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藏族社区自我治理的 多维影响因子研究
——基于普达措国家公园的调查
李 鑫 冯艳滨
摘 要 国家公园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托，也是社区发展的重要载体，社区自我治理为维系国家公园秩序提供了重要支撑，社区治理能力被视为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文章以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境内的尼汝藏族村为研究对象，对国家公园社区自我治理能力影响因素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社区治理结构、个人能力、社会资本、社区传统权威以及治理方式等五大因子对国家公园社区的自我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2)社区精英是社区自我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力量；(3)社区传统权威，如社区老民、宗教人士等传统力量对社区自我治理的影响不容忽视；(4)社区由内而外的自我监督、自我治理具有更强的社区接受度。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国家公园少数民族社区自我治理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 普达措国家公园；藏族社区；自我治理能力；影响因子
一、引言
国家公园是全球传播最广的保护地模式，有超过200个国家或地区建立起国家公园。近几年，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深入，国家公园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体制改革内容。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公园和保护区都位于原住民的土地之上，社区是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存在。在国外，国家公园作为重要的社区发展依托，带动了社区的发展，同时也提升了社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治理能力。在中国，社区发展是国家公园的一项基本功能，社区能够为国家公园开展生态保护、环境教育和游憩活动提供基础支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办发2017(55号))中强调国家公园应与社区共融共建，国家公园社区的繁荣和发展应成为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国家公园的社区治理系统中，其秩序构建既依托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嵌入式外生治理秩序，也取决于自下而上的社区传统内在秩序。相比于外生型治理秩序，社区内在秩序具有更显著的内在约束力和影响力，是国家公园社区治理的有效依托。基于内在秩序的社区自我治理不仅是社区在国家公园场域中主体地位的体现，也为维系国家公园秩序和良好发展提供了动力。因此，在国家公园社区，尤其是位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公园社区，对社区自我治理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二、文献回顾
国家公园社区治理的本质是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是治理理论，是治理(governance)在乡村社会的实践和应用。当前，治理的概念与内涵在不同领域得到广泛运用，例如宏观层面的社会治理，中观层面的乡村治理、社区治理；以及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全球治理委员会曾对“治理”进行概念界定，其认为，治理是以调和冲突、协调利益分配为主要目的，并以多主体、多方式运用为主要特征(1)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年，第23页。 。在治理过程中，发挥规范和服从作用的既包括正式的国家法律规范，也包括依托于传统习俗和规范而形成的非正式规则。从学界对治理及其内涵的解读来看，治理是不同于统治或管理的特殊概念，主要适用于依托多元参与主体共同开展事务运行的组织机构或群体。
乡村治理是基于对乡村公共权力的合理运作实现乡村共同体内部协调稳定的过程(2) 徐勇：《中国民主之路:从形式到实体——对村民自治价值的再发掘》，《开放时代》2000年第11期，第56-61页。 。在我国，“乡村治理”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并逐步成为研究热点。2005年以前的乡村治理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政策变动探讨乡村治理的政策依据和治理变革，例如村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等；2006年以后，我国乡村政策出现重要改革，乡村治理研究呈现出更快发展，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研究着眼于乡村社会的内外部问题，从宏观、微观、宏微观互动等视角探讨乡村治理的具体问题，例如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流向、新乡村治理模式、乡村治理结构、乡村治理机制等。在乡村治理相关研究中，城镇化、乡村建设与农村发展相结合的研究一直是重点(3) 唐绍洪、宋哲超：《“乡村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研究进路——以1998-2016年CSSCI篇名含“乡村治理”文献为对象》，《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79-87页。 ，说明乡村治理研究具有实践性特征。
