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入心通”：清末切音字运动和“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切音论文,清末论文,思潮论文,国语论文,声入心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文字是历史学家“日用而不知”之物，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因此常被忽视。实际上，至少对理解近代世界须臾不可离的民族主义来说，语言文字是不可忽略的。众多学者注意到，在欧洲，提升民众识字率和国语的建构都是民族国家成立的重头戏。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地区，语言文字在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与在欧洲相似的角色，有些地区(如印度)的国语根本是外来的，但这也从另一个方向提示了“语言民族主义”的重要性。①
相对于欧洲和北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毋宁是后发现象。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众识字率和国语统一问题先后通过不同渠道引起了中国人的重视，并激发了一系列实践。问题是，西欧各国语言虽有差异，而均使用拼音文字，语言民族主义便主要体现在一种强势方言如何升格为国语及如何清理语言中外来影响等问题上，文字方面的争论并不怎么突出。为中国人所重视的另一个“文明国”日本虽号称与中国“同文同种”，却早有拼音形式的假名存在，因而尽管对于汉字存废也有过不小的争议，但矛盾的尖锐程度无法和中国相比。汉字主要是一种表意文字，与语音存在一定距离，语言和文字的问题互相交缠，使得近代中国面临的局势要复杂得多。
中国的语言统一与文字形式之争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初。其时一些中国读书人受到西人影响，认为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数目多，笔画繁，尤为重要的是，它不能直接反映口语状况，故而难以为人掌握，耽误了中国人对有用学问的学习。因此，欲图国家富强，首先要创造一种“我手写我口”的“切音字”。甲午战后，这一看法作为学战思想的组成部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庚子以后，鉴于政府救亡和改革均不成功，加上主权在民的观念广泛传播，思想界认识到救亡不能仅靠少数“人才”，而要依靠民众，尤其是“下流社会”。但民众的实际表现又使读书人感到忧虑，强调必须开发民智，才能使之成为真正的“国民”，而切音字作为塑造国民的重要手段更加受到重视，后来学者称之为“切音字运动”。③
由于强调文字应该直接反映声音，并刻意为不通官话的下层民众考虑，且也在无意中继承了传教士的做法，切音字运动兴起之初，出现了一大批拼写南方方言的切音字方案。这在一开始并未引起过多的质疑。但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统一国语以融洽民情、进而推动民众爱国热情的观念也流行开来，方音切音字被很多人认为不但无助于“言同音”，还破坏了“书同文”，因而受到激烈批评，但其支持者则强调方音切音字不但无阻反而有助于国语统一。另一方面，被诸多国语统一论者支持的官话音切音字也在一些地区遇到了类似的质疑，甚至直接影响到切音字本身的存在合理性。与官音切音字和方音切音字互相攻击同时，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在历史上维持国家统一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以文字统一语言”的思路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切音字被罢黜了“字”的资格，成为一种标音符号。这都凸显出清末语言文字问题在民族主义观念映照下的错综歧出。
切音字运动一直被语言学家视为近代国语运动的发轫，给予了特别重视，黎锦熙、吴稚晖、罗常培、陈望道、倪海曙等人都曾做过讨论，尤以倪氏的论述最为详尽。④惟这些论述虽多少注意到这一运动的社会指向，而重视严重不足。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联则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近几年就有不少论著问世，切音字问题乃其中应有之义。在历史学界，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有一部讨论中国国语运动的专著问世，此后近60年中，又陆续出现了几篇论文，但至今仍处在“门庭冷落”的状态，对清末思想界围绕着切音字运动和语言统一关系的争论做深度探讨的更是稀见。⑤本文也只是一个初步研究的报告而已。
一、“言语文化”与切音字运动的兴起
19世纪90年代，一批与西人来往密切的中国人对洋务运动以矿产、铁路、军械为富强之术的改革思路提出反对意见，强调国家的贫富弱强建立在人民识字率高下的基础上，这直接源自文字本身的难易程度，而后者又是由文字性质决定的。西洋各国使用的切音文字简单易学，汉字是象形文字，不易掌握。1896年，一位谙熟英文的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比较了两种文字的差异：汉字有214部，切音字的字母仅数十个；汉字有几十种字体，切音字仅两种字体；汉字笔画多，切音字笔画简，且可连书；汉字总数有四万多，“虽曰有边读边，无边读上下，然音义多难准，逐字仍须口教”，切音字则只需将字母记熟，即可拼切成字，聪敏者不到一天即可学会，“至愚钝者亦不期月而能自读自切”。两相比较，“其难易不啻百千万倍也”。⑥
切音字易于识认，特别可以从日本的事例中看出来。“日语繁长”，日人因“取华语之简便。故其言谈书籍，大半杂以汉语汉字”。然汉字既繁难如此，何以日本人学起来似要更加容易呢？因日本书的“汉字之旁，皆注日本之切音字。故初学虽不识汉字，然看旁边所注之切音字，则虽无师而能自读也。故其新闻书籍，虽妇人小子，莫不能读能晓。不但此也，凡天下列国之语言文字，亦可以切音字注其字音字义，亦不待先生口教，而已能学其大概。故切音字一种，不但为仿泰西学校、新闻纸、书库之原，亦为学习天下万国语言文字之助。”⑦
卢戆章提出切音字不像汉字那样需要逐字教授，虽无师而能自学，是切音字运动中一个广为流传的认知。力捷三1902年出版的著作就题为《无师自通切音官话字书》。卢氏1906年推出的《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也在扉页注明：“阁下倘欲自己与父母兄弟姊妹妻妾子女亲戚朋友佣人以及四万万同胞念，日后则能无师自读各种切音书籍，兼能写信记账，又能无师自识汉字者，须读本土切音教科书籍。”1908年《大公报》主笔刘孟扬出版《中国音标字书》，同样在扉页上标出“无师自通”四字。次年刘世恩《音韵记号》一书也号称“无师自通，兼识汉字”。⑧
切音字运动者之所以有此自信心，关键在于他们认为，切音字是一种“言文一致”的文字，能够直接反映口头语言的状况，说话与识字乃是一体之两面，易于掌握。蔡锡勇云：西字“音读虽殊，要皆以切音为主。寻常语言，加以配合贯穿之法，即为文字。”而中国“文字与语言各别，读书识字，兼习其文。记诵之功，多稽时日”，识字者自然不多。⑨不过，当时一个流行甚广的看法认为，中国并非自古就是言文分离的。卢戆章的同乡苏易说：“古者语言文字相去不远，故虽妇人小子，声入心通，不待甚学而解。今则去古已远，语言文字判若两途，宿儒犹难甚解矣”，遑论普通人？⑩王韬亦云：“古来为学之道无他，曰语言、文字。虽分两端，实由一贯。后世始歧语言、文字而二之。西土自小学以至成人，其所为文字者悉根于语言，诵于大庭广众之中，人人皆知，勿取隐晦，勿尚艰深，犹有中国三代之遗焉。”(11)切音字运动使中国分离已久的言文再次合一，学者“声入心通”，自“不待甚学”而能。
对于中西文字的难易问题，钱玄同的看法与切音字运动者不同。他在1906年表示：“中西文之难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不过西文有二十六个字母，此中国所无耳。”但中文也有优长，于“同类之名词，类皆以其物之总名为偏旁，而右旁之字则取谐声。”故“睹其偏旁而可以知其为何类之物，睹其右旁之字而可读其音也”。西文则“字各为字，各不相侔”，难以会意。“惟中国音学久废”，若能重振，“则中文较之西文未见其为难也”。(12)钱氏所云主要是形声字，偏旁即今日所谓形旁，右旁即声旁。按其思路，汉字有声有形，音义俱全，实颇先进，惟“音学”失传已久，故声音方面的长处没有发挥而已。不过，这仍是赞同汉字在“声音”方面失了分。
“声音”正是理解切音字运动文字观的关键。王炳耀提出：“夫人有音，本于天性也。有音即有言语，有言语然后有文字。言语之用达心意，而文字之用代言语耳。”虽文字“使言由目入，远可闻千古之语，近可听四方之言”，其用较言语为广，但毕竟是“代言语”而已。切音字“以音求字”，使声音“不由耳而由目，使目见者即明；犹以口宣言，使耳闻者即达。声入心通，别无难义也。”(13)沈学也说：“切音之道，实系天籁。机关开合，声即口出。”(14)刘孟扬的第一部切音字著作名《天籁痕》，亦取义于此。“天性”、“天籁”正可互相发明。按中国过去一向重眼学而轻耳学，而切音字运动则认为，声音乃是首位的，文字不过是其“记号”，二者的主从关系被颠倒过来，文字优劣的判断标准也随之建立。(15)两位云南留日学生杨琼、李文治就说，“中国文字不传谐声之法，非记诵无以识之”。欲革除此弊，应“改良文字，使文字悉统于声音”。他们特别提到，“以声音较文字，则文字末也，声音本也”。(16)1905年《南洋日日官报》上一篇文章也提出，“天下人之相语，本来有音无字。其有字，不过为将来识别起见。识别既多，不能不另作记号，此文字所由日繁也。”(17)
在此基础上，王炳耀所云“言由目入”、“声入心通”二词便值得特别注意。前者可以说是切音字的原理，后者则是其效益。更重要的是，苏易和王炳耀不约而同使用了“声入心通”四字，正代表了切音字运动的共识。1908年《中外日报》一篇反对切音为字的文章就指出：“所谓拼音得字，声入心通者，亦唯天地人物、眼前诸名物字则然耳。”其余如动词等，“则非讲贯不可”。作者还特意在文中加注云：“诸家造作简字者，皆侈言曾试教其家人妇子，莫不声入心通，数日而能读写，以是为易于推行之证。”(18)则反对者亦注意到“声入心通”四字乃是理解切音字运动的主线。
另一方面，对于“声音”的注意也绝非切音字运动的独家特色。其时国内有一种“言语文化”兴盛的迹象，其中既包括演说、宣讲、戏曲等口头文化，也包括白话文和切音字这样以文言一致为目标的书面文化。自然，宣讲、戏曲、白话文等绝非清末才出现，惟此时其地位在思想界言说中被大幅度提升。这些言语文化的关注点均集中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下流社会”，目标乃是开民智(19)，而具体取径正可以“声入心通”四字概括之。1905年，《大公报》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如今最于开通风气有力量的，就是演说。因为演说一道，对著众人发明真理，听的入在耳朵里，印在脑子上，可以永久不忘。日子长了，可以把人的心思见解变化过来。”(20)正可视为声入心通的直译。
声入心通四字所隐藏的假设是，声音才是进入民众心灵的最佳渠道。因此，在上述两类言语文化中，口头文化乃是核心。但另一方面，演说、宣讲等是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受制于特定的时空范围，且话语权操于讲说者之手，听众离不开讲说者，不能“无师自通”，显然是被动的。切音字运动者则是要向民众提供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文字”，步子较演说迈得更大。他们反复强调只要掌握了切音之法，也就获得了自学的能力，相对地更倾向于以“下流社会”为本位。且就开民智这一总体目标而言，上引诸文的作者也只是强调以声教济文教之穷，使人民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始终是更根本的追求。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切音字、白话文既是以声音为本，也就必然受到口头文化的影响。这里边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处理方言和方音问题。一般说来，在通用语言尚未广泛流通的情形下，要与“下流社会”民众“发生交涉”，势必要使用普通人民熟悉的方言。1906年《南洋日日官报》一篇文章说：“大凡教人，总要学生心里真能明白，真能仿照先生所教而自为之”，这样，便“最好是本地人做先生”。(21)教学如此，演说、宣讲一类何不然？切音字既然强调言文合一，则为方便普通民众接受起见，其所切合者自然以方音为佳。
