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所撰短篇人物传之发展成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唐代论文,文人论文,人物论文,所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0）02—0123—07
中国古代传记，自从它形成以来，各个时代都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因而继承下来。谈到古代传记的历史变迁时，学者们一般是顺着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记述方法，根据朝代的变迁而了解不同时代的特点。对于从先秦到唐宋古代传记的变迁与时代特征，学者之间，虽有若干歧议，但是大体上可以概括如下：（1）先秦：古代传记之萌芽期；（2）两汉：史传之正式成立与发展期；（3）魏晋南北朝：杂传之蓬勃发展期；（4）唐宋：各种传记之普遍发展与短篇人物传记之繁荣期。[1][2][3]尤其在唐代，继承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史传与杂传的优良传统，使传记的体裁与质量变化很大。这种变化，不但在各种散传的普遍发展与其体裁的多样化上显出，而且在个别作品中整体文学水平的提高方面也相当明显。对唐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情况，孙致中先生有如下描述：
当正史传记文采渐衰的时候，一种文人创作的文学传记，便应运而生了。从唐代开始的历代名家文集中，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文学传记作品。和官修史书相比，这些私人撰述的人物传记就自由得多、灵活得多，因而也更生动多了。他们在史传的基础上，又创造了碑志、行状、外传、别传、小传、自传等各种名目的传记形式，大大开拓了传记文学的领域，使传记文学的画廊愈加色彩缤纷，千姿百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几乎胜过了后世的历史传记。[4](P1—2)
这便是概述唐代各种散传的发展，同时意味着包括在散传范畴之内的文人所作短篇人物传的变化与发展。即使将短篇人物传分开而言，其体例与内容上的变化也是相当明显的。在体例上，摆脱了老套子并创作了新的体裁；在内容上，叙述方法的多样化、传闻比例的扩大、立传人物阶层的扩大等方面也很突出。如此变化，可以说是唐代短篇人物传成为文学性文类的重要原因。那么在唐代，由于何种原因，文人所作短篇人物传发展到这个阶段？提到具体原因，可是不容易的，但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窥豹一斑。其一，唐以前业已有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各种杂传的传统；其二，唐初作为创业之大事，进行史传编修；其三，碑志文类的传统、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寓言的复兴以及传奇的发展等。
一、唐前杂传之历史传统
评述人物生平的传，成为独立成篇的门类之一是前汉时期的事情。自汉高祖统一天下到光武帝的一段时期，是一直维持着稳定局面而整理先秦以来各种文化遗产的时期。司马迁正是在这种时代情况下，撰写了一部纪传体历史巨作《史记》。众所周知，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历史的独特方式，之后成为中国正史的基本形式。《史记》固然是一部记录历史的著作，然而所载一百多篇的人物传，特别是在列传中的生动人物描写，却是它除历史价值以外在文学方面也为举世瞩目的主要原因。从《史记》开始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记述方式，经过后汉与魏晋南北朝，继承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齐书》与《魏书》等史传里。
与此同时，与史传不同类型的传也出现而独立发展起来了。自刘向撰写《列仙传》与《列女传》，杂传正式成立以来，各种杂传一时蓬勃发展。对于当时杂传的出现与发展情况，《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云：
