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范式
季乃礼 李雪超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50）
[摘 要]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经过了传统的、西学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目前是多种范式研究并举的时代，但是作为政治学一门分支学科，唯独缺少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何为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有什么特点，如何运用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我们试图对此做出解答。
[关键词] 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研究范式
一、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分析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从发展阶段来划分，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传统研究范式阶段、西学研究范式阶段、马克思主义范式研究阶段、三种范式共存阶段。
（一）传统的研究范式阶段（20 世纪10年代以前）
这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尽管还没有成为一门学科，但是已经有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自先秦诸子百家以后，各派形成了一些经典性的著作，这些著作，尤其是以儒家著作为代表，被后来许多的学者研究和阐释，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占据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而政治和伦理很多时候又是重合的。从研究方法来说，可称之为传统的研究范式。自先秦开始，围绕着《春秋》的解释，形成了考据与义理两大研究方法，自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所谓汉学与宋学研究的特色。前者注重运用相关材料对文献本身进行解释，其根本治学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后者则主要根据经典阐释自己的思想，其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宋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其著作《太极图说》奠定了宋学发展的方向。宋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在继承二程“天理”思想的基础上，将“理—分殊”作为理学的本体论模式，并且得出“格物致知”的方法论。汉学的研究方法到乾嘉学派达到顶端。乾嘉学派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等人，他们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文化典籍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总结，其代表著作如《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尚书古文疏证》等涉及到对于政治思想的研究和评价，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政治思想研究理论。晚清时期的经学家孙诒让曾著有《周礼政要》一书，其从政治认识的角度，将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多少涉及到一些政治观念，不过从主要内容看，孙著的研究范围和认识特点均不属于政治思想史。[1](pp143～152)这一时期，没有明显的学科意识，基本都是依托经典发挥自己的思想，思想的主旨基本围绕着王权主义做论证。
（二）西学的研究范式阶段（20 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自20 世纪初，中国政治思想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22年，梁启超在其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自序道：“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2](p1)是知在1900年之后，梁启超已经开始把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不过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梁启超本人亦仅作“断片的发表”，显然此时还没有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专题的思考，更没有人进行总体的把握。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20 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则属于草创而未就。据上，我们可以断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在20 世纪20年代初。根据有二：其一，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被列为课程，搬上了课堂。据载，1922年，梁启超分别于春季和秋冬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及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其二，有两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著问世。一是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后者的书稿完成时间是1922年。梁在“序论”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研究的内容及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等等，都做了详细的阐述。
