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总部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谈论文,总部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总部经济概论
总部经济定义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研究员在国内首次提出总部经济理论。并对总部经济概念进行界定，他认为：“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它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
总部经济的内在机制
赵弘研究员用“三赢”模型来解释总部经济产生的内在机理，企业按照总部经济的模式进行空间布局，把总部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欠发达地区，由此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取得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和欠发达地区的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不但能够使企业资源配置综合成本降低，而且使得总部所在的中心城市密集的人才、信息、技术资源得到最充分的效能释放，同时使得加工基地所在的欠发达地区密集的制造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因此，总部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域、生产加工基地所在区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进的经济形态，赵弘研究员把这一总部经济模型又称为“三赢模型”。
总部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基于三个条件“假设”
赵弘研究员认为总部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基于以下三个条件“假设”：一是信息经济较充分发展。网络及通讯技术的普及，使得企业内部信息传递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企业有条件实现内部不同组织的空间分离。二是企业在发展中对于战略资源的需求地位上升。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市场竞争加剧，对于战略资源（信息、高级人才、科研成果等）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三是在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不同区域之间，两类资源的禀赋存在差异。在发达的中心城市，战略资源密集，其获取的成本较低；在欠发达地区，常规资源密集，其获取的成本较低。
总部经济满足两个方面的需求
赵弘研究员认为总部经济理论两手托着两种需求：一种需求是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满足解决欠发达地区企业发展人才瓶颈的需求；另一种需求是满足中心城市在规模不断扩张过程中，制造业向外迁移而出现“空心化”条件下城市产业接续、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上述两种需求在总部经济理论框架下得到了很好的满足：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将总部迁移到中心城市，可以利用中心城市的科技、人才、信息、市场等优势寻求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心城市通过留下总部、吸引总部聚集带动服务业发展实现城市结构升级、产业转换和功能提升。
总部经济的五个特点
赵弘研究员认为总部经济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是知识性。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研发、营销、资本运作、战略管理等，属于高度密集的知识性劳动。
二是集约性。企业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布局产业空间结构，最大限度取得中心城市服务业发达、智力资源密集的优势，最大限度利用了生产基地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优势，形成产业配套，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
三是层次性。总部经济模式在不同城市、不同区域，其产业、功能、规模都各不相同，具有全球总部、地区总部、国内总部以及行政总部、营销总部、研发总部等多种层次，从而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形成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合作。
四是延展性。总部经济形成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经济链条，不但能够实现二产向三产的延展，而且能够实现知识性服务业向一般性服务业的延展。
五是辐射性和共赢性。在总部经济这种模式下，可以通过总部——加工基地链条实现中心城市的信息、技术、人才等区域资源向欠发达的区域辐射，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能力。同时，总部经济模式改变了区域之间对同一产业在企业、项目上＂非此即彼＂的简单争夺，实现不同资源优势的区域之间通过功能链不同区段的再分工进行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发展总部经济的五个条件
赵弘研究员在对纽约、新加坡、香港等城市研究之后总结出一个城市发展总部经济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并对一个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一般性条件进行如下概括：
