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理解的视域与学科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维度论文,学科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6)03-0006-12 早在欧洲与世界各大洲航道的开通和电报的使用，已使目光敏锐的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即将到来的世界交往的形成，并且以世界交往的新标准看待一个人真正的精神财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人的“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他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的地位”，最终“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亦明确强调：“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过去的民族交往已经要过渡到世界交往的状态，过去的地方性知识也要上升为普遍性的共享知识，地方性的精神产品生产也要走向世界性的精神产品生产。 美国天普大学利奥纳德·斯维德乐教授曾断言，当今世界已进入一个全球意识觉醒的新阶段，“独白时代”结束了，“对话时代”来临了。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世界仍然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因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的国际形势下，各国更应该摈弃误读和对抗，加强交流与合作，高扬国际理解的旗帜。 在科学技术不断快速深入发展的当下，世界已进入了大数据库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这个地球村不是麦克卢汉所设想的世界文化一体化那样的村落，而是异质文化与同质文化复杂交织的村庄，陌生人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已不是成为可能，而是变得不可避免，要在这个全球村落中更好地生活和相处，离不开国际理解。 中国学者程亚文、王义桅在《天命：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中提出：世界和中国皆在回归其常规状态，中国命中注定要成为领导型国家。要从注重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转向注重文明创新的“中国高度”，在此过程中重建国际理想主义，达成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互解，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融通。在当下，国际理解对中国、对世界皆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际理解的内涵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对理解的解释：理解就是懂和了解的意思。根据《辞海》的定义：理解是指“应用已有知识揭露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认识新事物的过程”。《现代汉语词典》版本的理解强调了对事物间联系的结果；《辞海》版本的理解侧重于对事物间内在或外在联系的过程。 本文是基于古今和中外两个向度去构建国际理解的时代坐标系的，理解古今可以准确把握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知晓中外能够在比较中取长补短，清醒地认知自己，从而更好地面向未来。单一的向度往往会造成眼界的局限与盲区，不易寻到自己的时空落脚点、起点和超越点，唯有两个向度的相交才能清晰找到国际理解的原点、趋势和运行的轨迹。 国际理解是一种新的理解理念和范式。国际理解是在国别之间或区域性国家之间所共同享有的普遍性价值所达成的一致性态度和认知，或者是对彼此差异性的包容性认可与坦然接受。这种理解从主体性归位来看，它不是单个主体的自拉自唱，而是双主体或多主体的和声或交响乐；这种理解从范围尺度来看，它不是指国内各个族群和群体间的理解，也不是全球意义和层面上的理解，而是特指国与国之间或区域性的理解；这种理解从思维视角和结构来看，是开放的和多层面的；这种理解从价值取向和尺度来看，是多元和共享的。 世界理解也称之为超国际理解或全球理解，是在全球范围和世界各国同步意义上具有共享价值的理解，是全球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体现。这种理解不是地方性知识，而是具有普遍性意义和全球价值。世界理解不是对西方所标榜的西方普世价值作为全球价值范式的认同和理解，而是融合东西方文明成果根基上的全球和人类价值的理解。对价值观理解的内容和取向日益向无差别化或差别化很小的方向迈进。 按照西方跨文化相关理论的一般认知，两个不同的人可以产生跨文化的现象。从这层意义上理解，跨文化可以是跨国的，但不等于是跨文化的；跨文化现象既可以在国内各个民族之间产生，亦可在国家之间产生。只要有不相同的文化，就易于发生跨文化现象。同理，跨文化理解既可以是国内各个民族、各个群体之间的理解，亦可以是国与国之间、国与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图1 理解层级图 综上所述，从理解层级表述，国际理解是高于国家理解的高层次理解，理解的主体范围是国别间的和区域性的，如果理解的层级图是一个三角形的话，那么国际理解就居于金字塔的中央；世界理解是高于国际理解的最高层次的理解，理解的主体范围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多主体的，全球性的，如果理解的层级图是一个三角形的话，那么世界理解就居于金字塔的塔尖(见图1)；跨文化理解是介于国家理解和国际理解的交叉理解，这种理解既可是国内的，亦可是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用理解的范畴表达，国家理解包含于国际理解，世界理解包含国际理解，国家理解、国际理解、世界理解不仅是层级递进关系，也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见图2)。跨文化理解限于国家理解和国际理解，与国家理解和国际理解有交叉关系(见图3)。 国际理解是一种跨国界的、开放的、主动的、包容的、理性的、和谐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它不是单向的或单声道的让世界去理解中国，而是双向的、多向的或多声道的，既让中国理解世界，又让世界理解中国。正如《孔子学院章程》所言，孔子学院不仅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而且要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在双向、多向互动中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国际理解是以相互平等、尊重、信任为基础的，它不是一方一味的妥协和退让，毫无原则的委曲求全；更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与降服。对于孔子学院而言，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孔院发展、师生成长的一致性与互动性。
