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散文的风貌_散文论文

世纪之交中国散文的风貌_散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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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刻,中国正面临着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由官本位下的“文以载道”的文化,到“文以启人”、“文以悦人”的民本文化的转型。散文,作为侧重表现散文家内心体验和情感的文学样式,也将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自古以来,中国散文同诗歌一样并列为文学的正宗,它曾有过先秦诸子散文的灿烂,有过唐宋八大家散文的辉煌,有过明清小品的清辉,“五四”白话散文的成功,新中国成立后50~60年代散文的繁荣,80年代以后散文的崛起。散文,不单是散文家思想情感的外化,更是传统的儒、道、释文化的载体。儒家的积极入世,天人合一,兼济天下,忧国忧民;道家的出世无为,达观和谐;佛家的厌世绝尘,摒弃杂念,憧憬未来等思想观念,无疑对人类社会尤其是东方世界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散文,虽然篇幅短小,似乎容量有限,但它在方寸之间,仍可抒兴亡之感;在尺幅之内,亦可掀强业之波。它是散文家的心史和思索的歌,它以健美高尚的情操去反映和表现生活。它的崇高使命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普通人生活的观照,它在建塑高尚的民族心灵和人文性格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借改革开放的洪流和经济文化的转型,在更加宽松的物态和心态环境下,中国世纪之交的散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呈现着几条蔚为壮观的风景线。

女性散文,绚丽多姿

中国世纪之交的散文有一道鲜艳的风景:女性散文的掘起!这是因为:在传统礼教的影响下,女性受制最重。尤其是崛起的女性散文家大多数都出生在50年代,如苏叶、张抗抗、叶梦、吕锦华、唐敏、王英琦、斯妤、张爱华、舒婷等,她们经过“文革”的风暴、上山下乡等“炼狱”的磨练,独特而又艰难的人生体验使她们积压着诸多的人生话语要倾吐,因而新时期开始,随着极左思潮的解体和个性的弘扬,她们便选择重真诚、重感情的散文,破茧而出,形成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运作,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意识的蔓延,报纸副刊的增多,女性散文更得到了大众的青睐。

世纪之交的女性散文,在思想内容上呈现着多姿的色彩,表现为:

一、对情爱的渴求。女性散文中最醉人者莫过于对古今恒久的情爱的倾吐。她们抒写情爱中的酸甜苦辣及其所涵盖的道德伦理意识,表达对婚恋的渴慕,挖掘女性深层的生命之光。唐敏的散文从女性青春期生理心理的变异,到生儿育女过程中的躁动不安,到对家庭和谐的渴慕,表达了人类在生存繁衍过程中女性的苦难与伟大,以及女性真诚的自我情感。总之,她们对女性社会角色、生存环境的思考,引发出对女性群体的关注,标志着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苏醒。

二、对独立人格的向往。在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的重压下,女性在生活中担任双重角色,即工作中的合格人员,家庭中相夫教子的“保姆”,女性要崛起较之于男性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与劳动。因此,她们唾弃依附观念,要求平等参与社会,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她们在散文中常常喊出:做女人太难太累!表现出追求独立人格的强烈愿望。李融的《失踪的我》因“我”获得征文一等奖而招来一串流言蜚语:“我”被说成是盗窃犯、走私犯,甚至与文化局长、文联主席有染。因为社会可容忍一个平庸的女人,却不能接纳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女人!早在20年代,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提出了反封建的问题,要求男女在经济及社会参与方面的平等。到了90年代,这一问题似乎尚未解决。看来,反封建还是散文创作中一个长久的命题!