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书，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
杂传本来是模仿纪传体史书的记述方式而撰写的，所以可以说是由于“史官之末事”而成立的。尤其它原先撰写目的，大概是称扬典范人物而教化人民的，所以根据杂传的教化功能来看，杂传本来也许是作为治国术与治人术的附属品而出现的，但是杂传不是正史，而是能“因其志尚，率尔而作”的。因此与史传相比，杂传的立传动机，其实是属于作者的个人趣向的，作者可以将各种类型人物的生平行迹，随意选取、构思而撰写。杂传的如此特征，始终给作者提供了不少写作上的自由，而立传也跟着愈来愈多了。于是，作者将许多人物集中地立传于一本书上的经验也愈来愈丰富，终于发展到能够表达作者自己的志趣与理想的新传记。[5](P49)杂传自后汉中叶起迅速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由于思想的开放、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文”与“史”的分开等种种因素，便更广泛地流行了。同时其形式与体裁也愈来愈多样化，终于分成为专传、家系传、集传等。此时，杂传的总体水平虽然还达不到同期所撰写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等史传，但是从文艺方面来看，在描写人物的个性化、丰富情感以及使用语言的散体化等方面，却确实超过了史传的质量。[6](P163)杂传不仅纪录事实，而且在构思作品、选取材料以及描述行迹的整个过程中，作者可以随意运用文学笔法来描绘对象人物的行迹，这便是与史传需要严格的历史性与客观史料不同的特点。杂传的几个特点之中，如凭作者私人对传主的关心，或运用文学技巧而作传等的因素，就意味着杂传本来就保持着发展到成为文学作品的可能性。
从《隋书·经籍志》记载的六篇专传的名目来看，或许专传也是这时期便开始立传的。然而具备独立成章的短篇人物传的形式而继承下来的作品，其数目极少。根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与《三国志》裴松之注等所引的例子，可以推测当时存在过如《赵云别传》、《嵇康别传》与《韦瓘别传》等若干作品。可是此类作品是属于专传的形式，还是属于集传中的单传形式，现在难以详尽地考定。根据现存作品，确实属于此期所撰独立成章的短篇人物传，只有陶渊明托传《五柳先生传》、家传《孟府君传》、箫统《陶渊明传》与庾信《郭崇传》等。无论如何，当时已经出现多部集传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集传不但以单个人物为叙述单位，而且将各个短篇人物传聚集而构成，所以不管个别短篇人物传现存与否，根据这些情况来推想，当时短篇人物传的独自成立与发展基础已经相当成熟了。
唐代继承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杂传的传统，各种集传与别传不断得以盛行。据《新唐书·艺文志》所录的杂传篇目，总共有146部1656 卷，其中大部分虽是唐以前撰写的，然而到唐代才撰写的也不少。并且如上所说，魏晋南北朝的杂传比同时期的史传，其整体水平决不能等量齐观，但是从文艺方面来看，却拥有与史传区别的独自特点。此种特点可以概括为描绘人物性格的生活化、取材的小说化、丰富情感、言语的散体化等几个要素。[1](172—178)考究其原因， 也许由于一种篇幅的问题，便是当时兴盛的专传，其篇幅比集传所载单个人物传更长。
总之，杂传是在汉代形成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兴盛，不断地发展下来的。其历史的发展与流传，到唐代，对短篇人物传的突出发展，特别是对传的体裁与记述手法提供了充实基础。
二、与唐初修史之关系