图2 理解范畴图
图3 跨文化理解关系示意图 二、国际理解的特点 (一)开放性 与文明一样，国际理解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后的产物和诉求。人类在很长时间，由于科技的落后、交通工具和地理环境的制约，是非常封闭的。《老子》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便描绘了老子眼中的理想愿景：邻国彼此可以相望，可以听见鸡狗的叫声，但两国人民最好一直到老死都互不往来。这样的封闭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国际理解的。 确切地说，人类也只有进入到工业化和后工业社会后才会有国际理解的合理呼吁和切实施展的空间和土壤。虽然人类已到了21世纪，但世界仍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极端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等还大行其道，追求开放式的国际理解仍然任重道远。人类必须竭力走出封闭性的视域和心理惰性，以开放性的话语交流和积极主动的心态，不断推动国际理解。中国只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走和平发展道路，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与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同世界各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就能获得更多的国际理解。 (二)包容性 摒弃“以我为主”的单向思维和中华文化强势推广的心态，树立包容的心态，建构新的价值取向、研究视域和方法，以公平、公正、客观和换位思考的方式去看待国际上发生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学会双主体(主体间性)互动，学会超前思考，学会本土化立足，注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力求对目的国国情民意有深入的了解和洞见，以提高国际理解、区域理解能力，使中华文化能积极稳妥地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同时用国际理解这样的思维和方式去阐述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去塑造中国形象，争取中国话语权。从“理解万岁”“被人理解是一种幸福”中可以看出人类对理解的诉求和愿景，倘若总是被动地盲目地希望别人理解自己，而不去主动地自觉地去理解别人，那么这种理解可能就不会发生或仅仅停留在一种理想层面上。 习近平强调：“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彩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因理解而倾心，文明因包容而交融。理解使世界更出彩，包容使世界更美好。 (三)共生性 国际理解不是单向的，或仅仅是被动的，也不是错解、曲解和胡解；国际理解是相互的了解、懂得和谅解，是相互的文化认知、互补、借鉴、共赢与共生。国际理解不是为文化霸权主义立威，而恰恰是为文化多样性聚气，为了文化家园的共栖、共生。互惠、公正、共同向善是完整的理想的人类生活的关键特征，也是有效国际理解的“互鉴链接”。叶芝说过一句话：“人们在与别人的争吵中发明了辩术，在与自己争吵中创造了诗。”没有互动的主观体验和共同的情感，也就不会有真知灼见和重度的理解。莫言讲过这样的故事：“在前几天的汉学家座谈会上，我跟来自哈萨克斯坦自然科学院的院士克拉拉女士坐在一起。她跟我讲她现在下乡去看到公路两边的很多农田荒芜了，看到草原上没有成群的牛羊，她心里很难过。因为很多年轻人都进城了。她为国家目前的状况深深担忧。我对她说实际上你们国家存在的现象最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普遍存在，直到现在依然存在。我对她说，正是因为你所在国家也存在着跟中国类似的现象，所以你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可以推己度人，以中国的老话就是以‘自心比人心’，这样可以对研究的对象有一种尊重的态度、理解的态度，因为大家都差不多，无论哪种社会制度下、哪个国家的人，基本感情还是相通的。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者其他艺术具有世界性的最深层的原因。” 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人类的文化同样是相通的。我们在寻求人类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意的栖息”(共栖)的过程中，实际上亦在更为积极地渴望文化的共生。因为“‘共栖’是一种只进行部分性学会交流的接触形态，而‘共生’则形成于各种文化拆除界限之时。总而言之，‘共栖’为一种被限制于接触点上的异质间共存，而‘共生’却是地球规模的共存。” 三、国际理解的通用原则 (一)“双主体”原则 跨文化传播学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多年的研究中笃信，真正难理解的不是外域文化，而恰恰是自己的文化。“研究异域文化所能得到的不过是象征性的理解，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系统的运行机制。接触外国文化最重要的理由是激发自己的活力和意识，以及对生活的兴趣；只有体验到文化的强烈对比和差异后，这样的兴趣才会产生。”国际间的交流、理解、合作、互信、共赢固然是渠道和平台，但有一个逻辑前提，一切考量既要注重国际秩序和人类公理，同时也要维护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理解是在比较中建构的，是两个交往主体在能动中进行的。