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坚守：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顾颉刚(1949-195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初期论文,顾颉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上海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顾颉刚先生也进入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民国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史家之一，面对新的时代，继续自己的学术追求自是顾先生不可动摇的恒久目标。但是，不期而至的政治运动、自家生活的渐趋拮据、治学路向与新时代或有抵牾所不得不进行的必要调整，以及必须面对的在思想观点、学术研究、工作单位等具体问题上的选择，无不令顾先生感到惶惑、无奈和苦闷。直到1954年8月顾先生举家迁京就职中国科学院之前，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上海的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成为顾先生融入新的社会的一个关键时期。《顾颉刚全集》的出版，为研究和了解顾先生的学术与生平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本文以《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顾颉刚读书笔记》等材料为主，意在梳理顾先生迁京之前在思想、学术与经历诸方面的实际情况，考察他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面对唯物史观史学成为主流情况下的实际表现、举措及心路历程，并希望以此为典型个案，透视新社会中的“旧史家”的遭遇与转变。 一、政治运动中的顾颉刚 1949年5月26日上海全部解放，时顾颉刚先生居于上海，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作为往时的著名学者，顾先生关注着新政权重建新秩序的一举一动。如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听陈市长毅讲话，态度极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辈为国民党蒙蔽处太多矣”。① 1949年8月，顾先生“离沪，与金振宇、丁君匋同行，前往北平为大中国图书局设分店”。②考虑到书局的经营发展，顾先生此行有意与新政权联系。③7月9日的日记中说，因“疑与朱家骅有关，或以予曾任国大代表，疑与国民党有关”，而担心导致书局无法生存，又被友人告知“予如再不前往，即将被疑为不合作”，他自忖“予如不到北平一次，谒见中共最高当局，本局前途亦殊不利矣。因定八月初赴平，与毛主席商出版通俗读物事”，并设立办事处，打开销路，“庶本局在风雨飘摇中尚得存在矣”。④然而仅仅两天之后就传来北平成立新史学会的消息，7月11日日记载：“报载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其为新贵所排摈矣。予为自己想，从此脱离社会活动，埋头读书，庶几有晚成之望。”被排摈出新史学研究会，无论是为学术还是为生计，总是一件令顾先生感到不舒服的事，他分析原因为：“若予先解放而往，当不至如此也”，“前数年，予所以不能不接近政府，实以既办大中国，便不得不与政治发生关系，不虑即以此使人歧视”。⑤对此，顾潮认为：“其实被排摈的主要原因，是在办图书局之前，父亲因朱家骅的关系而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过，即便他‘先解放而往’，亦非‘不至如此也’。”⑥余英时则进一步推测：“顾先生则是故意(被——引者)删落的”，“1943年重庆史学会的成立，他曾履任会议主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这是共产党不曾忘记的。昔年为国民党捧场的人，现在便必须尝尝受冷落的滋味”。⑦这些推测有其合理性，如果仅以学术地位、学术影响与学术威望论，顾先生没有任何缺席该会的理由，更何况，因顾先生的未入选反而会多少影响到该会的学术性和权威性了。⑧8月下旬至9月中旬的北平之行，顾先生除处理书局、禹贡学会事务并访友外，不见有造访新政府高层的日程。此时的顾先生尚可以“脱离社会活动，埋头读书”自勉，可是之后令他始料未及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不仅使他这样的愿望也难以实现，而且让他不断地陷入了更大的苦闷、惶惑甚至恐惧之中。 1951年春季，镇反运动在上海展开。4月，顾先生听闻诚明学院同事被捕，“恐将来株连瓜蔓，并将及予，以此失眠”。⑨六七月间，不断有熟人友人被处置的消息传来，尤其是顾先生妻兄张雁秋被捕之事给他的家庭尤其是夫人张静秋女士带来极度恐惧，顾先生在奔波于苏州、南京等地为此事疏通的同时，担忧“因此而致疑及我”，为防不测竟草拟《颉刚遗嘱》，“深恐一经被传，或羁时日，或竟至瘐病。故先立此嘱，以防万一”。⑩这番遭遇，必然从思想、态度、心理诸方面对顾先生在此后的运动、治学中产生深刻影响。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最早开始于1951年秋。先是在北京大学举办了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12月2日又在上海大公报社举办“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此会当是北京方面命开者，而我则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连日有电话来催迫”。(11)如此看来，顾先生是必须要去参加该会的，而且还提前两天即11月30日写了发言稿计三千五百字，恰在同一天的日记中，顾先生却录下胡先骕写的《北京的科学运动与科学家》一文中的一段话：“胡适另一得意弟子(上段为“胡适的大弟子当首推傅斯年”——引者)为顾颉刚……颉刚以编辑《古史辨》著名，曾著关于文史的论文20余篇，笃于疑古，颇受人所非难。但其治学精神甚诚恳，并非故以立异鸣高者。然晚年亦渐趋中正，不更作惊世骇俗之论。”(12)缘何如此？是认同胡先骕对“古史辨”的评价？还是因为在批判胡适的发言稿中有言不由衷之语而在这里告诉自己仍为胡适的“得意弟子”？抑或是反衬自己并非认可是胡适的弟子？ 12月2日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大公报社举办。“今日同会：王芸生(主席)、沈尹默、刘咸(重熙)、林同济、周谷城、吴泽、张孟闻”，“今日会上，和胡适有直接关系者只我一人”。顾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当然是会议的重点。他的发言稿在会前被友人认为“分量不够”，《大公报》编辑、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丹枫认为发言稿“讲胡适以前有进步作用，固是事实，但不能讲”，顾先生因此感叹“盖至于今日而真话说不得矣”。(13)1951年12月16日的《大公报》刊载了顾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如果与1954年以后大规模批判胡适的程度相对比较，顾先生的这个发言不仅显得“分量不够”，而且还时时透露出“胡适以前的进步作用”。他先回顾了自己“和胡适学问的关系”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说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好像在眼前显现了一个新境界”，“十多年中所想所写大致没有超出胡适的方法”，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使我们感觉到耳目一新”，“我很为他的彻底的主张所感动”，这更像是对胡适思想的肯定了。即便是所谓批判的内容，也仅仅将他们在某些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和胡适不赞同他办“通俗读物编刊社”两件事，“当作我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显得十分勉强。发言的最后部分“为批判胡适而联系自己”，用力反倒较前为重，说自己“没有革命意识”，“还不能走向革命的阵营”，“认识到改良主义的无益有害”。(14)至于文末称“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等，遣词用语与前文风格相异，或可视为应付官方的套话。