乡村治理结果由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共同影响，宏观因素包括社会政策、经济、文化等，微观因素涉及到乡村社会的内部关系、文化结构等。贺雪峰等认为乡村组织是推动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4) 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 镇调查为例》，《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第86-101页。 。胡文木认为“强国家—强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有助于乡村治理困境的解除(5) 胡文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浙江乡村治理的转型》，《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第104-110页。 。肖唐镖则从正面、负面和中立面三个层面探讨宗族对乡村治理的影响(6) 肖唐镖：《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对新近研究的评论和分析》，《文史哲》2006年第4期，第156 -163页。 ；寇翔认为挖掘宗族势力的积极作用会对乡村建设起到积极作用(7) 寇翔：《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23 -26页。 ；张艳娥把乡村治理主体划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个主体(8) 张艳娥：《关于乡村治理主体几个相关问题的分析》，《农村经济》2010年第1期，第14 -19页。 ；唐绍洪和刘屹进一步强调，作为非制度主体的乡村精英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9) 唐绍洪、刘屹：《“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38 -42页。 ，以乡村精英为代表的内生力量应得到重视，并应发挥积极作用。
国外国家公园发展历史较长，社区研究较为深入，集中于社区权益、社区冲突、生计、人与自然共处、社会文化变迁等方面。国外国家公园与社区经历了冲突、融合、共生的发展历程。在早期，社区被排斥在国家公园外，直到近40年社区才逐步被各国国家公园认可，又随着原住民与国家公园的关系得到法理上的确认，国外学者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才更为深入，探讨国家公园与原住民社区的共同管理，并逐步形成有别于“黄石模式”的“乌鲁鲁模式”(10) 乌鲁鲁位于澳大利亚红土中心的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中部。乌鲁鲁公园委员会中大部分成员是当地的阿南古原住民，他们接收25%的门票收入，经营阿南古原住民旅游公司，担任公园的园区巡警，并拥有当地一个休闲度假中心的部分所有权。乌鲁鲁模式还侧重当地阿南古原住民文化在游客群体中的推广和教育。 。乌鲁鲁模式建立在社区参与型保育、共同管理和原住民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这种模式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被亚洲、非洲等国家认可。社区的自我治理能力也在这种“共管共治”过程中不断得到提升。
我国的国家公园社区研究起步较晚，大陆最早的国家公园实践起源于云南省，国家公园与社区经历了长期的磨合探索过程。当前，国家公园研究已经从引介阶段步入到实证研究阶段，涵盖体制试点、制度建设、社区参与机制等内容的系统研究。同时，社区地位、社区与国家公园保护、环境教育、特许经营是未来国家公园社区研究的重点方向。社区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考虑外部性制度和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还需要充分考虑社区内部的自主性，对社区内部秩序和问题处理逻辑的研究和探讨可以成为国家公园社区问题研究的拓展和延伸。
该类进口远程脉冲水表采购周期长且费用高，当设备损坏需要维修或更换时，会因采购周期长严重影响生产的持续运行，且因费用高导致性价比低。
因子5描述了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因此该因子命名为治理方式因素。首先，在乡村熟人社会，人情机制是维系社区内部秩序和人际互动的重要基础。一般而言，社区内部的良好人情关系体现出社区具有较好的社会资本，能够凝聚人心、提升社区共同体黏性，促进社区自我治理能力的提升。但是，在具体的社区治理过程中，村民也认为一味地遵照人情关系来开展社区自我治理，也会步入“无规矩、无原则”的无序境地。因此，人情机制应在社区自我治理中发挥环境营造的积极作用。其次，村干部治理是当前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作为正式制度的代表，村干部是社区正式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者，对社区治理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村民普遍认为社区的自我治理能力与村干部及其治理方式息息相关。
三、研究过程
(一)案例地概况
5.因子五：治理方式因素
(二)问卷设计
