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东扩和俄罗斯在亚洲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北约东扩论文,在亚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1997年5月27日俄罗斯和北约在巴黎签署相互关系、 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俄罗斯终于不得不认可了北约的部分东扩。然而，对俄罗斯而言，重要的是“目前还不清楚，北约东扩会扩多远，下一轮的北约东扩浪潮将会是怎么样”，甚至“不排除事态的发展会越来越糟的可能”（注：〔俄〕《消息报》1997年5月27日。）。 某些俄罗斯的有识之士在担忧：“现在，欧洲安全使人想起一切安全问题都仅仅由‘一流’国家决定、其他国家不能参与的凡尔赛体系。”（注：《俄罗斯政权》1997年第12期，第17页。）他们甚至认为，就实质而言，北约东扩“在为新的世界划分打下基础，其主角将由美国和德国充当”。（注：《俄罗斯政权》1997年第12期，第15页。）无论俄方人士的这种担忧是否得当或这种看法是否正确，90年代中期北约开始东扩无疑是苏联解体、全球两极体制告终之后世界格局所发生的某种关键性的改变。现在，俄罗斯认识得很清楚：“第一，北约自己提出，希望其他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俄罗斯却没有获得这样的正式邀请。第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接纳俄罗斯加入北约，北约干脆就该解散了。”（注：俄外长普里马科夫语。据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7年5月24日电。 ）而西方也认识得同样清楚：“很难想象俄罗斯在未来10年里会符合‘北约’标准。”（注：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语。〔法〕《费加罗报》1997年5月27日。 ）这种根本性的认识差距使人强烈感受到，在苏联解体后，无论俄罗斯怎么样根本否定自己传统的国家体制和价值观念以及整个20世纪的历史历程，无论怎么样全面强调“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和“文明国家标准”，俄罗斯却并未被西方所接纳。如同世界南北矛盾一样，本世纪后半期持续存在的世界东西方矛盾不但在世界两极体制消逝后并未消失，而现在由于北约坚决实施东扩反倒更加突出了。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下一步会怎么办？在无力阻止北约东扩的前提下，俄罗斯的全球政策会做哪些调整？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一端在战略上失衡，在另一端会如何反应？早在俄罗斯同北约就后者东扩的争论乍起之时，有的俄罗斯学者就认识到，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民族利益也将造成一定威胁”，“俄罗斯同西方关系任何一种冷却都不能不具有全球性质。无论怎么说，这都会打击俄罗斯的利益，在亚太地区引起美国、日本采取反俄措施”（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第七届“中国、中华文明和世界”国际研讨会学术报告提要》，莫斯科，1996年，第165页。）。而在东亚， 在巴黎“基本文件”签署之后有人就认为，“为了挽回在西欧政策方面的失败，俄罗斯将把外交重点转向东方”（注：〔日〕《产经新闻》1997年5月29日。 ）。一位有影响的日本政治家甚至说，北约东扩“是件好事，我要看它将对亚洲有何影响”（注：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语。据法新社1997年 5月28日电。）。这表明，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亚洲政策的影响显然已经纳入人们的视野了。我们当然也有必要对此加以注意。在笔者看来，俄罗斯在广大的亚洲地区正面临多种困难的选择。
选择一：能否以“东进”来抵制“东扩”？
俄罗斯“将用向东方推进来回答北约东扩”的说法来源于俄罗斯本国。在俄罗斯抵制北约东扩最为关键的时刻即美俄首脑赫尔辛基会晤之时，俄方即通过权威人士之口传出俄将依托中国、印度、伊朗等3 个亚洲大国来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进逼的说法（注：即叶利钦总统启程前夕其新闻秘书亚斯特任布斯基的谈话。据路透社赫尔辛基1997年3 月20日电。）。1997年3月22日，美俄首脑会晤刚刚结束， 俄《独立报》即披露，俄总统亲自向美总统表明，既然北约东扩，俄就不得不更加重视东方即同中国、印度和伊朗的交往。随之，印度当时的总理高达和我国钱其琛副总理几乎同时访俄，以及随后伊朗议长、当时相当热门的总统候选人努里也应邀访俄，这一切都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俄方上述说法的印象。在俄罗斯声称“我们的世界是多极世界，其中不应当由某一个力量中心占主导地位”（注：俄总统1997年度国情咨文《政权秩序就是国家秩序》，俄新社俄文单行本，第69页。）的前提下，人们恐怕不能把俄将重点发展同中、印、伊三个亚洲大国的关系仅仅视为应付北约东扩的一时之需。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学者有这样一种观点：“现代工业文明已经灾难性地几乎耗尽了地球的原料和生态资源，……使得自己的最高成就，自己发展的最高水平即西方的消费社会模式对人类的绝大多数是不可能达到的。