从课程的设置来看，南开大学于1928年，中央大学于1929年，北京大学于1931年，清华大学于1932年，分别在政治系设置了“中国政治思想”课程。从研究的论著来看，则出版了多种以“中国政治思想史”命名的著作：陈安仁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2）；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1935）；杨幼烔《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国立编译馆，1946～1947）。就研究方法来说，可称之为西学影响下的研究范式，简称西学范式。这里的西学不包括马克思主义。他们一些结论的得出明显受西方的影响。梁启超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征概括为“世界主义、民本主义、社会主义”。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分类，梁启超提出三种方法：第一是问题的研究法，即先把所要研究的内容划出范围，然后根据研究对象拟定相应的题目，每一个题目都按照时间顺序阐述其古今变迁和发展。问题研究法的长处在于，可以对各种重要的问题做出系统和详实的研究，并且最适合实地应用。其短处主要是当时代隔断，不容易看出思想变化的原因，而且每个问题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第二是时代的研究法，即按照时代先后顺序研究政治思想，在同一时代中，以思想家出生时间作为顺序。时代研究法的长处在于，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政治思想变迁的轨迹，又可以通过详细研究每个时代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推导出政治思想变迁的动机。其局限性主要是同一时代中资料繁多，对于各个问题难以详细叙述，而且各学派的先辈和后辈年代隔离，难以把握政治思想的脉络。第三是宗派的研究法，按照各种政治思想的特点划分出不同的思想派别，以每个派别为对象来研究其思想。宗派研究法的长处是易于说明各学派的渊源、变迁和思想分支，同时易于比较各学派对于具体问题的主张。其短处在于若时代隔断，难以说明学派思想的进化顺序，各学派末流相互影响较深导致难以正确地归类，而且某些有独立思想但是影响力不足的学派容易被漏略。杨幼烔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征也概括为三点：神权主义，以家庭为本位和民本主义。民国时期的大多数学者都赞同以“民本主义”作为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民本主义横亘古今，而孙中山则是民本主义的集大成者。例如萧公权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分期进行概括，他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创造时期，孔子降生（公元前551年）至始皇统一；因袭期，秦汉至宋元；转变期，明初至清末；成熟期，三民主义成立至今。他认为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成熟。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他认为有三个层次：首先，研究政治思想之时代背景，“即政治思想产生之时代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包括政治制度、实际政治情况、政治动向、生产方法的变化等等；其次，用历史的比较方法，以研究政治思想之变迁；最后，要研究各个思想家的个性。[3]
时代学术思潮是轻“中”而重“西”。从总的方面来看，由于近代中国灾难深重，国难频仍，故而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潮具有鲜明的应用性。伴随着西学东渐，学术界的主要倾向是改造传统文化，向西方学术寻找解救国难、解除危机的真理，多数学者把西学作为经世致用的主要选择。具体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孔思潮影响着人们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应用价值的重视；另一方面，政治学本身就是“西学”的现代学科，当时各高等院校政治系的教师又大多有着留学的经历，他们亲身经受了西学的洗礼，自然会崇拜西学。这样一来，在中国政治思想与西洋政治思想的碰撞中，前者在经世致用方面自然稍逊一筹，处于劣势。因此，当时的学者比较注重“西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轻视“中国政治思想史”。许多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早在20 世纪20年代初期就开设“西洋政治思想史”①，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设置则迟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而且，前者在开设之初即被列为必修课，后者除了中央大学外，其他高校均为选修课。
1929年，萧公权在南开大学同时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根据他的体会，由于这两门课程的研究程度不一样，因此难易程度也大有区别。他说：“‘西洋政治思想’的教材，准备起来比较容易，但仍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中国政治思想’没有现成的教材，必须全部搜辑编排。”[4](pp56～57)由此可知，鉴于学术积累的不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所谓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指遵循政治学的写作规范，运用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西学的研究范式是否可以与政治学的研究范式相对应呢？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基本遵循西学的研究范式，即用西方哲学的思路介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严格来说又不是。西学的研究范式与我们所说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存在如下的区别：
（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阶段（1949年～1978年）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最早出现在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絮明书店，1937）。他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我们说到政治思想是什么东西呢？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5](p6)他把中国社会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来划分，以此来界定思想家的思想。譬如墨子代表农民阶级，孔子、孟子、荀子，以及老子、庄子代表没落封建主阶段，杨朱、申不害、慎到、邹衍代表新兴地主阶级，而韩非子则统一了各地地主阶级的学说。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在1949年以后至1978年，主宰了大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主要体现在研究思想家时，不断追问他们的阶级属性，然后给他们标上进步还是落后的标签。这不仅体现在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中，也体现在对先秦以后其他政治思想家的研究上。