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与选择——从人文精神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开去论文,宿命论文,人文精神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曾经是刚刚过去的1995年的一个重要话题。知识分子的分化与选择，使这场疏远了政治话语，避开了权力中心，而在知识分子群体自身产生的激烈论战，具有相当的规模，相当的声势，也成为每一个关心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知识分子现状的人的无可回避的斯芬克思之谜。无论是直接的介入，是间接地敲边鼓，还是在静默中进行有关的思考，都是一种参与。
2.80年代是重思想重文化的时代，需要用精神的力量，使一个民族从十年浩劫的大失败大痛苦的回味中超拔出来，振奋精神，为了一个新的目标而共同奋斗。以思想启蒙和精神塑造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的鼓手、民众的导师，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一篇小说，一部电影，一本书，都可以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是，90年代的社会现实，市场经济初期的种种情状，却使曾经为改革开放前驱呐喊的知识分子目瞪口呆，困惑不解，乃至痛心疾首，无法适应。他们在80年代所能设想所能希望的，与90年代的改革开放深化带来的巨大变化之间，所存在的差距有多大，他们的心理落差就有多大，他们的失落和失望就有多大。
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与现实的反差，知识分子在重新思考现实与自我的时候，才会产生新的反省，新的自我确认，产生当前的分化和关于人文精神的论战。由于主观视野的偏狭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场论争有着种种的不足和缺憾，许多具体的命题都有待廓清和深化。但是，跳出这论战中的具体是非，它毕竟可以给我们以相当的启示，激发我们的思考。
3.撇开这场论争的诸多头绪，它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90年代社会发展的新现象，以及如何确定这新形势下知识分子自身的位置。
先说前一点，对现实的评估。
由此，就不能不看到论争双方所犯的共同性的错误，即思维和评价方法的简单化。论争者面对现实，都是不加分析地确认其为市场经济，然后进行各自的褒贬的。90年代的社会现状，出现了许多嘈杂和混乱，出现了诸多令人感到担忧和愤怒的情况。这是无须讳言的。商品化对精神的侵蚀，社会道德的降低和国民素质的真实水平，都是这一时期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现实无法回避，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它。非常有趣的是，倡导人文精神的，和对人文精神持非议的，都是把这些社会弊端简单地与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的转型直接联系起来，然后加以褒贬。赞成人文精神的，对拜金主义的批判，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批判，又往往导向偏激和愤世嫉俗，进而发出强烈的感叹，带有各种弊端的现代化，即使来了，还不如没有。否定人文精神的同样是把现实的不如人意都看作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而害怕人们在泼污水的时候，连市场经济的婴儿一同抛弃；还有的乐观主义者则预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将会产生出克服其自身弊端的抗体和免疫力。当他们对人文精神加以驳难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在为了维护人民大众的现实和享受大众化的权利而斗争。
是的，90年代，出现了许多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丑陋和污秽的社会现象。但是，它们未必都应该算在市场经济的帐目表上。市场经济，在中国的90年代，只不过是它的初始化时期，它并没有真正地成为时代的主角，也很难说它有足够的能力为现实负责。比如说，人们所乐观地判断的，由市场经济、商业社会造成的与政治权威分庭抗礼、使社会多元化的局面，其实并没有形成，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乃至主宰作用，仍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现实是，在行政权力把它的许多领地向市场和商业机制移交的过程中，二者之间尚未相互吻合，而是出现许多的交叉地带和断裂脱轨，或者多头管理各衷一是，或者无人问津形成空白地带。许多的丑恶现象，比如说腐败，与其说它要记在市场经济的帐目上，不如说它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更密切。再比如，社会伦理道德的水准下降，今日为甚，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的肇始，仍然要从十年内乱、人人自危的时候算起，加上社会上的监督和执法、奖善和惩恶的机制的不健全，张扬正气和打击邪恶性的力度不足，关系网、裙带风的蔓延乃至方方面面。凡此种种，哪里是尚处于幼稚的初创阶段的市场经济能够担当得起，并为之承受恶名的？
反之亦然。那些反对用人文精神的倡导干预现实，而相信市场经济自身的完善能力的，未免把市场经济神化和理想化了。前面说过，90年代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同样地，来自行政力量的干预，也会对它形成决定性的影响；此其一。商业社会的发展，按照我们所接受的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是需要工具理性和勤劳禁欲的社会共识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却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爆发出来的普遍的盲目性都一再地把本来应该按规则守秩序的商业行为变成盲目性投机性很强的“群众运动”；还有远远地超过经济发展现状的超前消费、穷奢极欲、夸豪斗富，一方面是造成财力物力的严重浪费，一方面是加剧本来已经很明显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社会心理的恶化和畸变，大有从内部销蚀和毁灭市场经济的潜在威胁，此其二。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社会矛盾，仍然有其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疾病，这是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近代的思想家那里就开始持续不缀的批判的，焉能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思维逻辑，以偏盖全，绝对肯定？此其三。
4.与对社会现实的评价相关联的，是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位置的重新选择。
由思想的解放为实际的行动，改革开放的风帆又一次鼓荡起来，而且是经过8、90年代之交的低迷和徘徊之后，这不能不使知识分子再次振奋，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的岗位。但是，90年代不是80年代的重演，社会导师的神圣和殉道者的崇高，在新的时代潮流中被粉碎——还是那句话，知识分子的信念被粉碎，首选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不够坚定，先前的信念不是建立在健全的理性基础上，而是凭依朦胧的情感和外在的灌输。文人还会受尊重吗？工商时代文人何为？这些问题的提出，正是表现失去自信力以后的新的困惑和选择的艰难。