一味地把对方看成客体是没有诚意的接触；同样经常把自己看成客体亦不是平等的交往方式。在现代意义上，国际理解是彼此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在其中传受双方获得理解和共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在国际交往中必须注重主体间的交互性、平等性和平衡性。 对于国家间不同民族的文化而言，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决定着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文化的共性、普遍性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两个交往主体受制于文化背景、身份、生活习俗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不是差异性愈大越利于理解，而是趋同性愈大越利于理解。文化理解的铁律是求同存异。 “双主体”原则不是单向的强势输出，也不是传统的东西原样照搬拿出去，它是经过水滴石穿、大浪淘沙、不断砥砺后的新的观念和思想的分享及传通，就像王岳川教授所指明的：“输出，就是我有茅台酒，你有红酒，日本有青酒，相互品尝一下，而不拿出来就只有一种结果。”同理，在中亚，我有茅台酒，你有伏特加(Лeнинa)，不管是哈萨克斯坦生产的，还是塔吉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生产的，皆可品味或豪饮一下，酒不可能只有一种味道，文化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化。 (二)客观性原则 国际理解要秉持客观公正性原则，最低限度地减少理解主体的主观性和个人偏好，更不能以意识形态和种族划线。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会有理解的主观倾向性和片面性，就会造成误解和曲解。同样是反恐，巴黎的反恐西方媒体就叫好一片；而一谈到中国反恐，西方一些媒体即会戴上“有色眼镜”，坚持双重标准，无端对中国说三道四，使理解走入误区和歧途，充满了偏见和谎言。国际理解在于坚持公理和准则，这种标准不能只是西方标准，而是由全人类去共同制定及遵守。有了这样的共有尺度，就能够对理解的人和事去准确把握，能够透过现象真实，抓住本质真实；不随意增添自己非理性的评论、判断、解释或推论，消解认知的偏向和偏好，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客观面对，以确保国际理解的可信度和公正性。 “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世界文化酒池的一部分，你说你是独家的绝密配方酿造的，你说你是纯粹原装打造的是绝无可能的”。这种对文化的国际性理解是较为客观和经得起时间验证的。诸如对时代的描述：“这是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情感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这是一个聪明理智的时代，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时代。”这是话剧《恋爱的犀牛》中的一句台词，它对当今的世界给出了一个自己的观察视角。这句话没有廉价地赞美这个时代，也未极端地憎恶这个时代，具有辩证的思维，对时代的把握较为准确和贴切。这种客观的认知，则容易被不同国家的人和三教九流所理解。 (三)互动共享性原则 互动共享性原则亦称之为交互原则。人际交往的本质是社会交换。霍曼斯指出，人与人间的交往，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交换过程，它不仅有物质的交换，还包括非物质的交换过程，如情报信息、服务等各方面的交换。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重视、相互支持，别人喜欢我们的前提是我们也要喜欢他们，承认他们的价值，对他们起支持作用。 国际理解需要文化的共享。真正能共享的文化一定是“阳光文化”，是经得起太阳照射的。这种文化无论成长时间长短，一定是有潜质的或能发光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旦露出光芒也能把别人照亮。例如中国著名作家毕淑敏在“美在新疆”大型互动考察活动的启动仪式上所言，当我们享受文化的不同特色的时候，也要找到文化共同的出发点，一个流传长远的文化，它一定是真善美的，它是人类本性当中精华的部分，如果说某一种文化，它只宣扬血腥、残暴、屠杀，然后只容自己存在，不能够兼容并存其他文化的时候，那这种文化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一定是会淡出的。在不同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最真实的部分，应该是倡导和平、友谊、温暖、忠诚、勇敢、负责任、有担当的。无论哪种文化一定以不同的形式在传承这些共性，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要理解是在一种交互和信任的民意基础上进行的，是在人类公理的列车上行进的，是由一群具有国际眼光、跨文化交际能力、自信力和他信力的人所倡导的，这种理解才能穿越时空而历久弥新；这种理解才能上升为区域理解和全球共识；这种理解才能有助于形成国际利益共同体、交流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塑造人类文明的新风尚、新气象、新景观。 (四)接受性原则 国际理解的旨趣和依归则是两个主体之间交往结果皆加深了对彼此的认识和了解，并对彼此国家和国人的形象产生一种理性的认知和乐于接近的态度，最大程度消解了双方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增加了相处的适应性，使得先前对方难于理解的观点和行为方式得以理解，使得一些地方性知识被接受为国际性或全球性的准则和共识。 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也进入到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中国不可能“妖魔化”别人，但同样不想被“妖魔化”，这就需要国际理解。中国需要“自解力”(自己理解自己的能力)和“他解力”(自己正确理解他人的能力)，其他国家同样需要“自解力”和“他解力”。中国必须走出低层次的文化交往或“被交流”；用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去影响西方主流社会的文化判断，让东方文明真正和西方文明能在同一平台上对话、交流、交融。不仅中国文化为西方国家所理解、所接受，而且同样为中国周边国家所理解、所接纳。 