(15) 此次批判胡适思想活动的规模并不大，究竟应当怎样“清算”胡适思想，大家也不太清楚。但是顾先生作为唯一与胡适有直接关系者，他的与会和表态是最重要的，很明显，对胡适的批判是顾先生不得已为之的无奈之举。顾先生在此前的1950年5月20日的日记曾写道：“慰慈(张慰慈——引者)言适之先生就美国康奈尔大学太平洋研究所工作，脱离政治。胡师母在曼谷，将返香港。”(16)说明顾先生仍然牵挂于胡适夫妇的去向，“适之先生”“胡师母”的称谓，也表明他仍视自己为胡适的弟子且看重他们间的师生关系。可是在举办“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第二天(12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今日《文汇报》载北大里批判胡适，说他有‘四大金刚’，是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我，此话不知如何说起。罗与胡的关系极浅，我则早已疏远了。”(17)在不得不面对的批胡运动中，顾先生也只能尽量将自己与胡适区别开来。这次批胡活动给予顾先生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切实地意识到“盖至于今日而真话说不得矣”。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还有另外一个“收获”，即，因切身体会到违心批判自己老师的无奈，使得顾先生很快能够体谅他自己的学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本人的苦衷了。 《文史哲》1952年三月号发表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昔日的弟子直接向自己公开发难，顾先生以“均给予无情之打击”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但是他随即意识到，童、杨二人此举，“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18)友人于鹤年不满童、杨的做法，顾先生在给于的回信中说：“《文史哲》上之两篇文字，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犹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19)同年11月30日的日记里，顾先生保留了一份报道胡适对受到在大陆的昔日弟子顾颉刚等人批判所发表的感受的剪报，胡适说：“顾颉刚和朱光潜两位老朋友所发表的清算我的文章，我非常同情他们原谅他们……我一看顾颉刚、朱光潜的文章，就知道是言不由衷，完全是被逼迫写出的。”(20)顾之于童、杨，所处地点不同，政治环境则相同；胡之于顾，所处地点不同，环境亦迥异。惟顾与童和杨、胡与顾，均互为师生关系都是一样的。面对学生批判或清算老师的举动，即使身处异地、环境不同，老师对学生的态度竟都大致相似，确实令人深思，也令人感慨。两年之后在致王树民的信中，顾先生仍是同样态度：“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顾先生在此信抄件附按语：“于鹤年君亦为此事抱不平，来信时时提起，一人之思想固可变，但不能变得太快，亦不能变成极端之不同，否则便是作伪矣。”(21)在这里，顾先生以《文史哲》约稿事来说明他对童、杨“非存心谤我”“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之判断的正确，并且由此事得出思想变化“不能变得太快，亦不能变成极端之不同”的一般性认识。实际上，思想变化之快在当时正是许多人的特征，这在顾先生看来“便是作伪矣”。 批判胡适的活动暂告一段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接踵而来。1952年初，日记云“永年(黄永年——引者)来，谓大学思想改造，一过阴历年即办，须延至八个月，而以暑假期为高潮。按，复旦土改参加者行将归来，暑假中不放假，予正以冒暑前往为苦，何堪再加上高潮之学习。此实将逼死予矣”。(22)反映了顾先生对即将再次到来的运动的强烈排斥与抵触情绪。然而，因他的图书局总经理的身份需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过关，因他的学者身份还要面对思想改造运动。张东荪、赵紫宸等人被批判的境遇，(23)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断传来的各种负面消息，使顾先生只能打起精神全力应付这些运动。4月30日和5月1日两天，“应五反检查队嘱，草自传八千言”，“自传续作四千字，共一万二千字，修改讫”。(24)参加劳资总结大会、写自我批评、续写检讨文字等占用了大量时间，“至于此一年中，为了土改、三反、思想改造，学校上课尚且不能，何况编纂乎!”(25)到7月9日，思想改造运动终于开始，“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蒸，一也。刺戟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评之时间，三也。”(26)顾先生备感压力，以致在11日身体突然不适，高烧问医。通过听报告参加学习，在三反运动中他“居然想出十一条，然皆鸡毛蒜皮也。盖贪污、浪费，在旧社会中本亦视为恶德，故予兢兢不敢犯，兹所提者皆平常不视为贪污者也”。(27)思想改造运动更让顾先生不知所从，他说：“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28)这样的态度肯定无法过关，“组织上要我们每人自认资产阶级思想，列举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诸项。众皆争认，予独以为无有。大家以为‘在资产阶级工作多年而谓无资产阶级思想为不可能之事’，嘱予再检讨”。(29) 顾先生坚持着自己做人的底线，既然不能如他人那样“互道资产阶级思想，作竞赛”，索性在学习会议上称“予独谓自己无资产阶级思想，众大哗”，(30)这当然不能获得上面的通过，却也充分表现出他的书生本性。一边是“学委会派来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爷面目，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31)一边是顾先生“改造不停，则予之检讨书势不得不在夜中作矣。真正逼死人!”(32)到8月26日，“予交代历八小时半方毕，喉咙已哑，而体尚能任”。(33)次日众人对他的交代提意见。9月1日，“予作第二次交代，历时二小时”。(34)之后再接受众人提意见，修改交代书。顾先生对这番折腾的感受也不尽相同。8月27日觉得“今日提意见者，有为予开脱者，亦有切中予病者。予生平直谅之友不多，今日闻此，大有蘧伯玉知非之感”。(35)到了9月1日又认为：“诸人对予所提意见，毛举细故，不中予病。盖有此形式，大家不得不说话，而要说者都已于上次说过也。思想改造而落形式主义，亦难乎其为改造矣。”(36)顾先生指出的思想改造而落形式主义，应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他视众人的意见“有为予开脱者，亦有切中予病者”，并有“有蘧伯玉知非之感”，恐缘于有关方面的有意照顾。在思想改造运动正值深入的8月份，顾先生的日记记载：“德辉同事蒋君闻宣传部中人言，舒同主任命学委会，‘对顾颉刚教授保护过关’，闻上海得如此待遇者仅予一人，与工商界之荣毅仁等。果尔，予可不受打击矣。其所以如此者，据德辉言，当系国际观瞻所系，不当以此引反响也。”(37)这也使他在“上海学院诸教授中可谓最轻松者，弥深欣幸”。(38)有此结局，让他感到“斯亦卅余年劳动成绩之所致也。予受此优待，益不敢自懈矣”。(39) 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至迁京之前大约两年(1952年9月至1954年8月)的时间里，顾先生主要忙于教学、著述、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大中国图书局相关业务等各种事宜，未再过多地被卷入政治运动中。不过，已经经历过的几场运动必然对顾先生的内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触动，也一定会促使他在某些方面做出改变。 镇反运动虽未及于顾先生本人，然而亲属、邻里、朋友的被捕且生死未卜的境遇让他心中惶惶，疑心“自分必为人所注意矣”，(40)留心于算命测字结果，感慨“竟不许人说良心话如此”，(41)甚至不能确定自己的安危与否而起草遗嘱。1951年9月30日的日记有题为“老画家黄宾虹”的剪报，顾先生看重的可能是剪报中“人民政府对于高年而又历史纯洁的艺术家，一定要给予适当照顾的”这句话。顾先生的《从我自己看胡适》的发言可以看出他无从下笔的尴尬，尽管在情谊和道义上违背心愿、在操作上又力所不及，然而批判胡适是顾先生本人必须要表态的。