遗憾的是，世纪交替之际的全球力量分布却是西方在广义上对整个世界已获得巨大的力量优势，并且打算仅仅为了自己而且尽可能长期延长上述模式的生存期。这只有依靠全面限制拥有地球4／5居民的世界欠发达地区各国的生产和消费才能办得到……然而，欠发达地区各国……未必会长期处于消极防守状态即避免采用集体形式来回击西方集体施加的愈来愈强的进逼。它们终将认识到面对共同威胁必须团结一致”，而俄罗斯、中国、印度三个大国“理应起到倡导和示范作用”。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这方面的头几步已经迈出，三国睦邻关系已经恢复”（注：〔俄〕亚·雅科夫列夫：《信任性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远东问题》1997年第2期。）。另一方面， 俄罗斯将重点发展同中、印、伊亚洲三大国的关系也确有其逻辑合理性和一定的客观可能性。众所周知，俄罗斯自古以来在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中是独树一帜的。而中、印、伊三国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拥有比欧洲基督教文明古老得多，虽历经苍桑却绵延不断的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在20世纪，它们都先后洗刷掉由西方近代殖民主义所强加的民族耻辱。现在，它们都在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新的世纪，很难设想它们会否定本国已取得的巨大成就，掉过头来去接受“某一力量中心”的主宰，去接受由某一世界大国单独发号施令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西方的地缘政治学家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着手设想未来可能出现的某种俄、伊、中“三方联盟”（注：可参阅〔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211页。）。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问题的另一个侧面是，尽管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保留下来的疆土大部分地处亚洲，但它的政治、经济中心仍然在其欧洲部分。种种统计数据都说明，它的主要经贸对象和外资的主要来源都在欧洲（注：譬如，1995年， 俄的十大出口对象国依次为：乌克兰（占俄出口总额的8.5%，不包括无组织贸易，下同）。 德国（7.6%）、美国（5.4%）、瑞士（4.4%）、中国（4.2%）、意大利（4.1%）、荷兰（4.0%）、英国和日本（均为3.9%）、白俄罗斯（3.7%）。十大进口供货国依次为：乌克兰（14.2%）、德国（14.0%）、哈萨克斯坦（5.9%）、美国（5.7%）、芬兰（4.4%）、 白俄罗斯和意大利（均为4.0%）、荷兰（3.5%）、波兰（2.8%）、英国（2.4%）。见俄国家统计委员会：《俄罗斯统计数字，1996年》，第144页。）。北约东扩前前后后的复杂过程表明，俄罗斯维持自己大国地位的主要舞台也仍然在欧洲。综合历史、现实等诸多客观因素，我们很难设想俄罗斯会彻底“脱欧入亚”。因此，依靠亚洲大国来“回答”北约东扩，充其量只能说是俄罗斯未来可能做出的战略选择之一。而且，这将是一种相当困难的选择。
选择二：在全球战略上能否依靠亚洲大国？
勿庸置疑，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加速发展和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在20世纪后半期的崛起，亚洲某些就人口数量、领土面积及经济潜力等衡量本应被视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对未来国际新政治、经济秩序形成所起的作用会愈来愈大。然而，仅就俄罗斯所议论的中国、印度、伊朗三国而言，倘从俄罗斯角度观察，它们未来在俄罗斯的世界战略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却不尽相同，其中俄中关系显然最为重要。概而言之，假如在原苏联解体后俄中两国关系未能“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注：叶利钦总统语。据新华社莫斯科1997年4月23日电。）， 我们甚至很难设想俄罗斯会有今天的局面。换言之，俄罗斯构筑并发展新型对华关系可以说是某种必然的选择。
可是，未来俄罗斯同印度、伊朗两国的双边关系却未必会像俄中关系那样清晰，具有相当的可预见性，或者对俄实现自己的全球战略起到同样重大的作用。众所周知，俄印两国的所谓“传统友谊”是战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在东西方冷战高潮时期，印度曾经在苏联的全球战略中起过特殊作用。这就是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关键角色，以及它在苏中对抗时期对苏联的特殊价值。现在，不但苏中对抗早已成为历史，而且，由于近一二十年全球形势的演变以至世界两极体制的消逝，不仅印度早已失去不结盟运动领袖地位，不结盟运动本身也早已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在世界舞台上黯然失色了。除了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等个别问题外，人们已经很少能看到印度在全球一级的国际舞台上起到曾经起过的作用。1996年亚欧24国曼谷首脑会议就甚为瞩目地显示出这一点。