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背景下的身体与自我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体论文,自我论文,社会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2)04-0016-06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个体的自我认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会有怀疑、焦虑等情绪体验,这是在告别传统社会稳定、统一的意义系统之后人们不得不要面对的困境。自我认同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课题,而是与宏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类型紧密联系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框架下专门论述了社会个体自我认同的新机制以及面临的各类考验,揭示了全球现代性制度与社会个体内部体验之间的逻辑联系,强调了现代性的个人内在性[1]。
现代社会亦是一个消费社会。王宁教授探讨了消费对于认同的意义,认为消费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它既是用于建构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表达的符号和象征。在多种生存方式和消费方式并存的情况下,人们选择这种而非那种生存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认同所决定的,人们的认同和人们的消费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面对商品经济世界,“我”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是由“我”对“我(们)是谁”的看法所决定的,实际上体现和贯彻了“我”对自己的看法、定位和评价,以及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接受[2]。
随着社会个体自我认同危机的加剧,身体在现代社会亦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域中,成为人们自我反思与自我建构的重要部分。不少研究者都同意将身体区分为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并且强调身体的社会塑造特征,两种身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转化主要是通过赋予物理身体充满社会意义的象征而实现[3]。很显然,在消费社会背景下,身体的社会属性和符号价值日益突出。安东尼·吉登斯指出,身体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身体与自我认同有着特殊的关联,在高度现代性的后传统的环境中,身体直接参与到建构自我的原则之中[1]。
鉴于消费与身体均与自我认同高度关联,因此,身体在现代社会的消费活动中也有着特殊的意义,身体的价值被消费主义充分发掘,越来越成为消费活动的重要对象和媒介。加拿大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展示了多维度的身体形态,其中就涉及消费领域的身体形态[4]。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非常重视身体的意义,他所说的“习性”更多地是指身体的实践方式,而消费实践中的“品味”既是习性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可以将其归为文化资本[5]。与此同时,布迪厄也揭示了包括“品味”在内的习性是一种无意识的建构,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借由符号暴力建构起人们默认的集体信念,从而将他们的主流观念合法化。那些社会统治的符号暴力正是通过肉体化为行动者的信念,从而隐去了它们的暴力的实质[6]。
由此可见,消费、身体、自我认同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高度关联的三个议题,社会学均已把这三类现象作为有价值的社会事实来加以探讨,并产生了颇有见地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把这三者串联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亦是十分有必要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而这种尝试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二、自我认同框架中的身体
自我认同是社会个体长期栖身于他所熟悉的生活世界而产生的对自身和环境的认知、体验和认可,这体现了社会个体对于环境的适应状态,是一种恒定、连贯的心理感受。尽管自我认同是一种心理过程,但其机制却是社会性的,其本质就是对自我身份、角色的理解与接受。它是在特定意义系统下社会个体对自身意义与价值的判定,并以此为基点开展社会实践。因此,社会个体的自我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自我认同降低了社会个体对于环境和自身的陌生感和无常感,获得认知上的可控感和恒常感,为社会个体建构一种一贯如常的生活模式,以及应对生活环境和生活事件的认知图式。另外,自我认同包含了社会个体对自身角色和价值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尊感和存在感,并最大限度地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
身体是社会个体的生物性基础,它给定了人们的基本类属,是自我意识的起点。身体对于个人而言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于是和自我意识不可分割,自我的存在基于肉体的存在,而角色和个性的展现往往也要借助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所谓的“身体技术”来进行。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夫曼在研究人类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时,不可避免地论及了身体在“印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借助对身体的规则化控制,一个稳定而充满意义的自我才得以呈现。而任何身体上的缺陷都会超出其物理属性而在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中被重新解读,并附上某种标签或污名,其中产生的压力会对身体缺陷者的自我认同构成挑战。