在此思路指导下，其时出现了大量方音切音字方案。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收录了一份《清末汉语拼音方案一览表》，列出28种方案。此表甚有用。惟表中所列吴敬恒“豆芽字母”和康有为方案均未见正式出版，仅据吴氏自述和梁启超所说，无旁证，恐难与其他各方案并列。另外，倪表又有章太炎方案(即《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然其本为汉字标音所作，与切音字意在为下流社会提供一种特殊的“文字”(兼具汉字注音功能)的目的不尽相同。同时，据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倪表仍有个别遗漏。故下拟以倪表为基础，并加以新发现资料，得27种，另列一简表，主要在标示各方案的拼音标准。
这27种方案除了拼音标准不详的两种外，其余大略可分(南方)方音、官话音和韵书三类。这里所谓官话均指北方官话。(22)“韵书”类著作不以某一地语音为准，意在提供一套全国各地皆可通用的语音方案。就意在通用而言，其与官话方案取向相类，但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它是可以拼写方音的。如郑东湖方案就号称“无论何省均可使用”(23)，杨琼、李文治方案更号称汉音、洋音皆备，“此可知中声之无所不含也”(24)，则已不仅仅是包囊中国，也涵括“万国”了。不过，这类方案和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而制订的方言方案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所谓方音方案也不尽为拼切方音用。沈学书原为英文，题为Universal System(《天下公字》)，中文改题《盛世元音》，号称能“译天下音义”(25)。可见他心中的理想并不限于一方，和杨琼等所言一致。事实上，对不少制订方音方案的人来说，这也仅只是推行切音字的一个步骤，其长远目标仍是全国通用(详下)。倪表之所以把这些方案归入方音类，主要是按照有关著作的拼音标准来定，基本是在操作层面上讲的。
抛开相对模糊的“韵书”方案，上表方音类方案占12种(卢戆章第二套方案虽有泉州、漳州、福州、广州音，但以北京音为主，未计入)，几近一半。然动态地看，方音方案明显呈现走下坡路趋势：到1906年，方音切音字方案累计达10种，但在1908-1910年出版的9套方案中，方音方案仅有1种，官话音方案却陡增至5种(其中黄虚白的两套方案乃是一年之内出版的，排除其中1种还有4种)，可谓后来居上。
方音方案和官话音方案的此消彼长，部分和切音字作者籍贯的变化有关。戊戌前切音字作者均为南方人，除了长期为官的蔡锡勇采用官话音外，其余均采方音标准。盖南方语言和官话系统差异较大，方音切音字是为便于南方地区民众识字而设。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传教士制作拼音文字所针对的主要区域。庚子以后，北方人注意到这一问题者增多，王照、刘孟扬、马体乾是直隶人，黄虚白是河南人，他们的加入自然会使官话音方案陡增。
同时，也有一些官话音方案不出自北人之手。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二。一是福建人力捷三的第二套方案。据倪海曙，此方案是力氏在《闽腔快字》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6)，而后者又不过是蔡锡勇方案的闽音版。1896年，力氏其时鉴于“闽俗土音，与正音迥不相侔，自形隔阂”，虽有蔡锡勇的“快字正音，惜闽人未获窥其堂奥”，故将蔡书按闽音重新改造。(27)六年之后，力氏又把闽腔改造为官话，是颇值得关注的。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卢戆章的第二套方案。此方案以北京官话音为主而附有泉州等方音版本，较之第一套纯方音方案已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当然有可能只是出于“操作顺序”的考虑(即先推行方音版，再推行官音版)，但恐怕更是和庚子以后国语统一思潮的涌现及北京官话地位的提升分不开的。
二、切音字运动与“语言统一”的提出
黎锦熙曾云，中国现代国语运动有两大口号：“当国语运动的第一期，那些运动家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还不甚注意‘国语统一’。国语统一这个口号，乃是到了第二期才叫出来的。”(28)黎氏所云国语运动的第一期划在1900年以前，第二期划在1900-1911年，合起来也就是本文所谓“切音字运动”时期。此说成立，然不够准确。切音字运动意在为下层社会提供一套识字工具(乃至“文字”)，对言文一致的强调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庚子之前，切音字运动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国语统一的重要性，有的甚至根本即将此视为切音字运动的目标之一，只是彼时这一思想尚未成为“口号”而引起更多关注罢了。
卢戆章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是目前已知中国人公开刊行的第一套切音字著作。他在书中提议，“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各依其土腔乡谈，通行于十九省各府州县”。与此同时，“又当以一腔为主脑。十九省之中，除广、福、台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而凡新报、告示、文件，以及著述书籍，一经发出，各省人等无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晓，免费传供之枝节也。”(29)则卢氏实际主张一面推行方音切音字，一面以南京官话为标准(这也同时意味着以南京话切音字为“正字”)，统一全国语言。
1898年，卢氏同乡林辂存上都察院请推广切音字书，也特别提到：“倘以卢憨章所创闽音字学新书，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黎，以及南洋数十岛，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妇孺皆能知书，文学因而大启，是即合四外为一心，联万方为一气也，岂不懿哉？”(30)林、卢不同之处在于，卢氏认为南方官话通行最广，故应以南京音为“正音”；林氏则主张以北京官音为“正音”。在推行步骤上，卢戆章把推广方音切音字放在第一步，再求以“正音”统一国语，林辂存则主张先确立北京话为准的，再将切音字推向各处，毕“书同文”、“言同音”之功于一役。
抛开这些差异，卢、林二氏均提出统一语言便于打破地域观念的重要性，林氏更明确提出“凡皇灵所及之地”乃至“华民散居处所”均应流行“京师官音”，则其目标不仅是要提升民众的知识水平，也要提升人们的国家认同，都昭示了通过语言构筑民族认同的要求。这里“言同音”一语尤值注意。按中国上层社会自来流通“雅言”、“官话”一类标准语，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31)顾炎武说：“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所不取也……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是则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32)顾氏明确针对“天下之士”，不涉“匹夫之贱”，故尤为强调文“忌俚俗”，恰和切音字运动目标相反；然其提出“通天下”当“自发言始”，与国语统一的思路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大约甲午戊戌之际，另一位福建士人高凤谦也在致汪康年信中提出，“中国地大人众，而积弱至此”，主要就是因为“凡民识见污下，又无相亲相爱之意。故生齿日繁，而才士日少；壤土日辟，而畛域日分”。这又都可以归因于“字与言离”。因此，应“以天下之字使附于音，齐天下之音使归于一”，庶“可以反三古之盛”。他对齐一语音的关注，与其个人经历有关。高氏自称“闽南鄙人，足不出户，于各省语言无所通晓”。一度出省，就发现“自出闽境，便为聋哑”。故于“回闽之后，深自怨艾，思稍涉猎京语。从朋辈中得《切音》一书，将其字母考究半日，略能上口。虽京语未通，而按字求音，颇复简易。”(33)高氏并未明言拼音方案和推行语言统一的具体步骤等，然他同时注意到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思路和卢戆章、林辂存都有类似之处。
不过，语言本身就具有方域性，切音字既以音为准，同样免不了“畛域日分”。沈学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假托“有曰”提出，切音字以语为准，便于彼此“熟悉其言”的人士的交流。汉字“虽写读难，而意义尚易判别”，故可通行东亚，以笔谈之。“用切音，虽欲求笔谈将不得。”但沈学根本认为此是“浅见”：“夫言语有方音，更有官话。方音宜一乡，官话宜一国。夫文字有元音，更有元义。元音切天下人音，元义切天下人义。元音元义，自可互用。文字之任，能载音载义已耳。”至于“通行与否，非文字之责也。安知无非常人出，括地球为一家，同文千古乎？”(34)按“熟悉其言”实际正是方音切音字创制的考虑。然沈氏这里说的“非常人”显然就是他自己，则其所作既包“元音”，又蓄“元义”，虽其书只是吴音，原理却不为方域所限。惟细看其文，实不知其“元义”何所谓，又怎样“载”入“元音”中，则其解答有一半直是“写意”耳。
王炳耀也虑及切音字可能会带来“用文字十八省可通，拼切土音则彼此不达”的问题，但他认为，“中国土音各异”，恰“因所成之字，谐声者鲜”。若“以有义之字写土音，忽兼取义，忽独取音；若音不尽肖，则取其近音者代之；且有无音可取者，每自造一字，而所造之字亦各不同”，混杂不清，“似不若以有义之字归之文学，另立拼音之字拼写土音。二者分途而用，较为合宜。今用此拼音字，非不用文字，惟拼土音通行本省，后用北音成书。待铁路兴，各省学北音必易。斯时十八省如一省，斯诚一国也。”(35)王氏并未解释何以字不谐声即会使方音各异，但他承认切音字独拼方音确有可能造成“彼此不达”，惟他认为解决此问题，须保留“有义之字”的地位，待各地交流密切，自会语言统一。
就事论事，沈学和王炳耀的解答都不算成功。事实上，虽然早期切音字运动已注意到语言统一的重要性，但整体上说，这一问题仍不及提高识字率来得紧迫。实际上，它们虽有关联但基本上仍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不考虑语言的统一，切音字运动仍可进行；抽离了后者，切音字运动也就不再成立了。另一方面，语言统一其时远未成为一股思潮，故尽管他们的言论已涉及普及识字和统一语言孰先孰后、切音字在统一语言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国语标准问题，但由于切磋者不多而得不到展开的机会。庚子以后，国语统一作为口号被正式提出，且迅速风行，这两大思想之间相互缠绕的关系也就逐渐凸显出来。
国语统一思想被中国人接受的过程，或可以吴汝纶的例子做一说明。1902年，吴氏前往日本考察教育。6月30日，他拜会了大学总长山川。山川告诉吴氏：“凡国家之所以存立，以统一为第一要义。教育亦统一国家之一端，故欲谋国家之统一，当先谋教育之统一。”其中最要者有三：精神、制度、国语。并特别指出，“国语似与教育无直接之关系。然语言者，所以代表思想，语言不齐，思想因此亦多窒碍，而教育之精神，亦必大受其影响。此事于他国无甚重要，以贵国今日之情形视之，则宜大加改良，而得一整齐划一之道，则教育始易着手。”(36)从吴汝纶留下的考察记录看，这似是他第一次在日本接触到这一观念。
同时，吴汝纶也注意到言文一致对提升国民识字率的重要性。7月25日，他致函国字改良部干事小岛一腾，感谢小岛赠《言文一致》一书，谓：“吾国文字深邃，不能使妇孺通知，今学堂中均须研习外国公学，无暇讲求汉文。执事此书，大可携回敝国，与教育家商酌改用。”(37)9月23日，吴汝纶在致土屋伯毅信中再次提及：“某近颇筹思普通施教，不宜过高。国人王某，曾为省笔字……可以赅尽敝国之音，学之数日可明。拟以此法传之敝国，以为初级教育，庶几所谓九十九人者皆得识字知书，渐开智慧，是亦于来教之旨暗合者。”(38)按此处所谓省笔字即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其书第一版正是1901年在日本出版的，故吴氏很可能在那里见到了此书，而他与小岛一腾和土屋伯毅的交流无疑是一重要的提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封信中，吴氏对王照字母的看重，主要还是在其有利于普及教育一方面。至于统一语言一节，似尚无亲切体认。这一点，看他在几天后和日本著名的国语运动推行者伊泽修二的会面可知。