况且，近一二十年来印度本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表明，它要达到国内政治稳定、社会和睦、经济腾飞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客观地看，今天俄印关系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与其说是全球性的倒不如说是地区性的。同时，在南亚地区，印度的一切作为都曾经而且还必将受到其“伴生国”巴基斯坦的牵制。在世界两极体制消逝后，俄、印、巴三国关系已经发生有别于过去苏、印、巴三国关系的某种本质变化。而且，近年来阿富汗事态的戏剧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在其南部毗邻地区维护其国家安全的轻重缓急。我们很难设想俄罗斯会放弃近年来发展俄巴关系所取得的成果，再超出“传统友谊”，一边倒地在南亚倚重于印度。与此同时，俄伊关系的复杂性也丝毫不亚于俄印关系。在当今世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由于穆斯林国家在新的世界格局形成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伊朗无疑是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妄图凭实力主宰世界时无法避开的某种难点。可是，俄罗斯有关依托伊朗来抵制北约东扩的言论，却令人自觉不自觉地想起在历史上从沙俄到苏联一直未曾停息的，同其南方三个穆斯林邻国——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的恩恩怨怨。在这方面，它们不仅表现为原沙俄的扩张和原苏联早期力图突破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而且还体现为在这一“边缘地带”各列强对地区乃至世界霸权的争夺和当年美苏的直接对抗。重点发展俄伊关系，现今对俄罗斯而言归根结底是如何估价并且应对世纪之交国际伊斯兰势力的日益活跃乃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虽然在俄罗斯学者中现在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今天，国内和外部伊斯兰世界都需要强大的俄罗斯”，认为俄国内目前尚不存在大规模伊斯兰化的危险性（注：〔俄〕季·泽列宁：《东方威胁：业已消失还是近在眼前？》，〔俄〕《俄罗斯》1996年第8期。 ），但是，正如车臣危机所表明的，各穆斯林民族问题是俄罗斯所继承的最难于解决的难题之一。它不仅涉及到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甚至还延伸到地处俄罗斯腹地的伏尔加河流域。它不但贯穿着俄国数百年的历史，而且渗透到现今俄罗斯许多政界、学术界人士推崇的索洛维约夫等人的“欧亚说”思想之中。由于伊朗那种政教合一的、独特的什叶派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俄罗斯在发展对伊关系时显然在国际政策、独联体政策和甚至国内政策上都要做出慎重选择。况且，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以来其强烈的反西方立场一直延续至今，但将近20年来仍不乏对其政策做出“现实主义”调整之举。近年来的种种事实表明，伊朗本身也在变化。俄伊关系显然还存在相当多的变数。
另一方面，近年来的种种事实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在北约东扩已成事实的条件下，俄罗斯强调发展对印、对伊关系，与其说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格局倒不如说是着眼于地缘经济利益。据俄官方按实际价格统计，1993～1995年三年间俄对亚洲国家（不包括独联体成员国）外贸总额列前8位的国家见下表：
表一：1993～1995年俄对亚洲八国的进出口额单位：亿美元
国 别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俄方顺逆差
中 国134.33 92.82 41.51 +51.31
日 本106.89 74.45 32.44 +42.01
土耳其 52.62 36.59 15.03 +20.56
印 度 36.84 18.50 18.34 +0.16
韩 国 27.45 15.08 12.37 +2.71
新加坡 19.04 11.35
7.69 +6.82
以色列 17.54 12.18
5.36 +6.82
伊 朗 15.56 14.01
1.55 +12.46
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俄罗斯统计数字，1996 年》第142、143页所刊数据计算、编制。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俄罗斯今后重点加强同印度、伊朗的经贸往来确实还有相当的余地。如若比较一下俄对印和对华，以及俄对伊和对土的有关数据，给人的印象就更为明显了。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俄罗斯正努力抓住客观国际形势造成的时机，扩大因“传统友谊”在印度已占有的市场份额即建设大型钢铁厂、进行大笔军售等。同时，又努力开拓核项目、军事技术等高科技产品在伊朗的市场。俄官方统计数字也表明，上表所列三年期间俄同亚洲国家的贸易额普遍为1994年度急剧下降，1995年度再重新回升。其中俄印贸易额的降升幅度最小。俄印贸易往来受到的客观影响最小，使得我们可以去推断，今后数年俄印双边贸易额也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增长。而在俄印、俄伊经贸关系上还应当看到，核技术、军事装备等交易现今在国际贸易中最容易受到非经济因素的牵扯。我们很难设想俄罗斯今后会不再顾忌地区平衡和复杂的国际因素而全力增加对印、对伊军售。另一方面，在黑海沿岸地区，现在国际资本已经摆出争夺该地区自然资源和交通通道的架势。这种态势今后会朝对俄伊关系有利还是不利的方向发展，目前都很难预料。
