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年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4)03-0070-08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新史学的兴盛，对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妇女史得到了历史学家从未有过的重视，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尤其是近五年来有关中国近代妇女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的文章大量涌现。本文仅就论文研究情况作概述，以期对中国妇女史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一、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思想
妇女运动一直是近代妇女史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吕美颐从近代妇女运动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改善和提高；二是妇女运动在整个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1]另外，许多文章则从妇女运动与历史事件的关系来考察，探讨了不同时期妇女运动的特点。例如王玲玲和陈信琼分别从西安事变和五四运动的角度研究了妇女解放运动。[2][3]而李木义则将辛亥革命与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比较，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向前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由于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领导阶级不同，使得两者在本质上又有所不同。[4]值得注意的是，韩廉选择以戊戌变法时期为讨论期限，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了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局限，指出戊戌妇女运动的局限是存在着较严重的性别盲视。[5]另外，她在“戊戌妇女运动：中国批判性别本质主义的先驱”一文中指出，戊戌妇女运动一开始就对性别本质主义进行了与西方早期女权主义同样的批判，而这只是详略程度不同，没有本质的差距。[6]
反缠足运动问题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亮点，特别是杨兴梅连续发表了几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她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对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作了综合评述，并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实施近代以来的禁止妇女缠足政策，经过十年的大力提倡，反缠足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仅从执行较好的云南、山西两省来看，妇女缠足仍具相当比例。[7]而她的“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一文，从民众审美的角度考察了缠足与反缠足两种观念的竞争。从清末开始，社会精英阶层就不断宣传天足美，小脚丑，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欣赏小脚美依然是民间的普遍行为。但从一个更长的时期来观察，小脚的审美观念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逐渐改变，小脚丑的观念逐渐普及，最终导致缠足接近消灭。[8]杨兴梅还以四川地方政府为个案，考察了在禁缠足运动中官方的作用。认为官方参与不缠足运动，除了奉行朝廷谕令外，主要应地方绅土之请，他们希望借助官力来推进运动。随着官方介入程度的加深，整个清末不缠足运动由劝、禁并重逐渐转向以禁罚为主。[9]此外，她通过考察四川妇女的缠足情况，发现防区制时代四川一些军事主政者对妇女问题比较关心，而且其禁缠足努力比较积极而且持久。[10]
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方面，学者大多以五四时代为论述时空。汪丹将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观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展开了多角度的论述。认为其总体特色是西方的、完整的和个性化的。[11]郭金梅和郭秀文也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思考，并得出了一些规律性认识。[12][13]潘敏在“评近代女权主义运动观”中指出，20世纪前二三十年是中国女权运动的活跃时期。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把参政权利的获取定为主要目标，但收效甚微。同时作者呼吁要提高妇女自身素质，增强妇女的社会参与能力。[14]近年来，社会心理和大众心态也被引入妇女史的学科领域。蒋美华的“略论辛亥革命时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就是一篇力作。她借用心理学的方法，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的心态，认为她们有自立精神、自救意识、爱国情结。她们的心态已超越了传统女性的既定模式，具备了多项近代的因子，为此后妇女运动的全面升华奠定了心理基础。[15]而畅引婷则认为中国知识女性到20世纪初才真正觉醒，随着她们的自我解放意识日渐增强，开始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谋求自身的解放，从女性自身的实际出发，努力探寻“革命”的方法和途径。[16]
二、妇女教育
