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格非[1]200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与决策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对国内外融资决策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融资行为和决策机制的角度对上市公司再融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对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的市场格局和融资行为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各种融资方式和融资工具的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黑箱进行了揭示，构建了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系统分析框架，对决策的主体、决策目标、决策程序和关键环节、影响因素和利益相关者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全面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金融压抑扭曲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资金的财务成本不是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决定因素，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遵循相机决策模型，即取决于资金到位的快慢和管理层的管理成本，上市公司再融资后的经营绩效普遍下降，说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从微观看，由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经理层与股东的两类代理问题均非常严重，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造成的巨大的代理成本使得再融资决策背离了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理论目标，因此运用发达市场的公司融资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行为难以做出了有效的解释。这使得作者转向宏观领域，试图从转轨经济和金融发展理论中寻求答案。尽管中国的货币化程度(M2／GDP的比例)在2005年已高达164％，金融相互联系系数(FIR)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银行系统持有的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占绝对优势，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高达14万亿，银行存贷差逾9万亿，由于缺乏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机制，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供给仍然十分短缺。我国的企业和投资者可供选择的投融资渠道有限且没有充分的自主权，金融市场严重分割，金融产品种类少、数量少，政府对利率进行控制，资本市场的资源被导向政府偏好的部门，都说明我国还存在着普遍的金融压抑。金融压抑破坏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体系，使得资本市场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不能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最后，本文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国股市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二元特征随之消失，解决了两类股东的主要利益冲突，使得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制度背景和市场预期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提高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效率，笔者从完善公司治理和推进金融深化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如积极推进管理层持股，降低代理成本，逐步放松政府管制，推动金融创新，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和效率，使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发达成熟市场逐渐接轨。全流通后的中国再融资市场的格局、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特征和融资决策机制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债券市场将逐渐兴旺发达，控制权因素、公司估值及发行时机将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的关键因素。
闫鹏飞[2]2016年在《上市公司配股、增发与可转债再融资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从微观上来说影响公司本身的资本结构、业绩表现,从宏观上看影响着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以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再融资相关制度还不够健全,成熟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尚未建成,上市公司再融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偏好股权融资、利用上市融资圈钱等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问题。文章从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入手,选取上市之后融资次数多、规模较大的沪市上市公司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并对其再融资绩效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问题的建议。首先,文章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过程中出现的—系列常见的问题。主要包括:偏好股权融资、融资目的不明确、募集资金投向变更频繁等。其次,文章从内因和外因两个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内因主要是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公司被大股东绝对控股的情况普遍存在。外因主要从股票发行政策、外部制约机制缺失、利率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以及债券市场不成熟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再次,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系统详细的分析了沪市上市公司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自1997年上市后历次再融资(配股、增发及发行可转债)行为对公司的资本结构、长期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最后,文章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中出现的问题并结合冠城大通案例的研究结论,对提升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水平提出了若干建议。主要建议包括:优化上市公司再融资结构、严格监管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以及强化证券市场监管。