以孔子为例，学术界除了探讨孔子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仁还是礼，重点探讨了孔子的阶级属性，代表性的论文有关锋、林聿时的《论孔子》（《哲学研究》1961年第4 期）、冯友兰《论孔子》（《光明日报》1960年7月22、29日）、童书业《论孔子政治思想的进步性》（《文史哲》1961年第2 期）、李毅夫《孔子的时代、阶级和政治思想的进步性》（《文史哲》1962年第1 期）、洪家义《论孔子的阶级立场和他的政治观点》（《江海学刊》1962年第2 期）。值得注意的，所谓对孔子核心内容的探讨，最终也与阶级立场联系起来。“克己复礼为仁”，仁是有阶级性的，“复礼”是恢复封建等级秩序。在文革以前，多数学者认为孔子代表的思想或是没落的，或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思想，总之都归入了地主阶级，体现了一定思想的进步性。人们在对孔子的研究上还有学术上的争论。但在文革时期，受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学术研究停滞，受批儒评法思潮的影响，儒家变成了代表没落的封建贵族统治的反动学派，[6]孔子是“开历史全国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7]
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范式运用的过程中，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结合过于机械。理论之用在于借我们一幅眼镜，使我们能更好地看清研究对象。但马克思主义范式运用过程中，使我们对政治思想史的认识有些扭曲，反而不利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把握和认识。
理论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的启示是，在分析政治思想时，要关注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然后分析他们的思想来源。譬如，20 世纪50年代，汤用彤的《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它的政治背景》（《历史研究》1954年第3 期）、任继愈的《魏晋玄学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对于玄学的政治思想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深入的分析。在西学范式的研究阶段，学者们吸取西学更多的是思想、观念，不是系统的理论，马克思理论提供了系统的对社会解释的学说，它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具有了理论的关照。这一时期做得较为成功的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他们用马克思的理论对中国的社会现状进行了重新考察，对每个思想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了详细考察，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思想家们的思想进行了考察。譬如在探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时，侯外庐运用马克思的理论，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得出了“启蒙”的观点，考察了明末清初三大家顾、黄、王的启蒙思想，这种结论的得出直到现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面对在实际研究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以刘泽华为代表的学者进行了相应的反思。刘泽华认为，对政治思想史应该像广角镜那样，从多方面着眼，用多头并进的方式开展研究。例如在其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刘提出“一方面要注意学科自身的认识规律，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还要借鉴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并且强调要对于政治思想价值判断要实事求是，不能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比如：一些代表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付诸实践，是可行的，有效的，“甚至起了促进历史的作用”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对政治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
二、三种范式并存阶段（1979年以后～）
1978年以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很难用一种范式进行归纳，可以称为三种范式并存的时代。
其一，与传统的研究范式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尽管与其他研究范式相区别，但几者之间也相互联系，能够实现对接。即遵循大家公认的研究方法，着力于观点的创新。即不管是传统的、还是马克思的以及西学的研究范式，这些研究方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学术界公认的，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些研究途径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最终是观点的创新，这是文章的灵魂。而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是针对目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创新不足提出的，并试图在学者认为的一些“熟题”上有所创新、突破。譬如近几年我在运用政治学的一些理论对汉末清议、半部论语治天下，甚至是楚汉战争做了重新解读。
简单来说，改革开放以前仍然有一部分人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是不是在国际政治系，而是在历史系和哲学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学系的恢复，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开设者和研究者基本来自于历史学和哲学系。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也深受此影响，历史学出身的学者主要遵循传统的研究范式，哲学出身的学者遵循西学的研究范式，主要以政治哲学的研究见长，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对这一时期也有影响。