女子教育是近年来妇女史研究的热点。一些学者从近代女子教育总体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论述分析。汪秀美以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为背景，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进行考察，揭示了社会转型对女子教育的影响以及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在近代社会转型所起的独特作用。[17]何黎萍认为近代妇女为获得教育平等权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五四时期妇女教育平等权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并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与男子平等的目标。[18]此外，一些学者立足于不同时期的女子教育情况，深入研究，得出了较为客观的结论。张海梅将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之后的女子教育作了比较，提出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促进，女子教育才有了较大发展，从而验证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成就。[19]蒋美华则从女性教育角色的变迁着手，探讨了五四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她指出，先进时人提出了“以中国男女同校和大学开放女禁”为重心的角色期待思潮，在此影响下，女性为争取新型教育角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终促使女子教育在此期间获得长足发展，呈现出现代化的诸多特征。[20]俞宏标在“晚清女子多边关系探略”一文中指出，晚清女子教育兴起与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人们的文化心态有密切联系。该文不仅论述了政治、经济及社会风俗对晚清女子教育的影响，而且探讨了女子教育对这三方面的作用。[21]
近年来教育思想的变迁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陈笑迎认为近代“兴女学”思潮是近代思潮中的闪亮之点，其内容包括贤妻良母主义、男女平等和塑造女性健全的人格等等，“兴女学”思潮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22]林吉玲则提出近代女子教育观念的更新经历了从“贤妻良母”到“女国民”再到“男女平等”三个推进阶段，完成了由“女性性别”教育到“人”的教育观念的转变。[23]阎广芬探讨了近代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她认为，从倡兴女学信念的萌生到女性受教育权意识的形成再到女性如何受到教育权的认真思考，这一思想发展历程可以说是由对女性的全面奴化而变为张扬女性价值，恢复女性作为人本貌的中国妇女观念变迁的缩影。[24]
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董青考察了教会在华兴办女学的历史沿革，对教会女学为宗教服务的实质及其特征进行了剖析，并阐述了教会女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25]郭卫东分析了教会学校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并对教会在华兴所办的教育事业作了评价：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传入近代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和新学制的产生与进步；另一方面，外国教会在华办学属于侵犯中国教育权的行为，本质上是强制性的文化移植。[26]阎广芬则认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变迁与西方女学的传入密切相关。她以西方女学的传入为视点，梳理出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历程，并对每个阶段西方女学传入的特点及意义进行总体把握，展示了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全过程。[27]
有关女子教育问题的个案研究以胡卫清和梁怡为代表。胡卫清指出上海中西女塾是美国监理会开办的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在其存在的整整60年里不仅在上海地区声名显赫，在全国也很有影响。[28]梁怡对延安女子大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这是第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大学，曾培养妇女干部上千人。此文就此校的创办情况、办学特点、意义进行了全面评述。[29]杨洁则以地方性的女子教育为视角来研究，考察了上海的近现代女子教育。她认为，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和本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衍生，上海女子教育在近现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初步转化。[30]
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对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夏晓虹从新的角度考察了这一问题。她在“晚清女性：新教育与旧道德”一文里评析了1907年发生在北京女学界并轰传海内外的男女学生通信事件，并探讨了新学界在男女交往中自觉的边界设置，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晚清女性在新教育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现实处境。[31]
三、妇女职业