魏启明[3]2014年在《上市公司不同融资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企业的建立、生存与发展都和其融资活动息、息相关。不同的融资行为和融资偏好会形成不同的资本结构,从而对公司的治理结构、经营绩效产生重大影响,所以融资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后,其再融资能力对其后续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外学者对再融资问题有过广泛的研究,通过归纳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再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效率和股权融资偏好问题上,对于再融资的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再融资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和股价的影响上,且多集中在研究股权融资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债权融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较少,将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二者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同时研究的则更少。而且我国已有的研究在衡量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时多选择托宾Q值或净资产收益率等单一的指标,在样本的选择方面多选择在1-3年内进行融资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存在样本数目较少的问题,而且对上市公司绩效的研究期间也通常较短,通常为融资后的1-2年。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对上市公司不同融资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对定向增发、公开增发、配股、可转债、公司债券、中期票据这几种上市公司主要的融资方式的融资规模进行全面的统计和梳理；第二,上市公司在融资后绩效是否会发生变化,如果会那是怎样的变化；不同的融资方式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是否不同。针对上述研究内容本文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了研究：第一部分是文章的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及融资方式不断增加。上市公司融资后必然会对其资本结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治理结构和公司的业绩表现。接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主要采用对比分析法以及非参数检验及因子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对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进行了概括。第二部分是概念的界定及文献综述部分。本文首先对再融资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再融资指上市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通过增发、配股,或者发行可转换债券、公司债券等方式进行的融资。将公司绩效定义为上市公司通过股权、债权融资后的业绩表现,具体指上市公司在盈利、发展能力等方面的表现。接着从资本结构与信息不对称两个角度对公司融资的经典理论,包括MM理论、权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进行了归纳,并将上市公司再融资分为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两大类,分类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再融资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的相关文献。第叁部分是我国上市公司不同融资方式对比及其融资规模分析。将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分为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两大类,按照时间的演进,分别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市场与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接着,将股权融资的叁种方式即配股、增发、可转债进行了对比分析,将债权融资的叁种方式即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梳理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1993-2012年通过配股、增发和发行可转债的融资规模以及2007-2012年间发行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的融资规模,并做了相关描述性分析。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实证部分,本文研究了在2007-2010年间进行融资的上市公司从融资前两年到融资后第叁年共六年间的绩效变化。在依据标准剔除后共得到了507个研究样本,其中增发样本420个、配股样本20个、可转债样本14个、公司债券样本30个、中期票据样本23个。本文首先在综合已有的文献基础上选取了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每股收益和销售净利率共五个业绩指标衡量公司的绩效。然后计算出样本公司融资前两年至融资后第叁年绩效指标的均值与中位数,并考察其在研究期间内的变化趋势。随后对样本均值进行了显着性T检验,对中位数进行了Wilcoxon符号秩检验,考察样本公司绩效变化的显着性。再次,采用了因子计算出采用不同融资方式的公司融资前后的综合得分,观察样本公司融资后绩效的变化以及不同的融资方式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是否不同。第五部分是文章的结论及理论解释部分。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再融资规模逐年扩大,且上市公司不同融资方式融资规模的变化与我国股权融资及债权融资市场发展的历程一致。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由最初的配股融资单一模式逐步发展到增发、配股、发行可债券、公司债券与中期票据等多种方式。在股权融资中,目前融资规模最大也最为普遍的是增发融资。(2)上市公司无论采用何种融资方式融资,其融资后的业绩普遍出现下降。主要可能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第一,募集资金的投向具有盲目性,用途常常被变更；第二,募集到的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第叁,上市公司在融资前通常存在盈余管理。第四,由我国多数上市公司的性质造成的。(3)不同的融资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从股权融资的角度看,发行可转债或增发新股的公司的绩效表现要优于配股公司的绩效；从债权融资的角度看,发行公司债券融资的公司的绩效优于发行中期票据公司的绩效。本文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以往关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与公司绩效的研究多集中在股权融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上,对债权融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较少,而将两大类融资方式对公司绩效影响对比研究的更少。本文则研究了增发、配股、可转债、公司债券及中期票据这五种融资方式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在研究的内容上有所创新。其次,数据上的创新。以往的研究仅仅对上市公司通过增发、配股、发行可转换债券、公司债券融资这些方式的一种或两种进行研究,在样本的选择方面多选择在1-3年内进行融资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存在样本数目较少的问题,而且对上市公司绩效的研究期间也通常较短。本文则对上市公司通过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公司债券、中期票据这五种融资方式的融资规模进行了全面地梳理,研究对象为在2007-2010年四年间通过上述方式融资的上市公司,绩效的研究期间为融资的前两年到融资后第叁年共六年的时间,加大加深了样本容量,在数据上有一定的创新。最后,在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以往的研究大多仅使用托宾Q值、净资产收益率等单一指标衡量上市公司的绩效,不足以全面地描述上市公司融资前后绩效的变化。本文将采用了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及每股收益等五个指标以及因子分析法尽可能全面的指标衡量公司绩效。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在衡量上市公司业绩时选用了五项财务指标,尽管所选取的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上市公司的绩效情况,但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的衡量应是多方面的,用财务指标去衡量公司的绩效是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所以这些财务指标的变化是否能真实地反映上市公司绩效变化值得商榷。2.由于在本文所考察的区间和假设条件下,能供选择的样本数据有限,再加上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使得例如可转债、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可以获得的样本较少,从而本文未能分行业对上市公司绩效进行分析,故不能排除行业因素对上市公司融资绩效的影响。3.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本文在考察上市公司融资前后绩效变化时,未将进行融资的上市公司样本与同期A股市场全体公司样本作对比研究,故不能排除上市公司融资后绩效降低是否受到了整个证券市场大环境的影响。