据现存笔录，伊泽提醒吴汝纶：“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亟亟者。”但吴氏对此颇表疑虑，说：“统一语言，诚哉其急。然学堂中科目已嫌多，复增一科，其如之何？”对此，伊泽修二果断表示：“宁弃他科而增国语。”他指出：“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他以德国与奥匈帝国为例，表示一国语言统一即“强盛”，不统一则“紊乱”。吴汝纶听后表示：“语言之急宜统一，诚深切著明矣。敝国知之者少，尚视为不急之务，尤恐习之者大费时日也。”伊泽则云，“苟使朝廷剀切诰诫，以示语言统一之急，著为法令，谁不遵从！尊意‘大费时日’一节，正不必虑。”(39)按吴汝纶日记壬寅九月七日(1902年10月8日)条：“访伊泽修二……谆谆以国语一致为统一社会之要。且谓：‘外国语尚欲学，喑者尚教之言，安得畏难！’其言颇有英气。”(40)殆即此次会晤也。如是，则吴汝纶向土屋伯毅提到王照字母的时间当在此之前。因此，吴氏对统一语言重要性的认识远不及对教育普及意义的认识来得那么迅捷。不过，伊泽的谈话显然很成功，吴氏在日记里对他的“英气”印象甚深，而这股“英气”也打动了吴，使其对此问题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体会。
就在与伊泽谈话四天之后，吴汝纶写信给主持学务的张百熙，云：“中国书文渊懿，幼童不能通晓，不似外国言文一致。若小学尽教国人，似宜为求捷速途径。近天津有省笔字书，自编修严范孙家传出……妇孺学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画，彼此通书。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音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41)这里已经触及教育普及和语言统一两个方面了，而对后者的强调至少不比前者为少。其中“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云云，则直是照搬了伊泽的原话，亦可见出这次谈话对吴氏的影响之大。
吴汝纶是个极留意时务的人，思想亦趋新。他说中国人对统一语言的重要性“知之者少，尚视为不急之务”，至少反映了他所在的上流社会相当一部分实况。1902年春，《外交报》发表了一位“英传教士利君”综论中国语文的演说，其中以大量篇幅谈到语言统一问题。如谓“中国语言，至为错杂，然通计民数，操官话者有四分之三”。而“中国将来铁路大通，彼此交涉更繁，焉有不尽人而操官话者乎？”(42)不过，看《外交报》编者在文末所下按语可知，其主要强调的乃是“自尊国语”的重要性，对语言统一问题几乎毫未涉及，似正“视为不急之务”也。(43)
前引山川和伊泽对国语统一重要性的强调，均瞩目于其在团聚民心一面。而其时外人常谓中国民心涣散，无爱国观念；同时列强欲“瓜分”中国的消息不断爆出，国家分裂的危机感日盛，山川和伊泽所阐释的观念对中国思想界无疑极具吸引力。故这观念甫一传入就迅速普及开来，而基本的诠释方向与山川、伊泽所论是一样的(这不是说此观念由吴汝纶从日本传入，但吴氏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无可置疑的)。1904年《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来稿就说：一国之中，法律、正朔、衣冠同，“则其人民之感情宜若彼此相吸集，相团结，相捍卫”，因“国民全体皆不能外此通例也”。中国则不然，“虽受之于中央政府者事事同一，而独其感情上南北分党，胡越不亲……呜呼，以人种相同、历史相同之民族，何其彼此乖违以至于此？”原因虽多，“而国语不能一致，殆亦最大之病原也”。作者特别指出：“我中国设一旦瓜分之祸见诸实行，则全部人民分隶于各国范围之内，于此再欲其结集同胞，以图恢复，则前此之休戚既漠不相关，后此之感情岂遂□合无间乎？”(44)清楚提示着现实压力对国语统一运动的推动。
1910年，北京拼音官话书社编辑员庆福等上书资政院，也说：“夫语言必须一致，理由至多。如各省常备军临有战事时抽调编制，审判员各省人互用及组织议院等事，必须语言一致。”然此“犹其小焉者也。关系最重者，其在感情乎不洽，何有团体。”举例来说，山东、山西俱邻直隶，“而山东人与畿辅人联合营业，农工商贾，无微不入。居处谈笑，如无省界。”山西人则不然。“推求其故，惟言语一小异一大异为之也。”又，“苏常淮徐同省也，而淮徐人对北省人情意较对苏常人反似加亲，以言语为之也。而各省胥视乎此矣。善乎，江益园之言曰：岂有合言语不通情意不达之部落而得为同胞者？”(45)这样，“国语统一”也就担负起了使各独立之“部落”成为“同胞”的使命。
官方对此也极为重视。1904年颁布的《新定学务纲要》即云：“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及字样拼音始。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46)1909年，学部再次以中国方言众多，“声气不易相通，感情无由联络”，且不利于教育普及为由，决定进一步推广国语。(47)
时人的相关阐述集中于国语对国民“感情”的作用，其思路同样是“声入心通”。1904年何凤华等上书袁世凯请推广王照字母，即云：“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48)1910年美国传教士丁义华(Edward Waite Thwing)在华演说也提出，中国要“联合”，“第一件当设法使国中的言语划一，以便交接来往。”盖“言为心之声，言语既然不同，彼此的心气怎能合一呢？”(49)丁氏是个“中国通”，此处使用“言为心之声”作为“言语划一”的理由，与前引诸条立意相近。惟切音字运动所云相对更偏重于开民智，国语统一运动则更偏重于淑民情，其基本假设则是相同的。这样，声入心通便把时人关注的民智与民情两个层面联为一体，而现代国民的形象则是其核心。
切音字运动提倡言文一致，本也是要打破社会隔阂。王照云：“今夫朝野一体，未易言也。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国家与个人之关系、社会与个人之关系、公德与私利之关系，以及人生必需之知识，其理非奥而其绪至繁，主治者欲使人人明其大略，非有自幼渐渍之术，不易收尺寸之效。”然中国的问题恰好在于，“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专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遂使“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举凡个人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与夫一己生活必不可少之知识，无由传习，政治家所云教民，皆属空谈。”汉字初造，本欲“便民用”，故“所命之音，必与当时语言无异”。正常的状态下，“语言代有变迁”，则“文亦随之”。而中国“文字不随语言，二者日趋日远。文字既不足当语言之符契，其口音即迁流愈速。”时间一长，遂使“异者不可复同，而同国渐如异域”。(50)中国人的隔膜既有建立在是否“通晓文义”上的阶层区分，也有因语音流变造成的地域观念，王照显然是要将此二者一炉而冶。
前边讲过，统一语言的考虑原本就存在于切音字运动之中，惟地位尚不及普及识字。王照则把二者并列齐观，吴汝纶更明确将其视为切音字运动的两大任务。这一形象也就在此后切音字运动中固定下来。1904年，直隶学务处就在何凤华等要求推广官话合声字母呈文的批复中说：“查字母之利，大端有二，一则可为教育普及之基，一则可为语言统一之助。”(51)顾奎在1906年注意到，其时思想界喊得最响的四个口号是：“开通民智”、“改良社会”、“合一语言”、“普及教育”。(52)这四个口号至少有三个与语言文字直接有关，而两大目标均在焉。1906年，卢戆章出版北京官话版的切音字教科书，也说，切音字有两大益处，其一为“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其二为“语言文字合一，以普及教育也”。(53)前引他在1892年所说虽也提到语言统一问题，但全文主旨还是着眼于普及识字，这里则不但把“统一语言”正式提为切音字目标之一，且列为首条，显然是根据了思想界的这一新“精神”。
国语统一观念的提出，使得北京官话地位大为提升。前引吴汝纶等人特别提到王照字母是“京城声口”，学部统一国语的政策也是以北京官话为准。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官话本已是其时国内的通行语言，具有一定的基础，且有政治上的支持。前揭《大公报》论国语统一的文章说，中国人民各有方言，“孰肯舍己从人，曲为迁就？”好在其中“最通行者莫如说官话，况京师为一国之首都，而其地语言又为各省游宦者之所共习，此其普及之力较诸各省语言最易为功”。日本便以“东京语言为通行之语”，中国以官话统一国语，“殆亦师其成例也”。(54)杨琼、李文治亦云：“今欲托文字于音韵，务使全国同声，则不得不使之统一。”应“以直隶省直音为主，俾二十四行省皆折衷于此，固统一声音之要法耶”。(55)前已讲过，卢戆章最早是主张以南京官话统一全国语言的，后来却改用北京官话，大概正是受到这个普遍性意见的影响。
不过，国语统一口号的提出，也使得切音字运动隐伏的一些内部冲突呈现出来。吴汝纶和直隶学务处等强调切音字可以同时兼收普及教育和统一语音之功，是特指王照官话字母而言的，方音切音字却显然不能同时达到这一目标，也就不得不面临以何为先的选择。这原本也是卢戆章、王炳耀等人都遇到过的，但由于彼时国语统一的要求尚被视为不急之务，甚至切音字本身也只是引起了一小部分人士的关注，故此问题尚未明朗化。20世纪初，随着切音字和国语统一都吸引大批参与者而真正成为一场“运动”，二者之间既有交集又有歧异的错落关系也逐渐展示出来，而引发了众多的争论。
三、一步到位与“两次办法”
1901年10月，蔡元培提出，语言为“接续思想之记号”，文字“又语言之记号也”。因此，传播思想不能“越语言而径凭文字”。中国自“秦汉以来，治文字不治语言，文字画一而语言不画一”，言文分离，“于是识字之人少”。近来学界有切音字、白话报等做法，“思有以沟通之。然百里异言，又劳象译，所谓事倍而功半也。”他提议“于初级学堂立官话一科，则切音新字可行，而解经译报之属，通于全国矣”。(56)
其实，蔡元培自己就在1898年制订过一套绍兴音切音字方案，当时与此处思路显然不同。蔡的观点之所以有此变化，大约与他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思考有关。查其1901年9月26日日记：“阅矢野文雄《日本文体文字新论》，言中国地势较欧洲尤难统一，而终能统一言语不同之各部者，以形字故也。又言卦画即太古之音字，以不适用，故不行。”(57)按此思路，音字固有利于下层掌握，但中国分裂的危险岂不也在增加？如果由此导致国家分裂，则掌握了音字的民还是“国民”吗？蔡元培将此文大意采入日记，当受到刺激不小，他有关设官话一科的建议大约即是为了避开这一危险。自然，他在这里说的“切音新字”也已不再是方音方案。盖方音切音字本为不懂官话的人而作，现既然大家均已通习官话，则要之尚有何用？
但矢野表彰的是形字，而蔡元培所云仍是切音字。蔡氏认为，就“世界开化之序”看来，文字确有自象形到谐声的过程。惟他同时也承认，中国“旧法寓义于形，足为别嫌明微之识”，故将来“当新旧并行，如日本然，虽有假名，仍不废汉文也。”(58)然此构想仍不能使他完全满意。两年后，他以畅想未来的方式再次提及有关语言文字的设想：彼时“交通又便，语言又简，一国的语言统统画一了；那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可拼音又可会意，一学就会；又用着言文一致的文体著书印报，记的是顶新的学理，顶美的风俗，无论那一国的人都欢喜看，又贪着文字的容易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学的。”(59)
这段话涉及三个层次。一是语言统一，二是通行新字，三是言文一致，可谓蔡元培语言文字理想的集大成。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又可拼音又可会意”的“新字”，这较之1901年所述又是一变，已不是汉字与切音字并行的局面，而是充分考虑到形字和声字的特长而冶为一炉的作品了。按蔡元培的这三个理想本来也在切音字运动者的论述中，不过，后者是以声通意，对形的问题顾及甚少，且更重后两条，而把语言统一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蔡元培的理想则将此三层次完全打通，而以语言统一作为其间一以贯之的主线，盖如此才真能达到大同境界也。
