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在楚国成书的新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国论文,成书论文,线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5）03-0093-04
《文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为9篇，入道家类。班固自注说：“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自班固“依托”说始，后世多有人认为《文子》是伪书。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黄帝四经》后，经将《黄帝书·经法》与《文子》进行对比考证后发现，《文子》与《经法》约有20余处相同，从而证明《文子》一书并非“伪书”，而是“先秦古籍之一”（注：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了竹简《文子》。竹简本《文子》与传世本《文子》有较大不同。传世本《文子》中仅《道德篇》有“平王问”的对话体一例，其他皆为文子和老子的问答；而竹简本《文子》无“老子曰”，而是平王和文子之间的问答。传世本和竹简本中间话者都只称“平王”，而没有冠上国名，这就提出了一个“平王”是何人的问题。
一、竹简《文子》与楚灵、平之世
文子是道家学者，与文子对话的“平王”应该受到来自文子的道家思想的影响。而历史上的楚平王确实精通道家的权谋之术，由此可以证实楚平王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文子》中的“平王”和历史上的楚平王可以统一起来。
竹简《文子》中文子与平王的对话内容，既与楚平王执政时楚国的社会政治情况相吻合，也能用楚灵王执政时楚国社会政治的实际情形去坐实。竹简《文子》中，平王虚心向文子请教“道”、“德”、“圣”、“知（智）”和“为政”之道，以图寻求治理国家的良策。而文子则不失时机地向平王宣传道家的治国方略，要平王修德、仁、义、礼，“四修皆成，国家安宁”。楚平王即位之初的所作所为，与文子说教也是完全吻合的。楚平王是在家国战乱中登上楚国王位宝座的，对楚灵王的失民举措，不得不引以为训。楚平王即位后，极有治乱兴国的抱负，推出了一系列息民政策，这些举措在《左传·昭公十四年》中有记载：“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育孤寡，赦罪戾，访奸匿，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同时还“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有师”，因而《左传》赞其为“礼也”。楚平王的息民政策使楚国一度政治稳定，从动乱中恢复过来。
应该说楚平王取得王位，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发展的最终结果，但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道家学说的功劳。因此，楚平王即位后，自然对道家学说珍爱有加。作为道家学者的文子进入楚国宫廷，并和楚平王探讨道家学说，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从竹简《文子》的内容来看，平王和文子的对话有历史的针对性，《文子》所述的社会政治状况与楚平王执政时楚国的情况完全吻合。今本文子仅有一处未加篡改的“平王问文子曰”一段，在竹简《文子》中是这样的：
王曰（今本作：“平王问文子曰”）：“人主虽贤，而遭淫暴之世，以一[人]之权，欲化久乱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然臣闻之，王者盖匡邪民以为正，振乱以为治，化淫败以为朴。”
这段对话中，平王所说的“人主”显然是指他自己，并自诩为贤能的“人主”。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遭遇到“淫暴之世”和“久乱之民”。这里所说的“淫暴之世”“久乱之民”无疑是影射楚灵王执政以来的楚国社会和民众。楚灵王弑君即位后，好大喜功，大兴土木，争战不停，“国人苦役”，为了筑章华台这项“作之者太苦，居之者太佚”的浩大工程，使得“国民罢（疲）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这也就是楚平王问文子时所说的“淫暴之世”。后世史评家在评价楚灵王时也说：“楚灵昏王也，而合诸侯，恃其暴也。”楚灵王末年，“民患王之无厌”，达到了“从乱如归”的地步，时为公子弃疾的楚平王正是“乘民之怨”，向楚灵王发动了“弃疾之乱”。而一当楚平王即位后，首先想到的是治理“久乱之民”。在这段对话中，文子的回答也是直指经历了动乱后的楚国所面临的整治民风，变乱为治等社会问题。
只有粗略了解一下楚平王是如何韬光养晦，趁乱夺取王位的，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楚平王是一个深知道家“君王南面之术”的人，是道家学说的实践者。
楚灵王十年，弃疾受命率师灭陈，又受命率师平定蔡国。弃疾并不赞成灭陈、蔡，但他不仅不进谏，而且还忠实执行了王命。这样，他以陈蔡公的身份在蔡地筑城，拥兵自重，觊觎王位。但当观从劝其与奉召来蔡地的子比、子晰，率师入楚时，他又不愿落下谋反的恶名而假意推诿。而当得到了众人拥立的名义后，他即率师入郢。破楚都后，弃疾有意先拥平庸的子比为楚王，子晰为令尹，自己则掌司马之职，掌握军权。灵王自杀后，拥兵自重的弃疾封锁消息，编造灵王回都平乱的谎言，设计恐吓子比、子晰，迫使二人自杀，弃疾从而轻易自立为王，是为平王。