选择三：在亚洲中西部如何稳住独联体阵脚？
如果说，北约东扩相当鲜明地表明在世界两极体制消逝之后东西方矛盾依然存在，那么俄罗斯今天的地缘政治、经济劣势相当突出地表现在自己的“近邻”即原苏联版图所在地区，亦即以俄罗斯为“首领”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和波罗的海三国。引人注目的是，1997年5月27日， 在俄总统同北约16个成员国领导人及北约秘书长签署巴黎基本文件的同时，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等5 国国家元首却举行塔林会晤来重申自己对北约东扩的立场。此后，虽然俄罗斯采取重大措施来进一步加强同白俄罗斯的关系，采取断然措施来争取理顺并改善同乌克兰的关系，但总的事态发展对俄罗斯确实是越来越糟。不论俄罗斯领导人如何利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决不接受北约东扩至原苏联共和国，但事实上，如同俄罗斯无法制止北约第一轮东扩至波、捷、匈三国一样，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都决定，俄罗斯也无法阻止北约某一轮东扩会扩至波罗的海三国，或甚至乌克兰。现在，对俄罗斯而言迫在眉睫的是，如何稳定高加索和中亚地区。1997年上半年，正当俄社会反对北约东扩的声浪日益高涨之时，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却历访了高加索地区三个原苏国家和除塔吉克斯坦外的其余四个中亚原苏国家。而这些国家根本不同于乌克兰、白俄罗斯。倘从1801年格鲁吉亚“臣服”沙皇算起，这一大片非斯拉夫地区被沙俄征服至今还不到200年。苏联解体之前， 正是这一地区此起彼伏的民族、地方之间的争斗率先暴露出原苏联联盟中央在逐渐丧失对全国的控制。有的民族冲突甚至演变成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且持续达数年之久。在西方地缘政治学家眼里，这一大片地区在苏联解体后被视之为某种地缘政治“空间”，称之为“当代历史上的黑洞”（注：〔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167页。）。另一方面，现在，从黑海西岸俄、 格（鲁吉亚）分界的小小的普索乌河到日本海西岸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图们江出海口，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万余公里的陆上疆界除俄朝、俄中、俄蒙边界外都处于有疆无界的奇特状态。即“原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原本是行政边界，只有30%的边界做过明确划分，存在200 多处领土争端”（注：薛君度、陆南泉主编：《新俄罗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 俄罗斯根本无法扭转这种“边界透明”的状况。这不仅涉及诸多复杂、微妙的现实因素或历史纠葛，单是按现有疆界设防所需的巨额费用（据计算，每公里需耗资10亿卢布）（注：〔俄〕《俄罗斯》杂志1997年第1期，第21页。 ）都是俄现有财力所无法承担的。
北约对自己的东扩，甚至历经赫尔辛基、巴黎、丹佛三次最高级会晤，至今也没有划出明确范围。索拉纳所访问过的亚洲中西部7 国虽然对北约东扩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是没有一国像白俄罗斯那样同俄的立场保持完全一致。就俄罗斯的安全利益而言，无论中东的阿以冲突还是在波斯湾对石油财富的争夺，乃至印度洋的军事战略存在，其重要性今天无疑都无法同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相比较。面临北约东扩，如何稳定并且控制住高加索、中亚地区是俄罗斯的当务之急。
应当说，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俄罗斯通过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形式争取实现原苏国家“一体化”还是有一定成效的。譬如，除波罗的海三国外所有原苏国家都已加入独联体。某些国家甚至实现了由激进反俄的领导人执政向稳健务实甚至原苏联领导人执政的政权更迭。该组织的各种机构业已设立，各个层次的协商机制已基本上能正常运转。甚至所有独联体成员国都程度不等地接受了俄罗斯的军事存在。然而，我们又看到，尽管独联体成员国签署了若干项各种正式协定，迄今所形成的仍然是俄白联盟、俄白哈吉四国关税联盟、独联体其他成员国这么三个层次且彼此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甚至语言文字因素纠缠在一起，同俄罗斯一起竞相施展影响力的不但有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土耳其、伊朗以及个别阿拉伯国家，甚至日、韩等国。1996年，仅美国对中亚五国的出口额即猛增至7.55亿美元，亦即大约为上一年出口额的3 倍（注：〔美〕《商业日报》1997年 6月11日。）。现在，围绕着自然资源开发、交通干线选择、出海口方向取舍等诸多问题，中亚及高加索地区已经日益显露出西方国际资本渗透、当地国家本国利益、周边国家各自利益复杂交叉的苗头，而其中的“华盛顿因素”也日益引起俄罗斯的关注（注：可参阅〔俄〕《莫斯科新闻》1997年7月22日。）。另一方面， 对俄罗斯倡导的独联体及其一体化，中亚、高加索的8 个独联体成员国的态度也一直存在种种差异。这里，既有哈萨克斯坦在一直主张建立某种“欧亚联盟”，又有土库曼斯坦的宣布中立。而客观自然条件甚为关键的乌兹别克斯坦现今已被普遍看作是“不能被认为是独联体的热烈赞同者”（注：〔俄〕《俄罗斯》杂志1996年第8期，第3页。）。