近年来近代妇女的职业问题也颇受关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以何黎萍最具代表性。她在“近代中国争取妇女职业平等及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历程”一文中指出，中国妇女从业是19世纪中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输入和女子教育兴起开始的。民初，妇女从业一度活跃，并得到迅速发展。但妇女就业范围却少有拓宽。五四后，妇女对职业平等广泛追求，要求实施同工同酬和社会职业开放。受其影响，妇女新型职业开始出现。至20年代和30年代初，妇女已涉足社会大部分职业，国家法律也确认了妇女的职业平等权。[32]何黎萍还对抗战以前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职业状况进行考察。抗战以前，随着经济恢复和发展，成长起一大批职业妇女，她们遍及各行业，积极献身事业，但在职业活动中，始终面临性别歧视、同工不同酬、就业机会不平等、已婚妇女处于家庭与职业的两难选择等问题，从而影响了妇女职业的开始和发展。她得出结论：妇女职业平等的完全实现，只能通过社会和民族的解放来完成。[33]而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职业妇女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加强和财政经济的崩溃，妇女就业机会、职业环境、生活待遇不断恶化；在解放区，伴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农妇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成了解放运动的主力，以女工为代表的女职工也得到了广泛职业平等权，从而展示了中国职业妇女解放的道路。[34]
另外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近代社会的职业妇女。吕美颐、郑永福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就业呈现出新的局面：就业领域迅速拓展，一些新的职业出现，部分女性开始进入高层次职业领域，女性就业权在某些方面已进入法律程序。但是职业女性的人数在整个女性中比例很小，与职业男性相比人数也相差甚远。女性中能从事高层次的人数极少。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职业女性。[35]女子警察的出现是民国时期的新现象。张丽艳考察了这一问题。她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创设了女子警察，警界由男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认为虽然女警为数不多，但却渗透着时代气息，为中国女子警察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36]
娼妓问题一直是一个传统议题。忻平认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娼妓之所以十分兴盛，其原因是社会发展多元化的结果。而且妓女们在丧失人格，遭受践踏的同时，社会也饱尝了恶果。[37]张百庆从认识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病出发，以城乡关系和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及市民行为观念的转型变迁为背景，剖析了近代城市中娼妓兴盛的原因，从而揭示了中国城市早期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方面和特点。[38]江沛引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从娼业的变迁、娼业人员群体、娼业行规、娼业经营与收支分配、暗娼业活动特征等方面，对20世纪上半叶天津市娼业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个案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透视了娼业的变动规律，在暗娼、窑主、嫖客的构成及其生活实态等问题上揭示出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特征。并得出结论：在近代中国，娼业的存在首先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其次才是一个伦理问题。[39]
下层妇女职业方面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李年终在“20年代湖南女工问题研究”中提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厚生纱厂赴湘招募女工，因此就厚生纱厂待湖南女工的办法问题，一批关心中国劳工问题人士围绕所招女工人格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工资待遇问题展开了深入争论。这场争论对唤醒国民关注劳工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40]池子华研究了近代历史上的“打工妹”。指出“打工妹”并非新名词，在清末民初就早已出现。该文分析了近代“打工妹”的入城途径和职工流向等问题，认为“打工妹”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现象，也是一股进步的时代潮流。[41]小田则借用社会学的方法，透析了江南乡村妇女职业结构的分化。他认为江南乡村社会的女性，在生存本能的驱动下，在乡村精英的指导下，进行了各种富有成效的探索，现代乡土工业由此应运而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她们的探索无疑是十分艰难的。但是，没有这样悲壮的探索，便没有她们的现实道路。[42]
四、妇女生活