黄袁逸[4]2005年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需求与再融资市场萎缩悖论研究》文中认为我国资本市场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由于市场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结构性的矛盾。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是制约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它不仅使公司治理结构形同虚设,使股票价格难以准确反映公司业绩,与企业的真正价值相背离,造成投机盛行,而且使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发挥。此外,它还使得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机制受到极度扭曲,对上市公司具有高度控制权的非流通股股东无法分享股价上涨带来的收益,也不会因股价的下跌而蒙受损失,从而引发一系列影响证券市场发展的重大问题。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着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急需优化,而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却在萎缩的相悖现实。因此,本论文首先从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与偏好角度入手,找出股权结构优化需求与再融资监管之间的关系,建立上市公司再融资自律的静态博弈模型与违规监管的动态博弈模型,求出其均衡解,为监管部门提供对上市公司监管的理论依据。其次,论文再以股票市场的博弈均衡解为基础,假设部分条件进行案例分析,为监管当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决策思路。最后,本文针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需求与再融资市场萎缩悖论的解决提出合理科学的建议。
张新军[5]2012年在《上市公司再融资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本是公司实现稳健成长的重要保证，如何融资以及以何种方式融资就成为企业的一个中心议题。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公司除了选择首发上市融资外，在IPO后还可以利用别的方式进行再融资，如配股、增发和可转债等。近年来，再融资受到上市公司和市场的青睐，其热度足以和IPO相比。一般来说，企业在IPO一段日子后将重新面临着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为保持并促进企业的高速发展，必须通过再融资来解决这个瓶颈。然而，上市公司在实施再融资时却面临着成本、绩效与风险的考量问题。一旦不能正确计量再融资成本和绩效、准确估计再融资风险，短期内会对企业的业绩造成显着影响，也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因此，对再融资进行风险管理就成为本文的题中之义。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在经典融资理论以及界定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风险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首先，在细述我国再融资市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行为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为发现和认识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风险埋下伏笔。其次，通过分析再融资面临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其他成本等来从成本的角度理论上认识再融资存在的风险。最后，以配股、增发和可转债等再融资方式的数据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再融资在短期内会加大公司的财务风险并对公司的长期业绩产生影响。同时，通过再融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或转移上市公司面临的竞争和风险。结合主体部分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从微观、中观、宏观叁个层面给出了上市公司再融资风险管理的一些建议：一是微观上构建上市公司再融资评价体系，在再融资前充分发现再融资将会给公司带来的风险以实现事前控制；二是在中观上分别对待叁种再融资方式的具体风险以实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叁是在宏观上重建我国再融资市场的制度体系，为上市公司风险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胡天鹤[6]2008年在《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分析》文中认为企业的融资问题,尤其是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和成本问题,成为近年来理论界对资本市场争论的焦点。在我国,股权融资成为上市公司后续融资的重要方式,上市公司在IPO后竞相采取配股、增发的方式继续从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同时,上市公司逐渐将目光转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实现再融资目的,相比之下,对债权融资兴趣不大。这有悖于西方经典理论得出的普遍一致结论即“内源融资优于外源融资,债权融资优于股权融资”。本文通过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市房地产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构建起影响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能力的指标体系,探讨资本结构的现状和优化方向,并提出具建设性的优化措施和建议。因此,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的研究不仅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意义:能够为未来合理资本结构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而且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能够指导上市公司对资本结构进行合理的选择和科学的实施,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本文研究中结合金融学、会计学、多元统计学、企业管理学中的相关理论、研究方法与工具,对本文的研究起到良好辅助效果。研究成果为企业自身、投资者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也为其他行业的融资能力分析提供可借鉴的评价方法。
