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科技创新的思想理念及其形成规律*
王 斌
摘 要： 文化理念、经济理念、政治理念相继驱动西方现代科技创新。各种思想理念驱动的科技创新模式，既存在协同共进的关系，也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各种科技创新模式在不同国家中权重关系的变化，取决于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驱动科技创新的文化理念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产业型科技研发和政府型科技研发的负面效应。中国现代科技创新始于政治理念的驱动，随后是经济理念的加入，至今文化理念的驱动则相对薄弱。党的十九大要求，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这就需要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文化理念驱动。驱动科技创新的文化理念广泛社会化，是我国成为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一过程又会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 科技创新 驱动 思想理念 规律
科技创新是科学技术创新的简称，这种表述体现了当代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趋势。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仍然存在，现今学术界既有“科技创新”这种表述，也同时有“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发展理念”的阐述中，既有“科技创新”的提法，也有“技术创新”的提法。按照最简化的对比区分，科学可以被概括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技术则可以被概括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然而，无论是渐进式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还是飞跃式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其共通的本质特征都是创新。这两个层面的创新活动统一于人类探索未知的发展需求，随着二者实践范围的扩大和实践程度的深入，彼此相互配合的完整性会日趋明显，必将走向一体化。那么，西方现代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何长期不同步？中国在学习西方现代科学与技术创新时，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又会造成什么后果？这些问题关涉西方和中国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科技观。科技观是一种无法脱离具体社会期望的思想结果，未必所有的思想结果都是引导科技创新的正确理念，本文将通过中西比较，探讨思想活动中驱动科技创新的理念及其形成规律，求解当代中国在科技创新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进路。
一、驱动西方现代科技创新的思想理念
现代科学革命是现代技术革命的先导，第一次科学革命比第一次技术革命早了约一个半世纪。尽管二者相隔时间长，却都以英国为中心，英国也随之成为傲视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这说明现代科学与技术内在关联，是现代化强国崛起不可或缺的两个相连要素。现代科学与传统知识体系的重要区别在于方法创新，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是数学演绎与实验归纳相结合，它改变了以往主要靠描述和思辨来形成知识的文明史。牛顿是这一方法的集大成者，其成就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自然科学界至今仍在沿用这一基本方法。牛顿认为，他之所以看得远，是因为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些“巨人”包括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惠更斯等来自其他西欧国家的科学先驱，是什么力量激发了这样一批科学先驱的共同旨趣呢？是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文艺复兴以人类理性反对盲目信从、以现实经验反对神界传说、以合理需求反对极端禁欲。现代科学通过理性与经验的统一，不断拓展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证明了人的主体能力，这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升华使然。可见，文艺复兴作为推动现代科学革命的思想运动，其倡导人类掌控自我命运的主体意识，是驱动科学进步的文化理念。
(一)驱动西方现代科技创新的文化理念
现代科学的兴起不仅带来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为社会的全面变革注入思想活力。正是现代科学的兴起，使神学的逻辑推理体系被根本性解构，中世纪的神学院逐渐演变为传授现代科学的主阵地，像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是由神学院演变而来。
互联网时代，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和知识权威受到了挑战和冲击。信息壁垒被打破，大学生可轻易从互联网平台获取海量知识信息，知识获取渠道大大丰富，甚至在一些知识结构上更加多元，理论视角更加丰富。同时，95后甚至是00后学生思想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于传统事物常存质疑心态，在教育过程当中呼唤话语权。而教育者对于大学生行为和思想特征了解有限，对大学生需求了解不足，由此导致教育者权威在互联网时代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出现一定的冲突。