如同他之前所抱怨的“今日之学生，学术水平不够无关系，政治水平则不容不够”，(42)当时之教授，同样如此。其后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让自诩“是一不做坏事的人”的顾先生更是不知所从、痛苦万分，他不无绝望地说：“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亦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43) 从运动本身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而言，未见得让顾先生在思想上有什么“进步”，他自己也承认：“这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我的头脑里简直没有起作用。”(44)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在身体上，带给他的是极度的紧张、失眠。日记称“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学习中终日开会，无写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间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发愈剧……”(45)“失眠，此有更久之历史，而近则剧发于思想改造之时，因做总结，我经历多，必五六万字殆尽，而白天皆在开会，无闲可写，欲请假又不准，只得开夜车，遂至一发不可收拾。”(46)在精神上，带给他的是内心的折磨、矛盾。顾先生既要在报纸上公开宣称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思想上的敌人，又实实在在地承认胡适的学术给他展现了“新境界”、胡适的研究方法让他感到“耳目一新”；既要彻夜作自己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检讨书，又在会上忍不住公开表白自己“无资产阶级思想”；既要绞尽脑汁地为自己开列所谓“贪污单”，又扪心自问“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既感叹“思想真不容不改造，而群众力量之伟大亦可见矣”，(47)又质疑“思想改造而落形式主义”；既抱怨运动“真正逼死人”，又庆幸自己可能被保护过关而自勉“受此优待，益不敢自懈”。几次运动使顾先生自始至终挣扎、纠结于这些矛盾中，即使有被“保护过关”的传闻，他依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亦言：“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48)真正产生作用的，是运动这种形式所带来的“紧张迫促”的效果，正如在看到童书业、杨向奎的批判文章时顾先生在第一时间做出的反应：“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此“大力”令顾颉刚师徒和其他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无处躲避，必须面对和接受，并影响到许多人的为人为学为生之道。 政治运动的“洗礼”也让顾先生不得不对自己的生活与治学作出相应调整，如立意辞去大中国图书局的职务、寻求有保障的教职养家、有意离沪进京供职于科学院、思考自己的学术怎样适应新史学语境。 二、顾颉刚对就职单位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尤其是1952年院系调整前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进入体制内的教学或科研机构的选择。顾颉刚先生也是如此。一方面，顾先生本人为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更经过政治运动后悟出的“出身”与“身份”问题的重要性，亟待确定自己的、以教学或研究为特征的供职单位；另一方面，政府对顾先生的工作去向也从关心、关注到直接予以安排解决。因为，以顾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他的择职实已超出了一般性的“就业”概念，其去向、选择职位的态度、归属单位的性质等，对于新的政权来说，均有着体现知识分子政策的象征性意义。 1949年6月，上海解放不久，山东大学即请顾先生前往任教。“青岛解放后，接管山东大学者为罗振寰君(今名竹风)，北大国文系毕业，曾上予课。山大本无历史系，下年拟创立，又拟设史学研究所，与拱宸、纪彬联名邀予前往任职……上海门户之见甚深，非予教书之地。青岛风景佳胜，适于读书居家，山大历史短浅，尚未造成学阀系统，或可移住”。(49)8月7日他收到被山大聘为文学院长的信函。(50)8月16日“写拱宸(杨向奎——引者)信，说明今年不去青岛之故”。(51)可知顾先生对是否赴山大任教尚十分犹豫。其间友人对顾先生的建言却很有预见性，魏建猷和杨宽在和顾先生讨论应聘山大事时“谓迟早必走这条路，与其迟不如早”。(52)同年八九月间北平之行的回程中，顾先生“离平抵济南，欲赴青岛商山东大学事，以铁路被水冲断而不得行”。(53)去青岛行程的不顺利终使顾先生打消了去山大任教的想法。顾先生在1950年撰写的“自传”中还提及此事：“去夏，山东大学聘我为文学院长，我不敢接受，但普通的教授是愿意接受的。不料九月前往时，适逢胶济路水淹，退了回来。山大里有几位研究新史学的教授，我十分愿意请教。我想，我的工作倘能附属在山大，我每年到青岛二次，使得我所写的东西因有他们的讨论而赶得上时代，那是最高兴的。”(54) 1950年8月，经由上海市市长陈毅、山东大学历史系文学院院长赵纪彬、文管会主任李亚农等人的过问、举荐与帮助，顾先生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8月17日的日记称：“今日得上海市政府聘书，予为文物管理委员矣。此事酝酿三星期余，幸而得成，不致穷饿而死。”(55)“承陈市长好意，聘我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至五二年五月，李亚农主任在天平路四十号该会房屋内腾出一间，给我和柳翼谋先生做研究室，我得了一个清静地方做工作，非常高兴”。(56)对顾先生而言，获此职位的意义，除了缓解一些经济压力、有了一个做学问的空间外，还使他得到了一个有保障的“公职”，是进入“体制内”的一个标志。 至于1951年8月以后复旦大学聘顾先生任教，则可视为高层的有意之举。6月8日“厚宣(胡厚宣——引者)告我，华东教育部拟聘吕诚之(吕思勉——引者)先生与我两人入复旦，以复旦为一综合大学，必须充实，且学生亦甚想读书也”。(57)说明聘任之事已非单纯的学校行为了。8月，复旦大学送来聘书，“讲好的是兼任两小时，但送来的聘书却是专任，我因现在专任教授甚忙，我已身兼数职，决不可能专任，因此把聘书退回，换了兼任”。(58)顾先生希望兼任，复旦方面则属意专任，后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已经被上层列为被“争取”和可以被“改造”的对象：“季龙(谭其骧——引者)谓予云，去年历史系本议决聘予为兼任教授，而一经人事室，便发专任聘书，盖华东教育部意，欲争取予，教课不必多而薪水可支全分，所以然者，一作专任便控制得住，每一运动不得不参加，庶乎可以改造一旧智识分子也。”(59)1952年的院系调整，顾先生被分派至复旦大学。10月8日面晤陈望道校长，“说明数事：一，本年请假，明秋到校。二，到校后专任研究部职。三，请校中给我容纳十二人之住屋及书籍五万册之书库。四，经济问题由买古物作补助，不再兼他处职务。承其见许。倘此后真能作学术研究耶？”(60)专任与兼任的问题也基本解决，“陈望道校长和李文正副校长以及人事室诸同志又都要我做专任”，思想改造运动中已经写明的“服从统一分配”的承诺，已经让顾先生没有谢绝的可能，只得先请求“容许我请假一年，让我把经手的事情或办完，或作一交代，才可以搬过来”。(61)此事似乎大局已定，尽管藏书、住房、与书局的关系等问题尚未解决，顾先生还是接受了受聘复旦的这个事实，“倘下年确能入复旦而又能专心为学，则除此外尚当研究音韵学、文学，乃能真读得古书也”。(62)然而，转过年来，事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北京方面有意请顾先生赴京的消息渐次传来。 1953年3月8日的日记：“昨谷城谓予，到京晤徐特立先生，特立问起予著作，谓毛主席屡次提到，希望国家出版。谷城曰：‘是皆纯学术性的。’徐先生曰：‘无妨也。’予同告予，日前开人代会，晤陈毅市长，亦询予近况。”(63)受到最高领导人关注的效应很快就体现出来。几天后的一次统战部会议上，“陈市长告予，北京方面望予去者甚多”。(64)6月，“夏衍谓予，渠前数月到北京，陈家康及范文澜均向彼提及予，希望予到北京，家康且提及两次”。(65)9月，“翦伯赞极劝予到北大史系”。(66)直到此时，除了翦伯赞请顾先生到北大去是一个具体单位，其他人所说的去北京，似尚未明确所去何处。