其一，传统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解释和描述。他们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立足于史料，只是在史料“堆砌”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观点。引用的史料占据了文章的大部分篇幅，而自己的观点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目前工作在全国各个历史系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基本采用的是这种方法。尤其是以南开大学历史系为代表。
其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一阶段仍然有大量的学者采用马克思的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史。徐大同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的《前言》中指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个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又说：“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8](pp2～3)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不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阶级分析，而是试图结合中国的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在这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是当属刘泽华，根据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他对中国的地主阶级的产生过程进行了考察，发现不是经济基础决定权力的分配，而是存在一个相反的过程，权力决定经济的再分配，受此启发，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考察，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归为王权主义。刘泽华提出，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一定要坚持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要求人们简单地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思想命题都统统排到阶级的行列中”，“即使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也不能把每一种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的命题，因为政治思想的对象本身并不都是阶级的。”刘泽华于80年代先后出版了《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分为列传式研究、流派研究、社会思潮和时代重大课题的研究和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范畴的研究、对各种政治思想进行的比较研究、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关系研究。[9]
其三，西学的研究范式。西学的研究范式多有哲学的背景，继承了1949年以前的研究方法，引用西方思想家的一些政治理论和概念解读中国的政治思想。譬如徐大同等编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邵德门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3年）；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熊月之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概括是：一条特殊逻辑：中国民主思想进程是“一开始就从政治制度着手，先提出立宪主张，而后才出现自由平等思想，遵循的是议会制度—自由平等这样一条恰好与欧洲相反的逻辑。”[10](p20)两个否定过程：“第一个否定过程，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专制由空想转向现实的飞跃”[10](p24)；“第二个否定过程，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标志着中国人民对封建清朝幻想破灭，转而觉醒的飞跃”。[10](p25)
其三，学术规范的差异。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遵循政治学的研究规范，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因素：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现状的梳理，运用理论的提出，研究方法的运用，创新性的结论。现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本不关注以上诸因素，多数研究陷入一种自说自话的境地，换言之，我们从一些文章中看出问题在哪里，新意在哪里。
西方范式的研究过程中，不但体现在概念、术语借鉴自西方，而且价值标准的判断也是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作为参照物。以对西方价值观的支持和反对作光谱的话，一端是自由主义派，另一端则是新儒家。自由主义学派对传统的政治思想批判较多，把西方的一些政治理想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目标，代表人物如任剑涛、杨阳、孙晓春、张师伟。任剑涛认为就“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价值基准来讲，普适的价值是确立这一学科的学术尊严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没有必要以例外论的姿态，为中国政治思想建构特定的、地方性的价值框架。承诺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基本价值，可以保证“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维护政治生活的、古今中外一致的价值基准，从而杜绝价值迷失。[11]孙晓春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中西方的思想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反省社会政治生活的时候，他们在终极意义上所思考的问题是相同的，即什么是优良的社会生活，怎样才能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他们都试图说明，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在道德的意义上是正当的，统治者应该怎样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她的国民。