现代科学的发展也成为一种政治倾向的表达。文艺复兴以后，马丁·路德于16世纪否定了教廷布教的拉丁文《圣经》，推出德国方言版的《圣经》，借此挑战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引发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与此同时，现代科学也在以相同的方式分化神学的大一统格局，为民族国家脱离教廷的控制营造文化氛围。伽利略用通俗的意大利语发表论文；荷兰静力学家史特维纳斯认为荷兰文是科学的理想语言；笛卡尔将科学与法国文学结合；牛顿虽然用拉丁文著述，但其作品一经发表即被译为英文；莱布尼茨则把德语化运动与发展科学并举。(1) [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 加之，此时的学者们开始向各个领域的社会成员普及科学知识(2) [英]R.B.沃纳姆：《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02页。 。因此，西欧早期的现代科学历程，也融入西欧诸国重新确认民族身份、从教廷收复文化失地的过程，换言之，现代科学在西欧各国的发展促进了地理国界与文化疆域的契合，从而使这些民族国家逐步生成了独立于教廷的意识形态。17世纪中叶，罗马教廷一统江山的局面被彻底颠覆，各国都成立了隶属于国王的独立国教会，还有各种激进的新教组建了独立于国教的自主教会，吸引着众多信徒，这是政治体制的重大调整，由此诞生了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3) 汤泽林：《世界近代中期宗教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9页。 。
德国在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的同时也成为超越英、法的欧洲头号工业强国。但是，工业系统的运转离不开市场和原材料，德国国内的市场和原材料已经不能满足其急剧膨胀的工业体系，向境外扩张是工业资本继续膨胀的必然逻辑。而此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和法国已通过殖民运动建立了其全球性的势力版图，德国能够扩张的境外空间自然就所剩不多，这必然会使德国与英、法老牌工业国之间产生政治冲突，并最终升级为世界大战。迄今为止爆发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角，学术界已对德国的战争动机进行过多重视角的合理分析，但是，如若德国没有雄厚的科技实力，也很难挑起世界性的战争。因为现代战争充分彰显了现代科技的能量(尽管是负面的)，所以二战结束以后，“同盟国”会迫不及待地去肢解德国的高新科技产业，仅西门子公司就被解除了约25000项专利，其重要的科研设备和资料都被没收，西门子公司的海外资产也全部丧失，其巨额银行存款被冻结，有价证券被全部没收，显然，“同盟国”是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23) 李磊：《科学技术的现代面孔——国家科技与社会化认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
第一次科学革命和第一次技术革命通过英国领先的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新政治制度在英国确立之后，清教(宗教改革后在英国诞生的新教)主张通过个人勤奋去改造“世俗(此岸)世界”并带来公共福利的精神被科学活动进一步强化，牛顿就是清教徒，这种被强化的精神与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同激发了技术革命。对于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成果，看似多基于工人、工匠自身的经验积累，并非科学革命成果的应用，也就是说，现代科学与技术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发明、创造”为何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相对此前的人类技术史)内成为一批“工人、工匠”前后相继的群发性活动呢？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是一方面，思想理念的驱动也很重要。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的那样：早期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和受过高等技术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7)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而传统的天主教徒则更注重“来世”(8)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他们只求在“现世”中安稳地生活，不愿承担生活风险，自然也就会尽量规避挑战性的工作(9)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所以，现代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有着共通的文化动力，而且，现代科学精神的社会化本身也为技术革命提供了文化动力，也正是科学的发展，使路德和加尔文这些新教首领的一些消极主张受到限制，使新教徒们见识了人们在“现世”中理性地领悟“上帝”的能力，只是技术革命的主要社会动力不单来自文化，而是来自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合力。
第一次科学革命的主要理论成果未能直接推动第一次技术革命，其原因是第一次科学革命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思想解放，那么，它所实现的也主要是文化功能，因此，科学理论会超前于人类当时的实际生产能力。例如，牛顿在考虑到空气阻力情况下运用力学原理和数学方法求出了炮弹的弹道，但当时粗糙的铸炮工艺使这种精确的科学方法根本无法应用，随着军工技术水平的提高，牛顿的方法才逐渐被采用，直到二战期间仍在被使用。(10) [英]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上册，伍况甫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82页。 然而，科学理论一旦在实际应用中显出高能功效，就会吸引各种社会力量推动科学朝着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这些后续的社会力量依次是经济和政治，随着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介入，科学和技术趋向一体化，科技创新的中心也从英国依次移向法国、德国、美国，这些国家无疑都是现代化强国。德国作为后起之秀，得益于科学技术与产业的紧密结合，也就是经济力量加速科技创新，但第一次科学革命中形成的价值观并未因科技创新的产业化而退出历史舞台。第一次科学革命时期，科学研究不是学者们直接谋取财富和权位的手段，学者们也就不会因过多地受制于权力分配和经济利益，而放弃按经验和逻辑标准对事物产生的疑问，他们满足于率先发现真理的公信，这种新发现通过公开发表的形式接受公众检验并获得社会认同。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将之概括为现代科学精神特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态度，这成为科学后续发展过程中科学家共同体规范自身行为的价值参照，也是驱动西方现代科技创新的文化理念。
