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效应及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效应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正效应和价值追求，既蕴含于市场经济的最终成果之中，同时还潜在于保证市场功能正常发挥的市场运行机制、市场要素和市场规范的建立和健全过程之中。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伦理道德。由于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和摩擦，加之人们对改革开放倾注的期望值过高，形成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使得我们这个刚步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出现了某种“不令人满意”的社会现象：没有赚钱的人不满意，赚了钱的人也不满意；宰别人的人不满意，挨宰的人更不满意。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实再一次警示人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社会非道德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与建设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同步进行。从康德以来伦理学的一个根本的划分，就是把“正当”与愿望中的“好”分开，把“义”与“利”分开。康德认为“有德之人未必有福，有福之人未必有德；至善即道德和幸福的协调”[①]。撇开唯心主义的因素，康德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价值尺度是效率、金钱，而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是道德和情操。区分经济人与经济伦理的概念，从区分道德作用范围的角度上讲，确实为我们找到了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同一性，“义”与“利”在这里获得了较好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所包含的利益观念、效益至上观念等等，要求每一个从业人员（经济人）都要忠于职守，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这种“义”与“利”的统一，正是“善”的表现，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原则。我国正处在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须臾不能离开法治，也离不开伦理道德。我认为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并不是对经济伦理的偏好和盲崇，而是因为它确实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②]，那么，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把伦理道德建设相应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它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道德进步原则上是协调一致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确实出现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道德退步的现象。由于客观条件决定了个人有对利益的追求，当这种愿望不适当地表现为对个人利益的过份追求时，于是露出个人的自私心。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过份追求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表现得特别充分，这是因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一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③]道德总是从一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引伸出来，通过其活动表现其道德价值的。所以，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道德退步，在本质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劳动成果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并以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的。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处，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能力而且必然能够通过自身机制的作用克服和消除市场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的背反现象。社会主义绝不允许、也不会以道德沦丧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有条件和能力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使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进步相协调。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和发展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其理论需要的程度；伦理道德的需要程度和发展程度，也同样如此。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要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前的伦理道德观念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实现转变：第一，在道德原则上，从单一的集体主义原则向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多元道德原则体系转变；第二，在道德研究上，从过去仅关注群体道德研究向现在关注个体道德研究转变；第三，在道德教育上，从过去注重一般道德理论教育向注重职业道德教育转变；第四，在道德的属性上，从阶级道德向社会化道德转变；第五，在道德作用上，从过去强调道德为政治服务向今天为经济服务转变；第六，在道德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点上，从传统的以道德为本位向以人为本位的转变[④]。总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高度重视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使市场经济活动中内在的道德要求转化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价值理论的引导。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们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的巨大扩展看作是资本主义进步和“文明”的象征，认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他们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贫穷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人们的意愿。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体制；是在现阶段允许适当拉开收入差距，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采取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最终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体制。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带来比过去更高的效率，就因为它通过价值规律的诸种机制使同一起跑线上的不同生产者在竞争中发生“分化”。这种分化不同于“两极分化”，它既表现在生产者对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做的贡献不同上，也表现在过程结束时各人在社会财富的占有上的差别。所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从根本上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需要价值理想积极引导的。价值理想是人们认为最重大、竭力追求并努力奋斗去实现的价值目标，它在价值观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和具有指导的作用。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理想，就是建设繁荣富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市场经济规律演变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既是消除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化堕落以及禁欲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又是我们今天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构建科学的共同价值理想的法宝。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在利益关系问题上的明确标示，就是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且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或社会）利益又高于个人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并不是一条道德诫令，而只是一件科学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对个人利益的导向，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得失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道德体系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只有在共同价值理想的指导下，把基本利益关系（包括干部的勤政与群众的敬业勤业、领导权力的行使与群众福利的获得、个人的履职要求与工作的条件保障、个人的贡献大小与奖励的多寡等关系）理顺，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提高道德水准。一句话，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对不能放松新形势下的伦理道德建设。