中国的文化被理解、被接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即是必须融入对方的生活，使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除了文化的细节、文化的故事、文化的感性空间之外，最大的感性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只有最终都沉淀为人格的文化才能以文化人、以文促情、以文建信，才能使国际理解达到新的层次和高度。 (五)敬其所异原则 敬其所异是爱其所同的递进和跃升，是和而不同的更高层次，是谋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国际担当。爱其所同在这里指的是因国家间的文化背景、信仰、价值观等类似以及交往个体的兴致志趣相投，在短时间的交往中，由于立场观点相同、相近或相似，容易产生人际吸引力，有利于达成目标上的一致；敬其所异在这里指的是因立场、观点相异、相左就容易进入交往的误区和盲区，是交往中的难点和焦点，能秉持此信念令人称道。 意见不一致而情绪不加控制，皆欲说服对方，都想占据主动，即可嗅到交锋的火药味了，这时需要心平气和，需要转移话题或使交谈暂时停顿下来，不然的话则不好收场。这个时候，要不计个人得失，不顾及自己所谓的脸面，冷静地面对，得体地打破尴尬，理性地化解紧张的局面。“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虽然态度较为中肯，但作为隐语仍让人感到了强势与锋芒，倒不如这样说：“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我却十分乐意继续倾听你的意见”。包容差异，尊重差异，理解差异，在差异中求共识，在共同中化解差异是国际交往中的道义高地。敬其所异是交往上的高标准，是值得提倡的品格。 四、国际理解的学科维度 国际理解是世界上学者专家和有识之士日益关注的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探究的有价值的选题，研讨国际理解命题，可从文化学、传播学、情感社会学、公共外交等维度切入和深耕细作。 (一)文化学维度 就像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一样，对于人类而言，文化是无处不在的，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涂尔干感慨：文化如同“看不见的空气”，无处不在、威力无边，却看似自然而寻常，迷惑了置身于其中的人们。“我们无时无刻不以某种方式‘遭遇’文化，我们都在以各种方式文化着，熟悉的并非熟知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文化是一种又软又硬的力量。说它软，诚如约瑟夫·奈所说的，相对于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来讲，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其核心理论是：“软实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虽然相对于看得到、摸得着、可计算的“硬实力”，文化的确有点软，软得有点看不见、摸不着、不好统计和计算，但可以感受到它像风一样柔中带刚的力量，可见文化也是一种硬的力量。精神可以变物质，人们在尊重物质的客观性的前提下，可以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尤其是信仰力量的存在。信仰力量可以是“精神的原子弹”、文化的“核聚变”。人的精神活动和交往是人生命存在的组成部分，文化具有一种促使人交往的力量。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如果我没有权利成为别人的精神力量，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自己的精神力量。人的精神交往是高层次的文化活动，也需要高层次的国际理解，恩格斯把人的精神视为“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把思维者的精神看作“地球上的最美花朵”。 文化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我们要理解，族际、国家、国际团结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凝聚力，团结是一种向心的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文化理解的力量也体现在各国能够团结与和睦相处，这种团结既有物理反应，又有化学反应；是有机的团结，而不是机械的团结。如果是机械的团结，这种似铁的力量可能就容易生锈，这种似钢的力量可能用力过猛而一下折断。 在古今中外的时代坐标上，同样需要在优秀传统中汲取营养。儒家学说代表人物孔子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主张“述而不作”“好古，敏以求之也”“复周”虽然饱受争议，但无可否认，孔子对自身作为文化传统的远宗、绍述与传承者的角色，具备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孔子对上古三代的系统“好学”中，强调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包括孔子的“述而不作”而致力于经籍六艺的编修整理工作，对文化的传承开辟了新境界；孔子“和而不同”的天下眼光和人类共处理念，更使他走出国门，蜚声海外，成为中国和谐文化的旗帜性人物。 国际理解是跨文化、跨国界的，它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按照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解释，在同一较大的环境中，即有“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说法，在不同的文化或文化圈中，这种差异性则越发显著，可成为国际理解的“鸿沟”或文化障碍。“在不同文化中，相同的词语和概念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外延和指代意义。现实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确实‘听清楚’了另一方的话，但并不能‘理解’另一方的意思。更有甚者还可能在完全‘听清楚’的情况下，‘误解’‘曲解’另一方的意思。”“当语言已不成为其沟通中的障碍，文化对接的作用就愈发凸显”。比方说，外国人说中国是“一只可爱的小白兔”，你的反应如何？如果是从对方一个孩子的口中说出，要由衷地喝彩。倘若是一个成年人，亦需对这种诚意点赞。但我们会对这种比喻有所保留。