10月份，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上古史研究所和中古史研究所，顾先生很快得到消息，在该月7日的日记中记称：“诗铭(方诗铭——引者)告予，北京中国科学院将添设古代史研究所与中古史研究所。中古史聘陈寅恪先生主之，古代史将招予。”(67)赴京的单位就此明确，具体的操作也随之实施。年底，“北京方面多次邀往。十二月三日，离沪。四日，抵京。为四联及大中国业务与各处接洽，并与中国科学院商到京工作事。十一日，中国科学院刘大年、尹达来访，邀任该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68)至此，顾先生最终赴京到任中国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顾先生在上海期间择职前后的过程颇费周折，但是从他本人选择的出发点而言，却也比较简单明确。实际上，顾先生选择职位的目的不外有三：一是能够有一个专心治学的环境，使他能心无旁骛地在有生之年完成他的名山事业；二是能够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三是撇清学者身份之外的关系与瓜葛，以求避开政治运动的纠缠。如果说顾先生与山大的失之交臂尚有些许偶然因素，那么与复旦的反复商讨则集中于专职与兼职、书籍的存放、负责任地与大中国图书局解约等问题上，而最终确定到中国科学院就职，从上述三方面来看，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大约在抗战胜利后，让顾先生最感急迫的问题是难以把长久以来积淀于胸中的、庞大的研究计划付诸实施。1948年6月至12月，顾先生应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的邀请赴兰大任教职。辛树帜校长对顾先生关怀备至，特别是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尽可能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使他“不但将卅年来研究组织一系统，且进益亦不少……自九一八以来，十七年中，无如今日之心胸开朗者”。(69)在兰大期间，他不惜放弃参加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会议，以为“所欲有大于此者”。(70)得一良好的研究环境以便专注于学术研究，是顾先生最为珍惜的事情，也是他最大的满足。随着年纪的增大，他愈来愈强烈地感到时不我待：“现在我快到六十岁了，生理上已不容我有很强的感情；人世的经验多了，理智的力量又当然超过了感情；所以矛盾的表现可以渐渐地降低了。此后我想把责任心严格配合智识欲，使得学问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创造，以贡献于将来的人民。”(71)将自己的余生全身心地投入于学术事业上，已成为顾先生的最大愿望。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日记、笔记、书信、自述等文字中时时提及于此，紧迫感所带来的焦虑已经超出了生活拮据和运动过关。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顾先生一直不断地在规划着自己的研究计划。1950年五六月间，顾先生作《顾颉刚自传》中有“我的治学计划”一节，计划撰述《古史四考》(《帝系考》《王制考》《道统考》《经学考》)、整理翻译古籍、编辑《中国民族史料》。(72)1950年岁末的日记中，他列出自己研究计划中“理想的成就”，以“晚成堂全集”命名，分研究论文、专著、杂类三大部分以及“古史汇函”，其中研究论文分民族史、疆域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其他共六部分，专著达50余部，杂类分11种，“古史汇函”17种。(73)1953年2月28日(元宵节)的日记中，列出“编书计划”和“顾颉刚拟编著书”，前者有四类24种，后者有四类41种，还有“苏州古今地图及说明书六种”。(74)顾先生完成于这一年二月份的《法华读书记》(六)也有“颉刚拟作书”二十余种，分古史、古籍、古学、民俗学、地方史、杂著和自序七类。(75)计划制定的愈成熟完善，付诸实施的愿望便愈加迫切。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不愿再上讲台从事教职，为的就是集中精力从事专业研究。在新的社会中，生活上的稳定、工作与研究条件的具备均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合适的、由政府官办的供职单位，而中国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成立，与顾先生在工作职位上的需求条件多相符合，他一改之前在是否应聘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问题上的犹豫态度，从日记上看，他10月7日闻听此讯，9日便认定“此本予工作岗位，势难拒绝”，(76)此“势难拒绝”当含有官方举荐分配之“势”，亦含有“此本予工作岗位”即符合本人意愿之“势”，致使顾先生确定迁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抗战以后，顾先生主持的大中国图书局一度经营状况良好，到了1948年前后，因“时局动荡过甚，局中营业日落，我的薪水一减再减，打了一个对折，为要维持家庭生活计，只得兼教书”。(77)为补贴家用，1949年8月顾先生应聘诚明文学院教职。随着家中人口的增多，经济问题愈来愈成为困扰顾先生的实际困难。1950年6月30日的日记中，顾先生自陈“我的苦痛”计五项——“年长”：年近六十，“必须紧紧地把握现在，才可使一生学力不致虚掷”；“家贫”：“不但学问生涯成虚愿，即一家吃饭亦成问题”；“服务的不称心”：为了生计不得不做不情愿做的工作，而服务单位还经常欠薪；“无通融的朋友”：人家皆穷，无处借款；“政府的不照顾”：“政府只教人民望远景，而当前的阶段则惟叫人牺牲”。(78)此五项“苦痛”或直接或间接地均与经济困难有关系。“予年来所以迟迥不敢脱离私营企业，正因家用不足故耳”。(79)直到1953年顾先生写的“自述书”中，仍然强调“我妻失业，家庭经济放在我一人肩上，现在每月需一千折实单位的支出。文管会和书局两处的薪金共七百五十单位，尚嫌不足”。(80)若就职中科院，经济问题，包括住房条件，均有改善。“传政府已决定聘予入科学院，月薪五百万元”，(81)“知科学院特别照顾我，以正房三分之二给我，大小十二间”。(82)这在顾先生而言，当然是乐于接受的。 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的身份，带给顾先生的固然是经济收入上的增加，却也带给他很多烦恼。此前他就曾因为在劳资关系上的把握不定而萌生退意，“折冲樽俎非我所长，要我在劳资两方确定立场，尤非我所能，我真踌躇了，彷徨了!我还是退出了商界吧!下次开股东会议时，我决定辞职了”。(83)三反五反等运动开始后，为此资方总经理的身份，顾先生被要求开会、听报告、检讨、写“悔过辞”、列“贪污单”、接受“职工责问”，还要四处借款缴纳“所得税”，运动审查的结果是大中国图书局应退“盗窃国家财产”款九亿元，而此退款计划还包含了他在苏州的房产。顾先生也清楚，“予在三反中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84)运动给他的结论也是不痛不痒：“顾颉刚欠缴工会会费四十八万元，应补缴，不算贪污”。(85)然而，因为这样的身份而在运动中不得不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财产，实在是得不偿失。“予以参加思改，须划清劳资界限，向董事会恳辞总经理职，议决：此事突兀，不便于今日决定，应俟下届董事会(四星期后)讨论”。(86)一个月之后的股东大会上，顾先生再次请辞，仍未果，只得连任。(87)形成了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的无奈局面，“自己也撒手就走，慢说在道义上该负责任，而且出了毛病，中央出版总署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处督责起来，岂非又是我的过失”。1953年“全国书店分类合营”，顾先生的态度非常明确：“在书局方面，改组后我决不再干”，“本年书业思想改造，勿再令我参加”。(88)赴京之前，“予向大中国董事会作决绝之辞职。君匋(丁君匋——引者)劝予，以静秋任北京办事处主任，经济上的援助。予觉得如此则予暗中仍管大中国事物，必不能与资产阶级脱离关系，故拒之”。(89)能够到京入职中科院，当能彻底脱离在上海的资方身份、摆脱有关书局一类事物的打扰、减少因这个身份带给他的麻烦，这也是顾先生求之不得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唯物史观史学已成主导的前提下，那些业已成名的“旧史学家”在政治、学术以及学术观念等方面的选择余地是有限的，何况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又各不相同。