第一个条件是区域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教育资源，能够使得公司总部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知识密集性价值活动的创造。提高城市的人力素质，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该城市创业发展，是该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重要条件。比如，在过去４年里，香港特区政府用在教育方面的开支比１９９７年时增加４６％，良好的人力资本是香港成为外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首选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发展总部经济需要国际化人才和开放式的知识创新氛围。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可以满足公司总部知识密集型价值创造活动的特定需要。纽约、香港、新加坡以及北京、上海等这些城市良好的区位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利于吸引大批集团公司总部所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入驻，这是其发展总部经济具有的优厚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区域要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交通运输网络设施。比如纽约、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公司总部在这些城市聚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城市天然的区位条件。这些城市天然的港口，为总部物流提供了便利。另外，便利的交通运输，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也是决定总部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便利的交通网络，有利于公司总部与公司内其他分部、子公司、加工基地之间的各种联系，这能够使公司主要决策者与相关人员之间有良好接触，掌握公司运营脉搏，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条件是区域必须具有便捷的信息获取以及良好地同异地沟通的信息通道，同时在基础性资源条件方面能够同附近周边地区形成较大的差异。
便捷的信息、网络可以大大节约公司总部与制造加工基地分离导致的空间成本，进而有力地吸引银行、集团公司总部的落户。如三个全球性城市，即纽约、香港、新加坡集中了数量极多的大跨国公司的总部，这与其便利的信息获取和沟通渠道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在基础性资源方面，比如土地、普遍劳动工人等，该区域与其周边地区应形成较大的落差。这样可以增加企业利用区域之间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行获利，从而促使总部经济在该区域的形成。
第四个条件是区域必须具备良好高效的法律制度环境，具有多元的文化氛围。发展总部经济，除了城市建设等硬件要达到较高标准，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管理、文化氛围等软件方面具备良好的素质。发展总部经济要具备适应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制度。城市决策层要努力营造一流的投资发展环境，使城市的综合营运成本最佳，并不断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法律法规要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为投资商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城市的社会服务体系、市场秩序、通关秩序、诚信体系、社会治安状况、城市文明程度等等也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发展总部经济要使城市成为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熔炉。宽容的多元文化、多元梦想的城市性格正是一个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必备条件。宽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可以降低企业空间成本，而语言和文化习惯的相同或相近，有助于信息的沟通、情感的交流。
第五个条件是区域应逐步形成围绕总部服务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与总部经济相适应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应覆盖金融、保险、会展、商贸、航运、物流、旅游、法律、教育培训、中介咨询、公关、电子信息网络等诸多领域。事实上，国际化程度高、对公司总部吸引力强的城市，服务业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在７０％以上，比如香港，它的服务业比重已达到了８２％。高度发达的服务业、连贯性的鼓励竞争制度、完整的服务业发展战略，是提高城市经济效益与经济实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总部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
企业总部对中心城市的收益
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的形成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发展总部经济符合中心城市资源禀赋特点，是中心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具体来说，总部经济能够为中心城市带来五种效应：