在夺取王位的整个过程中，楚平王始终收敛锋芒，隐藏不露，他的政治作风，其实是道家“君王南面术”的具体实践和运用。司马迁说：“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诈”的理论基础就是道家权术。楚平王尚为楚公子时，就深知这些道家权谋之术，他虽有身处王位的雄强、荣耀与光彩，但在得到王位之前处处小心，不露锋芒，先是得到楚灵王的信任，后又得到反对楚灵王的众人的拥戴。他本欲取代灵王，但却辅佐灵王灭陈、蔡之地；他立子比为王，而后又阴谋迫其自杀，继而得到王位，这些作法，都源自《老子》所说的“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等权谋术。
竹简《文子》中还有一段更是直接影射楚灵王的对话：
平王[曰]：“……奈之何？”文子曰：“仁绝义取者，诸侯倍（背）反（叛），众人[力]正（政）。强乘弱，大陵小，[民人以攻击为业，灾害生，祸乱作，其亡无日，何期无祸也]。”
平王与文子的这段对话中，可以拿楚灵王执政时的史实一一去坐实。
首先看“仁绝义取”。公元前544年，楚灵王的哥哥楚康王病死，康王之子熊员继位为郏敖，此时，楚灵王则以叔父的身份而任令尹辅政。作为令尹的他先是利用权势杀害以忠直著称的大司马
掩“取其室”。后听说郏敖病重，便借问疾之机亲手缢死郏敖，继而杀死郏敖的两个幼子幕及平夏，自己则夺侄之位为楚王了。此时，楚灵王虽然得到了王位，但从仁义的角度来讲，完全是“仁绝义取（灭）”了。不仅如此，文子甚至有更直接的抨击：“夫龙虫虽愚，不害其所爱”（《文子·道德》），直接指斥楚灵王轼君杀幼的行为是禽兽所不为的。后世史评家说，楚灵王“弑君自立者也，诱杀于申。数年之间，殄灭三逆，非不义举”（注：[清]马骢：《左传事纬》，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69-370页。）。
其次，“诸侯倍（背）反（叛）”。“威诸侯”，霸“天下”，可以说是楚灵王的主要奋斗目标。为了解决“诸侯远我而畏晋”和“独事晋”的问题，以达到诸侯畏楚、朝楚之目的，楚灵王在被他灭国的陈、蔡地和不羹大筑城池。楚灵王在位十二年，连年对外发动战争，大兴土木，最后使得“诸侯背叛”。楚灵王逃难时，大臣子革曾建议他向诸侯求救，灵王自知诸侯“皆叛矣”，而没有采纳。当子革劝灵王先逃亡到诸侯国中去，以听大国的处理，楚灵王很知趣地说：“大福不再，只取其辱。”
第三，“众人[力]正（政）”。楚灵王统治前后，王室权贵为争夺王位明争暗斗，腥风血雨，楚国政治一片混乱。楚灵王弑君（郏敖）继位，其弟子比逃晋。楚灵王十二年，在推翻楚灵王的斗争中，楚灵王自缢身亡，子比返回楚国，被推为楚王。不久子比又被弃疾以诈逼其自杀，弃疾据有王位，是为平王。短时间内，楚国君王频繁更替。不正是《文子》所说的“众人力政”吗？
第四，“强乘弱，大陵小”。楚灵王在位12年，对诸侯的所作所为，用晋大夫女叔齐的话说正可谓“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
二、战国早期《文子》的线索
在先秦文献中，明确提到《文子》的只有《韩非子》。《韩非子·内储说上》说：“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倍者，下轻死。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并记录了齐王与文子的一段“问对”：“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子》所说的“文子”是否是我们所讨论的《文子》，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这段“问对”既不见于竹简本《文子》，也不见于今本《文子》。其次，齐国称王始自齐威王，与“齐王”对话的“文子”只能到战国齐威王以后，这和班固所说的“与孔子并时”的文子显然不是同一个“文子”。此文子非彼文子，从《韩非子》书中找出来的这条文子线索是不可靠的。
好不容易找出来的一条《文子》线索又断线了。但当我们不固执地死守“文子”这两个字去追寻线索，而是深入到《文子》文本中去找线索的时候，我们发现，从战国前期到战国中期，《文子》的线索一直在楚国存在着。《说苑·指武》：
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居一年，王以为令尹，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佚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主之数逆天遭，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吴起曰：“起之为人谋。”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处而笃行之，楚国无贵于举贤。”
《淮南子·道应》也载此段文字，文字略有异，但有明显的错误，如说吴起“为楚令尹，适魏”，不确。吴起因在魏被排挤而被迫奔楚，不可能“适魏”见屈宜臼。因此相较之下，《说苑》所记文字为优。屈宜臼为楚国“守息大夫”（注：参见向宗鲁《说苑校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0页。）。在吴起与屈宜臼的对话中，屈宜臼三次用“吾闻”引出他立论的依据，其一，“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其二，“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其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屈宜臼所说的三处“吾闻”都来源于今本《文子·下德》中的这一段文字：