这表明，国语统一的观念除了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并出自民族主义之要求外，也是切音字运动以声音为中心的文字观在实践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1909年就有人提出，“民智不开”，固由于言文分离，然而，“语言根于声音，声音万殊，语言即因之变化。中国声音，至为繁复，而其造成语言之规则，又各处不同。”同一字即有声音高下和意义的差别，加之“省自为语”，虽有拼音之法，“究竟将据何音以为根本”，也还是个问题。(60)故如不统一语言而遽以言“统”文，所谓的言文一致只能是在地方层面上才有意义，而就全国而言，反而会使言与文的距离进一步扩大，甚至文与文分，越境即须“象译”，又何来声入心通？
事实上，这正是主张官话切音字的人们攻击其方音竞争者的一条重要理由。何凤华等即云，“中国近年虽有字母之作，率皆囿于方音，不可通用。”而王照字母不但“口中所能言之音，无不能达；且专以京音为主，便利通用”，真正做到言文一致而无弊。(61)故只要推向全国，就可使人们在掌握切音字的同时，又学会一套“京城声口”，一举兼得“普及教育”和“统一语言”两大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持这一看法的大多为北方人士，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或想到了而未予以郑重考虑的是：王照方案是根据北京官音制订的，这套“衣服”能否适合其他方音之“体”，本身仍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早在王照方案之前，蔡锡勇的官话音方案已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前边讲过，蔡书出版后，其同乡力捷三就认为其不适用于福建地区而改造之。同样对蔡书有“不足”之感的还有谭嗣同。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提到，自己作了一份《管音表》，以“为快字之辅”，其原理是以一地方音为单位，“以各处方音编列于后，无论何省人皆可与接谈。编某处之方音，即用某处人之耳。吾诵我之土音，令彼听之，彼以为适当彼之某声，则异同差数毕可得矣。”这样，不管是何处人相遇“一展卷即皆可效其音”，遂“可尽通中国各处之语言”，也只有这样，“而后快字之用乃日宏矣”。(62)尽管具体解决方案与力捷三不同，但谭嗣同认为“快字”所用不宏，顾虑的自然也是方音问题。
谭嗣同设计的“尽通中国语言”的具体方法显然不是推广“京城声口”的方式，而是通过方音进行“互译”的方式。这和他大约同时在《仁学》一书中的讨论有可以互相发明之处。谭氏认为，地球各国“不易合一之故，由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苦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为一。”(63)此处所说虽然是以整个地球为范围，所谓土语亦指各国语言，但基本思路和他处理国内土语的意思差不多。因此，这里的意见也有助于阐明他对切音字的看法：各国土语能够互译，正是建立在废除象形尽改谐声的基础上的，故“尽通方音”和切音字也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谭嗣同的办法恐怕正是蔡元培所担心的“事倍而功半”。但谭、力二氏对于蔡锡勇方案的反应却是值得注意的。实际上，官话音切音字能否推向全国，首先有赖于官话本身是否普及。王照云，中国人“皆解京话。外此诸省之语，则各不相通。是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64)然则对于不通官话的人们来说，此是否即是公用之话，实际上还是可疑的；即使认可了这一点，也还有个学习的过程。这样，为了不通官话的人们能够迅速掌握一套文字工具起见，方音切音字仍是一可行的选项。
故即使在国语统一思潮兴起以后，仍有不少人坚持先通方音切音字再通官音切音字的思路。卢戆章虽然推出北京话切音字，并同意以之作为全国统一的语言标准，同时反复强调语言统一的作用：“中国之大，过于欧洲。欧洲分为数国，言语不一”，乃是情势所趋。“我大清国统一天下，岂容各省言语互异，不相闻问，不相交接”，而“由切音字书以统一语言，易如反掌”。不过，他设计的具体程序要复杂一些：“凡乡谈与通都市镇之言语可以相通者，饬该地方百姓，无论男女蒙小学堂，在地居民，务必全国男女老幼，均能习诵本土通都市镇之切音字教科书。”卢戆章并特意声明，此不包括“参杂穷乡僻壤土话之切音字书”。及至“本土切音已成，次及京音切音字书”。惟各高等小学堂以上学生“及文武官员、兵丁皂隶，凡国家所用之人，全国一律，学习京音官话之切音字书”。(65)
卢氏在这里主要增加了“公务人员”要直接学习京音切音字书一条，而对下层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仍主张分两步走。但切音字运动针对的对象本来就主要是后一部分人，故可以说其早期的思路仍基本上保留了下来。实际上，这并非卢氏一人的看法。在后期切音字运动中影响更大的劳乃宣也持同样主张。1905年，正在时任两江总督周馥幕中的劳氏谋求在南方地区推行王照字母，而感到王书“专用京音，南方有不尽相同之处。然所差无几，略加增改，即能相通。”(66)他甚至比卢戆章更为开放，允许加入“穷乡僻壤土话”之音：“各处方音，如偶有特别之音，为谱所未备者，不妨于谱外别增之。”不过，他也特别提示：“原谱不可轻动，乃不至于普通之用有所损碍。此变不离宗之要义也。”(67)
“轻动”原谱可能会“于普通之用有所损碍”，则此谱也就没有了意义。这种允许微调的做法其实和卢戆章宣布不得“参杂穷乡僻壤土话之切音字书”的考虑是一致的。换言之，相对于官音切音字来说，方音切音字试图更贴近地方，但“地方”也是可以再往下分的，一地于“通都大邑”之外，尚有“穷乡僻壤”，如果秉此原则，继续创制更为“方音”的文字，将是一件无休无止的工作，且亦失去了其作为交流工具的意义。劳乃宣指出，自己的改动是针对江宁、安徽人士而做，“所列母、韵于各处土音有阙有重……习者可听其阙与重，然不可不知其理，存其位。庶语音不同而不甚相远之处，彼此可以互通，不至专为一隅土音所囿。”(68)
方音切音字最终仍是要达成国语统一的目标，故其支持者力图在地方性和统一性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江苏新字母》的作者朱文熊也有相近的考虑。他专门提到，中国方音虽多，仍有规则可寻，彼此学习并不困难。学来学去，也就“终至于国语统一”。江苏新字母“乃中国文字之改革，而先试之于江苏者也。江苏以苏州为省会之一，故以苏音为标准。他日国语统一之目的能达，则此字母及拼法虽可用，而表音上所著之国字，不得不更定矣。”(69)则朱文熊亦视之为文字改革和国语统一的脚手架而已。这里他提出因苏州为江苏省会之一，故以苏音为准，所虑与卢戆章、劳乃宣是一致的。
卢、劳、朱等人的方案中都包含着一个先实现区域性的方言互通，再推广至全国的考虑。用周馥的话(可能出自劳乃宣的手笔)说：添加字母，本是为了“学者以土音为阶梯，以官话为归宿”也。(70)这是和其时流行的地方自治思想从爱乡到爱国的思路是一致的。但随着“统一”意识的持续高涨，这种由地方走向全国的思路也遭到了强烈质疑。1906年，上海《中外日报》在报道了江宁简字学堂开办的消息后，下案语曰：“中国方言不能画一，识者久以为忧。今改用拼音简字，乃随地增撰字母，是深虑语文之不分裂而极力制造之，俾愈远同文之治也。主持其事者其一念诸？按英文二十六字母，东文五十字母，实不闻有随地增减之说。今中国以遵王论，以举办之先后论，惟有强南以就北，正毋庸纷纷更变为也。”(71)
同文之治一向为中国人看重。劳乃宣读到评论后，非常郑重地致函《中外日报》解释自己的考虑。他表示，自己本也想过“强南以就北”，“及加以体察，始知此中有不能不分之界限，有不能不历之阶级”。他之所以要“以随地增撰通其变，而仍以有增无减统其同，正兢兢焉深惧其远于同文之治也”。所谓“不能不历之阶级”，亦即令南方民众先学方音切音字，再正以官话音。劳氏云，“夫文字简易与语言统一，皆为今日中国当务之急。然欲文字简易，不能遽求语言之统一。欲语言统一，则必先求文字之简易。至鲁至道，有不能一蹴几者。”切音字主音不主形，“欲人易识，必须令其读以口中本然之音。若与其口之音不同，则既须学字，又须学音，更觉难矣。假使以官话字母，强南人读以北音，其扞格必有甚于旧日主形之字者。故必各处之人，教以各处土音，然后易学易记。”其实，汉字“亦各处各以土音读之，不能皆用官音也。果能使天下之人，皆识土音简易之字，即不能官音，其益已大矣。”(72)
进一步，学会方言切音字，“再进而学官音，其易有倍蓰于常者。盖以此方人效彼方语，必求肖其音。已识主音之字，则有所凭借。”学会切音字之后，对拼音之法“已了然于胸矣，而官话母、韵、声之字与土音母、韵、声之字无异也，所异者音耳”，学习官话，不过“但变其音”，岂不易易？同时，方言字母“变不离宗”，所增者“皆北音所无也。而北音原谱亦有南音所无者，则仍之而不，以备学官话之用。待土音学成之后，即用原谱以学官音，无待另起炉灶，自然事半而功倍。”(73)
基本的拼音原理本来各地一样，故只要得其原理，方音切音字并无害于且有助于学习官话。这是方音切音字支持者们的一个共识。1906年，段春晖为田廷俊《拼音代字诀》做序，即云：“客有执《代字诀》而议之曰：南北异音，不能强同。此代字诀能行于南，未必能行于北。余闻之而疑。然余豫人也，于吴越燕皖各省，或肄业，或从戎，或游宦，多历年所矣。其各处语言，均能略悉。于是即各处之母音，拼各处之子音，盖一如田子所著，无不相符。”(74)段氏认为方音切音字原理同样适于其他地方，和劳乃宣的意见一样。
在劳乃宣看来，《中外日报》所云实是杞忧，“盖所虑于增撰字母，因而语文愈加分裂者，恐所增之谱与原谱不能相通也。今有增无减，将北音全谱包括于中，相通而不相悖，不必强南以就北，自能引南以归北矣。”他表示，自己新定之谱，尚未包括闽广之音，“他日当乞诸闽、广人相与讲求而增之，以期包括吾华通国诸方之音，庶几易收统一之效”。他强调，“鄙人增益母、韵之意，在以土音为简易之阶，以官音为统一之的。增益愈多，包括愈广，统一愈全。”故“随地增撰母、韵、声音，非特无损于同文之治，且有益于同文之治也”。(75)这样，《中外日报》的结论不但不能成立，且根本就被颠倒了过来。
按早在1905年，劳乃宣就曾指出：“外间不知简字之妙用者，有二说焉，亦不可以不辨。”其一即“以为增添六母一韵，南北语言从此隔阂。习简字本欲语言划一，今反两不相谋，岂非求简反繁耶？”可知此说早已有之，而劳氏也确是考虑已久。他做此选择，主要是由其关注的问题决定的。他虽云文字简易和语言统一皆急务，然他自己此时考虑最多的原是如何使不识字者有向学之心，而不是一举实现国语统一。他强调，“教育之道，莫妙于诱，莫不善于骇，开学校本欲诱之使来，何可骇之使退耶？”故最好的方案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两次办法”：首先“莫若即其本音而迁就之，俾人人知简字之易学，知简字之诚可代语言，然后人人皆有变迁语言之思想”，而后可“率而导之于国语之途，则从之如流水，趋之如大道矣。此所以教育之道在于诱矣，此可躐等而进耶？”(76)
这一看法也被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的学生所接受。1907年，曾受教于这一学堂的杨融怀读到有人提出简字为谋求教育普及之方，惟“南音不适用”一层，便投稿《时报》，表示反对。他说：“南音者，因各地土音随处而异。从语言入手，不得不各从土音而起，庶人人无畏难之心，易于上口。”等到南音熟悉之后，“复授以北音，庶人人无扞格之弊。阶级天然，未可以骤登也。”故以统一语言论，“学者入手，北人可径学北音，南人则须先学南音，后学北音”。和劳乃宣一样，他也强调：“若学南音而不学北音，下流社会亦足于用。”(77)
这一争论凸显出其时“国语统一”思想关于具体统一途径上的两大主张。劳乃宣、卢戆章等人都主张两步走的办法，而《中外日报》和吴汝纶、王照、何凤华等以及学部都主张一举实现文字简易和语言统一两大目标。在具体途径上，强调采取“强南以就北”的方法，而不考虑各地方言的不同。直隶学务处在批复何凤华等呈文时提到时有王仪型著《等韵便蒙》一书“历举各省之音”以痛批王照字母，而表示王照字母“但求合于京音，不能概各省之音。各省之音方力求与京音一律，以收全国合一之效……若执他省之音以相纠绳，是所谓适楚而北其辙也。”(78)