小白兔的确可爱，但把它人格化为中国显然不大得体和贴切。中国是具有超长文化历史、超大经济体量、超大人口规模、超广地域面积的文明共同体，说中国是一头睡狮，中国人会欣然接受，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致辞时所言：“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的时候，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是基于对文化的理解，说中国是“一只可爱的小白兔”也着实让人欣喜，但显然有文化对接的过程。 在文化学中，不管是内部社群还是外部社群都存在文化代沟的问题。陈少峰认为，文化代沟是文化复杂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决定下一代人可能不同于或者改变了上一代人的文化信念和体验方式，也有可能会改变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就是普列汉诺夫所划分的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代沟实质上便是文化之沟，当然也包括信息鸿沟。每一个人身上积淀的问题不太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许没有一种礼物能够得到每一个人的认同，比如送三斤大肉可能使人高兴接受，但送给不该送的人便会闯出大祸甚至会反目为仇。文化代沟的消除也要基于沟通和理解，在跨文化交往方面，能够相互理解不仅在于你对双方的文化相同点了解多少，更在于你对双方的文化差异性了解多少。 文化具有趋同性和差异性的同时，也具有排他性的因素。人类容易对异族产生恶意倾向的评价，所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就要克服跨文化传播中“陌生人”理论的羁绊。“陌生人”理论主要呈现的是，处于一种文化中的人与“陌生人”交往时，会遇到四种障碍：“一是由于理解陌生人需要付出较多的成本，因此不希望与陌生人接近；二是由于不了解对方反而较少给予对方尊重；三是因为文化背景和行为模式的差异，即使出现误会也很难意识到；四是出现误会之后，容易从负面解读误会，将陌生人定位为不友善的人。”因陌生人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出于自身安全的角度，对陌生人交往的谨慎和防备十分合乎情理。但问题是都带着“面具”只能使交往浅表化，使较为重度和深度的交流无法开展，从而陡增理解和信任的难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则希望人类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生活世界的运行规则，通过在公共领域取得沟通和达成共识，以化解矛盾，得到相互理解和谅解，这不失为国际理解一种理想的范式和交往规则。 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交流的文化、沟通的文化、理解的文化。文化交流学便是人际、组织、国家之间进行文化接触、沟通和交流的学问。作为“第二自然”的人类社会，日常的交往互动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活动，文化交流学可以是人际交流学、组织交流学、大众交流学、跨文化交流学和国际交流学。不管是作为“生活现象”的文化交流学，还是作为“跨文化传播”学科范畴的文化交流学，都要促使多元文化的发展，都要坚信：交流使人生更美好，理解使人生更出彩。交流是现代人的基本功，交流解放潜能。中国外交家吴建民认为：交流实际上涉及对问题的认知，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就会产生碰撞和启发，每个人都有知识的盲点和局限。你跟别人交流，人家的角度不一样，他(她)提出的问题就可以让你思考，这样的交流过程可以使你认识问题更全面。在交流艺术和策略方面，吴建民还强调：“‘真诚’是有成效的交流的原则。我非常喜欢于右任的两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这总结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怎样打动人家，要诚恳。即使在外交活动中也要诚恳，我觉得成功很大的因素是诚恳。” (二)传播学维度 “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学》以及《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等书中，从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八个方面建构了大众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创立了大众传播模式。把大众传播的研究领域细分为控制研究、媒介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这一划分与拉斯韦尔的传播5个W模式中的五要素一一对应。德弗勒、洛基奇在《大众传播理论》一书中强调大众传播研究需要回答“社会是怎样影响大众媒介的？”“大众传播是如何发生的，与人际传播有何不同？”“接触大众传媒对人们有何作用？”三个问题。基模理论、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议程设置、培养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分别从社会心理取向、信息环境取向和受众使用与依赖取向阐述了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当然还有从政治经济学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观察国际传播的各种宏观理论以及传播与学习、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国际传播的微观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则形成了意义协调理论、语言代码理论、面子协商理论、谈话制约理论、期望违背理论、焦虑/不确定理论、交际适应理论、跨文化调适理论、文化身份理论、身份协商理论、身份管理理论、共文化/文化共存理论。美国学者桑德拉·黑贝尔斯等在《有效沟通》中把沟通分为人际沟通、小组中的沟通和公共场合中的沟通三种形式，指出文化差异造成跨文化沟通的障碍，并提出改进跨文化传播的技巧。罗杰·费希尔等在《沟通力》一书中强调理性、理解、沟通、可信度、说服、接受是有效处理分歧、消除误解、误读，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要素。以上这些传播理论为国际理解提升了理解的尺度。 