三、对童心母爱的赞美。童心与母爱,是女性散文中永远唱不尽的歌。这是由于女性与生俱来的易感、幻想、细腻、善良的本性使然,她们对儿童、对母亲常怀戚戚之心,有着一种天然的情感纽带。舒婷的《源源本本》、母碧芳的《一个山谷一个太阳》,展示了纯真透明的童心;邢秀玲的《慈母》则倾尽了母爱的无私。因而,在女性散文中,对童心与母爱也就有着更多的赞美,更多的温馨。

四、对往事友谊的追怀。由于女性的纯真,她们更重情感,更重友谊。她们尤其渴念乡情与人情。文清丽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通过写大西北的风土人情极抒了对故土的恋情;江宛柳的《琴声》怀念一个被命运逼上死路的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叶家驹的女儿叶丽娜,流露出对那热情、善良、聪敏、刚烈生命丽质的惋惜。这些歌吟往事与友谊的美好篇章,表现得真真切切,如泣如诉。

由于女性特有的“巫性思维”,敏感、顿悟、直觉、联想等心理功能尤为突出,因而女性散文在艺术上呈现出活泼新颖,灵动多元的探求。

在艺术思维上,她们一般都善于突破线型思维模式,跳跃性极大。也就是说,女性散文家的意识流动如同梦幻一般,突破时空的逻辑限制,超前跃后,难觅因果的联系,造成文字的大跨度,但又让读者觉得不牵强、不生硬,具有更多的随意与灵气!

在艺术结构上,她们广泛吸取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流动性。诸如心理流动的辐射,荒诞不稽的变形与夸张,蒙太奇式的组接与粘合,象征系统的模糊与含蓄……在女性散文中均有大量的涌现。这些突破常规、一反传统的新结构,有利于女性心灵的舒张和个性的弘扬,给读者带来新的审美感受。

在艺术语言上,女性散文极富诗化与情化的特点,语言的张力与弹性极大。这是因为女性散文家多愁善感,极富幻想,她们常常采用比喻、象征、复沓、排比等修辞手段来表情达意,因而使语言凝练贴切,字约义丰,温文婉转,情味深浓。

总之,世纪之交的女性散文以女性自我意识为标识,以袒露时代女性心灵求索的轨迹为己任,无疑给过去以男性世界为主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一道璀璨的风景。

学者散文,深沉凝重

中国世纪之交的散文景观中的另一道璀璨的风景,那就是学者散文的重放光辉。

学者散文是书卷气浓厚的学界泰斗的絮语随笔,他们以丰厚的学识、卓越的识见、高超的文字功底,兴之所至,叙事、绘景、论理、抒情,取宏观的文化视角,具有明确的文化指向,是颇具哲思与睿智的文化散文和艺术散文。本来,学者散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唐宋八大家,到明清的袁氏三兄弟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鲁迅、胡适、周作人、茅盾、郭沫若、朱自清、林语堂、梁实秋等到40、50年代的钱钟书、王了一、秦牧等,都写下了许多文化品味极高的学者散文。后来,由于数十年的文化受抑,学者散文曾一度沉寂。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散文又得到了复苏和发展,老一代、中生代学者散文家大放光彩,如巴金、丁玲、季羡林、王西彦、杨绛、杨述、黄秋耘、金克木、张中行、林非、余秋雨等,他们通过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文史哲的俯拾和艺术的欣赏,借题发挥,提炼哲理,表现出对人类社会和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他们常常以散文的传统形式,注入新的知识或新的思考,实现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升华,让读者在获取真情与真知的同时得到深层次的人生启迪。因此,学者散文在意蕴上具有明显的特色:

一、浓厚的文化氛围。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物质形态方面的财富,更蕴含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习俗等。学者散文的文化氛围除了表现一定地区、一定民族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外,更重要的是重塑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丁玲的《牛棚小品》、杨绛的《干校六记》、杨述的《健笔终存天地间》、王西彦的《炼狱中的圣火》等均通过对“文革”痛史的反思,批判了愚昧、野蛮的民族劣行,倡导富于独立思考的民族文化精神;张中行的散文以佛道禅理来洞察人生的禅意,他的《顺生论》以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口吻,平静而动听地讲述婚姻、家庭、友情、恋情、伦理、道德等诸多问题,阐发关于“怎样活才好”的种种人生见解;他的《生的小反抗》以学者的睿智谈论人生从礼俗到天命的反抗,讲生命之重。金克木的《雅歌·寡妇赋》从《圣经》到《少年维持之烦恼》,从《诗经》到《寡妇赋》,通篇讲典籍中的爱情,知识丰富,并引发读者对中国女性命运的思考。学者散文就是这样信手拈来,熔历史、哲学、音乐、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于一炉,但又不是“吊书袋”,而是把典故资料融于行文之中,文采斐然,深沉凝重,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识和深邃的历史感。