丁琳[7]2005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上市公司利用证券市场进行再融资,是其持续发展和快速扩张的重要途径,也是证券市场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手段。2001 年,上市公司全年通过再融资筹集资金总额首次超过当年通过首次发行的筹资额;“配股热”、“增发热”曾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突出现象。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在再融资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部分上市公司把配股、增发当作“圈钱”的手段,融资机制被严重扭曲,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普遍持反对态度,一有上市公司推出再融资意向,流通股股东便纷纷用“用脚投票”。与此相联系,国内学者从注重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开始转向关注上市公司再融资,尤其是进入2000 年以后,随着上市公司再融资弊病的日益显现,对再融资的研究获得进一步发展,围绕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行为特点、再融资的结构、再融资的策略选择以及上市公司再融资后的资金利用效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从机制角度对上市公司再融资进行研究则显得较弱。西方金融界对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开始较早,且取得了较为成熟系统的理论成果,但他们对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研究则很少。这就为本文从机制入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完善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和空间。全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在本部分,首先对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然后分析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合理动机,最后从多角度剖析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有不同的结构与表现形式:从构成要素看,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由资金融出方(投资者)、资金融入方(上市公司)、价格、市场、监管者、中介机构等要素构成;从融资来源来看,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构成;从融资方式来看,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由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组成;从融资工具来看,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则包括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半股权半债权融资。第二部分,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在本部分,首先描述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历史演进与现状,接着与上一部分的理论分析相对应,分别从构成要素、融资来源、融资方式、融资工具四个不同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的特点。股权再融资成本偏低;上市公司经理的非理性行为;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受到制约,资本市场其他融资工具缺乏;政府部门的引导及监管不够;中介机构功能发挥不完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具有自己的特点:上市公司再融资以增发、配股等股权再融资为主、债券融资所占比例小。即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轻债重股”的股权融资偏好,这是我国不同于
刘耀中[8]2012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2007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上先后推出的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等几种债务融资工具为研究对象,在定义“债权再融资”这一核心概念以及分析其几种主要表现形式的前提下,论文的理论章节首先阐述了公司债权再融资、公司投资和公司绩效这叁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机理；在分析中国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市场发展历程和存在主要问题后,论文的实证章节采用多种计量经济学实证模型如配对样本分析、logistic判定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深入探讨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选择债权再融资方式具体因素的作用效果,实证考察了债权再融资对公司投资和公司绩效的影响效果。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和观点有：(1)论文的理论章节得出的观点是：上市公司通过多种债务融资工具进行债权再融资,缓解了融资约束状况,提高了公司绩效和增加了公司价值。公司债权再融资、公司投资和公司绩效叁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其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2)通过对比分析债权再融资与股权再融资对公司产生的不同影响后,我们认为：当公司所在的资本市场机制较健全、法律制度较完善、公司治理水平较高、资本质量较好、公司规模较大等情况下,上市公司偏好债权方式进行再融资,这从目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现实中可以验证；当资本市场机制相对不健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规模较小时,上市公司偏好股权方式进行再融资。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债券市场不断推出多样化的债券品种,特别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比例会大大提高。(3)通过回顾我国债权再融资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尽管自2005年以来,我国债权再融资市场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整体而言,我国企业债券发行规模较小,远远落后于同期股票的发行规模,这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债权融资占主导地位,股权融资相对衰落的资本市场融资局面相比较,形成一个较为鲜明的对照。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存在主要问题有：其一,市场规模偏小,发展速度较慢；其二,占股票市值的比重较小；其叁,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占中国债券市场总体规模的比重也较小。这种现状不仅不利于债券市场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而且制约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均衡发展。(4)通过以2007年至2010年发行公司债券的70家上市公司和70家配比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Logistic判定模型实证考察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因素的作用效果。我们发现,总体而言,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成长性、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财务杠杆等变量是影响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这些变量影响发行公司债券的概率的效果存在差异性：即公司信用等级、公司规模和公司的股权结构等变量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概率起到积极显着的促进作用,公司的成长性和财务杠杆变量对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概率起到显着的消极负面影响。公司的现金流水平对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概率没有影响。