唐代初期继承魏晋以来史传编修的前例，尽力地奋勉于历代王朝正史的编修。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将史官移置于禁中， 开始编修正史以来，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短暂的时段里， 以《梁书》为首，《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与《晋书》等总共八部正史完成了。这在中国二十四史中占1／3的数量。在这样的史传编修的盛况里，唐代所撰的史传，其性质与以前不同，由于私撰史变成为公撰史，使撰修正史的主体转变为国家了。在唐代以前，史传的编修，其性质不是个人所撰，就是由于家学而成的私撰史，然而一到唐代就由史馆（修史局）担任编修的专权，到《晋书》的修撰，遵照敕令，终于变为多数史官的分撰方式。[7](P42—45)再加之史论家刘知几反对“以文为史”，而他的主张当为后代修史的标准，因此“文”与“史”的笔法明确地分开，史传成为治国术的附属物之一，最终沦落到包装统治思想的工具。
唐初空前盛况的史传编修，也许与短篇人物传的成立与发展有许多的关系。此种关系，表现在当时所撰史传里的文艺趣向与当时文人学士对史传编修的热望两个方面，可以推论。首先从当时史传所含的文艺趣向来看，唐代虽然史传的编修由私撰转换为公撰，但是当时编修史传者大半还是身为文人兼任修史者，所以他们通过文彩与史笔的兼用，将立传人物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描写了出来。因此，有人认为史学的科学性与文学的文艺性共存于当时撰修的史书里。[8](P89)唐代史传具有文、史并存性，引起后代史评家的严厉指责。李延寿的《南史》与《北史》，房玄龄、褚遂良的《晋书》等为其代表。如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批评《南史》云：“李延寿修史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9](卷21)但是与此相反， 对史传的文艺性同时引起相反的评价，便是有的论者对由史传采录异闻轶事而引起的传奇性，提出肯定意见。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评李延寿《南史》与《北史》云：“唐三百年史笔，可睹仅兹二籍耳。”[ 10](卷101《读南北史》)又评《晋书》云：“自竹林而后，风流崇尚，芬溢齿牙，而此书备载语言履历。故清声雅致，往往有使人绝倒者。犹胜于宋、元之尘陋也。”[10](卷101《读晋书》) 褒扬《晋书》所用语言生动感。又李少雍先生从这时在史传上显出的文艺技巧里，得出了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叙事运用散文，记言兼用骈文与散文，以除掉大略地描写人物与常用老套的旧习，提高文章的生动感。其二，描写传主的性格上，除了选在篇首概括一次以外，还挑出具体言行与生动事例提示出来。其三，描写对话特别精彩，以每个人物的语言显示出每个人物的不同个性，并且机智与情趣也很丰富。[8](P92—95)除南北史与《晋书》此三部史传在当时普遍通行以外，其他唐代所撰的正史，凡是由于卷帙繁多的原因，多不能广泛流传。因此考虑如此情况，可以推论当时史传的文艺性与部分文艺性史传的广范流传一定影响文人学士的短篇人物传。由此观之，其实史传里存在的琐节、奇闻轶事、语言的生动感等，虽然引起关于史传的信赖性与文艺性之间的歧议，立足文学观点来看，此种文艺因素却对于历史记录与文学作品互相融和而终于变成为文学散文的一体，很有帮助。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文人学士对于“修史”的关注与热望。据刘餗《隋唐嘉话》的记载，当时“修国史”是一般读书人的毕生愿望之一。再说，唐代大多数读书人都以参与编修史传为自己学问成就之展现。但是当时国家制定法令严格禁止私撰史传。自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曾经颁布禁令以来，到唐代仍然根据律令，禁止私家的历史撰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完撰《晋书》以后，终于中止了修史。其实， 这种情况封闭了读书人参与修史的机会。丧失修史之路的文人学士，只好摸索另外相应的办法。[11](P383)结果，怀着史才而不遇史官机会的文人学士，虽然不是正史的撰述，将自己关心转到类似门类的文章上，以撰写个人历史消解了自己对于修史的渴望。于是在野文人发掘值得传世的人物，以他们为立传对象，借史传的体例与精神而撰述为个人作传。根据《全唐文》所收短篇人物传作品，考察唐代短篇人物传作者的时代分布，总共27名之中，初、盛唐的作者只不过3人， 共余都属于中唐或晚唐的作者，其中中唐人物占13人。由此观之，可以说为个人作短篇人物传的风气渐渐地扩大，而作传的作者日益增多了。同时，通过各个作品的体例与记述而看，作传的技法也愈来愈精练，不仅达到动用文学笔法而作短篇人物传的地步，而且作者本来立足于文学观点而撰写的短篇人物传也愈来愈增多了。