一是“税收贡献效应”，总部对于中心城市的税收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税收贡献，企业无论采取那种组织方式，总部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都要向总部所在地方上缴一定的税收；另一方面是企业总部员工的个人税收贡献，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其丰厚的个人收入，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做出贡献。
二是“产业乘数效应”。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必然带动相关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为企业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包括由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业，由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等等。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总部向一个区域迁移，会带动几个、甚至是十几个与其有紧密业务关联的知识型服务公司随之迁移。与此同时，总部经济所带动的商务写字楼、房地产等城市投资对中心城市的增长贡献也是很大的。通过总部经济这种“乘数效应”可以扩大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和区域经济竞争力。
三是“消费带动效应”。总部对于所在区域的消费带动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总部的商务活动、研发活动所带来的各种配套消费；第二方面是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购物等等，这种消费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四是“劳动就业效应”。总部经济发展会充分利用所在区域的智力人才资源，带来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第三产业，包括知识型服务和一般型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五是“社会资本效应”。一个区域聚集了大批的企业总部，说明这个区域的商务环境、综合环境比较优越，无形之中提升了这个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地位，促使这个区域的地产升值。同时，总部经济加速知识型人才的培养与聚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加快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步伐。
基于上述分析，总部经济是我国中心城市产业升级、品位提升的动力引擎，也是政府推进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
总部经济理论对欠发达地区的意义
根据总部经济理论，欠发达地区如能跻身总部经济价值链的制造基地环节，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企业的产品制造功能可直接带来欠发达地区产业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同时，制造基地的形成还能为欠发达地区带来产业聚集效应和产业乘数效应，从而继续放大区域产业总量。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制造基地的落户，可使所在地的各种经济资源得以迅速激活，加快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
二是对就业的影响。一般而言，制造基地所需的普通劳动力要实现本土化，即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这将进一步扩大区域的就业总量。制造基地通过学习培训、技术推广等方式，培育熟练的生产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制造基地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及竞争机制，还将推动生产基地人才素质的提升和外地人才向该区域涌入，促使欠发达地区就业结构趋向高级化。
三是对税收的影响。制造基地的企业大部分属于加工制造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设立的加工制造企业，具有投资规模大、生产资料流动量大、市场交易量大等共性，这类企业创造的利润和税收数额不菲。此外，制造基地一经落户，固定资产的天然弱流动性决定了此类税源大户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四是对消费的带动。制造基地可从四个方面来影响区域消费总量：企业职工的个人生活消费总量，企业集体新增的消费总量，制造基地形成或入驻而新增的社会公共消费总量，制造基地的关联产业及其就业人数的增加带来的区域消费量的提升。欠发达地区如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结构升级的机遇，承接其制造基地转移，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增强加工配套能力，是区域经济从欠发达走向发达成熟的重要路径。
总部经济理论对企业的五种收益
赵弘研究员认为，通过发展总部经济，把总部放在中心城市，而把生产基地放在欠发达地区，可以为企业带来至少五种收益：一是低成本获取战略资源，像高素质人才，雄厚资本等；二是提升品牌价值，“区域”品牌价值为企业所用，像宝洁总部大楼，国贸大楼等；三是便捷生产者服务；四是产生总部聚集创新效应，包括观念、管理和技术；五是再配置效益。
国际视角
纽约：全球总部经济的成功典范
纽约总部经济概览