(二)驱动西方现代科技创新的经济理念
驱动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政治理念源自政治需求，传统中国遭遇的反殖民战争失败，被直观地归咎于器物层面，因此，西方现代工程技术被首先引入，而西方则是现代科学革命先于技术革命。中国的技术水平在16世纪之前一直领先世界，随后才被原本落后的西方超越。究其原因，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古代中国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中国在接引西方现代实用技术时，不可避免地学习现代科学，因为当时现代科学与技术已紧密融合，只是在中国现代技术发展先于现代科学，造成技术需求引导科学发展的态势。现代科学的文化价值受到重视，是在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廷维新变法失败、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随着军阀混战的开始，渴求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科学精神对改造落后思想文化的重要性，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种思潮持续深入的结果。当时中国出现了一批民间性质的科学社团，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留学归国人员的不断增加，又出现了一批专业性科学团体，由此推动中国现代科学从引进为主转向独立研究。但是，在已有科技强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后发展国家的科技发展首先面临的往往是政治使命。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日本侵华规模的不断扩大，向来主张学术独立自由的蔡元培也呼吁，科学家关注国家现实，发展应用科学为国家急需服务。科技创新应服务于民族复兴的政治理想，是当时中国的主导理念。
大学生群体将成为我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高校中推广民族体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地方体育局与当地的文化部门，可在高校内部举办民族体育文化展览会。在这一活动中，各项体育运动的形式与文化内涵都将得到全面的展示。并且高校可通过这一契机，邀请学生成立民间体育社团。并为该社团提供训练场地、教学指导以及赛事组织等配套环节。通过这样的方式，民族体育文化将在我国校园内得到更好的传播。教育部门也应当参考其他体育项目，为民族体育特长生制定加分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教育部门先要制定考核标准，并为学生提供对应的教学指导。通过这样的方式，民族体育将在我国校园内得到更高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国内秩序的恢复，中国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我国于1982年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指导方针，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起步作了思想准备。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开始迈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为配合这一举措，政府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重点是调整组织结构，鼓励广大科技人员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重要方针。所谓“放开一片”，就是要放开、搞活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机构，使其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与经济结合。(28) 陈凡、李兆友：《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5页。 这些机构运行要以市场机制为主，除按照竞争机制承担政府的研究开发任务以外，主要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研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承包和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活动。1998年，国务院决定对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个科研院所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文件还指出要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防止低水平重复；加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支持发展高等学校科技园区，使产学研更加紧密地结合；国家通过创新基金支持多种形式的民营科技企业。200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现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创新机制，以改变军民分割的局面。纵观科技体制改革历程，其理念就是调动所有科研资源服务经济建设的潜力。