陈垣、陈寅恪和顾颉刚是从民国进入新中国的“旧史学家”中最负盛名的三位，从结果上看，此三人在新社会中的择职取向恰各不相同，却又具有某种典型意义：陈垣选择积极靠拢新政权，成为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并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寅恪选择不与新政权合作，拒绝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之职；顾颉刚选择离沪赴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若仅由此结果出发来解读诸人择职的态度与做法，则难免过分突出新政权与“旧史家”间的张力之一端。如同顾先生当年论及他得出“层累”说的原因时所言：“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90)综合看待1950年代初他们每个人的时势、个性、境遇，并体察他们各自的选择动机、过程、结果，当有助于更为真实地认识这段历史。 只是对于顾先生而言，赴京就任中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决定让他一时颇感欣慰：“今政府解除予之顾虑，使予得专心学问，垂尽之年有所贡献于祖国，此真莫大之幸福也。”(91)而当他真的来到北京之后的境遇，与他想象的却大相径庭了。 三、顾颉刚与唯物史观史学 还是在民国时期，顾颉刚先生就与唯物史观史学和史家有一定关联。如在《古史辨》第四册自序中曾阐述史料考证与唯物史观史学是“下学”和“上达”的关系；1936年完成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和1937写的《〈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等文章中，曾与郭沫若、吕振羽等人就古史观问题进行过讨论；他还与嵇文甫、赵纪彬等唯物史观派学者有一定的往来；由他署名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评价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称“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92)总的看，那时的顾先生对唯物史观史学并未采取或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或全面抵触的态度。顾先生至少是把唯物史观史学看作是当时中国史学界诸多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之一，并试图从学理层面定位其学术意义，用学术标准评估其学术价值。 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史学界，唯物史观史学很快居主导地位，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自上而下地被贯彻于历史学的研究及教研建制诸方面中。顾先生不可能再如以往那样置身于唯物史观史学之外来看待唯物史观史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主流趋向，促使他不得不主动靠近唯物史观史学并对唯物史观理论作进一步了解。 前文提及顾先生未被邀请进入1949年7月在北平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同年12月11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筹备会，以及1952年1月成立的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顾先生均名列其中并当选“上海分会”的17名理事之一。“上海分会”的活动内容有讨论古史分期问题、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讨论爱国主义与历史教育问题、与苏联史家座谈、商议编纂专题史料、听取政治报告等，(93)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会议或活动，顾先生虽大都参加，却称之为“奉令前往”，似乎并不十分情愿，而对于那些流于形式的会议也颇有怨言，“此等会有何价值乎？徒糜费时间耳”。(94)顾先生因参加“上海分会”的活动而阅读了若干“新史学”方面的著作，如“上海分会”在1950年5月讨论古史分期问题，顾先生在此前阅读了《资本论》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等相关著作；1953年年底，“上海分会”讨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顾先生在同年11月即阅读了该书。这些活动给顾先生等尚未进入体制内的史家提供了近距离认识“新史学”的渠道，亦使他们感受到了“新史学”的强势地位。 其实顾先生也很清楚，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已不太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完全脱离唯物史观，所以他也在尝试有所改变，如1949年8月16日顾先生“致罗竹风、赵纪彬、杨向奎”信中言“这一年中，我当多读些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书籍，使明年到山大上课时不致太落伍，将来编写古代史时也能有一个一贯的看法”。(95)《沪楼日札》“春秋战国间社会突变之故”条，顾先生录有童书业1950年7月5日的来信，信中童书业以春秋战国时的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等为材料考察春秋战国间的社会性质。(96)在上海学院任教“古籍整理”课程后的总结报告中也要写上“颉刚从前治学，对于比较研究、联系观点及传说演变，自信有几分把握。本课教学，即应用此种方法。至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近年虽曾致力，但运用时未知得当与否，自需努力学习，以期无误”。(97) 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顾颉刚日记》中不断有“看中共理论书籍”“看唯物史观书”的记录。(98)除上文提及的书籍外，1950至1953年间，“日记”中提到的他阅读过的“中共理论书籍”还包括《共产党宣言》、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矛盾论》等，唯物史观史学著作有《奴隶制时代》(郭沫若)、《中国经济史》(马乘风)、《中国历史概要》(翦伯赞等)、《中国革命读本》(王惠德、于光远)等，还有当时流行的《社会发展史简编》、《社会进化论》、《新社会科学讲话》等书。这些书也是当时多数史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头学起”的必读书。 有学者把这个时期的传统学人划分为“遗世独立型”“入乡随俗型”和“有心无力型”三种，认为“第三种类型，人数最为庞大，占到这一时期传统学人的绝大多数，其中比较典型的要数顾颉刚及童书业”。(99)笔者以为，如陈寅恪那样敢于并能够做到“遗世独立”的史家，毕竟数量极少，人数最多的应该是“入乡随俗型”，不论是“有心无力”或者是“有心有力”者，也在积极地向着“入乡随俗型”靠拢。就顾先生而言，“有心无力”的确反映了他当时的窘境。从顾先生在此时期撰写的笔记、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其一，他有意学习并试图在研究中尝试使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1951年9月在给童书业的信中说：“承嘱多读近刊马列主义书籍，极欲为之，惟身兼四职，竟无闲暇可得。”(100)1951年冬，在上海学院讲授古籍整理课程的总结中，顾先生写道：“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近年虽曾致力，但运用时未知得当与否，自需努力学习，以期无误。”(101)1953年写的《顾颉刚自述书》中亦言：“解放以后，读了几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书，觉得我以前的工作，搜集材料有余，理论和方法都不够精确，很想接受先进的指导，使得我的学术工作结合着现代的需要。”(102)其二，如上所述，顾先生自己殷殷期盼要实施的、庞大的“治学计划”已经让他难有精力再心有旁骛，从这个时期撰写的读书笔记等研究性文字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精力仍集中于他治学计划中的古史研究及史料考订方面。