通过重新选择配比样本和更换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的稳健性分析看出,实证结论较稳健,表明该实证模型设定较好。(5)通过以2007年至2010年发行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是体现公司债权再融资方式的重要假设前提下,将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的推行和不断发展视为中国金融发展带来的金融创新的重要表现,进而依据学术界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通过设定中国上市公司的欧拉方程投资模型,实证分析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对公司投资的影响效果,主要发现是：其一,从投资与公司现金流为显着的正向关系可以得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融资约束,投资对现金流敏感性越强,则表明公司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大；其二,在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着融资约束的基础上,通过加入债权再融资方式与现金流的交叉项可以得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降低了公司投资对公司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缓解了公司的融资约束,这就表明了,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能够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6)基于2007年至2010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的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债权再融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控制了银行贷款、公司规模、投资水平、现金流水平和公司年龄等变量影响后,我们发现：整体而言、尽管度量公司债权再融资方式的中期票据在个别分数点数对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影响效果不显着,但是在其余分位点数均显着为正向,而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这两个虚拟变量Cbondl和Sbondl对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均起到正向积极的效果。这就表明了,公司发行公司债券进行再融资对公司总资产收益率起到促进的作用。通过横向对比分析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公司债券这叁个系数大小可以看出：平均来看,从提高公司绩效的效果上来讲,短期融资券的促进效果最大,公司债券次之,中期票据最小,这反映出了不同的债权再融资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性。由此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对公司绩效起到正向积极作用,这就证明了我国政府最近几年推出的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是有利的；从银行贷款的两个代理变量Sdebt和Ldebt对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影响效果可以得出,二者均起到监督公司治理的作用,且短期贷款对公司的治理作用要大于长期贷款对公司的治理作用；通过采用总资产经营活动收益率(OPA)来度量被解释变量“公司绩效”,解释变量“公司债权再融资”的叁个代理变量均使用其实际发行规模的对数值来度量,重新估计欧拉方程投资模型,我们发现,前面的估计结果存在稳健性,这就表明了,中国债权再融资对公司绩效起到稳健的促进作用。结合文章中第六、七章的研究结论可知,中国上市债权再融资方式的不断多元化发展,拓宽了公司融资渠道,缓解了公司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了公司的绩效。这就证明了公司债权再融资、公司投资和公司绩效叁者之间联系机制的理论观点：公司债权再融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公司融资约束,可以改善公司投资环境,进而能够促进公司绩效的提高。本论文的创新点有：首先,该选题角度比较新颖,在定义出“债权再融资”这一核心概念基础上,在总结现有文献的研究不足后,深入阐述了债权再融资与公司投资、公司绩效的叁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理论探索,深化了对公司债权再融资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为后来的理论探索做出了较好的铺垫。其次,从论文的实证结论来看,我们的关于债权再融资的影响因素、债权再融资对公司投资和公司绩效等相关研究发现,不仅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公司成长和投资者投资行为等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而且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政策依据。第叁,论文选用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比较新颖,主要依据2007年以来中国推出的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保证了本论文实证研究的正常开展,而且为深入探讨债权再融资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察样本。第四,论文综合采用logistic判定模型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等考察问题,实证方法的多样性,保证我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宋瑾[9]2012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时机选择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一个企业想要发展,就需要进行扩大再生产,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因此,充足的资金来源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企业的融资行为就是企业为了满足自身对于资金的需求而筹措和集中资金的经济行为,由于不同的融资行为会形成不同的融资结构和资本结构,从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甚至生存发展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作为公司财务管理中的核心而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我国的融资成本、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市场环境均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显着的差异,因而我国上市公司所表现出的融资行为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悖,西方经典的融资理论在我国似乎失去了其解释能力。2005年我国证券市场实行股权分置改革以来,基本上解决了一直困扰着我国证券市场上“同股不同权”的现象,实现了全流通,但是我国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仍然受到融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司治理结构失效、投资者利益遭受损失等问题的困扰,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进行分析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西方传统的公司金融理论认为企业经营的目标是实现企业内在价值的最大化,在进行融资的时候一般遵循的是经典的优序融资理论,也就是按照公司内部融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这样一个顺序来进行的。