年龄阶段的不同对因子1的认知存在明显不同(F=3.758，P=0.013)，即年龄差异对社区治理结构因子认知具有明显差异。统计结果表明，年龄较低的群体(25岁以下)较其他年龄段者更不认同社区治理结构变量(A1—A7)中的内容，说明社区中年轻群体对现有治理结构的不认同和改革意识。
(三)研究过程
问卷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2018年6月29日—7月7日为预调查阶段，通过对村委会的结构式访谈和入户非结构式访谈初步掌握尼汝社区治理的基本状况，提取社区自我治理能力认知影响因素和相关影响变量，并据此设计21个问卷题目。2018年12月29日—2019年1月8日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以户为单位，共发放问卷120份，其中有效问卷101份，有效率为84.17%。
四、数据分析
(一)基本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尼汝村调查对象中性别比例基本平衡，男性略多；年龄结构在18—45岁之间的社区居民占总量的75.2%；受教育程度总体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人数比重最大(占80.2%)；参与社区治理决策人数比例基本平衡，经常参与村集体决策人数略多；未曾担任过村干部者在调查人群中比例最高(占84.2%)。
表 1调查样本人口社会统计特征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文章采用克朗巴哈(Cronbach’s Alpha)系数检验问卷题目的内部一致性，用KMO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克朗巴哈(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39，表示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KMO为0.97，大于0.7的可接受水平；Bartlett's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示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显著，说明研究可适用于因子分析(见表2)。
“乔”字是较为常见的。该字经常用于人名、地名、姓氏、植物名，如王子乔、乔山、乔吉、连乔，亦用于表达某种美好的祝愿，如乔松。该字从其本义“高而曲”开始，在共时的演变与历时的发展中，向着两条线不断的发展。一条线就是继续往着“更高”更好的方面引申，此时乔字带有褒扬的感情色彩，如乔桀、乔迁等。另一条线就是朝着“过高”过好的方向演变，其内涵是有贬低的感情色彩的，如乔人物、乔家公等。
表 2 KMO和 Bartlett' s检验
(三)因子分析
文章运用SPSS 23.0软件对尼汝社区民众对社区自我治理影响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提取，根据其载荷系数值对其进行影响值判断，以明确影响普达措国家公园藏族社区自我治理能力的关键因子；并采用固定5个主成分的方式，以获得最好累计解释方差，最后得出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8.02%。根据因子变量特征，将5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社区治理结构、个人能力、社会资本、社区传统权威以及治理方式(见表3)。
表 3因子分析结果
注：为便于解释，将交叉负载因子并于负载值较高项目。
1.因子一：社区治理结构因素
文章基于文献研究和相关理论，提出国家公园少数民族社区自我治理的若干影响因素，通过对普达措国家公园境内尼汝社区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访谈，明确了普达措国家公园藏族社区自我治理及其治理能力的多维影响因子，得出以下结论：
如表3所示，公因子一共包含7个特征变量，具体为传统习俗、政府制度、村规民约、解决经济利益问题、村民会议、人品好、村民之间相互监督，其因子载荷值分别为0.759、0.755、0.675、0.659、0.640、0.590和0.529，均大于0.5，解释方差相对权重为21.80%。因子一描述了国家公园藏族社区治理中重要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尤其是比较重要的传统习俗和制度结构(包括政府制度、村规民约、村民之间相互监督)，具有较大的正载荷，因此该因子命名为社区治理结构因素。
首先，传统习俗(变量A1)作为维系社区内部秩序重要力量，是社区成员开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重要“规范”，是社区自我治理的重要权威基础。其次，政府制度(变量A2)作为社区治理的一种正式制度因素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第三，村规民约、社区民众之间的相互监督(变量A3、A7)对社区自我治理有帮助作用。两个变量表达了社区内在秩序的积极作用，村民对彼此行为的相互监督发挥着较强的效力。有别于正式法律法规背书下的正式契约，这是基于熟人社会、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社区传统规范和个人道德素养而形成的“道德契约”，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其对社区民众的内化约束力是社区开展自我治理的重要基础。第四，“解决经济利益问题是社区治理的关键”(A4)，经济利益问题是国家公园藏族社区自我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在社区治理中，如何协调社区经济利益分配至关重要，这也说明在贫困地区(14) 据调查，尼汝村属于三区三州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2017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整村脱贫。 