纽约是目前举世公认的国际城市，也是全球总部经济的成功典范。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竞争优势和独特魅力来自于它在银行、证券、保险、外贸、咨询、工程、港口、新闻、广告、会计等领域为美国甚至全球提供的优质服务及其由此奠定的难以取代的国际地位。这里不仅云集了全球相当数量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外国银行及从事金融交易的其它公司，而且也是世界最大跨国公司总部最为集中之地。在财富５００强中就有４６家公司总部选在纽约，而美国其他任何大城市都不能与其相比，如芝加哥和休斯顿分别只有１５家，只及纽约的１／３，其它大城市更不能与纽约相比。纽约制造业总部云集，与其发展形成了配套的新型服务业。在纽约，有法律服务机构５３４６个，管理和公关机构４２９７个，计算机数据加工机构３１２０个，财会机构１８７４个，广告服务机构１３５１个，研究机构７５７个。纽约有制造业公司１．２万家，许多全球制造企业都在这设立了总部机构（如洛克菲乐中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经济中心，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部经济对曼哈顿的影响
曼哈顿是美国纽约的中心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为解决曼哈顿ＣＢＤ因产业不平衡而产生的矛盾，纽约市政府采取了一些调控手段，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纽约商务贸易中心功能，引导其平衡健康发展。曼哈顿ＣＢＤ是纽约总部经济的重要空间载体，对于纽约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依靠其影响，纽约市确立了其国际城市形象。一批国际性和跨国性的行业组织在纽约市得到发展。二是带动支撑了纽约其它产业的发展。比如，曼哈顿ＣＢＤ的住宅和商业用房的成交额，占美国房地产市场中此类用房成交额的４０％；美国２１％的电话是从纽约打出的。三是地产增值，政府税收增加。比如，曼哈顿的地产估价约占纽约市地产估价总额的５３％，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８３年间，曼哈顿区地产价值增长了约５８％。四是成为纽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曼哈顿地区经济增长量占纽约市总经济增长量的８２％；ＣＢＤ和它的衍生效益促进了纽约市的繁荣，曼哈顿ＣＢＤ每年都要接纳数百万的外来客商及游客。
新加坡总部经济概览
今天的新加坡已俨然成为东南亚乃至全球最为著名的总部聚集地之一，在全球贸易和国际金融业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外域跨国公司都选择了新加坡为进军东南亚的起点，也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来实施其海外扩张战略。最新统计显示，全球有６０００多家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设立在新加坡，仅中国就有超过２３０家企业在此投资，美国和欧洲投资的企业分别超过了２０００家，日本企业１８００家，印度企业８００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企业８００家。去新加坡投资的企业家大都选择制造业、电子、化学、技术、后勤、电信、信息科技、广告、旅游、高级餐馆、酒店、银行、保险及建筑业等。另据统计，早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的３年间，国际跨国公司与新加坡公司就在该国建立了６２个大型研究与发展中心，总投资额达１４亿美元，仅１９９５年一年就有３０个国际型研究与发展中心在新加坡设立，总投资额为７亿美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发表的２００３年国际投资研究资料表明，自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的１５个月间，跨国公司在５２个国家和地区内新建立或重新部署了８２９个公司总部，其中６２４个落户在英、美等发达国家，１９１个分布在新加坡、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总部在美国的ＩＢＭ就在新加坡设立了地区总部，负责ＩＢＭ在亚太地区的生产与销售。由此可知，新加坡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对于跨国公司总部最具吸引力，而且其发展规模已远远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成为亚太地区当前极具实力的“总部基地”。
香港总部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影响
香港总部聚集始于第三次经济转型中，时至今日，香港已经吸引数千家跨国公司在港设立亚太总部、地区总部。香港岛的中环区便是总部聚集的区域。目前，这一地区集中了大量的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中国银行新总部等，已发展为成熟而标准的ＣＢＤ，成为香港经济的＂心脏＂。
据香港特区政府的统计，跨国公司２００１年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及地区办事处数目比上年增加了７．９％，达到３２３７家。而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发表的《２００２年海外公司驻香港的地区代表统计调查结果》，在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香港以外注册公司驻港的地区总部共有９４８家，驻港的地区办事处则有２１７１家，跨国公司在港的不仅数量多，并且覆盖的行业范围也十分宽广。
驻港的地区总部公司数目最多的国家是美国。２００２年共有２３３家美国公司设有驻港地区总部。其次是日本（１５９家）及中国内地（９６家）。驻港地区总部的主要业务范围是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业及商用服务业。其他主要业务范围包括金融及银行业、制造业、运输及有关服务业。
驻港的地区办事处公司数目最多的国家是日本。２００２年共有４７１家日本公司设有驻港地区办事处。其次是美国（４３７家）及中国内地（１７０家）。驻港地区办事处的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商用服务业。