而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和经济环境,导致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股权再融资的偏好,传统的融资理论不能再对我国的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基于以上所述,本文从我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再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理论来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本文主要以上市公司再融资为主线,在有效市场假说、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及MM理论及其发展等经典理论的基础之上,首先阐述了市场时机机选择理论的发展状况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其次对我国股权再融资现状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各种不同的检验手段对经过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的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再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进行实证研究,随后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对再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行为对各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在该部分主要介绍了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再融资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对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整体结构进行说明。第二部分为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部分。在该部分,文章首先对国外经典的有效市场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MM理论及其发展等文章的理论基础做一简要的说明和回顾。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时机选择理论这-建立在前述理论的基础之上,并对前述理论进行发展的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整理,最后对再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和发展进行整理和回顾。第叁部分为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现状的分析。在该部分,首先对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状况做一个总体性描述；其次,对我国再融资的方式进行比较,主要对增发和配股两种方式进行比较；然后对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分析我国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落脚点在我国融资股权偏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股权再融资可能存在市场时机选择问题。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设计部分。在该部分,首先基于市场整体的层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是否存在市场时机选择做一个描述性统计分析,初步可以看出存在再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然后,通过对影响再融资时机选择因素的分析,选取了再融资上期的市净率、再融资当期的换手率、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比、公司规模以及有形资产比作为解释变量,选取股权融资额占外部融资额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选取进行再融资为1,不进行再融资为0的虚拟被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Logit分析,所得结果均证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再融资时确实存在市场时机选择行为。第五部分为上市公司时机选择行为的影响。从上部分可知,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市场时机选择行为,那么该行为是如何作用的就是本部分主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在本部分,文章分析了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时机选择与股票指数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再融资时机选择确实与股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协同关系；然后,分析上市公司再融资时机选择行为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主要分为对短期资本结构的影响和对长期资本结构的影响,得出进行再融资的时机选择之后,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上市公司短期和长期的资本结构均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最后,文章分析再融资时机选择对上市公司各利益相关方利益变动的影响,可以看出,在一定时期内,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再融资的时机选择行为,使得普通股股东的利益遭到损害,而上市公司高管(董事、监事、管理层)的利益却得到提高。第六部分为结论部分。在该部分得出全文的主要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最后分析全文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本文的创新部分主要在于：首先,对于传统融资理论在解释新兴市场融资问题时存在乏力的问题,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市场时机选择行为,来分析我国证券市场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有利于为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第二,本文在借鉴国内外企业融资理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市场的特点并对相关模型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第叁,本文在讨论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市场时机选择行为以及随后市场时机选择行为的影响部分,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具有较好的可靠性。第四,在研究方法上,分别运用了描述性统计检验、多元回归方程以及Logit方程等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验证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再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行为,得到的结果均相同,因此结果具有比较强的可信性。本文通过对2006年至2011年这段时期内,在上海和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实施了股权再融资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多角度的实证检验,在基于市场整体股权再融资时机选择检验的过程中,运用描述性统计检验方法,发现在样本期间市场平均的M/B值与证券市场再融资金额之间存在着很好的协同效应,这一现象初步说明了再融资市场时机选择行为的存在。接着,本文选取了再融资前一期的M/B值、再融资当期的换手率、当期的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比、公司规模以及有形资产比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选取股权融资额占外部融资额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前一期的M/B值与股权融资占外部融资的比例之间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利用股价被高估时进行股权再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行为。