经济利益在社区中处于核心地位，是需要着重对待的根本问题。第五，村民会议是开展社区治理的最好方式(A5)。调查发现，村民会议制度是尼汝村开展社区治理的主要形式，每户家庭的户主必须参与村民会议，并通过会议发表治理意见。例如，关于尼汝参与普达措国家公园二期开发的决策就是由尼汝村与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并由社区代表统一发表社区民众的意见。第六，人品好能够更好地治理(A6)，这一变量之所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一个变量，也表明社区对社区管理者的人品素质的看重。在调查中，较多社区居民反映社区干部治理中的种种问题，某些问题涉及到部分治理人员的人品问题，这反映出在社区基层治理中，治理人员的人品在社区治理结果中的重要影响。
正是由于统计检验方法很多，课堂上有必要阐明两个问题：（1）什么是统计量或检验？（2）统计量通常都适用于哪些问题？
2.因子二：个人能力因素
如表3所示，因子二共包含6个关键特征变量，具体为文化素养、沟通能力、工作经验、工作能力、愿意参与社区治理、有传统影响力，因子载荷值分别为0.699、0.689、0.664、0.652、0.581和0.551，均大于0.5，解释方差相对权重为20.86%。
因子二描述了国家公园藏族社区治理中个体的基本特质因素，文化素养、沟通能力、工作经验和能力等都具有较大的正载荷，因此该因子命名为个人能力因素。在该因子变量中，首要因素是文化素养(B1)变量，文化水平较高或有知识的个体更容易被社区群众接受，被认为是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的人。其次，沟通能力(B2)较强的个体更容易完成社区治理的任务。藏族乡村社区是关系较为紧密的社会组织，群体成员之间的协作需要群体内部紧密关系推动，沟通能力对凝聚社区的协作关系有重要作用，沟通能力较强的社区治理者也更容易被接受。第三，工作经验、工作能力和治理意愿(B3、B4、B5)，具备较强个人能力、工作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具有较高的工作积极性的人被认为能更好帮助治理社区，具备较强的社区治理能力，是决定社区自我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因素。相对而言，传统影响力对社区自我治理能力的影响较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传统身份、家族渊源、传统思维等不再是判断社区治理者个人能力的主要因素。调查中发现，社区倾向于根据个体能力来选择直接治理者，社区自我治理逐步走向现代化。
3.因子三：社会资本因素
如表3所示，因子三共包含3个变量，分别为经济实力强、人缘好、有人脉，因子载荷值分别为0.773、0.746、0.573，均大于0.5，解释方差相对权重为14.49%。
公因子三描述了国家公园藏族社区治理中个体社会关系因素的影响，因此该因子命名为社会资本因素。国家公园藏族社区具有显著的熟人社会特征，社区自我治理的有效性极大地依托于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15) 尼汝社区社会资本主要包含有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依托于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共同意识形态、社区内部的和睦程度、凝聚力高低等。实践证明，拥有良好社会资本的社区更容易开展社区的自我治理，其自我治理的能力亦越高。 。具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个体，在社区内部也较容易获得支持，进而产生更好的治理效果。社区成员认为“经济实力”是社区开展自我治理的基础，有助于提升社区的自我治理能力。在国家公园社区，不论是社区的整体经济实力或是个体的经济实力，都是社区与外部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重要资本。此外，调查显示，“人缘好”、“人脉关系”对社区自我治理能够发挥促进作用，社区民众认为具备外部优势社会关系和人脉关系对社区治理是利好因素，具备相应外部人脉的社区治理者会将个人优势资源转化为社区的外部福利供给，帮助社区发展。根据实地调查，尼汝村较为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一些级别较高的对外活动都是依靠具有外部社会资本的关键人物推动的。例如，从香格里拉县政府通往尼汝村的唯一一条进村公路、村内水泥路、村内水渠、篮球场、人畜分离工程等投资较大的基础设施，全国性的锅庄舞比赛、三江并流自然遗产申报、传统民居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项目的落实，以及尼汝的知名度推广、对外宣传等工作的开展都得益于尼汝村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本。此外，调查显示，“自己人治理”对社区自我治理的影响较弱，已在因子分析过程中剔除。村民不认同“自己人能够更好地发挥治理效果”，认为参与社区治理者应该是村内的能人或精英，不可任人唯亲。由于尼汝村熟人社会结构较为复杂，社区民众对亲属关系与社区治理的认知联系较弱，甚至持否定态度。
4.因子四：社区传统权威因素
如表3所示，因子四共包含三个特征变量，分别为老民(16) 在历史上，老民是藏族乡村的最大首领，也叫头人，有的地方又叫“伙头”。政教合一时期的属卡制度是老民权威的法理基础，老民的存在和产生基于属卡内部正式制订的规则和法令的正当性基础之上，百姓有可能服从于老民个人，但绝对服从于老民这个位子。老民内部严格按资历排辈，且老民的产生必须经过属卡全体大会讨论决定。属卡内老民一般分为大老民、二老民、三老民3个级别，权位最重的称为大老民，大老民人数一般固定。当大老民死后，再从二老民中选补。老民会议是属卡内部的重要的权力组织，由资历不同的各级老民组成，除了组织全体大会商讨全属卡大事以外，也可单独决定一些事务。在地方政府的治理体系中，老民会议被视为地方行政代表。 、宗教人士和熟人关系，因子载荷值分别为0.873、0.752、0.603，解释方差相对权重为10.88%。
