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民众论文,初期论文,动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学界一般将抗战初期界定为从卢沟桥事变（1937.7.7）至武汉失守（1938.10）这段时间内。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民政府认识到，以弱敌强的持久抗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民众动员势在必行。回顾这段时期国民政府动员民众的努力，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加以客观评价，是不应被历史遗忘的。
（一）国民政府民众动员的两个基础前提
从九一八事变起至西安事变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把“剿共”作为抗日的前提，仅仅将“攘外”停留在口头上，对于日本的军事挑衅与无理要求，采取不抵抗、不扩大，求妥协，甚至作丧失国家部分主权的让步，其实质就是投降。当然，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投降不同于后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降，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国民政府于“九一八”事变后注意到民众的抗日呼声，在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有限的抗日准备，为抗战初期的民众动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1931年12月26日，国民党第四届执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请从速实行征兵制以御暴日案》；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指出“此实救亡图存，根本大计”；1936年9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人民服兵役，称“服兵役为国民人人应尽之义务”。通过这些努力，至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国民政府已拥有了可以实行正面抵抗的经济、军事力量。经济上，国民政府在财政、工业、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建设，已使之牢固地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对社会的稳定、充实国力有相当的作用。军事上，国民政府已拥有现役兵员170余万，陆军编为182个步兵师及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及6个独立骑兵旅、4个炮兵旅及20 个独立炮兵团，另有其他特种部队，分别隶属于83个军及25个集团军；海军共有舰艇109艘（总排水量7.8万千吨），编为4个舰队， 可以在沿海或江河上协助陆上战斗；空军有作战飞机314架，编为9个大队，机场12处。与日本侵略者相比，这个经济、军事力量仍然是弱小的。但是，这些力量使国民政府基本具备了国防政府的功能。所谓国防政府，是指当一个国家遭到外敌入侵时，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土主权，抵抗侵略，政府能及时地发动、运用、组织和指挥所拥有的一切人力、物力投入到民族解放战争中去。强敌当前，国民政府只有以经济、军事力量作物质基础，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宣传鼓动民众，广泛而有效地对民众实施政治教育和心理训练。
国民政府民众动员的理论基础，即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其中，又主要以民族主义思想吸引民众，动员造就民众的抗日意识。
首先必须澄清的一点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宣扬的“三民主义”已背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轨道。但是，沉重的国仇家恨，使国民政府尚保有一定民族情绪。在各项宣言、议案中，国民政府反复强调，要“本总理遗教”，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复兴民族精神。1934年7月25日， 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在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最多也只有三年，如果我们能够奋发努力，团结精神，一心一德来救国，国家一定可以在我们手里救转，民族也可以由此复兴起来。”〔1〕同时， 蒋介石也承认中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基于此，在1938年4 月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再次指出：“民族主义于抗战期间能充分发挥其精神与力量，则此精神与力量，为今日捍御外侮之要素，亦即他日复兴民族之基础也。”〔2 〕这就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民族主义的希翼之深及将其作为民众动员主导思想的渊源所在。
（二）国民政府民众动员三点具体指导思想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谈话在北平广播后，激动的人群敲锣打鼓，吹奏喇叭，纷纷涌上大街，以示庆贺。〔3〕这次谈话标志了国民政府抗战初期民众动员的正式开始， 其具体指导思想是：
第一，通过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来动员民众。