（1）扇体夹于中厚层的半深湖—深湖相泥岩之中，为厚层块状砂砾岩与中厚层暗色泥质岩呈不等厚互层沉积，主要发育于深洼陷内近陡岸一侧。
(三)驱动西方现代科技创新的政治理念
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推动西方政治体制变革的思想力量，也会随着国家新制度的确立而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1776年，美国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其本身就脱胎于欧氏几何学的公理自明性(4)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6页。 。而欧氏几何学的复兴又源于它在自然科学领域广泛地成功运用，亦如它对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支撑。《独立宣言》在起草过程中，富兰克林用“自明的”代替了杰斐逊的“神圣的和不可否认的”(5)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6页。 ，而富兰克林本身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独立后的美国各宗基督教派林立，但没有任何一派因获得美国政府的扶持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6) 汤泽林：《世界近代中期宗教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51页。 。这反映出现代科学随着社会制度变革逐渐取代了神学的主流文化地位，这是一种源于西欧的社会潮流，只是美国的革命更彻底，它建国即实行了政教分离。可见，现代科学革命助推制度革命，二者共通的理念是“创新”。
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历程与西方对比，二者驱动理念的出现顺序正好相反。西方现代科技创新始于文化理念的驱动，随后依次是经济理念和政治理念的介入；中国现代科技创新始于政治理念的驱动，随后是经济理念的加入，文化理念至今相对薄弱。两种相反的发生机制都是不可逆的历史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演进模式天然优于中国，中国在科技创新上赶超西方无望。接下来本文将通过揭示各种科技创新理念交融的共时性规律，探究西方多元理念驱动科技创新的优势，为中国科技创新理念的升华提供参考。
德国产业化的科技创新使其在军工科技上占据优势，德国不但科学家人数众多，而且这些科学家都与工业保持着密切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科技系统对战争需求的满足程度明显落后于德国，为此，协约国不得不紧急动用政府力量促进科学与工业的结合，交战双方都试图将所有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的军事装备。百万大军的集结、海陆空立体化战争、远程攻击、化学武器等，都是现代科技应用于军事的结果。军事科技竞争已成为交战各国胜出的核心要素，为此，交战各国纷纷成立军事科技研发部门，强化政府对科技研发的干预，科学家们被政府组织起来集体协作，并动用国家力量调配最优质的科研资源予以配合(24) [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9-40页。 。战时被征召的科学家被视为“爱国英雄”，科技创新理应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政治理念随之得到广泛认同。科技创新以国家战略需要为目标的政治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进一步强化，美国联邦政府六分之五的科研规划经费被用于军事部门(25) [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 。为研制原子弹，美国政府耗资22亿美元，动用了15万科研人员和35万其他工作人员，占用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电力(26)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95页。 。没有政治理念的驱动，原子弹的成功研发是不可想象的。早在1933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就公开否定了应用核能的现实可行性。随着科技实力与政治实力之间联动关系的日益显现，科技创新愈来愈具有政治价值。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最重要形式就是高科技竞争，两个超级大国都坚信科技强国才能主宰国际政治格局。人造卫星上天、载人航天器进入外太空、人类登上月球，这些都是政治理念驱动科技创新的成果，科技创新被纳入国家主体的政治运行范畴，才会超越经济成本的阈限。政治理念驱动的科技创新未必只有政治意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许多军事战略用途的科技研发成果都直接转化为民用或间接带动民用，如硝酸盐、航空客机、微波炉、核能发电、卫星通信、计算机网络，等等。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理念的驱动，今天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不可能如此之高。
二、驱动中国现代科技创新的思想理念
从文化理念到经济理念的融入，再到政治理念的介入，现代科技的发展又推动西方现代化进程，这种现代化进程曾以殖民战争的形式波及全球，当然，也包括中国。