劳乃宣提出要制订一部囊括各地方音的总谱，似有其更深的考虑。看“包括愈广，统一愈全”一句可知，其所谓统一者，并不仅仅指用京音统一各地方音之谓，盖如此则不存在统一得“全不全”的问题。换言之，劳氏所云“一”，绝非仅指京音或官音，而是“包括吾华通国诸方之音”的“一”。不过，这和他所谓“以官音为统一之的”的意见也并不矛盾。他在后来说：“中国之言，其音至杂，京师之语为官音，而各处又各有其方音。为统一计，必主官音，而各处方音不备，外省用之又多不便。法当以官音为主，而各处方音亦必兼备，乃足为全国之用。”他特别指出，“中国等韵之学，于全国同文之域语音无所不统”。其在1907年所著“《简字全谱》即以等韵之理为本，用以括全国方音，而仍以京音为主”。(79)显然，他不但认为京音切音字不便于方言区民众学习，且根本就认为语言统一也要考虑各省。
但劳乃宣显然未说服反对者。1906年，《中外日报》发表了一篇来稿，对劳乃宣的意见逐条批驳。作者针对劳氏所云若“识土音简易之字，即不能官音，其益已大”一句提出：“国民识文字，有教育，于国家有大裨益者，以其能团结一体，共图富强也。”按照劳氏所说，则一国“不啻为无数小国”，识字尚有何意义？作者提出：“土音为人所固有，本不必学。所谓学成者，乃认识所以代表土音之字母也，与本人固有之原音，无所增减，故于学习官话一层，决无裨益。”而“南方之人本易习官话，非某君以土音教人之功效也”。且中国方言虽众，而能统一，正赖同文之力，若国中“有几种方音，必须造几种字母”，则“非但语言无统一之望，而且文字有分离之忧”，此岂“非国之大害乎”？识字本是为了“读书以广智识”，方音简字“仅能读本土人所著之书矣。如欲读他省他府人之书，则又须另费时日，而学其字母，习其音号，害乎利乎？”且“今此方之字，他方之人不能识，果何用乎？”是则“文字之效用，已失其半矣”。(80)
不过，作者并不反对造字母的方法。他认为，“倘不造切音字母，而仅于师范学堂及两等小学堂统设官话科，虽亦能统一语言，然读音漫无标准，官话教习又不可多得，其收效必迟缓。故通国切音字母不可少也。然造成字画后，即当通行全国，不得增减字数，不得改变音号。”同时，“语言中所常道，而为旧字所无之音，可以字母表之，而有拼法矣。然拼法必须通国一律，不得各处乱拼，至文字有分离之祸。”至于造字母的方法，作者也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由精通言语学者，考察各省大都邑之方言之原音，综集诸原音，造成一种切音字母。原音兼采南北，而专强此以就彼。”另一种是，“就通行最广之一种方言，采其原音，造为字母”，而令“全国从之”，“断不容增减一母一韵一声号，以凑各处之土音”。显然，作者也认可综集全国“原音”以新造一标准音的可能，但他强调，有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即“一国之中万不可有形音互异之文字”。(81)
1907年，端方调任两江总督。《中外日报》在5月和10月先后两次报道端方有裁撤简字学堂之意。其一云，简字学堂“办法以土音为主，随时随地准照土音增添字母。推其极，非独言文不能合一，且区各省府州县之语言为无量种数，必至隔府之人睹面不能通一语，衡其流弊，实非浅鲜……现始为江督端午帅考查及此，决计将该学堂奏请裁撤，凡各处简字学堂均拟请一律停罢云。”(82)其二云：“江督端制军莅任以来，颇不以简字学堂办法为然。其后博访诹咨，始知该堂所授简字，专重南音，且随地增添字母，尤大戾统一言文之宗旨。现特决计将该学堂裁撤。”(83)这是否反映了端方本人的想法，资料未详，难以悬断，且此学堂实际到1908年仍在办，端方也曾亲临演说。(84)不过，这倒反映了《中外日报》一向的态度。
朱文熊也遇到了类似的质疑。他曾回忆说，1906年，《江苏新字母》的广告登出后，就有人说：“江苏人造一种江苏字母，他省人也造一种他省字母，造了不少的字母出来，成何样子！”(85)不过，由于劳氏在南方推行简字最力，受到的批评也最多。庆福等就特别强调，“各省此项学堂皆应标名官话简字学堂，勿得专名简字学堂，致奉行不实者，或成不同语兼不同文之大病。”另一方面，说帖对方音切音字的“阶梯”作用仍表示认可：各省人民“耳中向无官话，故先以拼土语引之，是亦推行者之苦心”。但“若各地习官话简字者已占十分之二，其余未习官话简字者，耳中已先有官话之影响”，则应“将土音字废而不用”。(86)“不得专名简字”等很明显是针对劳乃宣来的。说帖与《中外日报》文基本意思一致，代表了方音切音字反对者的共识(惟在更“建设”的层面上，二者的意见仍有不同)。
四、以文字统一语言
各方意见虽不同，但均认可官音切音字是统一国语的重要推动力。实际上，劳乃宣在与《中外日报》的论战中，一直处在守势。然双方的互相辩驳也提示出一个问题的存在：如果各地语言不同，则声音本身就是有待统一的对象，不管是“强南就北”还是“引南归北”，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声入心通”。因此，在切音字运动双方鏖战的同时，另一种见解也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那就是把包括官话字母在内的切音字皆视为统一国语的障碍。
1908年，四川省城劝学所教习蒲助孜呈文总督赵尔巽请推广官话合声字母。四川提学使司奉命审察此议。现存档案中有一份似出自办事人员之手的批文，虽认为此对“少数人”的备忘、交流“不无小补”，但主要强调的还是“各省方音不一。现行王氏官话字母，以教北人则甚便，以教各省则不尽相宜。所以江宁、江苏等处于此官话字母必加添字母始能适用。川音虽与官话相近，究有不同，各府州县又各有别。今据此本以教川人，若必以正确官话教之，则教法繁重，川民必苦其难，而向学者少；且一时难得正确官话之教师。若仍就各地方音传授，则拼音非同文字，必有彼此不能相通之弊。是王氏拼音之法，于川省不能适用，亦不能有大益也。”只允其于劝学所师范生内“加添此课，作为随意科，以便将来转相传习，为音学、语学进步之基础”。(87)
如果把此批文放在前述有关方音切音字的争论中，则其立场是非常有趣的。作者一方面认为，以官话教授川民，人民“必苦其难”，和劳乃宣对官话字母的见解一致；另一方面也同时强调，以方音教之，人民“彼此不能相通”，有违“国语统一”之训，则又分明是《中外日报》批驳劳氏的口吻。作者既“左右逢源”，又将二者一齐推倒。批文以官话字母作为“少数人”的工具，也令人想起何凤华等人对官话字母的定性：中国“不患无上等教少数人之教育，所患者无教多数人之教育耳。何谓教少数人之教育？汉文、西文是也。何谓教多数人之教育，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是也。”(88)虽然两者所谓“少数人”并不相同，但对于切音字运动所追求的使“多数人”共喻的目标来说，这当然是一莫大的讽刺。然则批文的作者只部分地认可切音字的“文字”功能，而不认为其具有统一语言的能力。
但是，学政方旭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他指出：“语言与文字相表里。语言统一，文字不归简易，则教育仍未易普及。”王照字母“取准京音，似足与定章统一语言之宗旨相辅而行。至称若仍就各地方音传授，必有彼此不通之弊等语，殊不知定章特附设官话一门，正以民间多操土音，多所扞格。江宁等处于此项官话字母必加添字母，即能适用者，正于不易统一中，力求统一”，更何况“川音与官相近”乎？方旭指示“于省城试办一堂，以资模范，俾得辗转传习，定较江宁等处事半功倍”。二人均注意到江宁等处加添字母的做法，也都认为川音与官音相近，结论却南辕北辙。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旭看来，劳乃宣的做法正是“于不易统一中，力求统一”，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支持。但这更可能是针对前引批文引劳氏做法以反对字母的意见而发，盖方氏并未表示川省向江宁学习，而是要直接推行官话字母，则其意向可知。
赵尔巽则认为，那位办事人员的批文“无为无见”。他指出，“语言为文字代表。我国幅员辽阔，方音随地不同，非统一语言不足以传达文明，促进社会。”学部要求学堂设立官话一科，“以官话厘正方言，即以语言就合文字，将来推广学校，渐可统一言语”。至于切音字运动者常说的“有其言无其文”的现象“为数甚少”，本可忽略。故“中国统一官话以文字为主”，意即用“同文之言，以易不同音之语，其奏效不难，而又可无流弊。此以音变音之法也。”至于王氏字母“用拼音之法，自为文字，则只能行于语言相同之地”，如“以此音教南人，南人虽得其所教之音，而仍不能以拼原来之语，则是北人所拼者一音，南人与南人所拼者又一音。音既不符，字亦随之而异，此因音为文之法，终于不可通也。”欧洲各国“多音其音，即各字其字。是因音成文者，文转因其原来之音而变。”中国“幸而为文字统一之国。若因语言不同，而用拼音以另成一种文字，则既足为汉文之障碍，而所谓官话者又不足以通行，其流弊可知矣。”
这里“语言为文字代表”一语值得注意，盖其与切音字运动的文字观恰好相反。这成为双方对切音字在国语统一运动中地位认知南辕北辙的一个基本原因。切音字运动认为，文字本是语言的记号，而汉字与语言则是两套系统，故文字既无法涵盖全部语言，且因缺乏准确的摹音工具，汉字读音常随地方转移，进一步推动了语言的分化。1907年，有人发起改良文字会，就说：“窃思中国口音之素不统一，其理甚易明。因字以形成，非以音成故也。”同一字，出声部位不同，“而意遂变矣”。(89)这和王照注意到的是一致的，而前引王炳耀所谓“中国土音各异”恰“因所成之字，谐声者鲜”，殆亦此意也。
就此而言，方言歧出的相当一部分责任亦要由言文分离承担，而国语统一也成为言文一致的一部分。这同时意味着切音字不仅是为下流社会识字甚至是直接交流提供的一套工具，也是国语统一思潮不能不倚重的力量，而使其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刘孟扬就说，中国文字原用反切法以定音，“然尝有某字注某某切而仍不知其读为何音者。且各地口音不同，所读之字亦往往各异。”如用切音字“注成京音，一则易于识字，一则各地读法亦可划一”。(90)而汉字在注音方面确实显得无力。学部颁布官话读本的消息发布后，江谦就说：“课本既有语体，则与文殊。用音字拼合，则唇吻毕肖。若仍用形字，则各省读之仍为方音，虽有齐傅，不敌众咻。方法既乖，效力全失。”(91)程先甲等也认为，“但习国语而仍用汉字”是不对的：“盖国语者，声音也；简字者，国语之留声机器也。无简字则国语之音无所寄，有简字而后国语之音有所凭。”(92)这样，两大“言语文化”再次成为互相声援的因素。
然而，赵尔巽所忧惧的也就在这里。按“以语言就合文字”，他自己也说是“以音变音”，则前一“音”当指读书音。他强调以“文字”统一语言，乃是因为欧洲的经验使他看到，一旦“因音成文”，则“文随音变”的脚步也就是挡不住的了，这样，中国势必如欧洲一样分崩离析。因此，中国“幸而为文字统一之国”是赵氏立说的关键所在。实际上，赵氏此前曾在盛京推行过官话字母，这里态度大变，恐与此考虑是直接相关的。显然，《中外日报》的逻辑再一次被运用，而结论却大相径庭：《中外日报》反对的是方音切音字，对官音切音字持肯定态度；但在赵尔巽看来，破坏“书同文”是“因音为文”的思路造成的，则官话字母与方音切音字实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但赵尔巽也部分地冤枉了官话字母。按王照曾专门指出，“用此字母专拼白话，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而南人每藉口曰：京中亦多土话，不足当官话之用。殊不知京中市井俗鄙之语，亦吾京中士大夫所不道，无庸多虑也。”(93)则其所谓“京话”乃是“京中士大夫所道”，与“官话”同，实近书面语也(但这又和他为“妇孺”着想的立意产生了矛盾)。前揭“英教士利君”也注意到，“官话于文字相近，故中国能识字者，学官话为最易”。又其云科举“士子即操土音，至京亦能改习”，则其所言即北京官话也。(94)后来吴稚晖亦云，清末所谓官话，“就是我们口碑中习惯称为普通话或中州韵的”，它同时也是读书时所读之音。北京人说话是京音，读书依然“读官话”，“京音不过一种土话罢了”。(95)按吴稚晖对“京音”甚不以为然(详下)，但也承认京人读书音仍是“官话”。不过，当时不少论述确实未刻意做此区分，吴汝纶云官话字母皆“京城声口”，便不免将二者混为一谈；赵尔巽所谓官话字母“只能行于语言相同之地”，盖亦把王照所谓“京话”当作了“京中市井俗鄙之语”。
这样看来，王照欲以官话统一语言和赵尔巽以文字统一官话的观点也绝非势不两立，而是有相通之处的。不过，二者在态度上仍有差异。盖王氏既拈出京话一名，在赵氏看来，仍有方隅之限，故“只能行于语言相同之地”。换言之，王氏心中的“官话”在赵尔巽的眼中也只是方言之一种。《中外日报》那篇《统一语言说》也明确提出统一国语的可能途径之一是采用“通行最广之一种方言”之切音字，其举例即是“王君小航之官话合声字母”。但既然官话也只是一种方言，哪怕其通行再广，也仍会面临是否有资格成为国语的问题。1910年，钱玄同就说：“华人人名、地名译为西音，今多以英国拼法谐中国官音。此两非也。”盖英音固不能代表欧洲，“官音焉足以代表全国耶”？(96)官话如果同样也是方言的话，则对于其他方言区的民众来说，官音切音字也不过是另一套与语言相异的文字而已，“声入”又如何“心通”？