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的侵略野心无法遏制，一步步深入腹地。“一二八”事件、华北事变接踵而至。国民政府对此是有一定认识的。早在1931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对日寇侵略暴行之决议案》，指出：“横暴之日本……以继续不断之暴行，破坏我国家之完整，国难之深，于此为极。”〔4〕随后， 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难会议与国民救国会议》。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制造了罄竹难书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究无尽的灾难与痛苦。南京大屠杀，使30万无辜民众血染金陵古都，更是令人发指，举世震惊。对此，国民政府深以为耻，痛心地感到：“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将士死伤为数逾50万；非武装的人民横被屠杀，为数尤不可记；妇女同胞所受之残酷，更为吾人所口不忍言；至于政府一切心力物力之建设，亦为敌人破坏之对象，而夷为灰烬。”〔5〕所以， 国民政府大声疾呼：“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6 〕通过揭露敌人的战争暴行和侵略本性这一指导思想，国民政府激发了民众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这种对敌人同仇敌忾的心理，正是奋起抵抗侵略的巨大动力。
第二，国民政府提出“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焦土抗战”等一系列持久战战略，引导民众认识战争胜利的前景。
战前，国民政府未能及时完成全面战争准备，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更是薄弱环节。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6日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备”的抗战方针，希望利用辽阔的国土和有利的地理位置争取时间，实现国家体制向战争体制的转变，有效地进行民众动员，这一方针同时被国民政府表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及“焦土抗战”等战略思想。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战略指导思想还存在许多不足与局限，与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的思想有本质上的差距。但是，国民政府却借此引导民众摆脱“速亡论”的悲观思想，向民众预言了一定可以洗雪前耻，一定可使国家和民族达到独立平等目的”的光明前景。
第三，制定《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民众动员的指导性政策、措施。
国民政府在全民抗战高潮中，看到人民力量的强大，也希望运用人民力量抗战。这个心理，在《抗战建国纲领》中得以体现，无论是军事原则，还是政治原则、经济原则，均有所反映。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一项以民众运动”为题的规定，内为四点：（1）发动全国民众， 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2）在抗战期间， 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3）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施以组织及训练， 以加强抗战力量；（4）加强民众之国家意识，使能辅助政府肃清反动， 对于汉奸严行惩办，并依法没收其财产。〔7〕这四点指导性的政策措施， 对民众动员的具体工作在形式及内容上均有所规范。但是，国民政府一方面希望运用民力打击日本，另一方面又把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限制在国民党的原则及其政府的法令范围之内，这是由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的。
（三）国民政府民众动员的五项具体工作
第一，国民政府动员众在精神方面准备抗战的“新生活运动”，在抗战初期，焕发了新的活力。
在军力、财力不如日本的情况下，充分调动精神因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显得尤为重要。从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至全面抗战爆发后焕发活力，成为“民族抗战的最大武器”。它试图从“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统一全国民众抵抗侵略，并通过生活的生产化、军事化、艺术化来推进民众的组织化。由此出发，作为“新生活运动”的领导机关，“新运总会”做了一些动员民众的具体工作。1937年9 月25日，“新运”伤兵慰问组成立，其主要职责是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优待抗战人员家属，以提高士气，使民众受到动员鼓励。这是抗战初期较早投入民众动员的一个组织。此外，“新运总会”还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总会制定了《发扬民气运动大纲》，组织宣传队，利用播放电影、幻灯，开办胜利品展览、抗敌画展及流动宣传等形式在城乡广泛开展抗日宣传，使广大民众“确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唤起共同一致的敌忾心。”
第二，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发起的民众动员与宣传活动表示支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于1938年初，郭沫若为厅长，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第三厅在抗战初期采用了多种多种的形式组织抗日宣传和进行动员，声势浩大，影响广泛，促进了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第三厅举办的一些重大宣传活动，国民政府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
第三厅刚成立，陈诚就提出组织一次抗战扩大宣传周，并批给一万元活动经费。当第三厅在筹备“七七”一周年纪念活动时，蒋介石十分重视，特请郭沫若去面谈筹备工作情况，指示要搞得盛大一点，并亲批特别活动经费1.5万元。 第三厅组织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性献金救国运动开始后，蒋介石派新运总会干事黄仁霖代表他和宋美龄献金18784.66元，并声称是11 年前他与宋结婚时亲友馈赠的部分礼金及宋的稿费和她在航空委员会任秘书长的工资。同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市党部、省市政府、后方勤务部等，都有巨额的献金。国民政府的有力支持，带动了献金运动的“奋极热烈”，做到了“有钱出钱的原则”，达到了动员民众的目的。另外，国民党许多元老如于右任、邵力子、冯玉祥等曾多次参加第三厅举办的活动，并发表演讲。这些重视和支持，对扩大第三厅的影响和提高知名度，以及增强民众动员效果，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第三厅在抗战初期的民众动员是卓见成效。然而，随着国民党的“包办”和独裁统治的发展，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限制并扼杀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三厅的进步行动，更谈不上支持其民众动员了。