在这一点上，当今的知识分子（以文学界为例），大致分为三种态度。
那些对现实持乐观态度，相信市场经济自身的完善和净化能力的作家，是主动地调整自己与现实的关系的，他们大都用各自的语言方式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不必把文学看得太重，不必把作家神圣化，作家的世俗化和职业化，文学的市场化，都是大势所趋。于是，他们对文学的基本价值，似乎也不怎么重视了，以文学讲故事娱人和自娱，更被他们所看重。他们在现实面前的心态，很快实现了自我平衡。
同样承认商业化大潮不可抗拒，但是持“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武器并对此存有抵触情绪却又感到无可奈何的青年批评家，把自己置于一种两难境地。他们承认全世界的商业化趋向难以抵挡，但是，以对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又迫使他们坚守自己的立场。于是，他们通过后现代主义（或者说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所擅长的语言操作、换置和命名，体现自己的选择。这就是“后知识分子”等种种“后”的名词出现的因由。比如说，前两年，他们曾经持“东方主义”的态度，把“现代性”一词作为含有西方的价值判断而加以拒斥，要以“中华性”取代“现代性”的概念；到了人文精神的论争中，他们自诩为民众和社会为争取实现现代化在思想文化界的代言人，在激烈的言辞后面，暗暗地背离了“后现代主义”的营地而不自知，最具有先锋色彩的一群，忽然认同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广大民众，这也许同样是一种“后现代”喜剧。
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在对自身的社会使命的承担和价值观念的重建上，需要质疑和加以补充的，一是如前所述，社会文化批判，不只是要向商品化对精神文化的瓦解和侵蚀加以抨击，还应该有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对陈旧的保守的传统文化的回潮保持必要的警惕，对一味顺应和追随西方思想文化思潮的食洋不化予以必要的批评；二是要尽可能地从历史、现实的和理论的层面上，进行深度阐述，为自己建立深刻的根基，以便立定脚根，准备作韧性的长期的坚持和守护。
5.也许是一种思维的惯性，我们总是喜欢将80年代的思想文化进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较。那么，9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是否可以让人联想到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的20年代中期？当陈独秀、胡适、鲁迅们倡导新文化新文学以反对旧文化旧文学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文化、新文学上，在推行和实现自己的思想主张上，他们却是发生了分歧的。依照通常的理解，说“五四”时代高张科学与民主的两面大旗，在作这种倡导的时候，需要高声呐喊，需要震聋发聩，但是，如何确定它的现实指标，如何把它付诸实践，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实现社会民主，要通过旧式或新式的民主革命，要采用政治的和军事的手段；普及科学意识，则要在遍地是文盲和蒙昧的国土上进行全民的文化教育；这二者，都需要漫长而持久的实际工作，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我想，当年大量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政治和革命的社会实践，或者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心态去从事各自的事业，也许同今天大量的知识分子转换身份，在经济大潮中施展身手一样；“下海者”义无反顾，自有其悲壮或辛酸，有他们自己的苦恼和困惑，这些且不去说它，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很难直接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人文学者，应该怎么办？
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急切地呐喊的鲁迅，在时代的选择由思想和意识形态转向行动和实践，盛极一时的文化热潮退潮之后，也有过寂寞和迷惘，“寂寞新文苑，依然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接下来，还有更沉重的打击，就是1927年的风云突变，大量的革命青年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鲁迅的思路发生“轰毁”，从《野草》时代就开始的个人反省，“抉心自视”，演进为“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解剖。我想，这是鲁迅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情感最低沉的一段时期。但是，他之所以没有引退，没有遁世，不但是说，他比别人有更强的韧性和更深刻的思考（如人们通常所言），更重要的是，比之于“五四”时代同一新文化营垒中的战友，他要年长一些，他已经经历过辛亥革命前后由大喜若狂到心灰意懒，抄古碑、辑古书，在精神上自我麻醉慢性自杀的苦痛，因而无法再度回到消极避世的故纸堆中去，而是执意前行，不管前面是墓地还是鲜花，继续充当精神界之斗士，做决不后退决不宽恕的战斗。
而且，鲁迅还对现实做出透彻的分析。他说，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左翼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以此对比一批80年代曾经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为改革开放冲锋呐喊的作家，在90年代纷纷发表转向宣言，放弃理想主义的追求，是很能发人深省的。鲁迅进一步指出，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极而言之，鲁迅甚至预感到，革命成功以后，等待他的最好命运，也许只是穿着红马甲扫马路而已，但是，他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革命同命运的人生道路。
20世纪末的中国，与鲁迅的时代已经有根本的变化，但是，就心理挫折和群体分化而言，就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所感到的迷惘和苦闷而言，却不无共同之处。比照起来，80年代流行一时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比况，头戴着刑冠、背负着十字架的圣徒，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佛陀，在潜意识里，是否都存在着在不远的将来，验明正身，受众人朝拜的情结？90年代初期的巨大失落感，在精神和文化上的付出，并没有在新的经济浪潮中得到加倍的补偿，相反地，却会在人们都发了大财的假相中或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是否与这种情绪有关？当市场经济大潮所伴随的浮沫和沉渣终于被淘尽，重新估计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职业优势——与之形成有趣比较的是，当年大学校园里的经商热曾经裹挟了很多的大学生，近两年，大学生又重返课堂，对知识的价值做出再度肯定——当我们又一次地感到可以坐稳冷板凳，这其中，是时代变了，还是我们的心态在最初的冲击以后，从喧哗与骚动中恢复了平静？