显然，上述几种意见在正面主张上确有很大不同(然亦未矛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具体思路又彼此纠结，有时同一理由被用来为两个南辕北辙的看法辩护，有时关怀相近者却成为针锋相对的两方，彼时思想界在语言文字问题上的见解纷纭，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在这些争论中，也有一个大体共同的取向：相当多数的论者都将破坏“书同文”作为用来攻击对手的武器，而被攻击者则避之惟恐不及，体现了其杀伤力之强大。显然，这和时人对“形字”在维持中国统一方面作用的肯定是分不开的。
其时和赵尔巽所持“以文字统一官话”的意见类似者还多。1906年，宋教仁在日记中提出，“中国语言文字，在太古时或杂混不堪。自黄帝平定各酋长而建一帝国，则必行国语统一之法，故命仓颉作文字。自此一行，中国文字遂皆为单纯简秩之语言”，造成了汉语以单音字为主的特征。(97)这正是典型的托古改制。稍后，一位留日学生也对钱玄同说，“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匡之。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不可附焉。”(98)钱氏颇表赞同。这里所云虽与国语统一略有差异，但以文字导正语言的思路是一致的。
1909年，一位湖北士人潭渔隐发表了《汉文拼音自序》。据此文可知，该书意在沟通各地之方音：“如鄂人与浙人相接，欲通浙省直客音，只先取五十母子，一一叩之，浙人据浙省方音读之，然后按生音表信口读去，顺天籁之自鸣，绝无诘曲之状。”其法与谭嗣同管音表相类。作者为此，一部分原因正是对官话字母“欲以都城首善之方音统一语言”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提出，应将“言与音”分为“二事”：“语言统一易，语音统一难。语言不通，彼此识字犹可以笔对谈，而语音囿于方隅，彼此各异，纵令勉强学似，终未若自然之为愈也。”(99)不过，他又认为语音可以相通相转，只要掌握了通转的规律，“信口读去”，仍可是“顺天籁之自鸣”，惟这必须建立在自己熟知的方音基础上。
按此处所谓可以笔谈的语言，主要还是书面语。作者认为，汉字本来优越，不但“元与大清未灭汉文”，且安南等处均用汉字，“其文之同，并不在强方音之苟同，殆有莫之致而致者。且汉文之趋乎雅而避乎俗，大率常用之字不过数千，以文言道俗情，毫无不达。故鄙俚之语皆不屑道，由文而明，理有固然，亦势有必然也，岂好为其难，故意歧语言文字而二之哉？”汉字长处本来在“睹文即能见意，足见古人作字，原示人以浅近”，只要教授得法，学起来并不难。他也同意中国存在着一个语言文字由合而分的过程，但他强调那是因为“后世庠序久废而人不知学”之故，非汉字艰深也。(100)汉字同文是跨越国界的，比较起来，“强方音之苟同”，已不是最重要的了。这实际意味着言文一致可由言以凑文达成，与宋教仁所谓仓颉作字以“行国语统一之法”的思路及钱玄同友人提出用文字匡正语言以使之归于“典则”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在上述诸说中，文字都被视为一个比语言更为重要且起到导正语言作用的因素。按这里所云“文字”是广义的，包含了语音层面的文字(书面语、读书音)在内。惟后者也是以狭义的文字为中心的，和切音字运动提出以声音为本文字为末的观点不啻背道而驰。实际上，一旦以不同地区人们的相互沟通为目标，汉字那“睹文即能见意”的优越性就立刻呈现出来。潭渔隐提出，“同文者，同其形，同其义，其音决不能同。苟必是此而非彼，势不至背天籁以求同而不止。”(101)但既然音之不同乃是“天籁”，便也同时意味着“声入”有时是不能“心通”的，而潭氏注意到的“以笔对谈”现象又表明“目入心通”的力量似乎更强。显然，文字重要性的凸显是和时人对文字分裂的担忧分不开的。因此，尽管江谦等人强调要统一国语就只能依赖切音字，但文字既然作为一种正面考量因素在民族主义论述中所占权重越来越大，抛开它讨论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简单说来，文字在国语统一运动中地位的提升经过了一个从官话切音字独大到切音字被剥夺文字的资格再到以文字统一语言成为官方政策的一个过程，而其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即是否允许增添方音切音字的讨论。尽管劳乃宣反复强调“两次办法”的必要性，但显然未被广泛接受。1910年资政院成立后连续接到6件要求推广切音字的文件，都把国语统一作为核心论据。这些上书者中既有北方人，也有南方人，其中不乏在文中随处引用劳乃宣的话者，而要求推广的均为官话简字。其中，程先甲等说帖特别明言：“简字之用，系以京音为主。教授国语，舍此别无捷法。”他们特别提到，江宁自设简字学堂开始，先后毕业数百人，“其颖异者，口操京音，与京城人无异”。(102)江宁是劳乃宣方案的主要推行地区，但程氏等人在此却是以京音为号召，尤可看出官音方案已在切音字运动中占据了“话语霸权”地位(但同时也表明“两次办法”在实践中确有其效)。
资政院接到这些说帖后，经过两次开会审查，由特任股员长严复起草了一份报告书，肯定了“简字便捷，妇孺易知”，且可“补汉字之缺”，故欲“谋国语教育，则不得不添造音标文字”。不过，报告也明确提出，应“规定”其之“用法”。具体有二：“一、范正汉文读音，二、拼合国语。汉文读音，各方互异。范正之法，于初等小学课本每课生字旁注音标。儿童已习音标，自娴正读。但令全国儿童读音渐趋一致，而统一之效可期。”(103)
同时，报告书也对切音字性质做了重要修正。切音字运动一般认为，切音字既是补助识汉字的工具，自身也是一种可以流通的文字。其表述非常模糊，时而称之为“字”，时而称为“字母”、“记号”。较早注意到名称问题的是劳乃宣。1906年，劳氏提出，“字母之称不能包括韵与声，似不赅备”，而应定其名为“简字”。(104)显然，劳乃宣是想明确切音字作为一种“文字”的性质。但正是这一点使其反对者不安。前引赵尔巽说王照字母不能推行于四川的一个重要理由即其“自为文字”也。1908年5月21日，学部主事许宝蘅听了劳乃宣谈简字之利，亦在日记里不无狐疑地说：“其言甚辩”，然“无论何国，决无一国之中并行两种文字者，此中是非殊难解决”。(105)严复的报告书则正式提出，简字一名“似对繁体之形字而言之”，使人“疑形字六书之废而不用”；另一方面，其“性质既属之拼音”，简字之“名义不足以表见”，故应改名音标，“一以示为形字补助正音之用，一以示拼音性质，与六书形字之殊”。(106)1911年，由学部召集的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提出，在北京设立国语调查总会，审定“雅正通行之语词、语法、音韵”，并制订“音标”，在全国推行。(107)音标之名显然采纳了严复意见。这一看法把切音字运动以声音为本文字为末的名分颠倒过来，切音字也因此退一步海阔天空，避免了破坏书同文的指责。
在切音字被剥夺文字资格的同时，以文字统一国语的意见也进一步明朗化。1913年，民国教育部召集各省代表组成“读音统一会”。会长吴稚晖介绍该会定名理由云：“普通得称为语，约含两种性质”，一指“说于口中，限于方隅之达意声响”，一指“写于纸上，别于文学之浅易文字”；其所谓音，对于前者称为“口音”，对于后者称为“读音”。二者“原互相关联。以广义言之，宜同时求其统一。”但在“进行程序上，遽从广义命名，含混其词，称为国语统一会，则读音口音，歧见纷起，无益于实在”，故“毋宁先从一部分之读音”做起，“将各有文字可凭之读音，讨论既定，而后即藉读音之势力，用以整齐随地变动、止有声响可凭之口音，则有执简御繁之效益矣”。(108)按前此学界关于国语统一问题“歧见纷歧”，确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命名的含混(如京话与官话之争)。吴稚晖提出以“有文字可凭之读音”统驭“止有声响可凭之口音”的主张，正可视为赵尔巽“以语言就合文字”的详解。
吴稚晖指出：“既此会注重于读音，当以文字为讨论之目的物。”但这也就同时意味着，“文字读音之长短清浊，决不能凭偏于方隅之口音，在一地而得其完全。故以地方音为标准，颇多缺憾。”实际上，“官音虽号称北音”，也“不能指定为北方某城某邑之音。因标准于地方，不惟长短清浊，惧失之偏；且每地皆有土俗鄙僿之音，有妨于雅正。若限地以取之，必有尽举敝僿俗音，连带采用之误，是实为将来语文合一之缺点。”读音统一会审定读音结束后，将“每字审定之音，命名之为国音”，盖“此为全国派人会议所公定，是为国有之音，非复北有南有京有省有县有。异日就国音而发近文之雅语，作为全国交通之媒介，即名之曰国语。国音生国语，名称亦可相承一线。”官音、正音、标准音、法定音、通用音诸名俱“不若国音之核实”。(109)
国语统一仍当以“将来语文合一”为目标，惟国音与国语都要避免“土俗鄙僿”，而归于“雅正”，并特意辨别官音非“北方某城某邑之音”，在在与赵尔巽的意见一致。按早在1909年，吴稚晖就云，“所谓官音，官者，言通用也，言雅正也。汉人之祖宗，税居于黄河两岸(引者按：原文如此)。故汉音之初，近于北音，南人则杂有蛮苗之音。然北人亦未尝不杂胡羌之声。故以通用而言，即以今人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其声和平，语近典则，即可以为雅正之据。”他并特别指出，“近日专以燕云之胡腔，认作官话，遂使北京之鞑子，学得几句擎鸟笼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别国为官话教师，扬其狗叫之怪声，出我中国人之丑，吾为之心痛。”(110)看所谓“北人未尝不杂胡羌之声”可知，吴稚晖实际认可北音保留了更多的“汉音”初期情状，然也刻意要在官音和京音之间做出区分(但实际上，吴氏倡导的做法在程序上和刘孟扬提出以切音字标注“京音”以划一各地汉字“读法”的建议是一致的)。
进一步，这里也揭示了言文一致的两条路线。在理论上，言文一致既可以是以言统文，亦可以是以文统言。切音字运动强调声音为文字之本，以言统文自是必然归趋。但这或可能造成国家分裂，已使蔡元培感到危险，故提出先统一“言”的主张，并在未来理想的文字中为“会意”留下了位子。赵尔巽则根本认为，“我国文字，不主音而主义。主音者字母虽简，拼音可以不穷；主义者字母既繁，不能以声统驭。”(111)宋教仁等人的主张与此相类，均倾向于后一种方式。吴稚晖也在与章太炎辩论是否应用万国新语的文章里强调，中国人在采用万国新语之前，应有一过渡阶段，则语言文字之统一是也。“至夫统一之术，非有奇法殊能，特矫于天然之适宜。”汉字本来统一，“而言语则必有一种适宜之音字，附属于旧有之文字以为用，于是声音亦不得不齐一”。(112)
按吴稚晖这里使用“天然”一词讲声音，和沈学、王炳耀等使用的“天籁”、“天性”等表述相类，而态度恰好反背。沈、王等认为，声音乃是天籁，故文字须趋于语言，才能声入心通。而吴氏认为，声音既天然不齐，则必以文字齐之而后可。按吴氏此论与章太炎一致。章氏云：“余闻风律不同，视五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是故吹万不同，使其自己。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能齐也。”不过，章氏正欲以此反驳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使用万国新语的主张，而吴氏一方面承认在中国推行万国新语不是一蹴而就的，另一方面则反其意而用之，强调正因声音天然不齐，所以要“矫于天然”。(但章太炎也有类似的主张，他发明纽文、韵文，也是为“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113))比较起来，潭渔隐亦主张“天籁”不同，与章、吴相近，但仅就“声音”而言，又不认为有特意“矫”之的必要。显然，在同一看法的基础上，各方意见彼此纠缠而又相互错落，其间层次和关系都异常复杂。
五、结论
切音字运动是在西人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他们认为西人富强主要是因为其国民识字率高，而这又源于其文字本身切音而成的特点，故思仿效之以为“下流社会”提供一套求知和交流的速成工具。与此同时，他们也接受了西人以声音为中心的文字观念，并和当时兴起的各种以开民智为目标的声音文化构成了彼此呼应的关系，强调声入心通的重要性。在此取向的作用下，产生了一大批用南方方言拼写的切音字方案。