不过，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的前提下加强对中亚、高加索地区的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仍然有其客观有利因素，这就是原苏联经过几代人努力才建设起来的、曾经相当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及普通群众几代人共同生活所形成的血乳交溶的联系。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独联体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普遍认为，当年完整、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被人为地突然“割断”，给本国造成重大损失。
由于有疆无界，由于个人之间的亲情，由于单位之间的传统经济往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独联体各国同俄罗斯的联系仍然相当密切。俄罗斯的这种优势往往是外来的国际资本所不具备的。现在，俄罗斯为了加强同独联体成员国在经济上的一体化，提出同独联体成员国也以传统经济联系特别是原苏时期的行业联系为基础组建跨国金融工业集团，甚至提出对俄欠债可以转为俄方股份（注：〔俄〕鲍·帕斯图霍夫：《一体化的客观必要性》，〔俄〕《俄罗斯》杂志1997年第1期。）。 这不失为先从经济上入手加强一体化进而巩固独联体的一种办法。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给人的印象总是松松紧紧。现在，北约东扩使俄面临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态势，在如何对待地处亚洲的独联体成员国上俄罗斯也在面临新的选择。
选择四：在亚洲东部如何适应亚太地区的蓬勃发展？
北约业已开始东扩，对俄罗斯而言，在欧洲已开始出现新的地缘政治格局。随之，俄罗斯整个周边地区可能发生相应变化也几乎是俄很难避免的。近百年来的历史教训表明，尽管俄太平洋沿岸地区距其政治、经济中心有万里之遥，但它对俄罗斯的兴衰却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况且，俄罗斯现今的地理位置已根本不同于原苏联以及沙皇俄国，同时，在东部面临的却是新的、根本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亚太地区。
众所周知，8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以新的基本观点来看待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10余年来历经原苏联和现俄联邦两个时期，虽然俄对亚太地区的理论认识愈来愈深入，对其亚太政策的阐述也越来越全面，但俄罗斯至今未能恢复在全球冷战时期苏联在该地区曾经拥有过的重大影响。例如在该地区的朝鲜半岛问题上，尽管俄罗斯反复强调自己的“传统利益”和“现实利益”，甚至就国际合作提出相当详尽的建议（注：〔俄〕瓦·莫伊谢耶夫：《在朝鲜半岛》，〔俄〕《国际生活》1997年第3期。）， 但在北方核问题和原停战协定问题上俄罗斯都只能充当旁观者。人们通常认为，虽然同原苏联相比较，俄罗斯的实力已大为下降，但它在亚太地区仍然拥有一定的“地缘政治和军事优势”。现在，在北约东扩可能引起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的条件下，俄的这种“优势”是否还存在及至如何演变是相当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俄科学院在1995年初完成的一份重要研究报告中即称，“由俄罗斯实际上单方面削减军事实力所形成的新的地区力量对比，根本未能减轻俄罗斯达到同东北亚国家利益合理平衡的负担”（注：〔俄〕《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8页。）。俄罗斯学者认为，“亚洲尤其是东北亚的政治气候和总体形势在21世纪很大程度上将既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本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现存经济和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中、日、 美、 俄四边形框架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注：〔俄〕《远东问题》1997年第1期，第4页。）。可是，倘若把亚太地区中、美、日、俄四国关系比喻成国际关系“力的平行四边形”（恩格斯语），目前俄罗斯那条边显然是最为虚弱的。
