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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伴随世界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是跨国公司发动，国际经济组织推波助澜的一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浪潮，是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的经济结构跨国调整和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崭新过程。
从总体上看，全球化有利于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并给所有国家提供发展的机会，有利于把世界经济“蛋糕”做大并给所有国家带来更多的福祉。但是，从局部来看，这种利益分配并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占有优势，它们主导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是最大的受益者。
首先，贸易自由化会极大地促进发达国家出口增加和收入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估计，乌拉圭回合协议实施后，到2005年，世界货物出口将增长23.5%，收入将增长5100亿美元。其中，美国货物出口将增长21.7%，欧盟增长19.4%，日本增长18.3%，加拿大增长16.6%。欧盟和美国的收入增长额最高，分别为1224亿美元和1161亿美元。从1994到1998年， 美国出口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经济增长的1／3来自对国外的销售，出口为美国创造了1100万个就业机会。
其次，投资自由化为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扫清了障碍，刺激对外投资的大规模增加，跨国公司利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廉价资源，进行全球化生产，获取高额利润，汇回利润成为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
发展中国家利用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分享贸易投资自由化，获得过去难以得到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本、市场、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实现经济“赶超”的梦想。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研究报告表明，1983—1994年的10年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东亚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年均2%的经济增长速度， 东亚以外的其他快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取得年均1.5%的经济增长率。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大发展、产业大转移、资本大流动和技术大外溢，对于发展中国家弥补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应该说，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插上了摆脱落后，实现腾飞的翅膀。
然而，世上从来没有“免费午餐”，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柄“双刃剑”，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给世界各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世界各国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获益匪浅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没有遮拦”的金融危机“病毒感染”而恐慌，更不得不为国际资本流动导致的跨国公司的“工业主权”强大和失去控制而烦恼。正像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奈克指出：“把企业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越多，各国政府向它们发布指令、进行监督的权力越小”，所以国家可以向企业发号施令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传统的国民经济即将终结。“国家变得可以被人任意敲诈勒索，如果康采恩提出要求，它们会获得补贴或税收的照顾优惠；否则的话，它们就要迁往邻国。”“世界各国眼睁睁地看着权力渐渐落到这些‘国际玩家’手中。”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更是严峻。由于这些国家大多缺乏资本和技术，而又想摆脱贫困，实现赶超。“求资若渴”又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急于开放市场，允许外国产品和跨国资本长驱直入。结果，桀骜不驯的国际炒家来了，他们疯狂投机外汇市场，操纵股市，扰乱金融秩序，制造社会动荡。难怪马来西亚一位前副总理惊叹，“索罗斯使40年如一日，一直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毁于一旦。”
面对渴望“脱贫”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动辄以阻碍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为要挟，迫使东道国政府为其在当地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创造便利，有时甚至搬出了母国政府，抵制和对抗发展中的东道国对其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干预与规制。而发展中国家面对强大的跨国公司不得不退让和妥协。对此德国有些学者尖锐指出：“发展中国家把自己出卖给了跨国康采恩：为了吸引外国资本而保持着很低的生产成本。应该受到国家政权和法律保护的工会遭到禁止，劳动保护也变得困难。”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这支强大力量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世界。康采恩公司推动着这场越来越快的变化，民族国家束手无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控制这些真正的‘全球赌徒’的权力。”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二十几年的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面对进程越来越快的经济全球化，我们不可能置身其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视它、研究它、利用它”。
正视它，是因为20多年的对外开放不仅把中国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使中国从中受到很大裨益。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总成果，70年代末期以来，大量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不仅弥补了国内资本、技术和制度缺口，促进了中国的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而且促使中国经济摆脱了停滞、徘徊的状态，迅速走上快速高效发展的轨道，进而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最快、人民获得实惠最多、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的繁荣时期。1999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36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其中出口总额为19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1%。两项指标分别为1980年的9.46倍和10.8倍。199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8万亿元，达到82054亿元，是1980年的18.2倍。199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60美元，是1980年的3倍。
研究它，则是研究全球化浪潮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哪些挑战与机遇。在封闭国门和高关税的保护下，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并不知多少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和险恶。与世界隔离使中国的产品“奇货可居”，把物美价廉的“洋货”拒之门外；与世界隔离使中国企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与世界隔离使中国民族工业“老牛拉破车”，机器设备、技术工艺落后，如此等等，面对跨国公司强强联合“群雄逐鹿”全球市场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以什么去应对？中国的企业该怎么办？面对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和技术不断升级，中国目前业已形成的“小、散、低、同”的经济结构应该如何改造？面对知识经济的来临和“新经济”的出现，中国该如何迎头赶上？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面对如“毒蛇猛兽”般的金融市场“病毒”或“艾滋病”，中国的金融系统怎样应对？面对国际竞争和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失业问题，中国的“减震机制”准备好了吗？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和国家安全的影响，政府如何应对等等。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与对待。
利用它，是讲全球化为中国营造了更广阔的出口和引进外资的空间，使中国经济增长获得更加强劲的动力。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彻底摆脱了“短缺经济”的约束，开始面临“过剩经济”的困扰。因此，扩大有效需求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是“有效需求”从何而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是消费、二是投资、三是出口。而仔细推敲，这三大需求中有两大需求是直接与世界经济相关。中国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使单边或简单的双边贸易转变成“多边贸易”，不断拓展出口空间，扩大出口需求，有利于直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广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可以直接扩大投资需求，而且通过跨国公司的“一揽子”投资，引进更多、更先进的技术，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同时这两方面对增加消费需求还会产生巨大的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