进入20世纪后，随着民族主义观念在思想界越来越具影响力，国语统一对于淑民情的作用受到广泛重视，不但和教育普及一起成为切音字运动的两大目标，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作为这种观念的产物，方音切音字受到了严厉批评，被认为不但不利于统一语言，且有破坏书同文的危险。与此同时，被认为能够一举实现两大目标的官音切音字方案迅速增加。但同时，官话也被南方地区的一些人士视为方言，官音切音字同样面临无法声入心通的尴尬境地。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对分裂担忧的加剧，书同文在维持中国统一方面的作用也日益获得关注。其最终结果是，在对切音字性质的认识方面，有学者提出剥夺其作为“字”的资格，使其成为附属于汉字的“音标”，真正成为声音的“记号”；在国语统一的具体程序上，以文字统一语言和由读音统驭口音的方案获得了官方的支持。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通过了一套注音字母，并最终被国民政府采用。这样，“言同音”必须有赖于“书同文”，切音字运动对于语言和文字关系的理论被颠倒了过来(当然，这已是充分考虑到“语言”的“文字”了)。不过，从整个中国近代语言文字改革的脉络中看，这一意见虽然为官方所认可，仍然不过是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看法而已，而故事也没有就此结束。事实上，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有人主张汉字拼音化的思路，这二者的关系也一直处在紧张状态。
张仲民、徐跃、陈默、翁若愚、张晓川等先生代为复制材料，谨致谢忱。
注释：
①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吴叡人译《想像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特别是第5章；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李霄翔等译：《语言的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需要指出的是，语言统一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特有问题。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等注意到，在15世纪，语言已是西班牙“帝国得心应手的工具”。见Joseph W.Esherick,Hasan Kayali,and Eric Van Young,"Introduction," in Joseph W.Esherick,Hasan Kayali and Eric Van Young(eds.),Empire to Nation: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p.3。而法国大革命的语言民族主义亦受到了此前天主教会统一语言观念的影响，见David A.Bell,"Lingua,Populi,Lingua Dei:Language,Religion,and the Origins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0,No.5(December,1995),pp.1403—1437。
②近年有研究把近代中国国语追溯到中古时期佛教翻译及变文传统，见Victor H.Mair,"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3,No.3(August,1994),pp.707—751。这和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早就有民族主义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过，19世纪末以后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向西人学习民族主义，恐怕才是更应注意的。
③“切音字”在清末或称“快字”、“拼音字”、“合声字”、“简字”、“串音字”、“音标字”乃至“新字”等，名目众多。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书店1990年版)以1900年为界，将之区分为“切音运动”和“简字运动”两个时期。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8年版)和《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则统称为“切音字运动”。考虑到“切音”二字更能代表其思想取径，且为了表述便利，本文取倪说。
④值得重视的研究除前揭黎锦熙、倪海曙著作外，还有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台北，国语日报1965年版；方祖燊《国语运动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吴稚晖《三十五年来中国之音符运动》，《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315—345页；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陈望道《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陈望道文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
⑤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1982年7月；王风：《晚清拼音化与白话文催发的国语思潮》，《现代中国》第1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第2章，中华书局2007年版；John De Francis,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1950)]；村田雄二郎：《「文白」の彼方に——近代中国にぉけゐ国语问题》，《思想》1995年第7期；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王东杰：《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李宇明：《清末文字改革家论语言统一》，《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2期；《清末文字改革家的方言观》，《方言》2002年第3期。
⑥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上海《万国公报》第85册，1896年2月，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15814页。
⑦卢戆章：《三续变通推原说》，上海《万国公报》第82册，1895年11月，第15609—15610页。
⑧以上除力捷三书外，均见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影印书影，分别在第143、178、204页。
⑨蔡锡勇：《拼音快字·自序》，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3页。按此段与本文引用的其他一些资料均收入“本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该书收录清末资料70余篇，常为学者征引，惟文字与原书时有出入，故本文尽量征引原书。
⑩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上海《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第15752页。
(11)王榴：《〈英语汇腋〉序》，《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12)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6年4月5日，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13)王炳耀：《拼音字谱·自序》，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11、13页。
(14)沈学(原文未署名)：《沈子新字书自叙》，《知新报》第66期，1898年9月2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927页。
(15)至迟在乾嘉时期已经有相当一批学者提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的观点，惟此与今人好说的“声音中心主义”不同，参考王东杰《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84页。与此相类，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注意到，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谓语音中心主义乃是西洋形而上学问题的观点并不准确。日本的文言一致和废止汉字的讨论固然受到西人的影响，但18世纪已有了语音中心主义，“那是由佛教僧侣契仲那样的通晓梵文的学者们掀起的，当与‘西洋形而上学’没有任何关系”。见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4页。
(16)杨琼、李文治：《形声通》，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23—24页。
(17)《记江宁省垣将办拼音官话学堂事》(佚名)，1905年9月6日《南洋日日官报》，第1版。
(18)《某氏通字平议》(佚名)，1908年9月29日《中外日报》，第1张第2版。
(19)有关研究参考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83—428页。
(20)《敬告宣讲所主讲的诸公》(佚名)，1905年8月16日《大公报》，第1页。
(21)《白话演说学堂教课法》(佚名)，1906年1月12日《南洋日日官报》，第1版。
(22)明清时期所谓官话有南北之别。学术界大都认为自明代以来的官话皆以北音为正，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清朝才开始出现南音渐弱、北音渐强的情形，北音成为正统更在19世纪中叶之后。还有学者强调，20世纪初，“官话”一词才基本上特指“北京官话”而言。有关讨论参考张卫东《论近代汉语官话史下限》，收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语文出版社2007年版；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338页。
(23)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15页。
(24)杨琼：《序》，杨琼、李文治：《形声通》，第4页。
(25)沈学：《盛世元音·原序》，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7页。
(26)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94页。
(27)力捷三：《闽腔快字》，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14、15页。
(28)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第10页。
(29)卢憨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5—7页。
(30)林辂存：《请用切音呈折》，收力捷三《闽腔快字》，第5—6页。
(31)关于“雅言”，参考陈寅恪《从史事论切韵》、《东晋南朝之吴语》，分载《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缪钺《北朝之鲜卑语》、《六朝人之言谈》、《周代之“雅言”》，分载《缪钺全集》第1卷上、下册及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2)顾炎武：《日知录》，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035页。下文“匹夫之贱”一词亦出自该书，第471页。
(33)《高凤谦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2—1613页。他所说的《切音》未详究竟是何书，其下提到在《万国公报》见到“厦门卢君所撰《切音》书”的消息而未睹书，故此非卢著可知。又，原信未注明日期，此据文中提到其首次出省及《万国公报》等情形推知。