(一)驱动中国现代科技创新的政治理念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国家级科研及管理机构、大学和工业系统研究机构相继建立，由此初步建立了新中国科技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包括国家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产业部门研究与开发机构、地方科研机构、国防科研机构，以及以中科院为最高学术中心，国家科委为最高科技管理中心的体制格局(27) 封颖：《中国科技体制的历史回顾与当前面临的两个核心问题》，《科技创新月刊》2006年第1期。 。这种科研体制依托计划经济，带有明显的行政主导色彩，但在紧张的国际环境中却能发挥其独特优势。20世纪50年代的科技体制形成后，国际局势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逆转，先是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终止对华援助，使中国陷入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之中，随后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充分发挥举国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国家战略需要的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科技突破，其中，“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发为我国保持政治独立奠定了科技基础。政治理念驱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成果巩固国家政治地位。
驱动西方现代科技创新的文化理念在德国与产业化的科技创新融合在一起。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成果引起科学家们的研究兴趣，18世纪末期科学界兴起的热力学正是由蒸汽机催生的，随着热力学的发展，能量守恒定律被发现。(11) [英]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上册，伍况甫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38-340页。 第二次科学革命中兴起的化学和电磁学都依赖于实验技术的创新，科学与技术的互动发展成为时代新趋势。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经济的高速发展，新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必然会吸引企业主对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科学与技术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中融合已成大势所趋，这种趋势也首先呈现于德国工业。西门子这位获得了多个荣誉博士学位和科学界荣誉头衔的发明家，在卖掉自己的几项发明后，开始意识到将科技研发产业化的经济价值，于是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12) 李磊：《科学技术的现代面孔——国家科技与社会化认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门子于1866年利用电与磁的相互转换，研制成功了著名的高效率自馈式发电机，这一发明为人类普遍使用发电机和电力开辟了道路，从而叩开了电力时代的大门(13) 邬焜、霍有光、陈九龙：《自然辩证法新编》，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1页。 。在化工行业，“有机化学之父”李比希终生致力于化学理论在化工和农业中的应用(14) 乐宁：《李比希:振兴德国化学工业的巨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3期。 ，他是尝试用化学肥料替代天然肥料的第一人，在李比希的带动下，德国的化工业快速发展(15)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0页。 ，而这种新兴的产业一开始就带有“产学研一体化”的特色，德国一些制造苯胺染料的企业刚起步的时候就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招聘了大量具有大学学位的化学专家(16) 李磊：《科学技术的现代面孔——国家科技与社会化认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截至1900年，德国最大的6家化学公司已雇用了650多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17) [美]科佩尔·平森：《德国近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范德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2页。 在这些实验室里，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科学人才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个主要靠“工匠和工人的经验积累”来推动技术创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科学具有实用价值、科学应服务于生活和生产的经济理念不可避免地盛行起来。
传统中国遭遇本土反殖民战争的失败后，面对西方列强极具摧毁力的现代战争机器，中国人为谋求民族独立的反思，不得不以这种机器的生产背景为参照，这也改变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国”概念。通过鸦片战争迫使清廷臣服的英国，其国土面积是无法与中国比拟的，这种反差带来的启示是，农业大国广袤的沃土良田在小疆岛国的工业体系面前已不再具有政治优势，工业强国才是新时代的政治大国。伙同西方列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清廷大吏，在内战中进一步领教了西方现代军事技术的政治威力，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从而成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洋务派以举办西式军工为先导，然后带动了能源、动力、通讯、交通等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兴起，于是，中国的许多传统城市逐渐被改造为各种工业群的聚集地，而在矿山开采和铁路延伸的过程中，又诞生了一批新兴的矿冶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西式现代工业格局逐渐成为重构中国城市图景的基轴。