要了解女性，妇女生活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中，婚姻则是妇女生活最重要的方面。有关近代婚姻家庭的文章大都涉及了妇女与婚姻问题，在此就不作概述。仅对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作简要总结。早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现象，在近代社会依然存在。岳珑通过对近代陕北女子早婚的研究，揭示了早婚对社会及女子带来的弊病。[43]近代社会虽然女匪为数不多，但其婚姻家庭状况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邵雍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匪首的婚姻家庭概观”一文中以一些女性匪首为例，展示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匪首的婚姻家庭观念和态度。作者认为，女性匪首这一丑恶社会现象的实质是整个旧社会的病态表现之一。只有彻底改造旧社会，才能铲除产生形形色色女性匪首的土壤。[44]此外，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是一种特有的婚嫁习俗。一些学者借用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对此进行考察。王丽在“近代广东女性独身现象：自梳和不落夫家”中提到，这种风习的形成与汉族、白族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有关。她认为，女子终身不婚，或是出嫁后“不落夫家”拒绝与丈夫同居，这些行为向儒家正统的女性观提出了挑战。[45]叶春生认为这一现象是当时妇女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种畸形反抗。它的产生与珠江三角洲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丝织业迅速发展有关。在近代中国社会，独身并不是珠江三角洲所特有的现象。[46]刘正刚、乔素玲则研究了近代中国女性独身问题，并指出女性独身是社会经济变迁，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同时又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47]
近代女子的法律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王岩和陈郁为我们提供了部分答案。王岩指出，太平天国革命第一次大胆而系统地提出了妇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应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规定了保护妇女的戒条、法令。[48]程郁则从法律史的角度考察了民国时期妾法律地位的变迁。他指出，北洋政府时期，家长与妾的关系为合法的契约关系，作为家属之一员，妾有一定权力和义务。到了南京政府时期，法律则规定，未得妻之许可的蓄妾被视为通奸，但妾的家属身份被司法解释承认。[49]
近代妇女的财产状况又是怎样呢?何黎萍在“中国妇女争取财产权和继承权的斗争历程”中指出，随着妇女自身的地位逐渐提高，她们提出了享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权利的要求，并为之展开斗争。从五四时期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场斗争持续了十多年，最终以获得南京国民政府法律的确认而胜利结束。[50]张佩国则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联系妇女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角色，得出结论：在近代江南乡村，尽管妇女对家庭生计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家产的男系传承原则使她们基本上没有财产可言，所谓“财产权”是残缺的。[51]
近年来关于妇女服饰的研究相对较少。张敏在“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中提到妇女是服饰习尚变化最重要的体现者，而妇女生活的变更助成服饰流行风尚的形成。文章分析了妓女、职业妇女、下层妇女不同的穿着特点，指出近代服饰跨越了等级限制，体现了时代的特点，也反映了妇女新观念的产生。[52]
五、妇女群体及个案研究
李子云、陈惠芬从近代女性形象的变迁这一新的视角来考察近代妇女群体，指出中国女性形象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也是各种社会权力塑造“时代美女”的过程。其变迁演进昭示的不是社会风尚、审美眼光的简单改变，而是资本、物质文明和技术、现代性叙事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种权力进行微观运作的生动历史和符号体现。[53]梁景和对近代中国女性陋俗文化的嬗变从较深层次上进行了挖掘与探索。他提出，在传统社会里，中国女性群体身上反映着相当程度的病态：知识贫乏、目光短浅、性情软弱、猜疑：等。然而，这种病态人格并非是与生俱来的生理遗传而是中国传统陋俗文化在妇女心灵中潜移默化的结果。近代，这种女性陋俗文化发生了嬗变，该文从社会、经济、思想角度对此变革特征、意义进行了深刻剖析。[54]
有关个案研究一般集中于知名妇女。慈禧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李锦全对慈禧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中的态度深入探讨，指出慈禧采取任何行动都是以没有触犯其最高权力为前提，反驳了有关慈禧对维新变法是赞同或是反对的笼统说法以及慈禧推行“新政”可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观点。[55]苏全优、尹明攀从社会背景、慈禧本人的思想认识、康有为的改制理论等方面探究了戊戌年血腥镇压百日维新的慈禧在事发两年后继承康有为之衣钵，推行新政，筹备立宪的原因。[56]
宋庆龄一直是个案研究的重点。韩新路从其解放思想、精神领域以及她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有益的研究。[57][58][59]盛永华则考察了宋庆龄与基督教的关系，指出由于家庭的关系，宋庆龄青少年时受基督教的影响较大。后来她逐渐淡化了宗教的观念，强化了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但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博爱精神是她民主主义思想的元素之一。[60]傅绍昌研究了她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活动，指出，她挺身到抗日救亡的最前列，并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为全方位支援前线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61]
