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学术史热”的人文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意义论文,年代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较之以80年代，我国90年代初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呈现出许多的趋向，因而两个10年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景观可能大不相同。这种情形的出现，其实十分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和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外在大环境的变化，势必给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间接的然而是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外与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持续稳定地进展深化，学术前沿在不断向新的学术领域延伸，学术课题、研究兴奋点的变化，直接促使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呈现不同的特色。中国学术史研究迅速蓬勃兴起，势头正猛，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以学术史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文化思潮，形成了一道引起学术界瞩目的人文景观，就可以说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90年代区别于80年代的重要特点之一。
像以往的许多情况一样，90年代初兴起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热”，首先出现于北京、上海两个学术文化中心，其影响随后迅速扩大到全国的许多省份和地区。学术史研究的积极参加者，主要包括从事文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研究的老、中、青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有一些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学者以及自然科学学者。直到目前，这一思潮尚在持续发展之中，而且愈来愈显示出它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学术史研究热潮从兴起到现在，不过八九年的时间，但已经取得了影响空前的成绩，这一切都将以其良好的开端和深厚的学术底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就笔者的闻见所及，近年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如下诸方面：1.创办了一批重在学术史研究的刊物，出版了一批学术史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丛刊、《学术集林丛书》（均上海远东出版社），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研究丛书》、《文学史》（均北京大学出版社），袁行霈主编的大型学术丛刊《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学术史研究专栏，表现出对学术史研究的空前重视，如京、港、台三地同时出版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读书》等，还新创办了专门以学术史研究为内容的学术刊物，如辽宁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思想评论》、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学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原学》等；3.一批近现代以来重要的学术典籍重新出版发行，如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浩大文化工程《民国丛书》、东方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现代学术经典》、辽宁教育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等，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4.一批新的学术史著作已经出版或正在撰写中，已出版者如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张岂之等《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刘增杰《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等，李学勤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学术史》、朱杰勤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等都正在进行之中。5.长期以来由于各种非学术原因被有意无意忽略了的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近现代学术史上的某些重要人物，逐渐有了愈来愈多的研究和评价，他们的著作也在陆续整理出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辜鸿铭、梁漱溟、胡适、熊十力、陈寅恪、吴宓、顾准、杜亚泉、吕思勉等。凡此种种都表明，进入90年代短短的八九年时间内，在学术史研究领域就取得了如此丰厚的成果，不能不说，我们的学术史研究在经过了长期的沉寂、停顿之后，走向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期，这种繁荣既是对20世纪学术历程的反思和总结，又是对新世纪学术发展的企盼，学术史的坐标始终是指向未来的。
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必定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都昭示着某种历史的必然。中国学术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蓬勃兴起，表面上看，是以世纪末的到来为直接契机，但是，“学术史热”能够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发生着愈来愈广泛的影响，一批学人执著地探索追求着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一种学术文化思潮，这决非某些学人一时的心血来潮，也并不是昙花一现、流星一闪，很难用纯粹的时间变换来说明它。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也有着紧迫的现实学术文化原因。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对这一思潮的人文意义和学术底蕴进行挖掘、思考，从而估价和认识它的意义和价值，并对之进行必要的理论引导，就显得十分必要。但是，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尚未见到，笔者不揣谫陋，权抛引玉之砖，对近年学术史研究兴盛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做一分析评价，目的在于使方兴未艾的学术史研究思潮向着更深刻、更广泛、更正确的方向发展，以进一步繁荣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用最丰盛的学术成果迎接正在走来的新世纪。