总之，停止官撰修史，使渴望参与修史机会的文人学士将他们的关心移到为个人作传。于是传的作者，在短篇人物传的记述上，吸收史传中出现过的若干文艺性，使短篇人物传的文学化加速了。
三、采用碑志文记述式
广义上来说，碑志文是泛指写在碑石或志石上的整个文章，属于应用文的一类。在中国，碑志文已有悠久的历史。溯其渊源，便是上古时代祭祀天地神明时所竖的碑石乃至宗庙祭祀时拴着牺牲的石柱。后来，到周代石鼓文与秦代刻石文，在志石上刻功绩等，到汉代，其用处扩大到山川、城池与宫室以及墓道。其中放在坟墓里或坟墓外的墓碑、神道碑、墓志铭（以下统称墓道文），本是为防止因陵谷变迁而引起祖先坟墓的亡失而设施的，所以最初只不过刻墓主的简单身分事项而已。后来孝子贤孙从为宣扬家门的心情出发，将自己祖先的生平事迹刻在志石上。于是碑志文中的墓道文，不论其实质用途是如何，按照其内容与体例的特点，都可看作传记文的一类了。传与墓道文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是其记述形式与记述内容的大致相同。区别在于，传将传主的褒与贬都作记述，然而墓道文与传不同，只写墓主的功德与才能等正面，而不谈到墓主的反面，此便是两者之间的不同点。
墓道文的记述形式大概有一种固定的套式。其构成大概分为前面的志文部与后面的铭辞部。志文部记述墓主的“讳、字、姓氏、乡邑、族出、行治、卒日、妻、子、葬日、葬地”等身分与行迹事项，[12]凡是运用散文或骈文所撰写的，相当于事实的客观记录部，其性质与传文无有相差。篇末附有铭辞，通常运用韵文写作，相当于确认规范而评价价值的主观叙述部，其性质等于传末尾的论赞。
墓道文的记述形式，在唐代的部分短篇人物传中也可以见到。例如属于初期作的李华的《故相国兵部尚书梁国公李岘传》、《李夫人传》、 中唐李翱的《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中唐李渤的道士传10 篇以及晚唐褚藏言窦氏传5篇等作品，在其记述形式上，与墓道文毫无二致。 不仅从题名、身分事项，到传主的最终官爵、丧葬关系，与墓道文的普遍记述形式完全符合，尤其传主行迹事项的记述形式与构成方式也与墓道文无有二样，在篇尾一律附加相当于墓道文铭辞的论赞。如刘禹锡的自传《子刘子自传》，篇尾不加以论赞结束全篇，而加以铭辞结束。此类传作品，虽然题名为《××传》，其实只不过将墓道文的《××墓碑铭》、《××墓志铭》的题名改写成《××传》而已。
总之，通过对当时具体作品的分析，能够得出唐代某些传的作者仍然将墓道文的一般记述形式，运用在短篇人物传的记述上。此种情况，意味着在短篇人物传真正成熟之前的初期阶段，墓道文老套的记述形式还会影响短篇人物传的写作。
四、古文、寓言之复兴以及传奇之兴盛
影响唐代短篇人物传的发展过程的原因，除前述几点外，还可以指出三个因素，便是古文运动的影响、先秦讽刺寓言的复兴以及与短篇人物传同时蓬勃发展起来的传奇的互相关系。
（一）古文运动的影响：中唐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韩愈与柳宗元，坚持以“载道”、“明道”为核心的复古主义文学观，主张回复秦、汉的文体与文风。他们的文源，出自于《书》、《春秋》、《史记》等先秦、两汉的经、史，他们的文学观，基本上立足效用论，以教化与实用为文学的主要价值。当时他们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引起古文精神的复兴与各种散文创作的繁盛。这两种因素为短篇人物传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新活力。首先，古文所坚持的效用论的文学精神，是与传固有的本质乃至其基本功能——通过规范人物的生平记录，确认社会的指向价值规范，同时得到某种鉴戒——非常适当地符合的。其次，伴随古文运动而复兴的散文体，也给以叙事与议论为主要叙述形式的传记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运用文字上的自由，从而刺激了创作欲求。从当时作品的产生与质量上来看，唐代短篇人物传到中唐以后，才得到质量与数量上的迅速发展。到中唐以后，多数文人参与短篇人物传的记述，例如古文运动的主要人物韩愈与柳宗元不仅亲手借用传体写作了不少的作品，而且以韩门弟子、古文运动的接班人李翱为首，当时与韩愈交流的刘禹锡、欧阳詹等文人也都写过短篇人物传。