其三，顾先生当时已近花甲之年，研究理念、研究特点与方法已趋于定型，遽然转变很难做到得心应手。如《虬江市隐杂记》(三)中的“经、传之分析是要分清社会阶段”条，讨论的是“周代究竟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可知顾先生也尝试对当时热烈讨论的古史分期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讨论观点是“前期封建社会是割据式的，后期封建社会是统一式的”，要证明这个观点，他认为需要认清各种经传材料的撰著时代，“崔述的分析经和传记，清代中叶以后的分析今文和古文，目的就是要把这两种社会分清，即是前期的归前期，后期的归后期”，结论是“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它做完成了。必须把这个工作做完成，才可从两种社会的史料里认清两种社会性质……”(103)本来是试图讨论古史分期问题，最后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论证辨析史料真伪与考证史料性质的必要性了。其四，作为一名学者，在没有真正地领会唯物史观的治学理念并且没有把握将其与自己的治学特点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顾先生在内心是不愿也不能认同于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的。1952年10月给友人的信中说：“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大愚，实不知其可。”“刚自信决无成见，亦真愿以唯物史观为我主导思想，特不愿随波逐流，作虚伪之顿悟耳。我想，凡真正能作学问者，当必承认我言”。(104)又如对于当时流行的“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顾先生一面表示认可“莫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一面又疑惑“劳动人民的历史，传下来的太少了，尤其是古代。如何在全部是帝王将相行动的历史书里找出劳动人民的历史，这真是难题也”。(105)其五，在内心深处，顾先生从来都对自己既有的研究成就充满自信。如在1950年8月给友人的信中，他从学术史的角度肯定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我辈在今日固不合时宜，然百年之后，时代骄儿都尽，学术界中所纪念者匪异人任矣。每念清末有俞、孙，民初有章、王，已将清代学术引到作结论的地步，而政治潮流，来势过猛，炫人眼目，失其正常，遂将此应获得之收成放下。我辈如能排万难而为之，则累累硕果皆在掌握中矣。惟士生今日，生活负担过重，不知能终容我辈为之否耳。”(106) 面对新政权建立后在史学界已经很快形成人人均需贯彻使用唯物史观史学的态势，顾先生或许已经预感到他的疑古思想恐难逃厄运，遂努力从各个方面寻求支持其继续从事古史研究的依据，试图用当时唯物史观史学的评价标准来申明自己从事的古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他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疑古学说等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另一方面，还要找到按照他既定的“治学计划”继续从事古史研究与古书考证的理由，这就使他不得不想方设法地论证自己的古史研究在唯物史观史学为主导的中国史研究中并非没有意义，而这层意思恰好在当年的《古史辨》第四册自序中已经有所提及。 应赵纪彬之邀而作、写于1950年五六月间的《顾颉刚自传》中，顾先生便引述他于1933年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中所写的话：“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清代学者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107)不仅表明自己至少从一开始就不曾反对唯物史观，而且在那时就已经阐明了古史考证和唯物史观史学间的关系。此时，他顺势对此观点继续发挥道：“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108)重又强调古史考证与唯物史观史学的这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下学”与“上达”的关系，也是出于他对自己的疑古学说和“古史辨派”的保护意识。尽管这番道理看上去在时间上前后呼应、在学理上合乎逻辑，但是，当初有着轰动效应的“层累”说、产生有广泛影响的《古史辨》系列，毕竟已被时人看做是“不合时宜”，顾先生的反复申论在此时未必有多少人听得进去。于是，顾先生努力结合当时的主流话语为自己的古史考证进行辩护，如：“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最彻底的破坏”，“我们讨论古史的初期，尚没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古史的，所以我们所立的标准只根据普通的社会学，自从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来，我们也自觉所建立的信的标准要更进一步”。(109)1951年5月，他在读书笔记中还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明他致力于《尚书今译》工作的价值：“如果有人看了我的工作，笑我不合时宜，弄这陈旧的一套，我请诵恩格斯的两句名言：即令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的发展，也是一种需要数年静心研究的科学事业……只有多数经过批判的选择与全部精细研究过的历史史料，才能解决这样一个课题。目前正在争论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我把《尚书》彻底翻译出来，即是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中的一个课题供给确实可靠的材料呵。”(110)这些议论可视为顾先生在当时的舆情中为自己即有的古史研究寻求生存空间，并进一步论证继续从事自己“治学计划”(即“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的考证工作)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古史辨派”即将遭到批判的命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将“古史辨派”归入资产阶级史学的观点渐次出现，并随着顾门中人童书业和杨向奎分别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等文章而达到高潮，使其疑古思想面临被全盘否定的渊薮。顾先生虽无法公开为文进行反驳，只好“写笔记二千余言，论《古史辨》之地位”。(111)此即《虬江市隐杂记》(三)中的“疑古思想之由来”“经、传之分析是要分清社会阶段”“整理古籍目的在批判接受”“《古史辨》与史料学”“考据学为史料学基础”诸条，计两千余字。基本观点可概括为：第一，引列宁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因此，“疑古思想就是在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古史辨》该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第二，“《古史辨》的工作确是偏于破坏的，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代经典”。“所以《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第三，“说我代表资产阶级，我仍不愿接受。我觉得我的思想是继承刘知幾、郑樵、朱熹、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的，他们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则我便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第四，“考据学者，史料学之基本方法也”。