以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为大背景，来审视、反思90年代初以来兴起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热潮，探讨和认识这一文化现象背后蕴含的人文内涵，至少以下诸方面的意义是值得重视并令人欣慰的：
第一，它是对长久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道路、学术建树的全面总结，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命运、学术走势的冷静反省，它实际上蕴含着在世纪末对新世纪的新学术状况、新学术高峰的企盼与期待。
中国学术史的传统几乎跟历史学的传统一样长久。《礼记》之《学记》、《儒行》、《檀弓》，《史记》之《儒林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宋史·道学传》，均可谓学术思想史的嚆矢。其后，宋朱熹《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已具学术思想史之雏形。至黄宗羲《明儒学案》，这已经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今人杨向奎尚有《清儒学案新编》之作，更说明“学案”的生命力。但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史著作的出现，还是本世纪上半叶的事情，梁启超1920年所著《清代学术概论》、1923至1925年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奠基之作。其后，钱穆又于1937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后，或由于战乱不断，大部分学人难以潜心学术研究，或因为主体文化导向愈来愈趋于现实化、政治化，很多学人逐渐走上了以激进、极端为特征的学术道路，学术史研究非但没有进展，反而停顿下来，甚至出现了倒退。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学者立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迅速投入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新学术的建设运动之中，学术研究出现了空前意识形态化的局面。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学者们最大的热情集中于创造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新学术，为奔向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贡献，他们已无闲暇、无必要从事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没过多久，又开始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时期里，几乎所有的学术文化建设都遭到了惨重的破坏，学术史研究当然也不能幸免于难。因此，学术史领域的滞后、冷落状况在建国后的长时期内并未得到改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健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学术界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其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所有的学术文化领域都在残破的废墟上重新建设，力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尽快弥补这巨大的文化损失。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也主要集中于向前突进，开展新一轮的学术基本建设。在10年浩劫之后，我国学术界面临的任务实在太繁重，要立即进行并尽快完成的学术课题实在太多，所以在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对以往学术历程的回顾反思，对学术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无法真正提上议事日程，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仍然不能展开。
学术史研究决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它不可能在政治混乱、经济萧条、文化凋敝的情况下发展，也无法在学术本身停滞不前、毫无生机的环境里兴盛。只有到了90年代，在天下承平、海宴河清的政治背景下，在人们经济文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的时候，我国学术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孜孜以求，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尤其是经过新时期以来的学术文化建设，我们的学术研究在许多领域足以和世界学术对话、竞争的时候，学术史的研究迅速兴盛，乃是时代的需求，历史的必然。这次学术史研究热潮的兴起，已远远不只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回顾总结，它实际上是一次着重于深刻反思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学术经历、学术地位与命运的文化思潮，其中当然包括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经历的再认识。而且，在世纪之交兴起的学术史研究思潮，不仅仅是对以往学术思想的总结，对过去学术成就与缺憾的观照。回顾过去是为了走向未来。它更是充满了对新世纪新的学术成就的期盼，充满着在不断走近的21世纪里，中国学术再次攀登学术新高峰、不断创造新的学术辉煌的坚定信心。
第二，它透露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走过了曲曲折折的学术道路之后，对自己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的重新确认，对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的再次估价，对学术本身的地位、价值，对学术本质的进一步思考和确认，表明一种可贵的学术自觉。