只不过由于语言以及思想方式的差别，生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这些问题有着各自的理解，也有着各不相同的表达方式。[12]新儒家则是相反，主张回归传统，具体来说回归儒家一家，认为西方所讲到的自由、宪政等在儒家那里都能够找到，代表人物如蒋庆、姚中秋、任锋等。蒋庆等学者强调“儒家宪政”思想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他们认为儒家经典学说也包含宪政的思想，儒家宪政和西方宪政的区别不仅在于制度上的差异，更多的是他们背后所承载的“道”的不同。西方宪政是以自由人权为基本价值的，而儒家宪政则奠基于三才共和的王道原理之上，儒家宪政是对西方宪政的超远。[13]姚中秋认为儒家代表着一种宪政主义的理想，儒家在历史上也至少构造了三种宪政主义程度不等的制度，即封建制、共治体制和现代宪政政体。因此，儒家是宪政主义的命题具有坚实的历史依据，这个历史证明了，宪政主义就是儒家外王之基本取向、核心精神。[14]尽管两者的观点迥异，但是两者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遵循的是西学的研究范式。
此阶段不但是多种研究范式并存在的阶段，而且还是相互吸收，力图综合的阶段。即无论哪一种研究都不是单纯的某种范式的研究，只是某一种研究范式占主导，同时吸收了其他研究范式的研究。譬如刘泽华先生强调的中国政治思想要从臣民走向公民的思想。但总体来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西学的研究范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本次统计主要涉及浙江省果树产业相关的观光采摘节的名称、举办地点、举办时间、首届举办时间、已举办届数、节庆的主题、节庆活动的主要内容等。
先天性颈椎畸形大部分是无症状的，其发生率难以准确统计，有研究报道先天性颈椎畸形的发生率为1/42 000 ～ 1/40 000［7］，女性发生率略高于男性，其包含了颈椎枕骨畸形、上颈椎畸形和下颈椎畸形，其中由于椎体发育不良引起的颈椎半椎体畸形常因导致脊柱侧凸可获得早期诊治。
三、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释义
如果我们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几个字进行剖析的话，可以分成以下四组：中国、政治、思想、史。对此我们可以做两个层面的理解：其一，内容的限定。即四组概念是对研究对象的限定，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这是我们目前学术界的基本理解。其二，研究范式的限定。这是以前学者所通常忽略的，即除了“中国”一组外，其他三组都可以作为研究范式来理解。由此来分析以前的研究范式来看，传统的研究范式与“史”相对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与西学的研究范式与“思想”相对应，但是缺少相应的研究范式与“政治”相对应。换言之，当前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缺少政治学的研究范式。
基于智能配电终端的分布式供电恢复方法//丛伟,盛亚如,咸国富,程云祥,尹丰钊,张丽强//(15):77
其一，运用理论的差异。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比较政治、本土政治，除了政治学理论之外，其他三个领域也具有各自的理论。而这里所说的政治学理论基本上限于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层面，属于狭义上的政治学理论。而我们所说政治学理论则是排除了狭义上的政治学理论之外的其他政治学理论。可以说，以前的西方范式主要运用哲学理论，至多是狭义的政治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则主张应该关注广义的政治学理论（排除了狭义的政治学理论）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进行关照。
其二，引用学者身份学科归属的差异。当代中国的学者尽管引用民主、自由、权利、正义等诸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者一是来自于学者未划分时的一些西方思想家，另一个来源则是当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名家，如柏林、哈耶克、波普尔、熊彼特、罗尔斯等。这些学者基本来自于哲学、经济学等学科，很少来自政治学。学者们在研究这些学者的思想时，不知不觉受这些学者研究方法的影响。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并不排除其他学科学者的贡献，只是主张更应该关注政治学人所做的理论贡献。
高中生正处于14-18岁阶段，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这个阶段学生认知水平正处于形式运算阶段，能够运用已有经验进行逻辑推理，并可用假设与演绎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具备更强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为STEAM教育的顺利实施提供认知基础。另外，在素质教育与核心素养双重背景下，对高中学生应具备的素养提出了新要求，不仅应该具备扎实系统的学科素养，还应该具备学习能力、高阶思维能力、以及技术应用与实践能力。由于高中阶段正处于人格建立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对自己、他人以及社会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尤为重要。
4)改变超声功率60、70、80、90、100 W,其他条件不变，超声酸化后样品编号记为SP1、SP2、SP3、SP4、SP5。
其四，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以前的研究范式基本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包括西方的研究范式也是如此。“人文科学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主要运用意义分析和解释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等；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更多的是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以及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它除了要研究自然世界以外，还要研究社会世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属于人类的精神世界范畴，从此角度来说，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无可厚非。但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归属于社会科学，这确定了我们必须关照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否则我们就会与政治学的主流出现脱节，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