因子四描述了国家公园藏族社区治理中较为传统的影响因素，因此该因子命名为社区传统权威因素。首先，调查显示，“老民参与治理”一项的影响较为明显，表明社区民众认为老民是社区自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作为社区传统权威的重要代表，老民是迪庆藏区传统(政教合一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导者和决策者，具有非常高的地方威信，在民众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平时婚丧或宴请聚会都坐首席，处于权威的地位。但在解放后，由于政府正式权力的“深入乡村”，打破了藏族乡村的传统治理模式，老民也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权力场，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相应文化素养和政治身份的年轻人。如今，尼汝社区民众眼中的老民仅指代年长者，其在社区治理中发挥调解作用。
其次，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对社区治理的影响较大。调查发现，虽然社区民众认为宗教人士在社区治理中的影响力在减弱，但是作为内化于社区个体的宗教信仰是社区内在秩序、村民自我道德约束等内生规范力量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其影响力渗透于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村民行为具有无形但巨大的内在约束力。例如，社区民众虽然不再迷信于如“仓巴”(17) 仓巴，在藏语中含有“苦修炼”或“苦门僧”的意思，“仓”意为修炼，“巴”意为派或人。当前，尼汝村民普遍认为仓巴是藏族苯教的居家法师。在藏族村落的宗教活动中，寺院里的僧人是为来世服务的，而仓巴负责为现世人念经念咒、禳灾及祭神驱鬼。他们能与鬼神通话，可上启民意、下传神旨，并从事征兆、占卜等活动。 等藏族社区宗教人士，但社区内部的婚丧嫁娶、风俗礼仪、节庆活动等活动的仪式主导必须由“仓巴”等社区宗教人士主持完成，每年尼汝藏族村最为重要的跑马节也由“仓巴”参与主持。因此，在这一因素中，藏族传统宗教和信仰对社区自我治理的作用不容忽视。对于社区自我治理的实践而言，社区民众认为宗教因素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工具，其在社区信仰层面的影响力不可替代。
“当然不是啦，傻孩子，文科考完了就要准备考武科啊！”张全辉在门口怪笑，“所以接下来的半年啊——是比以前严酷好几倍的武科训练，都做好准备吧！”
在中国传统熟人社会，家族势力是社区传统治理的基础，具有一定的权威属性。但在国家公园的藏族社区，社区民众对家族势力的认同度不高。调查发现，虽然社区内部社会关系基于血缘而构建，村民之间彼此都具有或近或远的亲属关系，但并不认同尼汝村存在较为明显的家族势力，且个别家族并不会构成对社区治理权力的把持或威胁到社区自我治理的开展。
文章的实证研究案例点为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11) 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境内，是目前是我国国家公园十大试点单位之一，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 AAAAA级景区，以高山湖泊、雪山草甸、原始森林、民族风情、宗教文化为主要特色，其资源状况融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为一体。 境内的尼汝藏族村。尼汝村位于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东北部，普达措国家公园腹地，是香格里拉与四川省稻城县和木里县的交界地。“尼汝”为藏语地名，意为“阳光照耀的地方”(12) 另有说法认为“尼汝”意为“眼角”，因为尼汝位于高山环绕的山谷之中，其狭长的地形似“眼角”。 ，由普拉、白中、尼中三个村民小组构成，全村共有124户，639人。尼汝因其良好的自然地理地貌、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以及当地民众对自然生态的良好保护而闻名于世，形成集原始森林、高原草场、高原湖泊、高原瀑布、湍急河流、雪山等多样化自然地理地貌为一体的高原景观，被赞誉为“世界生态第一村”(13) 2002年10月，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心高级官员吉姆·桑塞尔博士和莱斯·莫洛伊博士在进行“三江并流”世界遗产考察时，曾盛赞尼汝村为“世界生态第一村”。 ，是国内著名徒步旅游目的地。当前，尼汝村每年接待约2000人次的国内外徒步旅游者。在普达措国家公园的划地建设过程中，尼汝及其周围属地被划入国家公园范围。随着国家公园管理局主导的尼汝生态徒步旅游项目——人马驿道的开工建设，尼汝正式进入国家公园建设体系。
如表3所示，公因子五共包含2个特征变量，运用人情关系和村干部治理，因子载荷值分别为0.846和0.683，均大于0.5，解释方差相对权重为9.99%。
对于国家公园的少数民族社区，由于社区传统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共通意识形态等社区内在秩序因素，致使其社区治理更需要注重对社区内生力量的挖掘，探寻社区的自我治理。因此，本文以社区自我治理为研究对象，对国家公园少数民族社区自我治理的态度和认知进行研究，探寻社区自我治理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