(112) 以“层累”说为标志的疑古学说，自《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来后，遭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从刘掞黎、胡堇人与顾颉刚的论战，到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一文对释禹为虫的讥讽；从王国维《古史新证》认为“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的评价，到张荫麟认定无限度地使用了“默证”的“根本方法之谬误”；从梁园东、马乘风的批评到李季所谓“腰斩中国历史”，产生异议的时代不同、批评者的出发点不同、批评的重点不同，顾先生大多可以从容应对。此时他的疑古学说被从阶级属性和基本的考据方法等方面予以否定，他在读书笔记中作的自我申辩，看上去也像批判者的观点一样，都充满了那个时代的痕迹。无论如何，与当时其他一些“旧史家”为了尽快做出接受并融入唯物史观史学的姿态而不惜全盘否定自己以往的学术的做法相比，顾先生仍在全力维护自己的疑古学说和《古史辨》的成绩。 1954年8月20日，顾先生启程离沪，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在沪期间的顾颉刚先生裹挟于时代转换的大潮中，疲于应付各种政治运动、努力应对唯物史观史学成为主导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那个时期的“旧史家”群体都要经历的艰难过程。然而作为顾先生本人来说，他对新社会政治举措的观望及对自己就职单位的选择，对及于自身的政治运动不得不表现出的服从与妥协，对自己既有的研究成就、未来治学计划及作为一名学者的独立风格的坚守与坚持，又体现了顾先生的与众不同的应对态度与应对方式。以时势、个性、境遇诸因素综合考察，不仅是认识了解顾颉刚先生在那个时期所思所想、所言所行的出发点，也是研究当时境遇相似的其他史家以及这段学术史的基本态度。 注释： ①《顾颉刚日记》卷六，1949年6月9日，见《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70页。以下凡引《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宝树园文存》《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等，均出自《顾颉刚全集》，不再注出。 ②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3页。 ③有亲友对顾先生此行持不同意见，如“雁秋(张雁秋——引者)不欲予行，以予之社会地位为超然的，一往即无以保此超然也。与君匋(丁君匋——引者)等言之，则以为不可，嘱再考虑”。《顾颉刚日记》卷六，1949年8月10日，第501-502页。 ④《顾颉刚日记》卷六，1949年6月30日(7月9日补记)，第479页。 ⑤《顾颉刚日记》卷六，第484-485页。 ⑥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 ⑦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74-75页。 ⑧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顾先生仍未得邀请。夏鼐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中国史学会理事候选人名单时称：“顾颉刚、柳诒徵等人亦皆除外”，亦颇有意外之感。见《夏鼐日记》卷四(1946-195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2页。 ⑨《顾颉刚日记》卷七，1951年4月12日，第44页。 ⑩《顾颉刚遗嘱》，《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28页。 (11)《顾颉刚日记》卷七，1951年12月2日，第143页。 (12)《顾颉刚日记》卷七，1951年11月30日，第142页。 (13)《顾颉刚日记》卷七，1951年12月2日，第143页。 (14)《从我自己看胡适》，《宝树园文存》卷六“附录”，第508-513页。 (15)1951年12月16日上海《大公报》以“从我自己看胡适”为题发表此文，胡适在1952年1月3日将此文剪报附于当日的日记中，并在两天后的日记里评论说：“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见《胡适日记全编1960-1962》(8)，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16)《顾颉刚日记》卷六，1950年5月20日，第635页。 (17)《顾颉刚日记》卷七，1951年12月2日，第143页。 (18)《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3月12日，第198页。 (19)《顾颉刚书信集》卷三，“致于鹤年”，1952年10月23日，第324页。 (20)《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11月30日，第313页。 (21)《顾颉刚书信集》卷三，“致王树民”，1954年6月11日，第391页。 (22)《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1月20日，第176-177页。 (23)《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3月17日：“(张东荪)虽为人民政府委员，民盟重要人物，亦无济矣。苟不低头认罪，惟有自杀。即此可见政府握有充分材料，不待坦白而已准备发动群众矣。”(第200-201页)1952年4月15日：“赵紫宸任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已廿余年……此次燕大思想改造，全校师生给予无情的打击，与张东荪一样。”(第211页) (24)《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4月30日、5月1日，第215页。 (25)《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6月10日，第230页。 (26)《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7月9日，第241页。 (27)《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7月19日，第246页。 (28)《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7月13日，第243页。 (29)《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7月31日，第250页。 (30)《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7月31日，第250页。 (31)《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8月8日，第253页。 (32)《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8月11日，第255页。 (33)《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8月26日，第261页。 (34)《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9月1日，第268页。 (35)《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8月27日，第261页。 (36)《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9月1日，第269页。 (37)《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8月10日，第254页。 (38)《顾颉刚书信集》卷三，“致辛树帜”，1952年10月28日，第272页。 (39)《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8月10日，第254页。 (40)《顾颉刚日记》卷七，1951年7月10日，第84页。 (41)《顾颉刚日记》卷七，1951年7月17日，第89页。 (42)《顾颉刚日记》卷七，1951年5月30日，第68页。 (43)《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8月9日，第254页。 (44)《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宝树园文存》卷六，第523页。 (45)《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9月12日，第273页。 (46)《顾颉刚日记》卷七，1953年1月31日，第341页。 (47)《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8月16日，第257页。 (48)《顾颉刚书信集》卷三，“致祝瑞开”，1952年10月22日，第370页。 (49)《顾颉刚日记》卷六，1949年7月8日补记于6月30日日记下，第479-480页。 (50)《顾颉刚日记》卷六，1949年8月7日，第479-480页。 (51)《顾颉刚日记》卷六，1949年8月16日，第504页。 (52)《顾颉刚日记》卷六，1949年8月17日，第505页。 (53)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394页。 (54)《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21页。 (55)《顾颉刚日记》卷六，1950年8月17日，第674页。 (56)《顾颉刚自述书》，《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31页。 (57)《顾颉刚日记》卷七，1951年6月3日，第70页。 (58)《顾颉刚自述书》，《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31页。 (59)《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2月29日，第194页。 (60)《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10月8日，第285页。 (61)《顾颉刚自述书》，《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31页。 (62)《顾颉刚日记》卷七，1953年2月27日，第347页。 (63)《顾颉刚日记》卷七，1953年3月8日，第358页。 (64)《顾颉刚日记》卷七，1953年3月13日，第360页。 (65)《顾颉刚日记》卷七，1953年6月8日，第399页。 (66)《顾颉刚日记》卷七，1953年9月16日，第442页。 (67)《顾颉刚日记》卷七，1953年10月7日，第453页。 (68)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增订本)，第409页。 (69)《顾颉刚日记》卷六，1948年9月17日，第343页。 (70)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30-231页。 (71)《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08-409页。 (72)《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09-420页。 (73)《顾颉刚日记》卷六，1950年6月30日，第710-715页。 (74)《顾颉刚日记》卷七，1953年2月28日，第353-354页。 (75)《法华读书记》(六)，《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五)，第193-196页。 (76)《顾颉刚日记》卷七，1953年10月9日，第453页。 (77)《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六，第399页。 (78)《顾颉刚日记》卷六，1950年6月30日，第651-652页。 (79)《顾颉刚日记》卷七，1954年2月12日，第505页。 (80)《顾颉刚自述书》，《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32页。 (81)《顾颉刚日记》卷七，1954年2月12日，第505页。工资的实际数额与此有出入，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258页。 (82)《顾颉刚日记》卷七，1954年6月13日，第553页。 (83)《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00页。 (84)《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7月19日，第246页。 (85)《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9月18日，第275页。 (86)《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9月20日，第276页。 (87)《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10月19日，第290页。 (88)《顾颉刚自述书》，《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34-435页。 (89)《顾颉刚日记》卷七，1954年2月20日，第509页。 (90)《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4页。 (91)《顾颉刚日记》卷七，1954年2月12日，第505页。 (92)顾颉刚、方诗铭、童书业：《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二，第407页。 (93)参见《上海市历史学会大事记》，见姜义华主编：《上海十大史学家·附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94)《顾颉刚日记》卷六，1950年4月23日，第626页。 (95)《顾颉刚书信集》卷三，“致罗竹风、赵纪彬、杨向奎”，1949年8月16日，第358页。 (96)《沪楼日劄》，《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第360-367页。 (97)《虬江市隐杂记》(二)，《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第457页。 (98)《顾颉刚日记》卷六，1949年8月23、28日，第507、509页。 (99)此说见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第234页。其后，作者又表述为“幡然醒悟型”“遗世独立型”和“艰难改造型”，先见王学典的《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又见于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1-136页)。 (100)《法华读书记》(三)，《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五，第80页。 (101)《虬江市隐杂记》(二)，《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第457页。 (102)《顾颉刚自述书》，《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29页。 (103)《虬江市隐杂记》(三)，《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第498-499页。 (104)《顾颉刚书信集》卷三，“致祝瑞开”，1952年10月22日，第370页。 (105)《法华读书记》(十三)，《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五，第494页。 (106)《顾颉刚书信集》卷三，“致刘节”，1950年8月5日，第361页。 (107)《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11页。原文见《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124-125页。 (108)《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11页。 (109)《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六，第411页。 (110)《虬江市隐杂记》(一)，《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第409-410页。 (111)《顾颉刚日记》卷七，1952年5月4日，第216页。 (112)《虬江市隐杂记》(三)，《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第497-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