由此可知，中唐古文运动是影响唐代短篇人物传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讽刺寓言的复兴：唐代是寓言的复兴时期，寓言扩展到诗的领域，以寓言诗为首多样形式寓言创作发展了，特别是讽刺性比较强的讽刺寓言蓬勃地创作着。[13](P158—170)至唐代空前发展的托传， 特别强调其寓意性与讽刺性。托传的创作目的，与一般人物传不同，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讽刺而传达鉴戒，这一点与寓言所追求的主要目的——通过比喻与讽喻而暗示教训——是一脉相通的。
托传由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始创的。《五柳先生传》是一篇借用传体表现作者自己的生活志趣与理想的自传性托传作品。像这样的自传性托传，到唐代又涌现了不少的作品。例如王绩的《五斗先生传》、《无心子传》、中唐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晚唐陆龟蒙的《甫里先生传》等。然而与此相比，中唐柳宗元所作的托传，在其作传趣旨上，是完全不同的。他的托传，先虚构人物与事件，只写出一段核心故事，从中暴露社会矛盾、批判人情世态。他所写的不少讽刺社会问题的托传，都属于他传性托传。他传性托传的目的，是通过虚构人物与事件，讽刺人间事的断面。这样的目的，是与以比喻与讽喻而揭示鉴戒的寓言之叙述技术完全符合的。
托传的成立与发展，是传所持的文体本质（叙事性）与功能特质（鉴戒性），与寓言结合而变形的传的变种样式之一。多数的托传，虽然外观上仍然保持传的固有形式，但在其本质上，与寓言互相结合，特别强调鉴戒性，因此托传往往脱离传本然的事实记录本质，完全靠作用虚构而写作出来。所以其实这类作品，与兼有寓意性与故事性的寓言一样，不仅给读者提供故事性，而且也提供寓意性。因此，唐代寓言的讽刺性与叙述技巧，在短篇人物传写作上接收的具体例子，便是托传的发展。
（三）与传奇发展的相互关系：唐代短篇人物传与文言小说传奇不但同时盛行，而且两者之间的类似点也相当多。传与传奇，虽然它们依靠的作品世界与创作意识根本不同，但是传奇在其外观上，不少的作品标有“传”的标题，并且借用一般传的引入方式，以主人翁的身分开始记述，又在篇尾附加作者的一段评论。所以从其形式特征而看，与一般人物传非常相像。传奇假借传的形式而创作出来的特点，当然是从一般传的传统记述方式借来的。若是不考虑传奇的成因与唐代温卷风潮之间的关联，即使这样说也无碍；那便是比传相当晚才出现的传奇，在其很不容易的生根过程中，借用了传业已确定的令人信服的影响力。
与此相反，传奇在其创作过程中得到的种种艺术技巧，比如从布局、结构，到事件的叙述、风景的描写、感情的表现等，给当时传记散文发展以不少影响，特别是传奇中的人物描写与心理描写，将传的记述技巧与表达能力提高了一个层次。所以在短篇人物传的小说化倾向上，可以看得到当时传奇的种种修辞技巧与记述技法对传记散文的记述上的影响。例如李翱《杨烈妇传》、李商隐《李贺小传》、黄璞《欧阳行周传》等，从作品的结构到表达方式，都是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作品，其文艺性比其他传更丰富。对于发生上述情况的原因，很难找到其具体线索，但是从下一段引文里可以受到某些启发：“小说发展到已经得到自己坚实土台的阶段，便出现教训文学大概衰退的现象，同时情况与此完全倒转，传记却模仿小说的手法，摸索自己留在文学领域的藉口”[ 14] (P77)。
综上所述，唐代禁止史书的私撰，不久唐初以来进行的国家公撰的修史也结束了。在野文人学士为消解自己的作传欲求，而继承自从汉代以来的杂传的传统，以个别人物的生平行迹为记述对象，写作短篇人物传的风气兴盛旺起来了。短篇人物传继承史传所保持的记录性与鉴戒性两方面，因而具有传本然记实性格与效用功能。与此同时，又受到史传的样式与墓道文的记述式的影响，因而能够维持着形式上的稳定性。之后，通过短篇人物传与边缘文类之间的接触，短篇人物传渐渐地靠近纯文学的道路，吸收以史传中的若干文艺要素为首，吸收传奇创作经验得到的种种技巧、当时讽刺寓言的技法等，而将这些因素融合在一起，终于写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
收稿日期：200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