由于工业体系是西方科技成果广泛应用的产物，科技人才的培养也就成为工业运转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为此，洋务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海外留学生，以接引西方现代科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成为传播西方现代科技的前沿地带，科举制度统领的知识体系首先在这些城市中被西方舶来的现代器物、技能、知识所解构，这就为各种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涌入开辟了道路，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陷入自我诘难，而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则彻底宣告了这种政治伦理学的破灭，清廷随之进入“变法”“新政”时期，存在于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于1905年被废除。可见，西方工业体系的移植造就了工业化城市，工业运转又将西方现代科技引入城市，随着城市工业化程度的提升，盘踞于城市的清廷决策者对工业文明的期望也在攀升，现代科技人才的地位逐渐上升，进而冲击科举制并引发政治上的连锁反应，城市接着成为体制变革的中心。总之，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发展，主要靠政治理念驱动，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二)驱动中国现代科技创新的经济理念
科学和技术在共同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资金和市场也日渐成为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科研活动要依据产业发展的现实口径和经济效益原则，科研人员被以生产协作的方式组织起来集中进行科技攻关，他们的研究活动大多是一种科学原理深度挖掘与技术创新相互交织的过程。这种产业化的科研方式与追求纯粹真理的传统科学活动在德国相互促进和融合，并使德国这个在科学技术上原本相对落后的国家于19世纪后半期迅速超越了英、法、美，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这种优势一直被德国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8)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7页。 。德国的科技成就并非单纯依靠经济理念驱动，而是经济理念与文化理念的协同。李比希是既重视知识产权又秉承科学精神的典型，他的学生并不局限于德国，而是遍及英、法、俄、意等国(19) 乐宁：《李比希:振兴德国化学工业的巨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3期。 ，这充分显示了“科学无国界”，当涉及经济利益时，他也会遵循正当的经济规则行事，例如，他将自己生产钾肥的专利卖给自己的英国学生穆斯普拉特，他的这位学生是英国制碱工业的创始人。(20) 乐宁：《李比希:振兴德国化学工业的巨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3期。 西门子也不是一个只图经济利益的“科学实业家”，他曾捐资50万马克兴建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院”，该院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姆霍兹主持，此外，西门子还兼任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21) 李磊：《科学技术的现代面孔——国家科技与社会化认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德国模式对俄罗斯、日本、美国的科技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22) [英]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上册，伍况甫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30页。 这种模式促使科学与技术逐渐趋向一体化，驱动科技创新的理念具有了文化和经济双重维度。
三、科技创新理念的形成规律
为进一步验证改进算法可行性，选用较为复杂的真实海洋环境地图对改进算法进行仿真，算法于第50代、第80代左右增加局部网格密度。最终寻优结果见图10。其适应度成长曲线见图11。
(一)各种科技创新理念交融的共时性规律
文化理念、经济理念、政治理念相继介入西方科技创新体系，并促成不同的科技创新模式，指向特定目标。但每一种目标的实现都不能只归结为一种相应科技创新模式运行的结果，这是因为，科研人员专业能力的形成往往是多元化社会条件支持的结果。就像参与产业型科技研发或政府型科技研发的科研人员，大多是在大学里接受的“纯粹”科学教育。此外，源出不同科研组织模式的科技创新成果，并非只能成为特定科研组织模式继续创新的资源，而是还能转化到其他科研模式中。也就是说，科研动机与其所带来的科技创新成果之间非线性对应，这就使各种思想理念驱动的各种科技创新之间保持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各种思想理念驱动的科技创新模式之间既存在协同共进的关系，也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各种科技创新模式在不同国家中权重关系的变化，取决于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对科技界进行了政治动员。政治理念驱动的科技创新模式具有很多优势，但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不能简化为科技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政治理念与民众利益诉求通常只存在部分交集，政治理念不可能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文明公理。因此，在各种反对声音中，二战以后美国率先弱化了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干预。
文献[2]中的数值计算结果是利用ANSYS的板单元SHELL63建模得到的，加载条件一样，即忽略自重，在简支直线箱梁跨中正对腹板的上翼缘板处作用对称集中荷载，总量为P=0.272 2 kN，为了验证本模型的正确性，对比二者结果如表1。
(二)多元理念驱动科技创新的优势及启示
