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理论支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过去20个年头。在这20年间，中华大地犹如巨龙腾飞，生气蓬勃，光彩夺目，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之迅速，社会变革之深刻，令国人兴奋，举世瞩目。中国人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掌握什么“秘密武器”？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千方百计地想探索其中奥妙，不约而同地把首选目标对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因何在？就在于这次会议在政治上把我国社会主义列车，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制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首选目标的方针；在组织上，实际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理论到实践上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障，打开了闸门。一句话，2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其奥妙就在于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逐步扩大和深化的，以经济体制为重点，伴随着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全方位的改革和开放。
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支持，都有相应的理论作为依据。在12亿人口的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进行广泛深刻的体制改革，短短20年取得巨大胜利，没有科学理论作为依据，去指导、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作为体系来讲，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它们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新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具体地讲，最根本、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四个基本观点。
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思想的真理性，即自己的思想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想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讲得很明确，“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生活之树常青。实践第一，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要求人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吻合，紧紧跟上不断发展变化的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因此它本身就充满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推动社会进步的强烈的革命性，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改革的一个理论支柱。在我国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结束后，当人们仍然被恶性发展了的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深深地禁锢的时候，我们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锐利武器，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思想上的束缚，为完成繁重的拨乱反正任务开拓了通道，打响了第一炮，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之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成了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无往不胜的锐利武器。
二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论述过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这两对矛盾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多年来，我们阐述这个理论，处理这两对矛盾的关系时，严重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把马克思当年立足于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之上的社会主义，套用在我国的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脱离中国国情，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味地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作文章，进入了越“公”、越“大”、越“纯”就越好的误区。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有利于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因而形成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本来面目，重新拿起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理论武器。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归结为发展生产力，并反复地从多方面作了阐述和发展。1978年，他讲：“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992年他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义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只有适应才能促进，如果不适应，就必然会束缚生产力发展，就必须自觉地加以调整、变革。这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又一个基础性的理论支撑。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转移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路线的确立，也是建立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这个理论基础上的。
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最大的实事求是。这个论断一方面说明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另一方面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农业人口占多数，自然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须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很不充分，是一个不断摆脱贫穷落后的阶段，是一个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努力的很长的历史阶段。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已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我们的基本路线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即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同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即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总之，要把一个中心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上。我们的基本纲领也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为出发点的，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等为主要内容的、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为主要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等等，以及我们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实现现代化目标“三步走”的战略，无不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情出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它的理论来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讲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对此加以发展，指出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阶段理论，加以丰富和发展，并创造性地付诸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就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两者水火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经济不能只说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的和国内的、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经过多年来的理论探索而创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在理论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实践上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
上述我国改革的四大理论支柱，涉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精华所在；这四大理论支柱，虽然在我国改革进程中，不同时期发挥过不同作用，但它们对改革的指导、支撑都是全程性的，改革的任何方面，各个阶段虽然有主次之分、直接间接之别，但都是离不开的；它们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的内在联系，共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没有明确理论指导，是搞实用主义。也有人讲，中国的改革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历时20年的改革实践，已作出明确回答：这些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