中国古代的“士”有着悠久的爱国爱民、经邦济世的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们的人生理想，“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成为他们主要的人格特征。虽然传统的“士”并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但是无疑地，传统士人的人生理想、人格特征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以读书、著述、作学问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人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在本世纪初，是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相结合的结果。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的特殊的政治环境，由古代“士”演变而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表现出与传统士人极为相似的人生理想和人格特征，他们一代一代，用学术作为救国救世的武器，学术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现实功利目的，他们和他们的学术为国家、为民族付出得太多，那些典型的处于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在必要时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一直到建国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均是如此。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70年代末，除较短的时间外，在“阶级斗争”、“文化革命”的政治环境下，很多时候知识分子被加上了强烈的阶级色彩，他们作为独立阶层的地位丧失殆尽，而被划分为两个阶级，其中一个迅速无产阶级化、革命化，另一个被愈来愈深刻彻底地批判，直至被消灭。与此相应，学术活动也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阶级斗争意味，学术高度地意识形态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学术本身为目的和价值的学术史研究当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空间。
近年兴盛起来的学术史研究思潮，虽然以学术历程的回顾反思为主要内容，但是其中透露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士”人格特征、人生道路的再思考，尤其重要的是对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政治命运、社会角色、学术地位的重新审视。这种思考和审视是在新中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出现，是在知识分子也与这个国度一起走过了同甘苦、共患难的道路，而且付出得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人们都要多的情况下出现，就具有非同寻常的分量。在经过了80年代的学术发展之后，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转向学术史研究，以梳理传统学术、近现代学术为主要目的，淡化长期以来担当的过于沉重的政治角色，由原来的文化中心、文化主导走向文化边缘，更多地回到书斋中去，学术的价值和地位被确立、被提高，与以往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的潜心于学术，对中心意识形态而言，是一种疏离。这种疏离的意义十分深远，回到学术本身，是中国多少代知识分子追求了多少年的目标！也就是说，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学术理想，实际上是在愈来愈接近现代意义的以理性态度和学术自觉为首要特征的知识分子——智者（Intellectual），也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正在走向成熟，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确认。这无论是对中国学术来说，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来说，都无疑是一个佳音，是一种可喜的进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阶层，应该甚至是必须拥有其他阶层无法替代的价值和地位。他们对任何阶层、任何权威来说，都既应该是可靠的合作者，又是有力的批判者。对主导意识形态而言，他们也应该既是忠心的拥护者，又是冷静的旁观者。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角色应当是诤友，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不难看出，当前学术史研究的方兴未艾，愈来愈明显地展现出这种可喜的趋势。从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以及随后的“国学热”，到90年代的“学术史热”，这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走过的一条很有意味的学术和心灵之路，这就是：从宽泛的现实关怀到实在的学术追求，从热情的文化启蒙到冷静的理性思索，从文化传统的批判反思到清理学术传统、建设现代学术。这表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历尽沧桑这后，终于出现了走向成熟、走向学术的征兆。
第三，它反映出在整个世界学术走向一体化，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交流日趋濒繁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文学者建立起完备系统的学术规范，迅速走上学术规范化、正常化之路的要求，表现出中国学者对中国学术尽快与世界学术潮流全方位接触，确立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中的应有地位，与世界学术进展接轨、促进世界学术发展的迫切愿望与文化自信。
“地球村”形成，信息时代到来，世界变得愈来愈小，人类的关系日趋紧密。世界学术的发展也是如此。现在，工业化时代正在迅速地被信息化时代所取代，世界各国的学术发展日益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生逢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要了解把握世界学术进展态势，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新的学术成果，以促进我们相关领域的学术进步。文化学术的交流走向与物质交流的走势相似，总是以较先进的一方流向较落后的一方为主要表现形式。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大大高于我国，它们在文化学术上似乎也存在一种优越感，以至于形成衡量世界文化历史发展时的“欧洲中心主义”。这当然不能为中国以及多数东方国家所接受。但同样明显的是，我们必须吸收西方学术中某些先进的合理的成果，以为我所用。这是我国学者必须面临也必须做好的工作之一。另一方面，不论是就发展中国学术还是世界学术来说，中国学者都有责任、有义务发扬光大自己的学术传统，向世界展示中国学术的博大精深，为世界学术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进步，中国文化学术的价值已经为愈来愈多的世界人民所认识，已有不少西方学者较深切地领会到中国学术对于世界学术的意义。可以说，如果缺少了中国的文化学术，那么世界的文化学术将是残缺不全的。也是因为如此，美国近年才有引人注目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兴起。在这样的世界文化背景下，中国学者必须加倍努力，积极向世界展示中国学术的精华，为世界学术在新世纪的新发展做出贡献。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要完成如此艰巨繁重的学术任务，就必须尽快建立起与世界学术相一致的学术规范，如学科分类、知识体系、学术话语、表述方式、操作技巧、成果形态等，这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与世界学术接轨的技术性前提。在过去的长时期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东西方学术按照自己的习惯发展，二者之间形成了不小的差异。