善治国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乱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非祸人不能成祸，不如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和《文子·下德》比较，屈氏的第一句“吾闻”中，增一“家”字，少两个“其”字；第二句“吾闻”中，“兵者凶器”照抄，“争者逆德”由“争者人之所乱也，阴谋逆德”简化而来；第三句“吾闻”照抄《文子》。屈氏在与吴起的对话中整句引用《文子》的还有，“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一语。此外，屈氏的一些语汇也来源于《文子》，如“逆天道”，见于《文子·上义》；“逆之至”见于《文子·下德》；“淫佚”见于《文子·精诚》；“成形之徒”的“成形”见于《文子》的《道德》、《道原》、《精诚》、《九守》；“举贤”见于《文子》的《符言》和《上礼》；“行者”一词更是见于《文子》中的七篇，不一一列出。不难看出，屈氏的整个思想基调和语汇都出自《文子》各篇，特别是对《文子·下德》整段的引用，更能说明屈氏已经见到了今本《文子》的文本。
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或者后人的作伪。竹简本《文子》记文子与楚平王对话，文子的思想因此进入楚国的宫廷。80多年后，楚国的大臣在言论中自如地引用《文子》，说明《文子》在楚国君臣中一直产生着影响。
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时间在公元前382年，吴起与屈氏的对话时间是在吴起任令尹主持变法前，因此，屈氏在此之前已见到今本《文子》的文本，《文子》的成书时间也至少要提到公元前382年之前的战国早期。
三、战国中期《文子》的线索
战国中期，又一位楚国的道家学者詹何和《文子》发生过关系。詹何在先秦时的《庄子》、《吕氏春秋》、《列子》、《韩非子》以及汉代的《论衡》、《淮南子》等书都有提到，但各书提到的都是有限的三四条资料的重复引用，詹何又没有专门的著述流传于世，所以詹何其人及其思想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让人感兴趣的是，各书记载的与詹何有关文字都见于今本《文子》。《庄子·让王》记：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车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这段文字亦见于《吕氏春秋·审为篇》、《淮南子·道应训》，瞻子作詹子。《庄子·让王》所说的“瞻子”就是“詹子”，即詹何。在《文子·下德》载有大致相同的文字：
老子曰：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轻利矣。犹不能自胜即从之，神无所害也，不能自胜而强不从，是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从《让王》到《下德》的变化看得很清楚，《让王》采用主客对话的形式，一问一答，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而《下德》将主客问答合而为一，则出现文意阻隔的情形，如从“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直接转到“即重生”，由于丧失了具体的对话环境，前后文意如果不以《让王》文本作参照，让人觉得不知所云。显而易见，《文子·下德》的“老子曰”是从《庄子·让王》中的“瞻子曰”抄改而来。这是今本《文子》中融入詹何思想的第一个例子。
再看今本《文子》融入詹何思想的又一个例子。《列子·说符》载：
楚庄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詹何对曰：“臣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也。”楚庄王曰：“寡人得奉宗庙社稷，愿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
这段对话体文字也见于《淮南子·道应训》，文字略异。詹何是与中山公子魏牟同时的战国中期人，不可能与春秋时期的楚庄王对话。因此，与詹何对话的楚王不应是楚庄王。古代文献中，因为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享有极大的盛名，所以不少与楚庄王无涉的事都扯到楚庄王身上，这里只是又多了一例而已。《吕氏春秋》要谨慎得多，在引用这段话时，只说“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而没有具体说这位“楚王”是谁。根据詹何生活的年代，这位与詹何对话的“楚王”应是战国中期的楚声王、楚悼王或楚肃王。见于《列子》、《吕氏春秋》以及《淮南子》中的这段“詹何对楚王问”，也出现在《文子·上仁》中，其文作：
文子（平王）问治国之本。老子（文子）曰：本在于治身，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身乱而国治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根据竹简《文子》的体例，今本《文子》中的“老子对文子问”，应是由“文王对平王问”篡改而来。《文子·上仁》中“文子对平王问”比《列子》所记“詹何对楚王问”要简略得多，对话语句也改为了陈述语体，失去了原文对话的文风。上引《文子·上仁》中的“老子曰”应是从前引《列子·说符》中的“詹子对楚王”抄改而来。这是《文子》中融入詹何思想的又一个具体例证。
上面所举的是两个文本抄改的例子，其实在今本《文子》中对詹何思想的融入，不仅表现在这种简单的文本引用上，而是将詹何“重生”、“轻利”、“治身”、“治国”等思想全面地融入、渗透到了字里行间。
综上所述，文子是楚平王时楚人，老子弟子。春秋末到战国初，《文子》已经成书。在战国中期以后，或者经詹何之手增益，或者由他人将詹何的著作改作后并入《文子》，这是今本《文子》在先秦时期的最大一次改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