二、强烈的思辨色彩。思辨就是用现代眼光、现代观念、现代意识去反思历史,进行有关祖国、民族、历史、时代、命运、人生等等的思考。学者散文常常以20世纪人类文化学的新视野,追溯历史文化的足迹,思考当今,从而提出醒世警人的见解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道士塔》、《阳关雪》等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芜的黄河文明的盛衰;《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则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化艰难的心路历程;《一个王朝的背影》分明是对浸满血泪又辉煌无比的历史作清醒而无奈的告别……这些篇章均屏弃具体的物像细描,而全身心地去体会和破译中国文化的诸多谜底,极具深邃苍凉的历史感。应该说,余氏的散文是90年代出现的极富思辨色彩的散文硕果。

三、宏观的文化审视。学者散文家们走出书斋,面对宏阔的现实世界,用现代眼光对人类古老的历史和现代文明进行宏观的文化审视,在“济苍生”、“忧黎民”的传统道德的标尺下,把自己深刻复杂的人生感悟上升为相对成熟的理性思维成果,从而对人类生活的发展提出发人深省的见解。季羡林的《怀念西府海棠》借西府海棠在“文革”中无端被砍的“含冤逝世”,引发出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希望能在辽阔无垠的宇宙中间还能有那么一块干净的地方,能容得下一个阆苑乐土。那里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常青之草,大地上一切花草的魂魄都永恒地住在那里,随时随地都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林非的《访美归来》、《西游记和东游记》对外国文明和现代文化做了宏观审视,表达了取舍与扬弃的丰厚底蕴;其《读书心态录》则着眼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建,体现出一位热烈期盼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秩序的学者风范。

四、严格的自我解剖。学者散文家们继承鲁迅严肃的自我解剖精神,总是以严格的态度要求自己,力求做到良知的无愧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因而,他们在用严厉的批判态度反省历史、反省文化的同时,总是做着虔诚的自我剖析、自我忏悔,寻找民族、时代的印痕,挖掘人性的美质和弱点,总结教训,警示未来。巴金的五卷集《随想录》就是“与全民族共忏悔”,与时代同忧患的史书大书。它既有“文革”反思,亲友缅怀,人情赞美,更有自我解剖,推己及人,挖掘了在“文革”中被扭曲了的人格的庸懦与萎靡,呼唤富于独立意识的人格精神。黄秋耘的《丁香花下》、《难忘的眼神与泪光》均沉湎于往昔的云烟,通过那孤寂而忧伤的往事的追忆,暴露出灵魂深处的自私、胆怯的人性劣根。学者散文家们这种严格的自我解剖对于民族文化性格的重塑与健全,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雅俗散文,双向并流