个别单位存在办公费支出无明细、印刷费支出无明细、工程发票无明细的现象，容易形成监管漏洞，暗藏腐败的风险。存在账簿启用填写不完整、未加盖公章现象，账务交接不完善，不利于责任人的界定。存在票据使用不规范现象，未建立票据使用台账，收入使用白条记账，未使用山东省往来结算票据。更有甚者存在使用白条做收做支现象，造成财政资金流失。有的单位记账不规范，原始凭证不完善、记账凭证手续不完整；预付款无审批人签字，财政资金有流失的风险。有的单位发现多笔收入业务，有收据无进账单或者有进账单无收据。
(四)单因素ANOVA分析
在对样本人口学特征的数据分析中，文章采用ANOVA方法分析受调查对象对社区自我治理形象认知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差异对公因子2和5有显著性影响，分别为(F=10.334，P=0.002)和(F=4.882，P=0.029)，即性别对个人能力及治理方式认知具有明显差异。统计数据显示，男性对个人能力各个变量(B1—B5)的评分均高于女性，说明男性对个人能力认可度较高；同样，男性对治理方式各个变量(E1—E2)评分也显著高于女性，说明社区中男性更认同个人能力和治理方式对社区自我治理的影响。
本文根据国家公园社区自我治理能力影响因素模型，并结合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的实际情况设计调查问卷。问卷题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调查样本的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是否经常参与村集体决策以及是否是村干部等5个问题；第二部分围绕影响社区自我治理能力相关联的21个影响变量设计相应的问题，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法考查社区民众对社区自我治理能力的态度和基本认知。
参与决策次数的不同对公因子5的认知存在明显不同(F=5.832，P=0.018)，说明经常参与决策者与不经常参与决策者对社区治理方式认识态度是有明显差异的。经常参与决策者对上述两种治理方式有更低的认可度，说明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村民发现人情关系和村干部治理等两种治理方式仍存在较多问题。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选取提取液的浓度分别为0.5%，0.75%，1%，1.25%，1.5%，料液比为1∶20，温度为70 ℃，浸提时间为60 min，以得率为评价指标，研究浸提液的浓度对羊肚菌SDF得率的影响。
此次发布会推出的霍尼韦尔即热净水机不仅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同时，还获得了明星夫妇田亮和叶一茜的认可。在发布会现场，已是两个孩子妈妈的叶一茜表达了自己对“爱之温度”（母婴型）即热净水机的喜爱与认可：“即热式加热设计实现‘一键冲奶’，是一款真正能让妈妈们省心、放心的‘冲奶神器’。”而“超级奶爸”田亮也表示十分期待智能家居新时代的到来，相信霍尼韦尔与京东此次的合作将为每个家庭带来更健康、更智能的生活方式。
辅导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培养，推动其职业化发展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至关重要。针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辅导员尴尬的职业地位，高校应积极转变教育管理观念，从辅导员与大学生的关系出发，为其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升职业认同；加强其政治理论建设，提高其渗透、解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能力。
1.社区治理结构、个人能力、社会资本、社区传统权威以及治理方式等五大因子对国家公园藏族社区的自我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说明乡村治理理论对普达措国家公园藏族社区的自我治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说明国家公园社区的自我治理是一套系统工程，其自我治理是社区固有治理结构、社区管理者能力、传统规范、治理方式和制度的集合体，以上任一方面都会对社区的自我治理产生关键影响。因此，国家公园藏族社区的自我治理能力需要围绕上述五大影响因子开展系统的、有目的的提升工作。
2.社区精英是社区自我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力量
在五大影响因子中，“个人能力”、“社会资本”等均与社区精英有直接关系。说明社区精英是社区自我治理的核心参与者。普达措国家公园尼汝社区的实践表明，最近十多年来，社区旅游精英逐步代替传统农业精英，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尼汝社区内10多名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能人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越发显著，在参与社区决策和治理方面表现积极，尤其在普达措国家公园二期建设项目将尼汝作为重点区域后，国家公园管理和决策均有社区旅游精英的参与。传统精英由于知识体系的更迭，话语权逐步被旅游精英替代。
上午11时，分局检测室，老马戴着口罩在面对检验台上的那具尸体。尸体虽然从纸箱中搬了出来，但是其仍然保持蜷曲的姿势，已经高度腐败的尸体不时有血水渗出。
3.社区传统权威，如社区老民、宗教人士等传统力量对社区自我治理的影响不可忽视