由于美国的地位和作用，在亚太地区如同在欧洲一样，对俄罗斯来说最为关键的是俄美关系。现在，在俄罗斯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合理的军事存在”“可以对保持亚洲的战略稳定起积极作用”（注：〔俄〕《远东问题》1997年第1期，第4页。）。然而，众所周知，美国这种“合理”的“军事存在”体现为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美韩军事同盟等一系列由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类似的双边军事盟约或多国家军事集团。时至90年代中期，在北约东扩之时，有关国家议论的不是怎样削弱，而是如何“活跃”它们。其中最为关键的美日安保条约经1996年4 月双方的联合宣言甚至还有所强化。虽然由于原苏联已不复存在，美日已不再以苏联为假想敌，且美方还曾特地表明，美在日俄领土争端中持中立立场，但新的美日安保联合宣言显然已超出美日双边的范畴。而日美双方至今对日本“周边地区”的解释模糊不清业已引起东亚国家的警惕。鉴于主动解散华约且从东欧撤军的最终结果竟然是北约的东扩，人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在俄罗斯看来未能同有关国家妥善解决二战遗留问题，俄就在实质上不会对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地区一系列军事同盟放弃警觉。特别是北约东扩及俄罗斯的抗争的一项直接后果，是使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核武器条约能否完成法律批准程序成为未决之数。现在，据说连叶利钦总统本人都把对克林顿总统的有关许诺“忘了”（注：据〔美〕《纽约时报》1997年7月31 日署名文章转引的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巴托夫的谈话。）。众所周知，叶利钦总统目前正在推动俄最大的“结构调整”即通过削减数量提高质量来进行军队改革，其中尤为强调俄的核实力的重要性。一旦条约得不到批准即放弃“2003年，3500枚”的目标，由于俄远东地区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同周边国家的巨大差距，俄在有关政策上将可能出现困难的抉择。
另一方面，俄罗斯如何面对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为俄远东地区的问题。叶利钦总统在其首次国情咨文中即提出“俄罗斯对亚太地区政策的主导方针，是使西伯利亚和远东各地区同该地区的国际合作相接轨”（注：见俄总统首次国情咨文《论巩固俄罗斯国家》，〔俄〕《俄罗斯报》1994年2月25日。）。可是， 时至今日，“尽管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思想具有有目共睹的诱人之处，俄罗斯学者现在正谈论的仍多半是其实施的潜在可能性，而不是实际事业”（注：〔俄〕《远东问题》1997年第1期，第33页。）。 与此同时，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不但未能有所改观，而且逐步陷入了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危机的泥淖。大约从1994年开始，先是俄远东各地经济普遍濒于崩溃。据日本学者估算，在俄远东的工业基地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开放前沿萨哈林州，1994年前者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1991年的43%，后者的同一比例也仅为52%（注：〔日〕《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报告》1996年第11期，第21、23页。）。特别是在俄远东人口最为稠密、处于中枢地位的滨海边疆区，经济大幅下降，社会政治矛盾日渐加深。尽管俄主要领导人均先后出面并采取种种措施，但这种局面至今未能彻底解决。很明显，处于这么一种状况，就根本谈不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本世纪最后20多年的时间里，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上文提及的俄科学院研究报告在详细分析、对比了俄远东经济区同东北亚国家在90年代的差距后即提出：“在俄罗斯国家所处于的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西伯利亚和远东对全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关键性，在未来可能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也应当承认，正是该地区是俄罗斯安全体系中最为薄弱和最易被攻破的环节之一。”（注：〔俄〕《远东问题》1997年第 3期，第33页。）报告还认为，各种对俄不利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要求从根本上重新审议俄罗斯联邦的亚太政策，也要求改变国内政策的轻重缓急即转而面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需要”（注：〔俄〕《远东问题》1997年第3期， 第33页。）。现在，在北约东扩对俄的第一轮冲击过去之后，特别是丹佛首脑会晤之后，俄在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态势已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然而，如何从根本上把握亚太、东亚地区的特点，从根本上适应并进而赶上该地区的发展，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俄罗斯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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