(34)沈学(原文未署名)：《沈子新字书自叙》，第928页。
(35)王炳耀：《拼音字谱·自序》，第2页。
(36)吴汝纶：《东游丛录·大学总长山川谈片》，《吴汝纶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788—789页。按原文无日期，此据吴汝纶壬寅五月二十五日日记，《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692页。
(37)吴汝纶：《答国字改良部干事小岛一腾》(壬寅六月廿一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98页。
(38)吴汝纶：《答土屋伯毅》(壬寅八月廿二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27页。
(39)吴汝纶：《东游丛录·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氏谈片》，《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97—798页。
(40)吴汝纶：《日记》，《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714页。
(41)吴汝纶：《与张尚书书》(壬寅九月十一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35—436页。
(42)《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译自英国《西赖苏恩派尔报》)，《外交报》壬寅年第1号，1902年3月4日，第14页。
(43)按《外交报》是蔡元培、张元济等创办的，其时蔡氏已注意到国语统一的问题(详后)，故这段按语似乎不出自蔡手。
(44)繇观生：《论国语统一之关系及统一之法》，《大公报》，1904年10月28日，第1页；1904年10月29日，第2页。
(45)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25—126页。
(46)《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第4期，1904年6月，第84页。
(47)《教育普及自划一语言始》(佚名)，《直隶教育杂志》己酉第14期，1909年9月28日，第87页。
(48)何凤华等：《十一月十一日上袁宫保禀》，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77页。
(49)丁义华：《联合中国的法子》，1910年5月26日《大公报》，第2张第3页。
(50)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小航文存》，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辑刊正编》(265)，台北，文海出版社版(出版年份不详)，第77—80页。按：《官话合声字母原序》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收《小航文存》，一收《官话合声字母》。
(51)《直隶学务处复文》，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第66页。
(52)顾奎：《论今日亟宜多创浅易之白话日报》，1906年10月10日《时报》，第5板。
(53)卢憨章：《北京切音教科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2页。
(54)繇观生：《论国语统一之关系及统一之法》，1904年10月30日《大公报》，第2页。
(55)杨琼、李文治：《形声通》，第74页。
(56)蔡元培：《学堂教科论》，《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49页。
(57)蔡元培日记，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58)蔡元培：《学堂教科论》，《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49页。
(59)蔡元培：《新年梦》，《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241页。
(60)《论语言之必宜统一》(佚名)，1910年5月22日《盛京时报》，第2版。
(61)何凤华等：《十一月十一日上袁宫保禀》，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第76、78页。
(62)《谭嗣同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第3240—3241页。
(63)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2页。
(64)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第9页。
(65)卢戆章：《北京切音教科书》，第2、3页。
(66)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序》，《简字谱录》，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1—2页。
(67)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杂识》，《简字谱录》，第65—66页。
(68)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杂识》，《简字谱录》，第57页。
(69)朱文熊：《江苏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28页。
(70)周馥：《奏推广简字半日学堂片》，1906年7月13日《大公报》，第5页。
(71)《述简字学堂办法》，1906年3月22日《中外日报》，第3版。
(72)劳乃宣：《论简字学堂办法事》，1906年4月27日《中外日报》，第3版。
(73)劳乃宣：《论简字学堂办法事》，1906年4月27日《中外日报》，第3版。
(74)段春晖：《序》，田廷俊：《拼音代字诀》，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17—18页。
(75)劳乃宣：《论简字学堂办法事》，1906年4月27日《中外日报》，第3—4版。
(76)劳乃宣：《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简字谱录》，第210—212页。
(77)杨融怀：《读青田刘君论简字为识字捷法宜由军队试行书后》，1907年11月18日《时报》，第5板。
(78)《直隶学务处复文》，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第28—29页。
(79)劳乃宣：《中国速记字谱序》，《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辑刊正编》(357)，第231—232页。
(80)《统一语言说》(佚名)，1906年9月23、24日《中外日报》，均在第1版。
(81)《统一语言说》(佚名)，1906年9月24日《中外日报》，第1版。事实上，即使对官话切音字，其时也有人担心会导致“一国之中通行两种文字”的危险，惟此牵涉过广，拟另文发之。
(82)《江督议裁简字学堂》，1907年5月26日《中外日报》，第2张第2板。
(83)《江南裁撤简字学堂》，1907年10月8日《中外日报》，第2张第2板。
(84)端方：《江宁简字学堂高等小学开学演说文》，收劳乃宣《简字谱录》，第257—259页。
(85)《朱文熊致吴玉章函》，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152页。
(86)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第126—127页。
(87)本段及以下四段未注出处者，均出自“署理四川提学使司呈详遵批传验蒲助孜暨详议简字拼音是否适用一案详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提取号87(缩微胶片)，案卷号470。
(88)何凤华等：《为恳祈宫保大人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事》，收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第75—76页。
(89)华通斋：《改良文字会之缘起》，《直隶教育杂志》丁未年第8期，1907年6月，第110页。
(90)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弁言》，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2页。
(91)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16页。
(92)程先甲等：《陈请资政院提议变通学部筹备清单官话传习所办法用简字教授官话说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31页。
(93)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第9页。
(94)《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佚名)，《外交报》壬寅年第1号，1902年3月4日，第14页。
(95)吴稚晖：《答评国音字典例言》，《吴稚晖全集》第5卷，第207—208页。
(96)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第2册，1910年1月12日，第954页。
(97)宋教仁：《宋教仁日记》，1906年10月7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267页。
(98)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11月2日，第845页。
(99)潭渔隐：《汉文拼音自序》，1909年7月6日、6月26日《时报》，均在第1板。
(100)潭渔隐：《汉文拼音自序》，1909年7月6日《时报》，第1板。
(101)潭渔隐：《汉文拼音自序》，1909年6月29日《时报》，第1板。
(102)程先甲等：《陈请资政院提议变通学部筹备清单官话传习所办法用简字教授官话说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31页。
(103)严复：《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34页。
(104)劳乃宣：《重订合声简字谱例言》，《简字谱录》，第79页。
(105)许宝蘅：《〈巢云簃日记〉选》，《近代史资料》总第11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3页。
(106)严复：《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34页。
(107)《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43页。
(108)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第103页。
(109)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第105页。
(110)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第55页。
(111)“署理四川提学使司呈详遵批传验蒲助孜暨详议简字拼音是否适用一案详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提取号87(缩微胶片)，案卷号470。
(112)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第39页。
(113)均见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本，第3323、3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