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什么不能轻易“淡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到底怎么看？我们认为关键看两点，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防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以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方面的作用，即通常人们讲的反周期作用。另外一点，也是最重要的，积极财政政策要为结构大调整和体制创新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近三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扭转经济增长率连续七年的下滑局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尽管如此，当前，社会上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议论很多。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现在已进入到新的增长周期，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使命至少可以暂时“逐步淡出”；还有一种观点也不同意再搞积极的财政政策，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民间投资上不来的重要原因，即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我们认为，2000年宏观经济出现的重要转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从2000年第四季度经济运行看，如果不保持相当力度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回升可能出现反复，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至少要再坚持2年以上。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现在“淡出”，经济回升可能出现反复
一些学者主张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逐渐淡出”，其主要理由是2000年我国经济不仅出现了重要转机，而且出现了“转折”（即“拐点论”），认为我国经济在连续三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及相关的结构调整、改革措施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已经重新获得了新的增长动力，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已经来临。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主要理由是：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或者说经济稳定增长的机制还未形成，经济增长出现了“转机”，但不是“转折”。这一点在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上反映得最为明显，目前民间投资增长远未恢复到一个较适当的水平，从而支持经济增长率持续处于7%以上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谈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无异于使经济增长回升反复。
首先，如果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GDP增长可能至少会下调2个百分点。据测算，1998年国债投资带动当年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则带动2个百分点，2000年估计为2.2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那么近三年的GDP增长率就可能是6.3%、5.1%和5.8%（2000年GDP增长率按8.0%算）。如果经济增长仅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那么，加快结构调整和深化体制改革就缺乏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在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加快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在短期内会造成就业机会的减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的情况下，对社会稳定会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尽管2000年社会需求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需求回升缺乏持续动力。近期投资、出口的双双回落及消费的平稳增长，都表明经济稳定增长的机制还未形成。2000年进入第四季度后，投资增长率出现了一定下滑，前3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12.9%，而10月份下降为10.8%，11月份却陡降为6.7%。分析起来有这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季度性波动因素；二是外需增长率的下降，使得沿海开放地区与出口相关的投资增长下降；三是国内民间投资继续恢复增长有相当的难度。出口在第四季度也在明显回落，前3季度出口平均增长33.1%，但从二季度始出口已降到了20%至25%之间，11月第一次降到20%以下，为13.8%，其中一般贸易已下降到10%以下，这既有上年基数较高的原因，更有美国经济降温和亚洲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的外部原因。在消费上，尽管2000年出现了一些新的消费热点，如网络消费热、旅游热等，但这些都是局部性消费热点，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还处于酝酿之中。因此，要巩固和发展目前经济回升的良好态势，必须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
第三，要汲取日本在扩大内需政策上缺乏连续性而遭失败的教训，不能轻易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从1991年开始，日本经济步入长期衰退，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失业人数连年增加，企业效益不断下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日本政府曾在九十年代中期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当经济增长刚有好转，他们就放松这一政策，结果前功尽弃，使得后来为重新启动经济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因此，千万不能因经济增长的暂时性好转，便轻易改变政策方向，从而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最后，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不仅要看到其在对GDP的直接拉动作用上，而且要认识到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大功效在于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上。近几年的经验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创造了重要条件，当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其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要想取得显著成效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讲，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应继续坚持几年。
二、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主要原因不是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无疑，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项短期性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民间投资的积极跟进和参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增长动力必然不足。的确，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都不大，因此，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民间投资不愿跟进的问题并不会有什么改观，甚至可能更糟。所以，近几年以增发国债为主的政府投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抑制民间投资增长的原因。因为：
1.国债投资主要投资到基础设施上，这在理论上讲，可能降低民间投资的成本，为民间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应该是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但目前我国投资增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和配合。
2.民间投资增长的主要障碍是体制上的和政策上的。浙江吉利汽车开了一个民间资本进入汽车工业的先河，但我国许多已经有一定实力的民间企业一直受到较强的行业进入壁垒的限制，不能进入那些机会多、利润率高的行业。汽车、通讯、石油开采等是受体制性和政策性限制最大的几个主要行业。而发展的趋势表明，这些行业将是决定我国未来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放松管制应成为今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只要那些低效的政府管制行为仍然存在，民间投资的增长就难以真正启动。可以预料，激活民间投资增长的过程将是相当缓慢的，因为体制的障碍和政策的障碍是长期形成的，受很强的既得利益的约束，一时难以消除。但浙江吉利汽车的发展表明，只要政府用心培育民间资本，其增长潜力是极大的。
3.民间投资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反映了当前经济缺乏全面激活民间投资增长的条件。总体来讲，民间投资尽管去年有所恢复，但恢复性不强，1998年集体企业投资增长8.9%，而1999年没有增长，去年上半年恢复到7-8%（仍小于GDP的增幅），因此，总体上民间投资不足问题依然没有改变。而且民间投资在区域间出现了较大的不平衡，去年沿海地区民间投资恢复较快，这主要是受外部需求拉动的；相反，内地的民间投资却持续低迷。在民间投资缺乏内在推动力的情况下，放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会大幅度降低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从而使经济增长继续下调。
三、2001年经济政策特点：要比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积极的财政政策使2000年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都出现了重要转机，2001年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动摇，一方面这是巩固经济增长回升态势的需要，另一方面，要解决那些限制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培育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支持，将会面临许多困难。特别是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上，要利用国内经济增长出现重要转机及加入WTO的机遇，争取迈出更大的步伐。因此，今年的经济政策应该是“比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这不是讲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要更加积极，而是指一些配套政策要更加积极地与其配合。这种“更加积极”主要是：
一要实施更为积极的结构调整政策，在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和结构升级上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讲，经济增长回升对淘汰落后和过剩的生产能力形成了压力。要坚决防止淘汰了的落后和过剩的生产能力死恢复燃。“十五”经济发展的主线是结构调整，任务相当艰巨，不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形势，顺利完成经济结构升级，未来经济增长的后劲就会不足。
二是要全面推进各项宏观和微观方面的体制改革，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是增长7%还是8%上。要加快国企改革，积极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除少数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可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外，要鼓励其他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等多种形式，稳定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重塑经济高速增长的微观基础。
三是要在培育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上更为积极。要尽快出台鼓励汽车消费的新政策，进一步清理居民在购车和使用方面抑制消费的政策和规定，大幅度降低汽车价格，加快汽车进入家庭的步伐；努力培育住房二级市场，加快住房补贴的发放，使住房消费尽快成为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提高信息化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信息产品的消费。
四是在放松政府管制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要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制度创新的主要任务是放松政府对行业和企业的管制，加入WTO后，最大的挑战是体制上的不适应，政府职能的转换能否顺利完成至关重要，即从直接干预企业的活动中大面积“退出”。要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对策，大面积地放松对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让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到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过程，为民间企业兼并重组国有企业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对自然垄断部门要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其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建立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支持和引导具备资质条件的非国有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资，促进社会投资的稳定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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