企业总部在香港日趋聚集，总部经济的五种效应（即：税收和ＧＤＰ贡献效应分析、产业乘数效应分析、消费带动效应分析、劳动就业效应分析、社会资本效应）也日趋明显，并从根本上影响着香港经济。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华南中心主任谭刚研究员将这种变化归为第四次经济转型，并总结了四种影响，即：第一，金融业在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再次出现强劲增长势头，香港继续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第二，以国际中转业务为代表的传统优势行业出现较大分化，表明在外围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由批发、仓储、运输、代理等行业构成的香港物流业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第三，与新经济相关的新型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香港整体经济转型和服务业结构调整的未来前进方向；第四，由于香港本地成本仍然偏高与市场容量有限，部分服务行业出现饱和，业务收益偏低，急需向外扩展，以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容量。
笔者认为，总部经济对于香港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总部经济使得香港的国际商贸、运输中心地位得以加强。企业总部在借助香港贸易中心之便利的同时，也强化了其贸易中心的地位。作为总部母体的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早已超越地区、国家的限制，这些公司在国际、洲际间进行大规模的、全球性的商业贸易、投资生产活动，这些经济活动往往带来以企业总部为中心的人员、货物流动。因此，总部经济必然带来对外贸易的活跃。统计显示，２００３年前３个季度整体货物出口增长幅度高达１８．６％，进口贸易比去年同期上升近２０％。不断强化的国际商贸、运输中心地位，必然带来航运、旅游以及金融服务等相关行业的繁荣，如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货运量近年来连创历史新高。
第二，总部经济加强了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并将金融优势转化为经济繁荣。总部经济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过去总部大规模聚集的１０年，也是香港金融业大发展的１０年，金融业年均增幅达１９．６％，远高于同期ＧＤＰ的平均增长幅度１４．３％。以１９９７年为例，香港筹集的银团贷款总额是日本的１０倍，是新加坡的７倍。如今，香港是仅次于纽约、东京、伦敦的全球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服务十分发达，包括银行、基金管理、证券买卖、私人银行、企业融资、保险等服务。作为金融产业大规模聚集的城市，通过企业总部的资本运作活动，香港雄厚的金融实力得以向周围广大地区辐射，这将大大提高香港对于周边经济的控制力度，突破香港资源、市场的限制，带来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总部经济的模式下，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控制着周遍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甚至东亚的主要经济中心。
第三，总部经济促进了香港是国际信息中心的建设。总部经济出现的前提之一就是企业内部运营成本大大降低，这将必然要求低成本的信息流动、信息交换和信息沟通。总部经济的出现和信息中心的建设是相互促进的，企业总部信息的主要消费者之一，总部聚集对于信息交流提出要求，同时便捷的信息交流也是吸引总部聚集的主要因素。香港是当今全球资讯流通最自由的国际大都市，正成为优越的国际信息枢纽之一。目前，香港是全球第一个铺设全数码网络的城市，在电话线、流动电话及传真机普及率方面，也领先于许多亚洲城市。香港经营着全亚洲最大的卫星地面站，所连接的光纤电缆数目之多为亚洲第一，而且在开放电讯市场方面，比亚洲大部分国家先进得多。
总之，香港的总部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对于香港经济已经产生相当的影响。随着香港的总部经济由“自发”发展向“自觉”发展的转变，随着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联合的进一步加强，总部经济对于香港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内扫描
中国内地的总部热潮
本土企业总部：走向大城市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总部潮呈现出双峰交相辉映的壮观景象：一方面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国的本土企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纷纷从乡镇迁往县城，或从县城迁往省城，或从小城市迁往大都会：
——在南京，作为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电源企业的双登集团宣布，将集团管理总部由姜堰迁往南京。此前，江苏就有盐城的美尔姿集团、连云港的正大天晴以及淮阴、宿迁的几家大型酒类企业，将管理总部或营销总部迁都金陵。
——在武汉，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东风“迁都”方案悄然启动：东风汽车公司总部将搬至武汉，目前新址建设工程正在对外招标。这标志着蜗居秦巴深山长达３４年的东风，终于在封闭与开放、保守与前进、大山与城市之间作出了新的抉择。
——在上海，在内地企业群落的迁徙运动中，仅一年左右的工夫，国内屈指可数的一流家电企业如海尔、春兰和长虹都先后从自己创业的城市出走，把各自的技术总部迁往上海。“多米诺骨牌”的倒塌从此开始。大牌企业们搬完了，紧接着是各地羽翼丰满的民营企业，包括四川希望集团在内的一大批民企纷纷投奔上海。
——在台湾，看好祖国未来发展潜力，而将“大陆事业营运总部”迁往内地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的台湾大型企业集团越来越多。据了解，包括统一、顶新、旺旺、华新、汤臣、特力等企业也都在上海设有营运总部或业务中心。而以生产米果起家的旺旺集团今年更将整个集团总部从台北搬到上海，最受外界瞩目。
——从全国范围来看，比如有四川的东方希望集团，江苏的春兰，浙江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温州的正泰、均瑶将总部迁往上海；广东顺德的科龙集团将总部迁往香港；湖南长沙的创智将总部迁往北京。
跨国公司总部：纷纷迁至中国