文化与传播是紧密联系的，没有传播的文化和没有文化的传播皆不存在。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或者说是联结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文化传播不能仅仅归结为文化圈派和文化历史学派所谓的文化特质或文化丛、文化圈的简单、机械转移，而是要像文化体心理学派、符号互动学派、现象学派那样，把文化当成一种象征符号和信息系统，把文化传播看作一个社会过程，看作人类联合发展的一种创造力。美国学者C.库利在其著作《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认为，符号互动论强调文化传播的社会过程，认为人类在文化传播的社会过程中不仅确定、认识交往的意义，而且对文化重新给予理解和界定，发展出新的行为方向。现象社会学等对文化传播的理解是放置在个体心理学基础上的，难免会产生主观主义倾向，但如果汲取其社会是有机联系和文化是共享的等合理内核，是颇具正能量的。“任何文化传播都是一种沟通人与人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不论活动是社区或群体内部的，还是跨越社区或群体的。”既然人类只有在群体或社区中生存或发展，人与人的交往离不开互相理解，跨文化理解和国际理解是更高层次的交往互动，传播效果也是明显的和正面的。 人类的理解是基于交往基础之上的，人际交往根据不同的交往对象是有交往距离的。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与语言科学家乔治·特拉格一同协作对距离改变时声音的变化进行了观察。既然窃窃私语发生在人们离得很近的情况下，而大声喊叫则用于非常远的距离，“我跟特拉格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包含了多少种声音的变化？结果是，我们发现了八种距离——正如《无声的语言》第十章中描述的那样”。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后来认为，八种距离过于复杂了，四种就已经足够了，他将它们命名为亲密、自身安全、社交和公众距离(每个距离都存在一个近端和一个远端)。 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区分了四种人际距离，这种距离边界是实实在在的。在国际交往中，人际距离有时就意味着文化边界，跨越其边界困难与麻烦随时会接踵而至，所以在特定的时空中，能够理解不同文化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非语言的语言”或“沉默的语言”。所以，爱德华·霍尔认为，要寻求国际理解，就必须超越自身的文化，能够超越本土主义、国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能更加正确地理解对方和对方的文化；能更为充分地懂得自身和自身的文化。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由于文化背景、价值观、习俗、民族等方面不同，交往呈现出不同表现形式，但需有交往的理性和原则，对不同距离的交往对象确定有人类言行对应的交往尺度，不能越界和出轨。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表现出过度的热情和亲昵明显不太合适，当然把陌生人作为敌人对待也的确不太理智。在公共交往的过程中，不能因人际关系的亲疏而厚此薄彼、内外有别；不能在交往中总是“以我为主”，当仁不让，因话题出现分歧时，也要冷静积极面对，善于化解不良情绪，善于换位思考，替对方着想，努力打破交往的误区和存在的障碍，追求跨文化理解和国际理解。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传播效果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对20世纪40年代有限效果理论的重要修正。议程设置并不是一个新颖的理论观念。早在1922年李普曼在《民意》的开篇就提出这样的悖论：报纸营造了一个虚假的“拟态环境”，而公众却把它当作现实本身，形成了关于世界的错误想象。1963年，美国学者科恩认为：“新闻媒体远不止是一个信息和意见的提供者。很多时候，它可能并不能成功地告诉人们怎么想，但是在成功地告诉他的读者想什么方面，它却极为出色。”这段话告诉了大众媒体不能告诉人们“怎么想”(What to Think)，但却能告诉人们“想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科恩经典话语后来成为议程设置最简明的表述。 议程设置理论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妖魔化”中国一直是西方一些媒体的设置，这也迎合西方一些重要国家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西方一些媒体利用所谓的“当前重要的、最需要优先考虑的议题”，大肆歪曲中国形象，抨击中国人权、宗教和社会制度，鼓吹西方的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企图搞所谓的“颜色革命”或和平演变，这是万万不可能得逞的。中国也要进行自己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高举国际理解的大旗，消解西方长期妖魔化中国的“拟态环境”，把一个富强、民主、和谐、文明的中国传递给世界，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能倾听到客观真实的中国声音。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寓于语言之中”。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具有交际、思维和文化储存、传播的功能。美国语言学家格赖斯提出了著名的会话的基本原则——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包括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方式准则。数量准则要求言语交际能言简意赅，恰到好处；质量准则要求交际双方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不要胡编乱造、信口开河；关联准则是指会话内容应围绕一个主题或主线，能够承上启下，不要漫无边际、答非所问；方式准则是指会话应条理分明，逻辑清晰，简明扼要。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则在格赖斯“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又推出“礼貌原则”。利奇起先只是说，“礼貌原则”是“合作原则”的“援救”队，是对其不完善地方的必要补充。