虽然从影响因子贡献率来看，相对于个人素养和社会资本等因素，社区传统权威的影响力较弱，但在某些情况下仍旧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在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中，“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等藏族传统思想和宗教信仰发挥着积极的生态保护作用，甚至比国家公园管理制度更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
吴建中在2017年6月22日“图书馆空间再造与功能重组转型”研讨会上指出，当前图书馆空间设计的最新理念之一是注重资源融合。即资源无处不在，信息是资源，人是资源，空间也可以成为资源。[4]除了传统的藏书阅览空间功能外，还应具有学习空间、知识空间、创客空间、社交空间、研究空间、文化空间、休闲空间等功能。[5]如何在现有物理空间中，利用现有设备资源开展活动，需要图书馆人在传统单一的图书馆空间中灵活利用，尽力发掘，实现多样化功能的重组。
4. 社区由内而外的自我监督、自我治理具有更强的社区接受度
从社区治理方式和治理制度内容来看，藏族社区更愿意接受内部自我治理和自我监督的机制。基于道德契约的民众相互监督、基于社区传统规范的自我约束和基于社区共同意识的村规民约是社区开展自我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对社区民众产生较强约束力的存在。因此，国家公园藏族社区的自我治理能力建设应在政府正式制度的基础上着重发挥社区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效力。
(二)研究启示
1.国家公园的“自上而下”治理必须考虑社区因素
最后的资产报废处置管理系统包主要围绕对废弃固定资产的处理展开，它同样进行面向上级的申报、建立账户、并核对和统计废弃固定资产，包括出之后固定资产管理系统所剩余的仓库固定资产内容，对数据库进行全面维护并重新备份，也包括针对系统的还原性操作。
如同全国大部分的乡村社区，普达措国家公园藏族社区的治理方式符合“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威嵌入式治理逻辑。以体制精英为主导、以体制精英权威为重的精英治理现状说明当前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介入力量强于内生动力”。但是，国家公园“自上而下”的社区治理逻辑会导致社区主体性的丧失，继而影响社区活力。因此需要强化社区自我治理的思想，突出考虑社区内在动力因素，在推动“自上而下”治理同时，必须考虑社区自我治理因素。在国家公园的治理中，社区自我治理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助推国家公园体制探索和建设。
2.社区精英是未来治理的主体
作为社区中掌握优势资源和优势力量的群体，社区精英应在社区自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公园藏族社区治理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于藏族传统社区存在自身特有的传统宗教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在新社区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冲击下，藏族社区以属卡制(18) 属卡，又称舒卡，本是藏族社会古老村社的遗留，原始的氏族组织瓦解之后，属卡制度在以地缘为基础的村社基础上形成，是政教合一时期迪庆藏区最基层的乡村社区治理单元。属卡内部具有严格的村社管理机制和权力结构。大老民作为属卡的绝对治理权威，需要经过层层历练，并经过公开选拔才能成为名正言顺的治理精英。 为代表的传统治理机制被取代，经济利益关系、个人能力、社会资本等因素成为社区自我治理的关键影响因子，说明在后续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传统社区精英向新社区精英转变过程中的治理方式改变。随着外部社会对社区精英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社区精英逐步走出社区，寻找更为广阔的成功途径。在国家公园社区，年轻一代有知识的新青年更愿意在外面寻找工作机会，存在较为明显的精英流失现象。当然，随着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也有部分青年选择留在本村，他们认为国家公园会给他们带来机会，有可能会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工作。这些年轻社区精英的回归将是未来国家公园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
微藻生物柴油是指以微藻油脂为可再生的油脂原料通过酯交换或热化学工艺制成的可代替石化柴油的再生性柴油燃料。微藻油脂的获取是制备微藻生物柴油的前提，因此生物柴油的制备通常分为油脂提取和生物柴油制备两步。
作者简介： 李鑫，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博士生，云南大学滇池学院讲师；冯艳滨，通讯作者，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园体制研究”(项目编号：14AGL014)；西南林业大学人文社科项目“云南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模式构建及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JQN2018003)。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12-0149-11
责任编辑： 尚卓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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