三是政治心理学的理论。政治心理学自西方诞生以来，一直纠缠于究竟是社会环境还是个人的性情起主要作用。精神分析学派强调人们的性情起主要作用，把性本能、死亡本能，甚至自卑看作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而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派则强调社会环境对人们心理的决定性作用。尽管两者强调的角度有差异，但也承认社会环境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对我们的启示是：社会环境对人们的心理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同时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对社会环境也有反作用。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启示是：不应该仅仅关注政治思想本身，而是强调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三者之间的互动。
其五，价值取向与价值中立。过去的研究范式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传统的、马克思的和西学的分别对应着传统、当代以及西方的价值判断，包括新儒家也是以传统的儒家价值为判断的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研究范式，严格来说并不是回归马克思的价值，而是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论证当代中国政府的价值观。而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强调价值的中立，在价值与科学之间，首先选择的是科学，确切来说，该研究范式追求的是科学的解释传统的政治思想，强调解读过程的冷静、理性。但这种解释与历史的还原还是有区别的，它试图总结出某种规律性，在解读时要强烈的理论关照。
《组织学与胚胎学》由《组织学》和《胚胎学》两门科学组成，是紧随《系统解剖学》之后，医学生需要学习的一门医学入门课。
四、如何运用政治学的研究范式
如何运用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需要照顾到三项基础，即我们的研究必须关照已有的研究，吸收其优秀的研究成果；关注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理论；照顾到中国特有的研究对象。具体来说，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其次，统计查询功能。这方面的功能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虑。一方面，要统计查询网络资源的存在性，根据有线电视网络资源的实际属性，比如管道、线路、各种元器件等，对这些数据模型进行统一的编号和命名，形成相对完整的资源映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有线网络资源多种属性的查询功能。另一方面，实现网络资源的可用性，通过将网络资源系统与业务系统形成紧密结合，促进信息资源的有效互动，比如市场部门明确自身拥有销售资源的数量、维护部门清楚需要重点维护的资源、决策部门应优先发展的资源，等等，这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动态配置，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进行战略调整。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大院校仍然保留了政治学系，“中国政治思想”作为其中一门课程列入其中。1952年，全国各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由于种种原因，取消了各高校的政治学系建制。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基本中止了。政治学专业的老师和有关研究人员大多改行从事其他工作。此后，1960年，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恢复了政治学系，但为时不久，即都改为“国际政治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解放运动、西欧北美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学科建制和课程设置方面并未涉及到中国政治思想史。总之，在这一段时期，学术发展与全国的政治形势始终保持一致，学术研究与其他各项工作一样，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与政治的需要，据此，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运可以想见。随着“文革”被否定和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确立，思想解放成了时代潮流。知识分子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迎来了学术发展的拨乱反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新阶段。伴随着粉碎“四人帮”和恢复高考制度，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研究工作基本恢复了正常。这一时期，全国各个综合性大学纷纷恢复政治学系，中国政治思想史终于得以恢复名誉，成为政治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此外，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领域的特殊性，一些高校在历史系或党史系也纷纷开设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
诚然，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对智商与自杀关系的研究，大多数都是相关研究，无法验证因果，但是依然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高智商者能够无意识地(也可能是有意识地)权衡自杀是否能带来整体适应度的提高。另外，鉴于自杀这一领域的研究，难以使用实验室研究来直接确定因果关系，因此使用多方面相关研究来推测因果关系，是较为稳妥合适的方法。
其二，对政治学理论的运用不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照搬。理论是一副眼镜，带给学者观察问题不同的视角，理论强调对问题的解释力。目前多数主流的、流行的政治学理论皆发源于西方，这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但是引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并不是盲目照搬。需要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该理论在西方运行的环境是什么，解释的对象是什么；解释中国对象的环境是什么？两者是否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如果不一致就需要对理论做出修正。