我们知道,当人们的自我认同处于正常状态时,身体及其周围的存在物均被置于自然而然的态度之下,在惯例性的实践中,这些存在物通常是被忽略的,内化于身体之中的习性恰恰搁置了实践主体的身体。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身体在日常生活的活动中是隐而不现的,是非课题化生活世界的一部分,除非是出现了疾患或者置身于异族群时,身体才会进入日常视域。然而,现代社会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身体越来越被课题化,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与身体有关的实践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在实质上,身体仅仅是意义世界作用于社会个体的重要媒介,身体被频频拉入人们的日常视域,倒不是身体本身具有了新的属性或功能,而是日常世界的意义系统维持和拓殖的需要所致。这就证明,自我认同的意义系统在内容和功能上出现了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危机,而身体开发则成为了弥补这一功能缺陷的重要手段。所以也可以说,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凸显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人自我认同的困境。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身体功能和意义比较单一,主要承担着生产劳动、物质资料消费以及人的再生产等基本功能;在统一的、稳定的、强大的文化体系中,人们对自我有着比较明确的理解和高度的认同,无需作出太多的反思。身体总体上是一种需要控制和约束的对象,遏制身体欲望和身体文化的滋生是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需要,而现代社会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本质上是对原有文化体系功能弱化的一种填充。当原有文化体系在维持人们信仰、指导人们行动方面的功能弱化时,人们的自我认同也失去了稳定可靠的参照系,现代人的空虚感、无力感则成为一种常态。此时消费主义文化则给予了社会个体最直接的关怀,它克服了神圣文化的宏大、遥远的特点,用最通俗最简单的方式帮助人们追求快乐幸福的永恒目标。因此,消费主义适时的“乘虚而入”是情势使然。
身体是消费主义体现个体关怀的重要媒介之一。消费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衍生,它主张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体,自主地管理和规划自己的身体,要充分地关怀和满足身体的欲望,充分地发掘和推崇身体对于自我的积极意义。集体文化的衰落使得社会个体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进行反思以保持自我认同,对“生活风格”的规划和选择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而身体规划是社会个体生活风格的重要表现形式,身体规划本质上是在给社会个体创设一种新的意义,使之从中感受和表现自我。
三、消费主义对身体意义的拓殖
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不断为身体拓殖新的想象空间,开发其新的潜能和价值,制造新的身体意象,并与自我的意义与价值联系起来,于是身体与自我认同之间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建立起了全方位的联系。人们对身体的修饰与改造投入了空前的精力、财力与热情,从服饰的选择到健身、美容等等,这方面的活动已经到了无微不至、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而围绕身体的消费活动之所以能够普及,成为某阶段的风潮,证明消费主义是具有一定的强制力的,它俨然成为了一种集体信念,为特定的人群所推崇和倚赖,成为标识自我的参照体系。
现代社会的城市化和世俗化进程导致人们生活共同体和集体文化的衰落,社会个体生活体验的负面感受之一便是身份意识模糊和意义缺失,消费主义则给人们制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社会个体在集体信念指导下进行的理想化的自我设计,从中寻找自我的意义。消费文化实质上是在通过商品所附加的意义与价值来划分各类社会群体(包括社会阶层),通过各类消费行为,即便是同样种群的躯体也可以划分出优雅和粗俗、健康与病态、美丽与丑陋、青春与衰老等状态。在自我认同更加困难的社会,人们很容易根据这些身体消费导向来对号入座,把自己归于某种自己所偏好的群体。消费者和开发商共同建构理想化的身体样态,这就为无力建构自我的现代人设定好了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自我意象,促使人们在各种风潮中选择适合自己的群体类型,把自己与某种型态对照起来,通过这种类化来促进自我认同。
因此,消费行为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消费在现代社会成为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化和集体化力量,成为社会控制的柔性手段。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生活规范,导致人们行为的一致性,否则人们无法形成社会认同,确定自己所属的群体或阶层,而社会认同是自我认同的重要基础。从众是社会认同的重要心理机制,从众是“因真实或想象的群体压力而导致的、行为和信念向群体靠近的过程”,它强调行为的共享性和规定性[7]。身体时尚的本质便是从众现象,它需要某个群体的集体信念作为支撑,社会个体一旦在某种群体中寻找认同感,也就意味着把该群体的集体信念作为自我认同的主要参照系。这种借助外部修饰所形成的象征性群体在初级群体衰落的时代部分地承担着集体表象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社会认同,并在此基础上规定着个体的角色和意义。例如“年轻态”、“健康态”、“女人味”、“男人味”等身体意象一旦被特定群体的多数人所推崇,便成为评判社会个体状态好坏的重要尺度。一旦有人明显不符合其基本规范和标准,便容易被划入落伍的异类,社会个体自身也会产生与其他人的疏离感和孤立感,造成自我认同的焦虑。