第三，国民政府决定实行“新县制”，希望依靠农民抗日。
随着抗战的持续深入，国民政府发现仅依赖工商业的经济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1938年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改进战时县政机构促进抗战力量案》指出：“欲求得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力量适应天然地形，运用广大民众自卫战，方足制敌死命。……仍必须从县政上做起。”〔9〕4月，蒋介石创制了《县以下党政机构关系图》，成立县政计划委员会。他认为：“广大农村，是决定抗战胜利的场所，乡村的广大人力、物力、财力，便是成为支持长期抗战建国的主要源泉，农村的地位，便随着抗战的发生和发展而跟着提高和重要。”〔10〕所以，为了挽救濒于衰落的国民经济，国民政府应该动员农村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战。对此，国民党人韦永成的解释是：“要保证抗日战争胜利，就要民众出钱出粮出力来支持抗战……过去我们吃了许多亏，其主要原因实在是政治组织上不健全，没有使民众行使四权，行政机构没有制能，”“为使人民能自动起来办理如何出钱出力来支持抗战，”必须实行新县制。〔11〕
通过实行“新县制”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上的保障，国民政府对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进行了动员，从原来主要依靠工商业转为主要依靠后方农民来提供战时财源。
第四，国民政府设置国民参政会，以统一民众意志，增加抗战力量。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随后，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的建立，为各派、各阶层民众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客观上起到了动员民众的效果。特别是1938年7月召开的一届一次会议上，国内团结抗日、改革政治气氛较浓， 许多参政员以大旱望云霓的心情，积极参政议政。沈钧儒先生提出了“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提案，大会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核准，国民政府通令全国饬遵，振奋了民众的精神。可见，抗战初期国民参政会对动员民众共谋抗日建国做出了贡献。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指出：国民参政会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12〕
第五，国民政府积极进行难民的疏散及救济工作，以团结各界民众共赴国难，支援抗战。
抗战全国爆发后，战火迅速蔓延。无数“居住战区或邻近战区、或在后方受敌人直接损害”的难民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国民政府首先正确地认识到，难民是一种战争资源和抗战力量，对难民进行有效地疏散及救济工作，是国民政府民众动员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国民政府于1937年9 月颁布了《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1938年6月至11月，先后成立了8个救济区。国民政府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救济难民，通过生活救济、医疗救济、收容救济、兴办难民工厂、介绍职业、征募兵役工役、组织移民垦荒等渠道，将难民有条不紊地撤退到大后方，以便在最短时间内，使难民人口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至11月，国民政府于抗战初期共救济难民达35万余人。〔13〕
难民救济工作是国民政府动员民众抗战工作的一部分。它使许多流亡群众体会到国家、政府及同胞的关怀，免于饥寒死亡；也使国统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团体的民众不分党派、信仰、性别，通过参与救济工作而投身抗战洪流之中，与政府共赴国难；对坚定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益于抗战的进行。
（四）对国民政府民众动员的评价
抗日战争是国家的非常时期，即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致以武力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年代。综上文所述，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民众动员的努力及其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当时军事上积极抗战的行动相统一，有利于民族解放事业，具有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这是我们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民众动员进行一定肯定的理论依据。
首先，这一时期的民众动员为国民政府坚持八年抗战，始终未作投降做了精神准备，使大部分官兵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具有顽强作战、英勇牺牲的精神；使广大民众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支援抗战，保证军队在战争中的损失得到及时补充。同时它也使得抗战初期的军事失利未导致政府的全盘崩溃，对抗日战争的整个进程及结局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其次，国民政府为了动员广大民众，不得不给予民众一定的民主权利。这样，随着广大人民民族意识从沉睡中惊醒，在民族救亡的过程中，民众的政治意识逐步得到增强，为中国共产党随后领导的以争取抗战胜利，促进社会进步为目的的民主宪政运动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而民主宪政运动，在我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缺乏民主传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为未来的新中国奠定了民主宪政的基础。这其中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应该是清楚、分明的。