ICT促进公平、民主的学习型社会美好愿景的实现，有赖于多种复杂的影响成人参与学习因子的有效化解与开发。面对数字化时代成人参与学习所面临的诸多障碍，成人学习个体、教育实施机构、政府决策组织以及关联合作部门唯其施以更多的反思与促进，方能提升成人参与网络学习的乐趣与效能。
其三，理论的运用必须注意到当代的社会环境。当前西方流行的政治学理论多是在“意识形态的终结”背景下提出的，即他们不再争论社会的根本性质姓社姓资，而是达成了共识。在此情况下，他们多倾向于对具体政策和社会现象的分析，他们对社会科学的重视，以及价值中立皆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也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问题，即主流意识形态是在党的管理和引导下，学者们被限定在一定的思维框架内，很难有所突破。因此，遵循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保持价值中立可能会现有的理论创新带来突破。
五、理论创新的三种来源与制度思想理论的提出
（一）研究创新的三种理论来源
如何运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对政治学各种理论知识掌握的不同，可能在应用于政治思想史研究时也会有所不同。依笔者来看，需要关注三种理论来源：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和信仰的区别。即无论是哲学的、历史的还是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都是学术界公认的，基本都在学术研究的范畴之内。但有些学者带有强烈的政治信仰，以信仰主宰研究。
一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来源，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特色，同样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建国以后一些学者曾经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的思想，做出了一些突出的成就。最典型的是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以及刘泽华先生等发表的一系列论著。这些研究注重社会背景与思想的结合，社会背景中关注政治制度的演变，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阶级的矛盾等，然后探讨这些对思想观念的影响，当然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譬如过于关注唯心和唯物，关注于农民起义等。
二是新制度主义的理论。目前西方政治制度研究中占主流的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新制度主义有许多流派，各自代表的观点也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制度”的含义更加宽泛的。不仅包括政府的组织形式，以及政党的结构等，也包括行为规范、准则、惯例等，甚至也有一些属于思想的内容如信念、符号、认知模式等都纳入研究的范围。如果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告诉我们政治制度对政治思想是有影响的，而新制度主义则告诉我们制度中本身就蕴含着思想。
二是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建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重点生产基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设立检测室，对农产品质量、产地、用药情况等追踪溯源，实现从产前、产中、上市前全程受控，确保了全县产销农产品质量安全。
上述壳聚糖酶大多数来源于微生物，然而也有少数来源于植物。在洋葱和韭菜根部发现壳聚糖酶活性物质。Hsu等从冬笋中发现了2种具有热稳定性的壳聚糖酶[16]。
（二）制度思想理论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三种优秀的理论成果如何吸收，整合为一种统一的理论？在此我提出政治制度思想的理论。②政治制度思想即是探讨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具体来说，政治制度是基于什么样的政治思想进行建构，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对政治思想有何影响，它强调制度和政治思想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拥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即制度中也有思想。制度思想是政治制度和思想互动之后形成的独立存在，作为一种思想既可能渗透于政治制度的各个层面，但和制度又不完全是重合的，即制度中的思想，不但会体现在制度有明文规定的方面，而且也会外溢出来，在无制度规定之处也会对人们，尤其是官员的行为形成影响。
图1 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关系
这里的“制度”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的解释，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既包括政府的组织形式、政党结构，也包括各种风俗、规范、习惯等；同时也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注重社会环境对人们的心理和思想的影响，只是突出了政治制度在塑造社会环境中的作用；借鉴政治心理学的一些理论，由思想家的行为、言论推断其心理，进而对其思想做出准确的判断。
政治制度思想理论的提出，会突破以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具体来说，体现以下几方面：
第一，突破了以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以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政治哲学、理想国、政治伦理、治国的方略等，基本不关注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思想理论提醒我们，政治制度中也有思想，我们从政治制度中能够分析体现什么样的思想。
第二，增加了对政治思想研究的维度。政治制度思想探讨制度与思想的互动，即制度→言行→思想，或者思想→言行→制度。在过去关注言论维度外，又增加了制度和行为的维度，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做如下的研究：其一，制度建构的环境对思想家的影响；其二，由思想家的行为推断其思想、观念。精英的思想、观念到底是何种意思？在产生争论时，可以将他的行为与思想、观念相对照。其三，精英对制度、政策的影响推断其思想、观念。一些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对制度、政策的制定有足够的影响力，而这些制度、政策本身蕴含着思想，从制度中的思想推断精英的思想、观念。（见图1）