此外,本文以上述解释变量为基础,选取再融资为1,不进行再融资为0的虚拟被解释变量,进行Logit回归,结果显示,公司再融资前一年的M/B值与是否进行股权再融资之间显着正相关,这也很好的说明了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市场时机选择行为。接着本文以上述结论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再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行为对各个方面的影响。首先考察的是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时机选择与股指之间的关系,通过描述性统计检验可以看到,再融资行为与股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接着考察再融资时机选择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再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之后,一定时期内,对再融资公司的短期和长期资本结构均存在一定的积极影响；最后,考察再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行为对上市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一定时期内,持有再融资公司股票的流通股股东均遭受了一定的损失,而相关的上市公司高管的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均得到提升。最后,本文结合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了主要的政策建议。综上所述,本文对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的研究均基本得到了预期的结果,希望对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再融资时机选择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参考,为证券相关的监管部门提供一些意见,为普通流通股股东的投资决策提供一些帮助。
张弛[10]2007年在《中国证券市场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为企业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直接融资渠道。从企业融资的发展历史来看，证券市场在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证券市场是直接融资活动的外在环境，关于直接融资的各种制度性安排是环境的软件部分，投资者和企业分别构成资本市场的买卖双方，政府是制度供给者和交易活动的监督和仲裁者。证券市场融资效率的高低取决于所有各方共同作用的“合力大小”及其“作用方向”。中国证券市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其发展完善主要通过旧制度的不断扬弃与新制度的不断引入来实现。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路径决定了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同样也是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作为一种直接融资的制度性安排，不同的制度设计必将引起各方参与主体的不同反映，必将打破最初的均衡状态，重新开始新一轮动态博弈过程，多方博弈的结果表现为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效率的下降或提高。旨在提高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效率的各种努力与探索，必须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系统的。论文以制度变迁中的中国证券市场作为研究背景，以企业直接融资效率为研究主线，以国内外权威理论为指导，借鉴前人研究成果，通过对历年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情况的实证分析，提炼出直接融资效率的显着影响因素，并分别对各因素的形成原因及其对直接融资效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探求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效率，提出改善当前和今后证券市场效率的系统的政策建议，为开创中国特色证券市场建设道路提供决策依据。本论文主要对以下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对现有国内外相关的融资与融资效率理论、效率与金融效率理论、融资效率与制度变迁理论、行为金融学理论等关于融资效率的论述进行了全面梳理，以此确立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在基于证券市场制度变迁和企业直接融资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中国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再次，结合实证部分分析，分别从证券市场制度、公司治理结构、证券市场微观结构、投资者行为特征和政府行为五个角度，对直接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对前述内容进行总结，给出了提高证券市场融资效率，完善证券市场建设的政策性建议。本论文的研究结论是：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源头的发行市场尚未达到弱有效市场，我国现有的发行制度，发行方式和定价方法等都与直接融资效率高度相关，都对直接融资行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同时，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二级市场微观结构不合理、投资者低素质造成的投资非理性以及政府行政干预行为等都严重地影响着直接融资绩效。完善证券市场制度，深化证券市场改革，提高企业融资效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的配套改革与措施。本论文对于证券市场发行制度、市场微观结构、公司治理资结构、投资者行为模式和政府强制行为与融资效率的全方位探讨，以及针对我国特殊国情下的证券市场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监管、投资者教育与培养、政府职能转变等政策建议，不仅在理论上指明了今后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而且从操作层面明确了制度约束与融资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与作用机理，在实践上直接有助于监管当局发挥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对于企业选择正确的融资方式，确定合理的融资规模，把握适宜的融资时机，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与决策机制研究[D]. 黄格非. 同济大学. 2006
[2]. 上市公司配股、增发与可转债再融资绩效研究[D]. 闫鹏飞. 天津财经大学. 2016
[3]. 上市公司不同融资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D]. 魏启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4].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需求与再融资市场萎缩悖论研究[D]. 黄袁逸. 天津大学. 2005
[5]. 上市公司再融资风险管理研究[D]. 张新军. 天津大学. 2012
[6]. 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分析[D]. 胡天鹤. 西北大学. 2008
[7]. 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研究[D]. 丁琳. 广西师范大学. 2005
[8]. 中国上市公司债权再融资的实证研究[D]. 刘耀中.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9].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时机选择效应研究[D]. 宋瑾.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10]. 中国证券市场融资效率的实证研究[D]. 张弛.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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