二
（一）必须重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体系
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行为，既受制于一定的体制、法律和方针政策，同时还受制于一定的价值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价值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最高体现，它由三个层次组成：社会生存价值、社会经济价值和自我意识价值。其中，社会生存价值是指人们作为社会主体如何在同一国土上相互结合构成社会形态的价值关系，它体现了人们以社会成员身份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结的能力，社会生存价值的协调主要通过建立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来进行。社会经济价值是人们作为经济主体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价值关系，它反映了人们作为经济主体如何在统一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相互依存地满足社会生活需求的经济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商品价值”是它的一种历史形态。自我价值是个人作为能动主体在社会生存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二重关系中发展自己个性的价值关系，是社会生存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能动地自我统一，它反映了个人在社会中如何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价值观是人们行为的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它在每个人的观念和意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影响着每个人的经济活动方式和行为方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的价值发展的必要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一种旧的价值观和重构一种新的价值观，是比改变和建立一种具体的体制更困难的事情。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活动，不只是一种纯体制、纯经济性的活动，它本身就体现着对旧的价值体系的否定，内在地包含着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的孕育。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构建起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本位价值观的系统理论，理论界对此仍在探索和研讨之中。我颇赞同以市场价值观、社会生活现实价值观和理想价值观为基本内容共同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观点[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作为新时期价值观念体系的主体价值观念。它是我们理解、阐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立足点。因此，尽快构建起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观，不仅对支持、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开阔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形成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是非常有益的。
（二）必须警惕和防止市场经济运作在价值观念上的泛化
作为体制性范畴，市场经济反映的只是商品经济在一定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的一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调节社会生产和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机制，它的最大特点是优胜劣汰，衡量的标准是经济效益。市场经济机制必然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把追求各自的物质利益，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市场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和实际运作，必然形成与它相适应的思维、观念和价值取向，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意识”。
市场经济意识，在经济范畴和理论思维的一定层次上才是正确的和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一旦越出市场经济活动领域，毫无限制地推而广之，诸如扩大到政治范畴、道德领域，把它视为这些范畴或领域的行为准则，必将导致市场经济意识泛化，使整个社会价值观向消极的方向发生倾斜。取向功能是社会价值观念形成以后首先要起作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价值观念作为价值主体评判客观事物的理想的标准与尺度，一旦形成就会能动地发挥它的基本功能。所以，在我们一开始重构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时候，就要注意价值观的正确导向和取向，慎防市场经济意识在伦理道德和社会价值领域的泛化。譬如，当我们在构建社会生活现实价值观念的时候，一方面要承认和保持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既要自立、自主、自强，又要把责、权、利相统一；既要增强效益、实效观念，又不能导致消极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既要增强实惠观念和物的价值观念，又不能忽视精神价值和人文价值；既要增强竞争观念，又要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友爱，等等。由于市场经济意识以利益关系作为杠杆，它确实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人们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变化。因此，在大力发挥市场经济意识功能的同时，要积极重构商品交换过程中和人际交往活动中的信任结构和信誉观念，倡导“互利互惠”这个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必须选择和确立人民利益或国家整体利益至上的价值主体导向，努力实现共同理想的价值目标导向和“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导向，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现阶段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根本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的理想价值观念是人的彻底解放，“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⑥]，使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⑦]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高目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追求。生产力既是生产方式中的决定性因素，又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能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贯彻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和搞活经济的迫切需要，而且是确保公平效益和正当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前提，又是增进正当个人利益的现实基础。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我国现阶段，无论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国家利益的实现或正确导向，归根到底要靠高度的生产力、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作保障。所以，在抵制和防止市场经济意识负效应的时候，千万不能因噎废食，忽视和贬低市场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的价值正效应作用。如果说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主导价值取向是倾向于行为主体的利益，而社会现实价值观的主导价值取向是坚持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性的话，那么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理想价值观念还必须仰赖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并把现实的具体目标与长远目标统一起来。
（三）必须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义利观体系