后来利奇意识到“礼貌原则”的重要性，则把“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等量齐观。“礼貌原则”分为：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同情准则。 得体准则：尽可能少的让会话对象受损，尽可能多的让会话对象得益。 慷慨准则：尽可能多的让自己吃亏，尽可能少的让自己获利。 赞誉准则：最小限度地贬低会话对象，最大限度地褒誉会话对象。 谦虚准则：最大限度地贬低自己，最小限度地褒誉自己。 一致准则：尽可能地把双方的分歧减到最小程度，把一致性增加到最大程度。 同情准则：尽量把对会话对象的厌恶减到最小程度，把好感增加到最大程度。 “礼貌原则”在一定程度解释了有时人们在会话中为何不一定严格遵守合作原则的问题。“礼貌原则”体现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样的美德和君子风度。“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由于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孕育的，拿到东方，有时难免会“水土不服”。如美国人之间一方赞美另一方时，另一方都会直截了当地表示“谢谢”，而中国人之间遇到此种情境则会谦虚用“哪里哪里”。中国人用“哪里哪里”则是为了符合礼貌原则而“牺牲”了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原则。一般情况下，“如果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之间发生冲突，优先满足礼貌原则，而宁可牺牲合作原则。因为只有在礼貌的前提下，人们才可能进行正常有效的会话交际。”“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是具有普遍价值的语用原则，使跨文化交际中的会话能顺利有效进行，深入了解双方文化则为必修课。理解的不仅是语用规则，更需懂得文化心理。 语言离不开“编码”和“解码”。在文化传播中，不同的语言符号只有有效对接，实行语言转换，才有可能实现国际理解。母语的传播不仅是转换一套语言，更在于是转换一套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语言不仅是传播和交流的工具，同样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载体，语言除了负载字面的明指意义，还包含字面“冰山”之下的暗含意义。语言不是“真空”包装，它只有被在一定语境、一定文化背景的人们使用才有意义。国际理解不是语言字面的浅表化理解，它是切入国家间文化肌体和文化骨髓的深层次理解。“作为负载文化信息的符号系统，语言的深层含义是超越语言本身的，它深入到文化的底层。因此要把握对方语言的深层含义，就必须深入了解对方的文化。在此，文化充当了一个‘过滤器’，它对我们所传递或接受的某一特定的语言符号加以界定，从而决定其最终的表达方式和诠释方式。” (三)情感社会学维度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交。”这句源自《韩非子·说林上》的经典话语有力地说明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关键和主体是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程度取决于国与国之间人民的情感互通程度，只有相互了解、文明互鉴才是走向理解、友好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宣称：“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和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人类具有原始和基本的情感，这是毋庸置疑的。乔纳森H·特纳是当代美国资深的情感社会学家，他在《情感社会学》和《人类情感的起源》等书中也认为，人类是地球上最具情感的动物。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任何一方面几乎都受到情感驱动。在人际互动和群体中，情感是隐藏在对他人的社会承诺背后的力量。情感具有双重性，可以成为建构社会的力量，亦可成为解构社会的动力源。情感可以使人们与他人建立友谊，也可能被误解和错解而反目成仇。乔纳森H·特纳认为，人们善于察言观色，不仅仅是因为情绪通过这些载体表达，更重要的是因为人类是以视觉为主导的。因此，情感社会学重视研究情感的视觉维度，因为这为研究者提供进行角色采择和知晓他人情绪的线索。乔纳森H·特纳把人类基本情感分为愤怒、恐惧、悲伤和高兴四种，把高兴归为正性情感，把愤怒、恐惧、悲伤统称为负性情感。如果人们在互动中满足了自我、他人以及情境的期望，通常会体验到中等强度的正性情感，反之，则会体验到一种或多种的负性情感。 乔纳森H·特纳还认为，人类至少具有自我实现、获益交换、群体归属、信任、真实五种交易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将生成互动对象的期望状态，由交易需要，特别是自我实现需要和获益交换需要生成的期望状态得到越多的满足，互动之中的人们越可能体验到正性情感，并进行自我归因，同时对团结—生成互动仪式中的他人给予正性情感激励。反之，人们越有可能把这种需要不能满足的情况知觉为他人的惩罚，并由此产生强烈的负性情感。并且，负性情感的强度越高，越有可能激活防御机制，导致人们进行外部归因。情感是社会建构的，正向的理解有助于正性情感的建构。 笔者多次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孔子学院进行课题调研，也在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为主要来自中亚的留学生授课，发现中亚国家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性格更为开朗、直率，交往处于低语境。中亚国家的学生学汉语是出于工具理性的需要，主要是学汉语能够有能力竞争高薪水的岗位，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为家庭争光等。这和乔纳森H·特纳交易需要相吻合，尤其是自我实现需要和获益交换需要。在课堂上，老师对学生学汉语的热情和汉语能力进行赞许，这就会使需要生成的期望状态得到某种满足，也越有可能使学生体验到愉悦等正性情感，往往学生也会自我归因，认为“我很棒”，从而对学汉语更加充满信心。一些汉语水平高的学生也能对班里的其他学生起到启发和带动作用。 按照李泽厚的说法，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中国乃是一个“乐感”文化，“情本体”文化。