消费行为在维持基本类属的基础上也兴起了个人主义的思潮。例如同样是在追求品牌服装,不同个体却会选择不同的样式风格来包装自我,当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去发掘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个人主义是在集体主义被搁置的基础上兴起的,摆脱集体主义的控制给社会个体更大的解放空间,却也造成了他们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缺失,于是对个人本身意义和价值的张扬是对这种缺失的一种补偿。因为个体的意义与价值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得不到彰显,所以,只好围绕个体本身来建构各种意义以保持其存在感,而消费主义则是目前能够体现这些意义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消费主义正当性的最重要基础就是身体欲望开发与满足的正当性。感官享受曾经是受到批判和压制的,而在当代社会,开发商和广告商们则在为如何刺激人们的欲望殚心竭虑,人们也在不断寻找新的刺激来填补空虚的精神生活。
对身体任何形式的修饰与规划,本质上都是在探寻和推行一种新的对自我的诠释。服饰的设计、形体的塑造、健身类游戏的设计、身体潜能的开发等等,均是在创造一种理想化的自我。这是在集体文化对自我的规定弱化之后,对自我认同的反思性探索,人们在各类消费活动中不断开拓对自我新的体验或释义的空间。例如体育运动的参与,体现了人们对自身身体力量、速度、灵敏性、协调性的审视与欣赏,挑战各类极限与技巧的体验不仅仅是在寻求刺激或愉悦,也是在体验一种在特定意义体系中形成的理想化的自我,特别是体育运动的商业化操作更是各类时尚的制造过程,以此不断开拓自我展示的新层面。大多数体育运动项目最初只是一种简单的游戏或运动,经过现代社会的商业化运作形成了布迪厄所说的“场域”,运动员、管理层、媒体、体育用品制造商等组成了利益圈,并在共同创造一种集体信念,持续地开发某类项目的魅力让体育迷为之疯狂。人们在欣赏比赛、亲身参与、购买相关用品等消费活动中进行体验,在对偶像的迷恋和效仿过程中寻找自己理想化的影子。
性的消费化是当代对身体意义发掘的另一个典型现象。性行为的最初功能是传宗接代以及婚姻关系的润滑剂,但在消费社会,性的意义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征。涉及性的广告、作品、新闻充斥人们的眼帘,性交易普遍化且半公开化,性文化节遍地开花,性药、性用品在大街小巷热卖,荤段子也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交际场合。当前社会,性已经成为消费主义张扬的最强大引擎之一,也是身体与消费主义的最佳结合点。消费主义与人们的性解放动机一拍即合,迅速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产业。“性感”成为女人魅力的最佳体现,而性能力也成为男人炫耀的资本,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把对身体的关照转移到私密部位。因此,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最初功能而与自我认同联系起来。性的消费化实质上是男权意识与市场意识相结合的产物,男性的性欲以及对女性的征服欲望让身体的潜能被挖掘到最隐秘处;健康、快乐的身体状态被重新定义,媒体、专家、商人以及艺术家均赋予了性正当而崇高的意义,成为理想人格的重要部分,而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符号暴力下也不得不迎合这类价值观和审美标准。
四、消费主义对于自我认同的局限性:生活世界的视角
消费主义文化的兴盛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它是满足人的诸多欲望的最直接方式,是集体主义文化瓦解之后个人主义勃兴的“唯物”表达形式。这也是个体解放的最初阶段,在集体主义文化参照功能弱化之后,消费主义不失为一种支撑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意义系统。此外,消费是面对社会所有成员的,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力和机会购买自己想要的物品,在消费活动中社会成员感受到了充分的自由和权利。相比起传统社会那种僵化繁琐的政治性分层模式,消费能力所体现的社会分层更具民主化色彩,更具灵活性、简易性,任何人均可借用商品符号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品味,因此很容易满足人们的参与感与平等感。
然而,物欲的满足显然不是自我认同的全部,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立体的,商品所承载的意义与价值并不能全面地满足人的需求;相反,如果消费主义的盛行遮蔽了其他必要的价值诉求,则会妨碍人格的全面发展,明显地影响人的自我认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消费主义对生活世界的扰动来进行分析。
生活世界的构筑是社会个体自我实现的最重要的条件。生活世界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社会互动基础上构筑的特定文化世界,美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舒茨所强调的生活世界也是一种文化世界,他说:“因此必须切记,生活世界对我而言是既存的,任一自然态度的人都将生活世界视为其文化世界,即,是有意义的世界。”[8]生活世界通常寄寓于某些生活共同体,依靠稳定的传统习惯、经验等文化要素加以维持。对于社会个体而言,它既是一种天然寓所,是他们日常存在的意义来源,也是形成稳定、连贯的自我意识的基础。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内部各要素是长期磨合而生成的,其正常状态应当是自在的、功能耦合的,它内生于特定的社会,与其整体秩序是互生关系。因此,消费主义的侵入不仅影响了原有意义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也必将冲击该社会秩序的维持方式以及社会整合的程度,从而影响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