近代妇女运动的先驱秋瑾一直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夏晓虹认为，秋瑾作为晚清女界的先觉者，其思想有一个随着时代思想发展而演进的过程。1902年前后的北京之旅，是秋瑾女性独立观念萌生的一大契机。这一时期秋瑾的认识达到了争取妇女解放的高度。[62]沈倩探讨了秋瑾从依附状态转成独立状态的推动因素，描绘其主体觉醒的动态过程，并以此分析了秋瑾赴日留学的动因。[63]龚喜平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提出秋瑾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散文的近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64]
女性作家一直是个案研究的重要内容，考察的人物主要包括丁玲、萧红、冰心、谢冰莹等等，文章大多是从文学或是人生经历的角度来研究。高杰认为延安时期的丁玲在创作中对崇高风格的追求，对人的本真状态的呼唤，对被遗弃的边缘人的关注和对个性主义与民族大众相融合的思考，都为延安时代的人文精神建构作出了贡献。[65]欧秀岚从女性文学的视角研究了丁玲在延安的女性思想变化的历程及其原因，指出丁玲作为一代女性思想的先驱，其女性思想是超前于时代的。[66]而关于萧红、冰心、谢冰莹等人的文章大部分是文学领域的研究，在此不做归纳。
侯杰、秦方的研究值得注意，他们引用社会性别理论考察了陈撄宁和吕碧成二人交往对彼此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在其交往中，男性以其固有的优势，必定对女性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女性自觉或自觉以其自身力量和主动选择来影响男性观念和行为。[67]
六、结论
综上所述，近五年来，关于近代中国妇女的研究成就显著。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突破了传统史学中以妇女运动为主体的研究，从教育、职业、日常生活到政治、经济、文化，从婚姻家庭到法律地位，从个体研究到群体研究，都有专文探讨。同时，一些学者把社会性别概念(gender)用作历史研究分析的基本范畴，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研究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妇女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妇女史对当代史学研究的重大贡献。除了传统的实证研究、史料梳理外，许多学者借用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但是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内容上，妇女解放运动和近代女子教育问题研究很多，当然重复固然与这一问题重要有关，但不必要的重复是需要避免的。时间上，偏重于晚清和五四时期，对于民国时期则关注较少。
其次，由于妇女史长期以来受政治史、社会史的影响，妇女被认为是受害者、被压迫者或仅是家庭中的人，忽视了妇女创造历史主动的一面。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妇女研究的范围相对狭窄，关注更多的仍是妇女的抗争、解放运动、婚姻家庭等传统问题，研究的领域不够广泛。而对于妇女日常生活情况，公共空间的活动几乎没有涉及。另外，对上层妇女关注较多，对下层妇女的研究则较少。而且，妇女有着阶级性、时代性和地区性的差异，但目前的研究则大多是整体的研究，忽视了其差异性。
另外，一些文章力图从某些外来的理念或是固有观念出发，重新建构历史。而未能从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妇女的过去。
这些问题的存在可归因于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国内妇女史研究起步较晚，理论上还处于探索建构阶段。妇女史理论相对薄弱，这方面的论文很少。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自己的几点粗浅意见：
首先，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用新视角来审视近代中国妇女的发展历程，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以更广阔的文化背景着手讨论妇女问题。不仅看到中国近代妇女受压迫的一面，更应该看到她们的主动性，以及在改造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对妇女地位的定位应该多元化，她们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社会的一员，而且在社会中存在阶层、职业等级的差异。尤其在近代社会，妇女地位复杂化多元化，研究者应全方位看待妇女地位的变化。另外，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宽，如医学、生育、性以及娱乐等方面，都可以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进一步加强理论和方法的建构。这项工作很必要也很急迫。运用社会性别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妇女问题，努力使妇女史的研究学科化理论化。“在运用唯物史观观察、阐释历史结构及女性在其中的生存状态（地位、作用、生活、情感、心态），公正地评价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68]方法上，可以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路子，将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法学等学科方法与传统史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今后研究的必然趋势。另外，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推广。
此外，应加强史料的整理和搜集工作。只有尽量寻找妇女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了解女性。这可以从她们的诗词作品以及官方案件、地方志、年谱中着手。口述史料对于近代妇女史的研究很重要，如李小江所著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一书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