？
这就涉及到鲁迅执着但不偏颇的思想境界。很多人被鲁迅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所折服，也因此对鲁迅产生种种误解。然而，在鲁迅执着批判精神的背后，他的的尺度却是从不偏差的。自从李泽厚先生提出现代中国“启蒙”“救亡”“两重主题”（笔者认为，百年中国应是“三重主题”，除思想启蒙、民族救亡外，还有经济振兴）变奏以来，很多学者便认为这“两重主题”是一种“悖论”，难以兼容，并以此为种种文学的文化的畸形或偏激现象作注。但在鲁迅那里，这种“悖论”并不存在。鲁迅既彻底地反封建主义，也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既站在民主进步立场上与国粹主义坚决斗争，也站在民族解放立场上与卖国主义坚决斗争。这样，鲁迅生前就受到来自两方或三方（有时还有“革命阵营”内部“左派”）的火力攻击。冯骥才先生的批评显然不属于新观点，只不过他打出了时髦旗号而已。
三
应当说，冯先生扣给鲁迅先生的“东方观”、“西方中心主义”大帽子是很唬人的，因为它操作的是“后殖民批评”的学术话语，既唬人，又似乎言之成理。于是，我们便不得不专门做些解读和研究。
所谓“东方观”，是美裔巴勒斯坦学者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概念。赛义德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它诞生在殖民地时代，是西方“东方学”者用殖民话语建构的有关东方学问。由这种经西方价值观过滤的“东方学”所形成的西方人的“东方观”，在许多方面是脱离和歪曲东方实际的，甚至是一副神秘化、妖魔化东方的有色眼镜。不必讳言，这种“有色眼镜”式的“东方学”是存在的，有些西方人至今仍带着它看东方、看中国。如果说在殖民地时代这种“东方学”是西方殖民者政治统治东方的工具的话，那么，在后殖民时代，它则成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东方国家当然应当警惕和反对这种“东方学”、“东方观”和“东方主义”，这是后殖民批评的合理内容。对此，我想是不该有异议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批评所谓“东方学”的“后殖民”学者本身，大都是已经置身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美籍著名教授，并在享受着西方“后现代”文明果实和文化特权，与我们思考问题的立场角度并不相同。这种“后殖民”批评的本身，就是一种来自“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难免就要误读，丧失警惕，甚至真正上了后殖民主义的当。因此，我们站在自己民族立场上，面向新的世纪，对这种引进中国的“东方学”的批判必须有所分析，包括事实分析、价值分析和方法分析，不能形而上学，更不能跟着起哄。
首先，进行事实分析。冯先生所操作的后殖民批评逻辑是这样的：凡是西方人写的有关东方的著述，都包含着轻蔑东方内容的“东方观”，都在宣扬“西方中心主义”。谁要赞赏这类著述，就是认同“东方观”，肯定“西方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当然是错误的，但错误并不在推理本身，而是其前提是违背事实不能成立的。因为并非所有西方人有关东方的著述，都属于这种带着殖民者有色眼镜的“东方学”、不能认为这些著述中所描述的东方落后事实都是西方学者臆造的虚幻存在、都是“东方观”的表现。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儿.M.J.费彻尔所批评的：赛义德的《东方学》“不承认西方人除了统治支配他人之外还有可能怀有别的目的与动机，不承认在表达方式问题上西方人内部存在分歧……”（《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998年版）但深究起来，西方的多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是仰慕崇拜的，包括早期一些传教士。因此，如果以汉学为东方学的蓝本，赛义德的《东方学》是违反事实的。当然，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著作肯定有，这如同我们“文”革期间也有“妖魔化”西方的著作一样。但就整体而言，所谓中国传教士妖魔化中国的普遍存在于西方的“（中国）东方学”是中国后殖民批评者的臆造，像赛义德就没提到一本中国传教士的著述。
其次，进行价值分析。西方的“汉学”不等于赛义德特指的“东方学”，这是事实，但在西方的汉学著作中，包括明教士著作的《素质》中含有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暴露性描写，这同样是事实。我们不必讳言这种事实的存在，也不必讳言在这种描写背后西方人那“高傲”的姿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因为这些劣根性的事实描写丢掉了中国的面子，所以像咱阿Q老兄那样讳疤忌亮并义愤填膺呢？还是正视这些劣根性事实的存在而积极疗治呢？这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选择的问题。站在科学文明进步立场上，每个真正热爱中华民族的人文学者，必然要正视、否定并积极疗救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因为它是负价值存在。正因如此，鲁迅才说出这样的话：“凡有来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坟》《灯下漫笔》）也正因如此，鲁迅生前多次提及并肯定《素质》，并在临终前十几天，还在希望有人能翻译这本《素质》，以求得民族的自省与变革。遗憾的是，几乎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还有人阿Q主义地讳疾忌医，他们将自己头上的癞疤藏在国粹主义头巾下，一听到涉及“光”“亮”的话语就急！就拿什么“主义”封住人家的嘴！
最后，是方法论的反思。尽管冯先生是“文革”的坚定反对者，但遗憾的是，他的批评方法却使我想起那著名的“反对”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就反对”，这是前改革时期中国“极左”罪恶之方法论渊薮。其实，任何人（群体）之间都不存在这种价值取向绝对对立的情况。我们不能认为凡是西方传教士所揭露批评我们民族劣根性都是别有用心，凡是认同这种批评的都是“西方中心主义”。如果说，百年前这种绝对化的“东”、“西”“主义”“体用”之争，还在所难免的话，今天，它早已被实践解构了——当代中国已向世界、向西方文明敞开了大门。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要步入现代文明，便必须虚心向西方文明学习。汤因比指出，世界上曾有20多种文明，但最终大都衰败消亡了。而以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所谓“西方文明”，实际上是集古代东西方文明之大成。它之成为今日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文明财富，是人类诸文明长期“生存竞争”过程的历史优化选择的结果，因为它含有人类能动认识自身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诸多科学内涵和“要素”。马克思主义就是源自这一文明的优秀科学成果。认同这样的文明，包括选择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并不是羞耻之事。尽管西方也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霸权主义”，但那与西方文明或文化所包含的诸如理性、科学、人本、民主等等“话语”并不是一回事。因此，如果硬要把鲁迅塞进“西方中心主义”，那百年中国的仁人志士，统统都是“西方中心主义”！正是在这些主张开放的民族精英的率领下，今日中国才乘着科学文明的“西风”大步走向世界，迈入现代文明强国之列，中华民族才得以洗净身上的百年历史屈辱！
其实，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人，往往有个阿Q式的“东方中心主义”在那里作祟，一听某位西方人说世界史要改写，要以中国为中心，就眉飞色舞，就想赶紧将咱们的“天人合一”送出去，以使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恢复“东方中心”。但客观现实是，如果不学习西方文明、不认同源自西方的国际标准规则（包括加入WTO），而是夜郎自大、抱残守缺，满足于落后并甘心用这种落后去为所谓“东方学”作注的话，那别说“中国中心”了，我们中华民族能否存在还是问题呢！民族之不存在、文明之不在，还有什么“主义”可言呢？因此，是鲁迅陷入西方的东方主义文化陷阱，还是冯先生落入传统的阿Q主义泥沼，读者自有明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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