另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境外企业，纷纷将其在境外的总部搬迁到中国安家落户，并以此为中心，重新调整国际市场战略：
２００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在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区的同时，将自己原来位于纽约的公司总部迁至北京。在他看来，迁都北京将实现公司最大的商业利润和美好前景。其实，早在２００１年，摩托罗拉公司就将该公司全球董事年会的会址选在了北京。日本佳能在进入中国市场２０多年后，也“幡然醒悟”，将佳能亚洲总部迁移到北京。与此同时，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就改变了早期在京设立办事机构的策略，转而将全球性研发基地搬到北京。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北方电讯、宝洁、朗讯－贝尔实验室、诺基亚、微软、ＩＢＭ、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掀起了一股在北京建立大型研发机构的热潮。到去年年底，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的研发机构已接近６０家，由此带来的技术交易额超过１５亿元。与此同时，国内大企业也不甘落后，包括华为、海尔、ＴＣＬ等上百家京外知名企业也将研发机构搬到北京。而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举办，将吸引更多的大型投资集团和金融机构把总部设在北京。
在多元化技术和制造业方面占据世界领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全球财富５００强企业之一的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日前宣布，其亚太地区总部将从新加坡迁到中国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内，而其旗下四大核心业务部门除航空产品技术产品部门之外，也都将转移到上海的新总部。其实，２００２年７月以来，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迁往上海的动作便频频曝光：西门子宣布将手机的亚太区总部迁往上海；通用电气公司的塑料集团随即决定第三季度将亚太区总部从日本东京迁至上海；摩托罗拉公司则宣布在上海成立其能源产品的亚太区管理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美国热电集团也酝酿在上海设地区总部；还有世界顶级商务软件供应商Ｏｒａｃｌｅ（甲骨文）公司以及瑞士ＡＢＢ集团、美国雪佛龙海外石油公司、德国博世公司、法国普美德斯公司等跨国公司。据上海市有关部门日前披露，迄今为止，《财富》５００强企业已有３００多家进入上海，１００余家在上海建立起跨国研发中心，７０余家在上海设立了地区或中国总部，其中以信息技术产品公司以及物流、航运等行业的跨国公司居多。
区域比较
北京、上海、香港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比较
北京、上海、香港分别是我国三大经济圈——京津唐都市经济圈、长三角都市经济圈、珠三角都市经济圈——的中心城市。三个城市的金融业、信息业、交通业、制造业在全国都具有重要地位，对大型企业及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的吸引力较强。 不同的城市发展历史，造就了三个城市不同的城市特点。
一、人才供给
总部经济是人力资源指向型的经济。充足的高素质商务人才和研发人才供给，是总部能够聚集并形成总部经济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美国《商业周刊》将跨国公司与内地日益加强的合作，归结为“对中国人才与市场的渴望”。ＬＧ电子中国公司总裁卢庸岳这样说：“中国人才济济，如果一家企业只是专注本地市场的发展而不充分利用中国的人才优势，这就好像把遍地黄金珠宝弃置不顾。”
二、政府效率、法制环境
京、港、沪是我国实力最强的三个城市，也是我国三大区域经济圈的中心，三大都市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于三大都市的发展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三、国际化环境、文化的包容性
从京沪港三个城市发展历史看，北京历史最为悠久，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中心，因此，北京的文化环境最具优势。上海和香港的发展较为相似，是近代历史造就的新型城市。一个多世纪以前，上海和香港仅仅是大渔村和小渔村的区别，香港作为中西文化、经济的交流窗口，在近半个世纪中已经将上海甩在后面。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给了上海又一次历史机遇，上海正在抓住机遇，全面赶超香港，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海派”文化迅速崛起。
四、金融环境和专业化配套体系
在金融环境和专业化配套体系方面，北京相对落后，香港和上海则占据了相对优势，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北京的金融机构数量和资本数量虽然全国最多，但资本质量有待于提高。作为自由贸易港，香港拥有较完善的经济、法律环境因素，能为各方用户提供配套服务，吸引了大批国际企业在此开设各种类型的服务公司。
五、区域配套条件
京、沪、港各自都有一个广阔的腹地做支撑，分别是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腹地。而上述三大区域都是我国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作为总部经济之加工基地的最佳区域。由于行政区划、发展历史等原因，三地具有不同的特点。
六、城市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
三大都市都拥有良好的区际交通条件，北京的陆地交通条件最佳，上海和香港的海运条件则是北京所不具备的。在空运方面，京、港、沪都是我国的航空枢纽，尤其是香港机场是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并且香港是台海航线的主要中转地。
区域纵深
步入中心城市 圈就总部经济