就中国学术发展而论，我们的学者在学术规范方面注意太少，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学术专著，都带有太多的随意性，从其内在学术本质到外在表现形态均如此。这种情况不仅大大有碍于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切磋，就是国内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大受影响。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损失是双重的，既不利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也不利于世界学术走向中国。要迅速而有力地解决因为学术规范的不健全而阻碍学术发展的状况，最可行的出路就是我们主动按照目前世界学术界遵循的一般学术规范原则，根据我国学术界的实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应有的学术规范，学者们积极地身体力行，逐渐使遵守学术规范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和职业技能，真正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与世界学术接轨。
90年代兴起的学术史研究思潮，就包含着这样的双重意义：使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让世界学术走向中国；其前提就是建立起保障学术正常发展的应有的学术规范。中国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怀有如此远大的目标，还从未有过如此辽远广阔的视野。这实际上体现出在走过几十年的学术道路，尤其是经过近十几年的学术飞跃之后，中国学术界对自己的文化自信，对世界学术的信心。只有充满信心的学者，才可能表现出这样的雄心和气魄。
第四，它体现出人文科学某些相关学科发展的综合化趋势，以避免学科分类过细过专、流于琐碎的局限；在方法论上，要吸收和运用古今中外的一切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现代灵活多样的研究手段，深入开展中国学术的研究，使中国学术史的研究从研究方法、学科划分，到操作规程、科研成果，都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世界科学的发展主要呈两种趋势：一是学科的分门别类愈来愈细致，愈来愈专门；一是某些相关学科的联姻、交叉，科际整合，走向学科综合化。按照中国传统的学术理路和学术目标，中国的学科门类与西方学科门类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人文学术领域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学科分类的不明确，走的是一条学科综合化、一体化的道路，如传统经学、小学、史学等，都是带有极强综合性质的学问。与西方学术培养出来的“专家”型学者不同，中国学术的最高理想不是造就“专家”，而是“通人”。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的所谓“文史哲不分家”的状况，就相当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国特色与民族性格。
但是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介绍引进先进的西学，西方近代的学科划分方法、各种学科都被输入到中国，不少学者用西方的学科理论重新考察、规范中国的传统学问，综合性极强的中国传统学术变得日益细致，西方的学术理论统摄了我们的传统学术，西方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畴在很多时候被生搬硬套地强加于中国学术研究之上。解放以后的前10年，我们处处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然不能例外，我们的学科分得更加细致，本来密切相关的各个学科之间，出现了日趋明显的背离现象，甚至彼比隔绝，难通音信。因此我们也就有了自己的按照西方学科标准划分出来的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学，甚至有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等等。其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促进了各学科学术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学科门类的过于细致甚至是琐碎，限制了学术的进展。这种局限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愈到后来愈表现得清楚明白。因此改变这种不良状况就成了当务之急。而从中国学术自身的特点出发，对学术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的学术史研究，正是重新认识估价中国学术综合性特点的可行方式之一，可以从学术结构内部纠正过去的某些偏向，弥补已经出现的学术损失。
从90年代初以来学术史研究情况来看，除了在学科分类上具有重新认同中国学术传统的特征以外，在学术史研究方法上，却更加注重在继承传统之基础上，积极吸收、运用西方的于我有用的研究方法，表现出学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以切合中国学术史实际为宗旨的原则。这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进展和学术史著作的撰写来说，无疑都是可喜的发展趋势。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大抵以考源溯流、分门别派、承师授徒为主要方法，以义理、考据、辞章的结合为基本的评判尺度。这些传统方法近年得到了较好的扬弃继承，仍不失为学术史研究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许多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具备较好的西方学术修养，能够较自如地运用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某些研究方法，如文化学、阐释学、主题学、符号学、社会学、传播学、系统论、接受美学等，为中国学术史研究这一古老的学术领域吹进一股清爽的新风，带来了新的气象。有关的学者也不断地尝试运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如电子计算机技术、统计学、概率论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手段，研究手段的时代性变化也必将带来研究水平的划时代飞跃。这些新的变化虽然还只是一个开端，但这个良好的开端已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中国学术研究的新高潮就要到来，新的学术局面即将开始，新世纪的中国学术，必将为人类学术史谱写更加动人的乐章。
第五，近年的学术史研究，对近现代学术史之“另一半”，即过去由于种种非学术原因而有意无意被忽略了的、或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不准研究的一大批对中国学术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这表明在世纪末到来的时候，中国学术界开始对本世纪的学术历史进行整体全面的反思，试图写出尽可能贴近学术史原貌的学术史著作。