本书是阿里巴巴集团前总参谋长曾鸣对互联网时代的重要趋势做出革命性解读的作品，披露了其对于未来商业模式的思考和判断。作者基于在阿里巴巴集团十几年的实践经验，以及对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深入思考，在书中提出了未来30年新的商业模式——智能商业。“网络协同”和“数据智能”是新商业生态系统的D N A，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只有智能商业的新物种才能生存和发展。作者曾鸣，现任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湖畔大学教育长，阿里巴巴商学院院长。2006～2017年担任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
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制度思想理论因研究对象的差异从而导致所探讨的维度有所不同。对于思想家来说，他们的身份不同，则涉及到不同的维度。思想家大体可以分为对制度有影响的和无影响的两类，对制度有影响的思想家，我们既可以探讨制度所营造的环境对他的思想的影响，也可以从他所影响的制度所蕴含的思想来反推他的思想，丰富对于他的思想的研究。而对制度无影响的思想家，我们重点关注制度环境对于他的思想的影响。对于一个时代的思潮，或者一个思想流派来说，大致也可做类似的划分，即对制度有影响的思潮、学派，和没有影响的思潮、学派。前者大致体现出政治制度、制度思想、政治思想三者之间的互动，后者则体现出政治制度对政治思想的制约。
第三，修正以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些观点。制度思想的视角会驱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些谜团，解决思想史的一些争议问题。譬如法家为什么会消失？传统认为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但通过分析西汉的政治制度我们会发现，汉承秦制，秦朝制度建构的原则是法家思想，换言之法家思想在制度中得到了完全实践，可以说法家的思想已经被统治者普遍认同，这直接导致了该学派的消亡。再如，汉末清议，传统观点认为是士人的集体自觉，但通过分析当时的制度环境可以看出，当时的太学、察举形成的门生故吏以及当时的家族制度为士大夫对抗皇权提供了支持。③再如，宋代，理学兴起，但是理学也从未上升到官学地位，从制度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宋代统治者把利欲作为统治大臣的手段，而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两者的差异导致统治者不可能尊崇理学家及其思想。再如，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些乱世，思想家辈出，譬如春秋战国时期、明末清初，以及民国时期，但有一些乱世，如五胡乱华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以及一些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思想家却寥若晨星，分析其中当时的政治制度为主体所营造的环境，我们也许能够找到其中的答案。
[ 注 释]
①《北京大学校史》，见《北京大学校史》1988年版；《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按，有关政治制度思想理论的相关解释，可见拙作：《关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创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视角》，《人民日报》2015年8月13日。有关该理论的详细阐释参见拙作：《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思想——种理论建构的努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 期。
③ 有关汉末清议的详细论证可参见拙作：《制度与思想互动视角下的汉末清议》，《政治思想史》2015年第2 期。
[参考文献]
[1]葛荃．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J]．文史哲，2006，(5)．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中华书局，1936．
[3]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4]萧公权．萧公权文集·问学谏往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石仑．论尊儒反法[J]．红旗，1973，(10)．
[7]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孔丘其人[J]．红旗，1974，(4)．
[8]徐大同等编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9]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J]．天津社会科学，1985，(2)．
[10]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1]任剑涛．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J]．东岳论丛，2012，(11)．
[12]孙晓春．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J]．学习与探索，2013，(10)．
[13]蒋庆，贝淡宁．中国的儒家宪政[J]．原道，2012，(1)．
[14]姚中秋．儒家宪政民生主义[J]．开放时代，2011，(6)．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4-0076-10
[收稿日期] 2019-03-18
[作者简介]
季乃礼（1970-），男，山东高青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史、政治心理、政治传播；
食用油是人们制作佳肴时的必备品。中粮集团旗下食用油品牌福临门已形成严格的可追溯体系，以确保油质安全。食用油的保质期一般为18个月，福临门产品每批次在出厂前都会留足18箱，作为每个月实时检验与追踪的样本，一旦发现问题，可根据每桶油的编码及追溯体系找到市场上留存的所有产品；反之，如果福临门产品在市场上被反馈有问题，也可根据编码查找到该产品的生产日期、生产线等一系列基础信息，以及市场中同一批次产品的流向。无论是正向追溯还是反向追溯，2小时内即可实现。
李雪超（1995-），男，安徽宣城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思想史。
责任编辑：范瑞光
标签：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政治学论文; 研究范式论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