文化理念、经济理念、政治理念驱动的科技创新模式都获得相对均衡发展，是西方科技强国保持先发展优势的重要原因。在西方，贯彻文化理念的科技创新主要集中于大学，其主要成果形式是基础性科学的突破，这是科技创新具有原创性的根本，也是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制高点的关键，但其潜在价值往往是政治和经济逻辑无法预见的。驱动科技创新的文化理念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政府对科技发展的“专断”和产业科技的“急功近利”。(29) [美]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1年，第86-87页。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经济持续下滑，美国科学基金会受到国会压力，准备向工业界倾斜，但遭到来自大学的科学家共同体的普遍反对，最终双方相互妥协。(30) 徐治立：《科技与政治间干涉和自由之权力论争》，《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年第6期。 美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参照来自日本。相对于西方，日本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均比例并不高，但却通过实施“企业本位”的科技发展战略，快速消化、改良、综合大量外国先进科技成果(60%来自美国)，使其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技术含量迅速提升，并借此占领国际市场，于20世纪70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31) 冯昭奎：《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前因后果》，《日本学刊》2011年第2期。 但日本的基础性科研远不如美国，也落后于欧洲。当美国“发动”信息科技革命以后，日本很快就在经济上与美国拉大差距。据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办公室1995年3月发表的报告称，日本在信息科技领域至少要落后于美国10年(32) 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70页。 。事实也证明，美国至今仍在信息科技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奠定信息科技革命的基础性科学成果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后两者均出自美国。可见，文化理念、经济理念、政治理念协同驱动科技创新，是美国保持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地位的重要原因。
由前文可知，政治理念首先驱动我国现代科技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科技创新服务经济建设的理念在我国也是大势所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3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页。 ，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需要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文化理念驱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结合，高新科技民营企业大量涌现，市场经济日趋繁荣，但许多科研机构被截断财政支持、推向市场后无所适从，没有明显市场效益的基础性科研受到冷落，原创性核心技术依赖进口，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盛行。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就要增强文化理念对科技创新的驱动，使文化理念驱动的科技创新模式在发展机会上，能与政治理念和经济理念驱动的科技创新模式相平衡。当前，这种发展机会在我国可主要通过改变高等教育政策和科研基金分配比例来实现。
该管线外输天然气气质每年定期进行分析。图7以2014年度为例，分别给出了上游集气总站和下游门站的H 2 S、CO2含量以及水露点等参数的变化情况。油田外输天然气为二类净化天然气，按照GB 17820-2012《天然气》的规定[18]，其ρ(H 2 S)应≤20 mg/m3，但从图7(a)可看出，集气总站出站时的H 2 S含量多次出现超标现象，最高超标可达11倍。而到下游门站含量恢复正常。CO2含量总体符合GB 17820-2012的规定，偶尔出现超标现象，但超标幅度不大(见图7(b))。
高等教育界是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的主场，当前高校的学科设置、培养方案、科研规划都受到市场效益的引导，使基础性学科萎缩，而基础性学科是科研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根本所在，国家应在政策上鼓励高校培养基础性学科人才和发展基础性科研。科研基金尤其是国家级科研基金应向基础性科研倾斜，科研基金的决策机构和评审组织应适当增加基础性科研人员的话语权。由此，促进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性科研，保障学科体系链的完整，能为国家未来战略和产业创新前景提供广阔的科技选择空间，随之充实的文化理念又能预防学术投机给国家和产业科研投入造成浪费。政治理念、经济理念、文化理念对科技创新的驱动互为条件，任何一方的欠缺都会限制其他方面功能的实现。我国的现状是文化理念相对薄弱，因此，驱动科技创新的文化理念广泛社会化，是我国成为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一过程又会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771/j .cnki .35-1334/D .2019.04.006
作者王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哲学部副教授(福州 350001)。
* 本文系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驱动科技创新的思想理念及其形成规律”(FJ2017ZTB04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蔡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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