“情本体”构成了乐感文化的核心：“自孔子开始的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便正是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它强调：‘仁，天心也’，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都必须处在情感性的群体人际的和谐关系之中。”“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心灵的和谐，从本质上也是为了人人能安稳地、从容地、快乐地生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道始于情”“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等皆从某个角度诠释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情感纬度，这种积极乐观、豁达进取、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是乔纳森H·特纳所说的正性情感，充满了正能量，是充满希望的文化；“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工作”既被视为“十二分”健康的人生态度，又被理解为人生理想的至高境界。 诚如清华大学彭林教授所言，中国道德的培养主要是经由对情感的“礼乐教化”，而非理性的认知训练，这一点应是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方面。情感不仅仅只有正性情感，即便是正性情感的释放仍有很大提升和发展的空间。譬如人不仅要摆脱情绪的困扰，还要有把情感上升为情操的高度。又比如说同情，同情是人类底层的原始情感和心理积淀，在现代社会或国际交往中，同情也无处不在。“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交往中关注交往主体的感性存在是必要的，但莫因对方的地位与自己对照处于弱势或需要帮助，就只有怜悯、同情，而没有尊重。文化理解应超越同情文化走向尊重的伦理。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不能因与弱国的交往就认为是不对等的，是去“扶贫”或拯救他们去了。与交往对象不但保持对其权利的尊重，还要表现对其人格的尊重。在情感交流中获得尊重，在相互理解中获得尊重，是国际理解理想的尺度。 (四)公共外交维度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国际法的主体就是国家。可是，从国际关系来看，‘人’在国际关系的移动频度，已远远超过‘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交往频度，因此，‘人’也即将发展成国际关系的主体。透过人的国际移动，势必造成‘人’之背后所代表的‘文化移动’，因之造成‘族群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间的接触，进而产生文化交流、文化摩擦、文化扬弃、文化接受、文化融合、文化触变以及文化创新。”在全球化的熔炉中，多元文化、不同文化的人需要交流、需要文化碰撞、文化触变、文化共生与文化理解，在文化休克、文化冲突和文化冷战中则更需要国际理解。 文化不仅需要交往交流，同样需要互鉴共享。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和合”外交、“共生”原则、“天下体系”等智力资源以丰富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深入挖掘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多重外交理念，以提升现代国际关系的全球视野和区域共识。 公共外交不能仅仅是教科书上笼统的理论说教或口头意义上的重视，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和认识论如影随形。它需要用事实去说话，用行动去打动人心。外交家吴建民曾举了一个例子，说的是他的夫人施燕华当卢森堡大使的时候，丹麦驻卢森堡大使一见施燕华就夸中国人心灵美。原来有一年丹麦驻卢森堡大使让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方——中国去走走看看，但给钱不多，不许住高级饭店。“男孩子一个人在中国跑，坐硬座车，半夜上车，又热，鞋脱了，袜子几天不洗，有味儿，干脆把袜子也脱了。一觉醒来，袜子没有了，再一看，旁边有一个绳，袜子有人给他洗干净了，晾在那儿，是谁洗的，对面一位大妈。这位大妈就是中国人啊，她想自己的孩子也可能这样，就给他洗了。就由于这件事情，这位丹麦大使到处说中国人善良，这就是民间公共外交。”外交家赵启正也谈到：中国人民大学程天权教授有一次访问美国密苏里大学，晚上散步时，遇到一位老人找不到自己的家了。“程教授决心把他送回家，一家一家敲门去问，他们进入一家院子时，主人竟端着步枪出来了(在美国不经允许进入私人院子是违法的)。他们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把老人的家找到了”。不会外语的中国老大妈和会外语的中国教授全都表达了助人为乐的传统，可以算是感情交流的外交吧。 无论是公共外交还是情感外交，皆以理解信任与和谐相处为尺度，讲真实感人的中国故事，讲中国老百姓朴实善良的故事，讲孔子学院课堂内外乐于助人的中国故事，讲中国海外企业促进文化理解的中国故事，尤其要讲好民间外交方面一出出、一幕幕直指人心的动人故事。运用国际理解的方式讲外国人听得懂、听得进、还想听的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情节无需那么曲折离奇，也无需增加那么多的艺术感染力，实际上对外讲中国故事，纵有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也不一定讲述得那么困难，以上不会外语的中国老大妈和会外语的中国教授朴实真诚的故事，本无需渲染和加工，也无需那么多的“解码”，外国人就可以听得懂、听得进、还想听，正因为故事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平实、那么的真实，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皆有能力去做，而又并非每一个人都会去做，倘若有人去做了，大家在心灵深处则会产生莫名的或油然而生的感动。对外讲中国故事，这是一个增添相互信任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解加深的过程。理解的信条应该是先解其人，先打动别人。当有人为不被理解而痛心疾首，高唱理解之歌的时候，是否也能扪心自问，你理解别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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