近百年来，甚至可以说是自近代以来，我们的学术史强烈地政治化、现实化、意识形态化了，它的“学术”本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在这种氛围里产生的学术史研究活动和著作，就带上了十分明显的时代局限。主要的特点是以“唯物与唯心、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红线与黑线”之类两军对垒的“阶级斗争”格局评判从古到今的一切学术人物和学术现象，毫无保留地肯定、褒扬了学术史上激进、与主导意识形态一致、为现实政治所需要的一个侧面。天长日久，就造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假象，似乎近现代以来的学术史不过如此而已。与此相应，对那些由于政治的、文化的甚至个人的原因而不能处在时代前列的无法被现实政治接纳的学者以及他们的学术思想，或是弃置不问，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或是在没有进行过严肃审慎的学术研究的情况下，就被作为“进步”、“革命”、“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严加批判。其后果就是对学术史之“另一半”的无知和无视，我们本来完整的学术史被人为地割裂，变得残缺不全。一切事物的两个侧面都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学术史的两翼也当然如此。残缺不全的学术史不仅损失了它的另一半，而且，对被关注的那一半也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研究和认识，结果就是学术史研究的滞后、停顿。因为就学术史研究来说，一个时代总有那么一些学者和他们的学术建树，是无论如何无法绕过、无法漠视的。这些人物通常都是规定了一个时代学术面貌，改变了一个时代学术进程的杰出学者。放弃了他们，就等于放弃了学术史本身；对他们的无知，就是对学术史的无知。
90年代以来，许多过去学术史上不大被提起或者只被当作反面人物横遭批判的人，重新被人们想起，他们的著作得到较系统的整理并且出版，他们对中国学术的意义和价值被重新发现。只有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这样的情况才可能出现。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等的著作虽然早在80年代或更早就已经出版，但是对他们学术成就的系统研究、有关学术史论著的出版还是到了近年才达到高峰。特别是关于国学大师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晚年遭遇、心境的探讨，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人文学术史的范畴，成为近年学术界一种引人注目、促人深思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往被彻底批判的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著作在80年代后期以来也逐渐得以较完整地出版，更出现了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著作，而不是再像以往那样将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对立面“批倒批臭”。刘师培、辜鸿铭更是为许多人所不齿的人物，但是他们在近现代学术史上贡献卓著，近年他们的文集得以印行，较深入的研究著作也在陆续出版。吴宓、顾准、杜亚泉是几乎被人们忘却了的名字，他们的理论建树、学术成就更是鲜为人知，差不多完全掩埋在历史的尘埃里。也只有到了近年，他们和他们的著作才重新被学术史所关注。沈曾植、罗振玉较完备的文集也即将出版，其他重要学术人物的著作以及对他们的研究，也在有计划地进行。到此时，我们不能不感叹历史毕竟是公正无私的，学术史作为历史与各种具体学术研究的交叉学科，同样没有理由拒绝这些曾经为近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作出过划时代贡献的学者们。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如政治立场、文化观念等，有可议之处，但是作为学术史，还是要坚持古已有之的“人归人，文归文”的原则，应当“人品归人品，学术归学术”，绝不能因人废言。
这些人物的被重视，固然有反拨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统治学术研究之意，希望学术研究回归它的学术本性，充分展现学术的本质，促使它尽快走向成熟和独立。这种努力实际上表明中国现代学者的走向成熟和独立意识，是学术自觉的良好开端。更有意义的是，重新关注学术史本来不该忘却的“另一半”，昭示着我们的学术史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表明学者们有能力、有气魄从整体上把握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以冷静的学术态度和深远的史家眼光考察中国学术的充满辉煌与沧桑的历程，写出全面的权威的学术史著作。研究者笔下的学术史，无必要也不可能重复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学术现象、学术流派，但是，我们可以也应该不断地向着那个最理想的“真”的极点挺进，从学术史中发现可资借鉴的财富，继往的目的在于开来，在于创造新世纪的新学术。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学术环境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90年代兴起的学术史研究热潮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蕴，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哲学文化内容，它的学术史意义和哲学文化意义都非同寻常。它实际上反映了在走向新世纪的时候中国学术界“述往事，思来者”的情怀和信心。学术史研究思潮方兴未艾，许多工作，包括学术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才刚刚开始。充满信心是必要的，认识学术史研究工程的浩大、基础的薄弱、研究队伍的单薄也同样必要。此外，笔者以为目前的学术史研究宜注意如下问题：其一，中国学术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学术史极其复杂，研究者面临的任务非常庞大，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加强统一组织、规划，克服研究工作中的随意、松散状态，否则，将造成学术史研究中人力物力的浪费。其二，避免好大喜功、浮躁张狂的研究倾向，提倡扎实谨严、实事求是的学风，以对学术的忠诚态度从事研究工作；提倡朴实、晓畅的文风，避免拖沓芜杂、华而不实甚至是不中不西、不知所云的研究话语。其三，对近百年来，尤其是对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史，研究者特别需要具备清醒的理性精神和冷静的批判态度，在充分肯定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必须同样充分地认识学术史上的深刻教训，从学术史的角度科学地反思和总结学者们的学术经历，从而真正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具有“述往事，思来者”的双重意义。其四，在研究评价过去被否定了的某些学术人物时，宜注意避免矫枉过正的倾向，研究者要加强相关学科的理论素养，自觉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真正以谨严、求实的学术精神进行学术史研究工作，把学术史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本文1998年2月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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