6.这就是不能不回到那个经常被我们引用以显示自己的深刻的命题上来：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是，这一次的“我们”，是特定的所指，即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
要在如此有限的篇幅里讨论如此巨大的命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进入90年代，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职业分工和利益分化，社会生活由意识形成引导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商品流通为驱动力，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经受个人的生活和事业的低迷的同时，还对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使命、价值和功能产生了质询和怀疑，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和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一道引人注目。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说过，“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革命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何至于如此呢？亨没有作进一步阐释。倒是当代日本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在他的《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的特定使命，作了深刻的分析：
越是“后进”国，越具有目的意识。因为在那里，事先有了近代化的模式，只是以其为目标来推进近代化。由于是“目的意识性”的所以当然会带上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格，亦即是某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近代化。同是在西方，美国独立革命比英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性强，法国革命比美国的意识形态性强，其理由也在于此。因此，上述的作为异质文明传播者的知识分子的任务，自然也受到“目的意识”的近代化要求的制约。
具体地说，有两点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亚洲、非洲诸国。第一，是设定国家的目标，为达成此目标而有选择地实行现代化。其实施当然是政治家的事，但在此选择的近代化中，知识分子起的作用非常大。或者说，在“后进”国，多数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政治家。第二，是作为制度和技术的介绍者，从先进国导入制度和技术。这两个课题是同时面临的。
我想，这样的论述，足以令人深思。今日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同样是属于“目的意识性”的，是因为看到了发达国家的榜样，而为自己确定目标，在观念意识形态上先建立了我们的现代化模式，然后付之于实施的。尽管有些激进的学人一再宣称，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已经到来，但普遍的现实却是，我们今天还是处于前现代时期，实现民族的现代化，实现物质的和精神的现代化，仍然是全民族的迫切要求，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在这一基本前提下，我们的使命任重而道远。要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民主和人道的社会，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都达到相当水平、既站在世界前列又保持民族特色的现代国家，仍然具有极强的乃至最强的“目的意识性”，这个目标与我们的现实所具有的巨大差距，无论怎样估量，我想，都不为过分。
而且，文学在今天，仍然没有进入纯文字游戏或自娱娱人的欢乐和悠闲的时代。文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仍然是许多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的优先选择。这一点，从世界文学的走向也可以得到印证。1994年度的大江健三郎，1995年度的希尼，他们获得世界文坛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恐怕都和他们对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历史走向的关心与自觉承担分不开。大江在获奖演说中明确指出：“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政治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他没有像当年的川端康成一样，被本民族的审美情态所陶醉，相反，他更多地谈论的，是民族的耻辱——作为日本的战后一代作家，他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天。”这不是以民族的理性、时代的良知自诩，又是什么？希尼多年来动荡不安、一直笼罩在外力压迫和内乱的压力之下，他的歌声，不能不染上民族心灵的忧郁和痛苦，并且自觉承担起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他在《写作的边疆》中明确地说：“北爱尔兰诗人……怀着一种特别的力量，感到需要忠实于这个见证的消极性质，同时要显示一种肯定的火焰，即需要既有社会责任又有创作自由。”这对于曾经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视为不可承受之重、急欲摆脱之而后快的我们，对于把谈论时代、民族、历史等庄严的话题一时间都当作落伍、过时，被嘲弄和讥讽，被调侃和消解，被心灵的挫折和金钱的力量对比得黯然失色的我们，应该是一剂醒脑的良药。
我们要使自己充实起来，强大起来，扎实地广博地掌握必需的知识，成为真正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哗众取宠，徒有其名。以学问为根基，以良知为权衡，修炼自己，从而避免再出现近年来一阵经商之风拜金之潮便把我们冲击得东倒西歪的尴尬。更重要的，实现民族现代化这一当代中国的斯芬克思命题，仍然需要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和真诚奉献，需要我们的智慧和理性的力量。曼海姆这位对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甚深、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已故德国学者说过，在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各阶层之间越来越疏远的情况下，只有知识分子能够超越这种局限性，能够理解社会的所有成员。知识分子永远不会独立为一个阶级，永远没有自己的独自利益，而是面向全社会的，充当社会的理性和良知，它所进行的批判和建设，都是以此为立足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