生活世界的意义结构是长期积淀形成的,它与社会成员结成千丝万缕的联系,犹如子宫之于胎儿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全面的、细致的和深沉的,因此,对于社会个体的影响是内在、深远、全方位的。在这种状态下,身体与自然而然的环境一样不必经常凸显出来,但却有着人性化的关涉,身体的意义是多维的、一贯的、历史的,身体与自我有着天然的默契,这样的身体所展现出来的自我亦是立体的、深度的。消费主义文化并不是内生于某一社会的意义系统,不具备本土性和历史性,更多地显示出异质性,无法承担凝聚社会成员并提供归属感的功能。因此,借助消费进行的自我认同必然是表面化的,商品所提供的符号体系与社会个体并不具有内在的联系,大多是附加上去的,人们脱离了本土社会文化却被卷入一个更广大的抽象符号系统。自我是反思性建构与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栖息于根深叶茂的意义之树上,缺乏归属感的自我认同是不完整、不深刻的。而身体作为消费主义的媒介被对象化、课题化、工具化了,从自然而然的状态里凸显出来,成为反思的对象之一;身体具有了“非我”、异化的特质,与自我疏离开来,它更多的是承担起表现自我的符号性功能,而不是与自我保持自然和谐的关系。
生活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稳定性和确定性。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的领域[9],人们行动的指南明确而系统,犹如一部索引对应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与困惑,并且随手可得。因此,可以给其中的行动者提供认知上的安全感和确定感,只有消除生活中的无常感之后,社会成员才能获得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本体安全”,这是自我认同的最基本条件。然而,消费主义文化的构成是非连续的、不统一的,各种各样的时尚潮流均呈碎片化状态。因此,在这种文化形成的自我认同亦是表面性的、不完整的、不连贯的,人们在追逐各种潮流的过程中所拼接起来的自我亦是片断化的。人们的自我认同不是在某一稳定的文化体系中完成,而是受控于商品及其符号体系的制造者,无论他们在商品与服务的选择上有多大的自由,其消费风格多么具有个性色彩,他们始终逃脱不了开发商为他们安排好的生活规划。法国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列斐伏尔将现代社会称为“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日常生活的异化导致了人的异化,其异化是通过大众文化、大众传媒,通过对消费的控制实现的[10]。对利益的追逐使得开发商不断开发新的商品和服务去引诱人们的消费,不断激起人们的消费欲望,商品世界成为一个变幻不定的花花世界。人们日常生活的恒常性被打破,身体意义的确定性也被打破,自我认同也要时常经受考验。
消费主义为人们提供了进入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模式,人们可以超越政治地位、家庭出身来重新进行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但是,寄托在商品符号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具有很强的象征性,这种认同更多的是人们的臆想。消费很大程度上是不断追逐高层次身份的过程,相互比较的压力时刻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担忧自己跟不上生活潮流而被边缘化,因此,焦虑心态时常伴随左右。此外,对私利的过度关注,以及对商品的迷恋,会导致社会关系的异化与疏离,社会成员会形成狭隘的自我意识,淡化自我的公共性本质。所以,消费主义并没有挽回现代社会的意义危机,反倒成为人们意义危机的一种外部症状。
五、结语
如果身体果真如英国社会学家希林所说的那样,是现代人的“最后退隐处”,那么这实际上反映出现代人的被迫无奈。这表明外部价值资源的匮乏迫使人们把价值追求降低到初级的身体感官上,身体成为自我价值的重要源泉。按照德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观点,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与人格三重结构所构成的,因此个人自我观的建构直接与生活世界相联系。生活世界“殖民化”,意味着市场透过商品的价值观来侵入人类非商品化的活动,导致人们形成排他性的自利态度及用感官欲望代替深层反思,现代人也就改变了对世界与自我的理解[11]。身体与自我的个性与尊严紧密相连,其最好归宿应当是在熟悉的、安全的生活世界之中隐而不现,而不是当作消费主义的工具,成为拓殖的对象。身体的消费化现象意味着自我内涵的萎缩,必然会造成自我认同的危机。
生活世界的建构与维护离不开生活共同体这个重要基础,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人们必须有频繁的交流与互动,有基本一致的共同利益,有着相同的文化与知识体系;对于世界与自我的理解框架基本相同,有集体信念带来的整合力与集体情感,对于事物有相同的体认并有一致的行动力。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沟通理性所调节的,因此,生活世界的重建与合理化需要推动行动者交往的合理化。应当说,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在终极层面上是正确的,但在社会现实层面,我们还要面对社会关系被“脱域”后所产生的抽象化、人际互动的符号化及工具化等一系列现代性后果,能否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真正的沟通理性是需要不断去反思的。日常生活领域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与抽象系统保持距离以保持自身的自在性,是否可以让两者回到最初的有机融合状态等,这些问题需要在理论上进行一番论证,但接下来更重要的还是要沉入到实际的、复杂的社会建设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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