但是，由于片面抗战路线的制约，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民众动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民众动员相比，带有三点本质的缺陷。
第一，中国共产党认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途径是广泛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实行全国人民参加的全面抗战路线。与之相比，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却受到“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等种种限制。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工人发动组织抗敌总会，以利“集中工人力量，在政府领导及三民主义之下，参加抗战”。筹委会经过2 个多月的努力，全国有30多个工人团体登记入会，遍及17个省市和地区，“足证全国工人抗战情绪之热烈，及企求全国性总组织之热烈”。可是，国民政府却以“有代表未到，尚未签名盖章者”、“因地区沦陷工会欠健全，代表产生之手续欠完备者”、“无实际动员者”、“不足以代表各部分多数人之意见”等种种借口，不予备案，筹委会的动员、组织工作不得不于1938年5月4日宣告结束。〔14〕此外，正当武汉告急，需要动员广大民众保卫武汉的时候，国民政府却宣布解散了抗日救亡的、最有群众基础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三个群众团体。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所标榜的民众动员，并不能名至实归。它的实质是统治民众，并将之纳入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中，是日后国民政府压制民众抗日自由，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先奏。
第二，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15〕也就是说，抗日与民主应该互相促进，相辅相成。要实行全国总动员，就必须进行社会变革，首先是实行政治上的民主化。由此，中国共产党身体力行，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与民主制度，动员广大民众抗战，巩固了人民团结。与之相反，国民政府错误地认为，为领导素无政治经验的民众，挽救国家危难，只有凭借高度集中的权力，才能保证统治的效能。因此，国民政府为了维护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以“为适应抗战需要”、“坚持抗战”、“为巩固全国国防、统辖全国军民作战”为由，不肯进行彻底的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反而日益强化、扩大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即使是曾经振奋人心的国民参政会，仅仅是一个“民意机关”，虽然有动员民众的客观作用，对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内外政策却没有重大约束力。而且，它始终处于国民政府一党专政当局的控制下，并逐步背离了动员民众这个宗旨，致使其作用越来越小，越来越失去人们的信任。
所以，这种不愿意给民众真正民主、自由的民众动员，必然无法持久地、深入地进行下去，必然夭折于中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16〕国民政府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却从来没有民众的支持。
第三，中国共产党一向以全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国民政府也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进行民众动员。但是，只有在不影响其统治权的前提下，才决定自己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及反抗程度。“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企图以东北、华北主权为代价，苟安一隅，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不可待，才最后进行抵抗。即使在抵抗中，也多次谋求对日妥协，或幻想等待英美参战，求得速胜。同时，他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他说：“此事乃有关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意见是至死不变的。”〔17〕用这种具有强烈妥协怀、依赖性与阶级性的民族主义作为民众动员理论基础，就决定了国民政府整个民众动员的无力与不彻底。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它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历史断言。民众的觉醒，使日本侵略者深深地陷入中国战场这片泥沼不能自拔，其兵力、财力急剧消耗，以至难以为继；也使国民政府在抗战中没有崩溃，并坚持到了最后胜利。
注释：
〔1〕《革命文献》，第72辑，第30页。
〔2〕〔4〕〔5〕〔6〕〔7〕〔9〕《中国国民党历史会议宣言决议案》（二）第319页、8页、315页、341页、356页。
〔3〕《史迫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巴巴拉·诺奇曼著，第229页。
〔8〕《新运导报》第13期，1938年3月。
〔10〕〔11〕《安徽政治》，第4卷，第7期。
〔12〕《六大以来》（上），第395页。
〔13〕《革命文献》，第97辑，第376页。
〔14〕《新华日报》，1938年5月4日。
〔15〕〔1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74页、374页、第357 -385页。
〔17〕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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