增强效率观念与兼顾公平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公平与效率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尺度。在这里，效率尺度是衡量经济社会在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所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公平尺度则是衡量国家在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需求、实现人的共同发展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质上就是要把经济发展的效率摆在首位，通过经济发展的效率来实现社会公平。我们是两点论的重点论者，在两者的关系处理上，则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坚持这个原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公平的前提与基础。当然，强调“效率优先”并不意味着可以牺牲或放弃公平。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在追求市场效率的时候，必须兼顾公平，公平有助于效率的提高。国家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手段防止贫富差距过大，避免两极分化，以保障公平原则的实现，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保证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尤其是在市场体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经济主体之间竞争的不公平、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的不完善、价格体系扭曲和信息反馈不准确等因素，都可能造成生产资源的浪费、人力物力的内耗，社会整体生产力的下降。只有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才能使生产资源和有限的资金得到合理利用，消除生产力“内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增强效率观念与兼顾公平原则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致力于公正与公平的经济社会秩序建设，以效率保公平，以公平促效率。
功利与公正是有机统一的。功利与公正是评价社会进步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尺度。功利是一种衡量社会生产效率的价值尺度，它侧重于社会价值的生产性、创造性和现实活力；公正则是一种评判社会分配的价值尺度，它侧重于社会价值分配的合理性、规范性、理想性和秩序的稳定性。社会主义的功利性价值观念，在客观内容上首先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利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是我国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基本特征。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要求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注重功利和效率。我国劳动人民的个人正当利益是社会主义功利性价值观念的一个基本内涵，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由劳动者全体共同创造的。“‘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体现正当的个人利益的功利性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道德的最高要求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功利与公平是有机统一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的不断满足，可以激发社会主义建设主体（劳动者）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个人对社会的价值，从而增加社会财富的积聚并创造出更多的社会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特点，它不能不讲效率和功利。然而，真理与谬误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差。如果我们今天一味地强调效率和功利，离开多数人所应享有的社会公正，甚至认为人生价值要以对金钱占有的多寡来衡量，那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剖析我国当前暴露出来的“金钱至上”的问题，症结恐怕主要是在功利与公正关系上发生了错位，混淆了人生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关系，把良心、人格、权力商品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庸俗化为金钱关系。有鉴于此，在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实践中，我们一方面要反对片面强调公正性的观点，即依据现阶段社会上出现的某些分配不公现象，错误地把社会效率、功利与社会公正、稳定简单地对立起来，慎防“向后退”；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片面强调效率、功利的观点，即把改革开放视为简单的生产效率追求，而错误地把社会功利要求和公正要求对立起来、分割开来，慎防“道德滑坡”。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决定了追求社会生产效率和功利价值是改革的根本价值目标所在。只有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国力和社会财富总量，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我们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长社会的实际功利价值为最基本的评价尺度，并在实践中把社会主义的功利与公正价值尺度较好地统一起来。
义与利是相互依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义利关系，应该是对立的统一，在正常情况下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勿庸讳言，根植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崇义贬利，这种重义轻利的观念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意识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冲破了一切陈腐的观念形态，使我们有条件提倡义利并举，用相互依存的义利观念来指导和评判人们的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之所以强调决策过程中的价值观效用，道德和责任的重要意义，就因为义利关系的天平一旦失衡，又可能导致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使社会再次陷入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泥潭之中。如果说重利轻义是价值取向的平庸化、世俗化，那么，想方设法把属于个人或本不属于个人的利益统统搞到自己手中，则属于道德观的扭曲变形。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我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它的基本内容是确认人的价值，提倡社会、团体和人与人之间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建立团结、互助、和谐的人际关系，推崇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注重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和全面发展。所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妥善地处理好功利与公正、义与利的关系，而且积极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让爱充满人间”与“发展自己”的相互依存关系和真正含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道德行为靠的是对他律的自觉意识的意志约束，靠的是自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自觉地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作为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要求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和每一个公民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自觉意识和遵循相互协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自觉抵制损人利己的缺德行为和拜金主义。一定社会的道德与法制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又反过来为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完善和发展服务的。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需要道德与法制的统一，使行为规范道德化、法制化。
注释：
①《辞海》（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373页。
③⑥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565页；第20卷，第102页；第1卷，第443页；第4卷，第491页；第3卷，第275—276页。
④张本林：《论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变革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1994年第9期，第44—47页。
⑤王永昌：《市场经济：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光明日报》1994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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