中国世纪之交的散文景观中还有一道奇美的风景:“雅”“俗”散文的双向并流。

“雅”散文,指那种弘扬真、善、美,扬弃假、恶、丑,把人们导向高尚、文明、进步的散文。因为,“雅”者,远离现实功利之谓也。一个人离功利越远越有“雅”味,散文亦然。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1880—1923)在《现代文学之主潮》一文中说:“文艺的本来的职务,是在作为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以指点向导一世。”[1]英国作家亚·克·本森在《随笔作家的艺术》中也说:“随笔作家以其特殊的方式充当了人生的解说员,人生的评论家。……随笔作家所深切关心的乃是事物的魅力和特性,并把它呈现在最明净、最柔和的光亮之下,好使得别人更加热爱人生,并对于人生当中无穷的变化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不管那是意外的欢乐或是意外的悲伤。”[2]可见,“雅”散文须是进行文明批评、社会批评、热爱人生、发扬真理的散文。在世纪之交,尽管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强竞争、快节奏,商风吹得国人醉,但一些散文家却不为金钱所动,保持书斋的平静,读诗文,读山水名胜,读人间世相,浸乎其间,其乐也融融。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心灵与情感的自由表达,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关怀,以及散文艺术的革新与创造。正如散文家淡墨在《淡墨散文选·跋》中所说:“纯文学被冷淡,那就让它被冷淡去,而散文却依旧是我的精神领地,人生目标和美的梦境。”[3]因而,他才用生命最大的真诚去浸泡南高原的红土地,去孕育他那虽然不是鸿篇巨制,但也不是欺世媚俗之作的艺术花朵,他的散文集是一部浓缩了的南疆史诗和民族风情画卷。其他如贾平凹、张承志、杨闻宇、张抗抗、王英琦等,都恪守着“雅”散文的领地,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可谓是散文艺术的“清教徒”,但他们在为民族文化的积累和散文的发展默默地作出奉献。

“俗”散文,指那些题材日常化,主题浅近化,形式大众化,语言生活化的通俗散文。诸如报刊杂志上的“寻常百姓家”、“生活大观园”、“都市风景”、“缤纷校园”、“文化茶座”等栏目的散文。这些散文突兀而起,尽管有些粗放,但他们贴近大众,新鲜活泼,是大众心灵的投影,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深得大众的喜爱。但是,在“俗”散文中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媚俗、庸俗散文,表现为:(一)题材偏小。一些人热衷于水杯里的风波,咀嚼着庸俗与无聊的生活琐事,或步入“自我”的围城,充满脂粉气和小家子气。(二)情感偏柔。一些人一味钟情于哀叹人生多艰,哀叹爱情失落,哀叹千种风情、万种愁肠,情感琐细,格调低下。(三)表达偏怪。一些人迷恋于扑朔迷离,模糊朦胧,结构混乱,手法离奇,文意不清。(四)语言偏俗。一些人瞎吹神侃,轻佻浮躁,满纸粗话、怪话、野话,辱没斯文。实际上,这些媚俗和庸俗散文是对散文通俗化的背离,是对散文高雅的审美功能的亵渎!

“雅”、“俗”散文并非截然划分,而是矛盾的统一体。因为“俗”散文并不是粗俗化、鄙俗化、庸俗化,而是平民化、大众化、通俗化,使“雅”之作充满生动活泼的情趣;“雅”散文也不是神秘化、古奥化,更不是宫廷化、贵族化,而是使“俗”之作规范化、完美化、纯粹化,使“俗”之作更富于艺术生命力。因此,我们要倡导大散文,突破纯表现“自我”的感性(软性)散文的狭隘的观念,而应容纳大量的人生感悟和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知性(硬性)散文,我们要从狭窄的生活小圈子中跳出来,摆脱“小家子气”,走向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走向大千世界,拓宽题材,求真求美;我们要站在时代前行的角度,以哲人的头脑对历史、社会、自然、人生以及一定时期人们的心理热点加强理性思考的力度,提出醒人警世的真知灼见,以理引善,以真导美。这样,我们在“雅”化的同时注意“俗”化,在“俗”化的同时注意“雅”化,相互借鉴,相互吸取艺术营养,“雅”“俗”并流,双向互动,求得散文创作新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是散文的国度。中国的散文始终以雄健与沉稳著称,激荡着壮烈与平和的文化精神。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只要我们认真继承散文的优秀传统,大量吸取外国散文的艺术营养,克服媚性、娇性、俗性,具高远目光,养浩然正气,少一点软性涂抹,多一点硬笔书写,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品类繁多,风格多样,散文就会以繁花锦簇的辉煌跨入人类新世纪的文学园林。

注释:

[1][日本]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2][英国]亚·克·本森:《随笔作家的艺术》,见《外国作家论散文》一书,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淡墨:《淡墨散文选·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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