７月５日，由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控股的平安银行总行从福州迁到上海。目前，在国内像平安、正泰、希望、春兰等大型的企业集团，已先后选择将总部迁到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据悉，仅至２００４年末入驻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到８６家，今年还将增加３０家；外商投资总公司１０５家，今年还将增加１５家；外资研发中心１４０家，今年将增加３４家。
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跨国公司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中小城市和一些内陆地区。同时，长三角地区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正在逐步将其总部迁入上海，如浙江宁波的雅戈尔、杉杉，温州的正泰、均瑶……仅温州一地就有３００多家企业来到大上海。而整个长三角，根据商务部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７日发布的《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在今后３年，跨国公司将普遍扩大对华投资，从选择投资区域企业数的发布情况看，长三角以４７％的压倒性优势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首选，环渤海地区占２２％，珠三角占２１％，其他地区占１０％。
城市发展重要增长极
“目前，这种经济形态已经在国内的三大都市圈出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说，“在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经济圈这３个国内经济发展领先的区域，珠三角的总部经济以香港为龙头走在了前面，环渤海经济圈的北京也已经有了相当规模，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区域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
赵弘介绍，目前我国总部经济日渐得到各地政府和很多大型企业集团的重视。作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纷纷健全企业集团总部落户的各项配套，以优惠的政策吸引更多的企业集团总部进驻；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特别是在内地较落后地区有实力的企业也努力把总部迁入要素资源更为丰富的大城市。
“目前，中心城市已经形成总部经济的空间聚集形态，如北京ＣＢＤ、上海陆家嘴、香港中环区、广州东山区等，这些总部经济集聚区也已成为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赵弘还介绍说，欠发达区域的知名企业总部正在向大城市聚集，总部经济呈现加速形成的态势。同时，总部经济也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已经成为诸多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赵弘指出，随着总部经济概念的提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武汉、大连、沈阳、厦门、重庆等国内大城市都纷纷明确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总部经济正逐渐成为国内三大都市圈经济发展的主角。
地方保护成发展阻碍
与国外发达地区的总部经济相比，中国的总部经济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同时，中国总部经济在当前阶段的发展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
赵弘指出，中国总部经济发展存在产业定位和功能定位趋同问题，“目前我国总部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各种总部基地的建设上。各大城市在建设总部基地的过程中，对总部基地的产业定位和功能定位存在雷同现象。”
他说，当前国内企业迁移总部面临着“退出”和“进入”两大障碍，而其中的地方主义颇具“中国特色”。当前，企业在退出原地时面临着如何协调企业与原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其中牵涉到地方的财政税收、政府官员业绩考核、就业以及经济结构。其次，企业总部进入也面临着一些障碍，包括迁移总部的成本问题、迁移后的商务开发成本提高以及短期内企业利润空间缩减可能。
赵弘说，当前国内适合总部经济发展模式的企业应该具备“资产在上亿元、总部和生产基地可以分开、能够承担总部迁移带来的成本增加”的要求。他还认为，不同地区的城市适合的企业产业类别不同，“像新加坡适合橡胶、化工等行业的大型企业总部落户，根据上海的情况，制造业应当成为企业总部经济模式发展的主要行业，其次是机械和电子等行业”。
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香港就将一些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当时广州等地的“三来一补”的订单多数都来自香港，香港本身就腾出地方来发展现代服务业、金融业。赵弘认为，香港的发展模式对长三角互动有借鉴意义。与珠三角的城市群都处在一个省内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总部经济因为跨地区、跨省市，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更大。有专家提出了差异选择的问题。浙江杭州的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经济比较发达，财政基础也很好，在开发区内部形成了“楼宇经济”。他们在行业的选择上和上海错开，避开金融、汽车等首选上海的产业，大力发展机械零部件生产等优势行业。如果发展总部经济，这些优势行业如何保留？目前，萧山开发区已经开始尝试将钢结构的生产基地转移至安徽甚至是一些西部地区。杭州也许并不完全具备成为“总部”的一些条件，但在产业集群上和上海的错位发展为其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的思路。
有关“总部经济”的讨论
“资本＋知本”催热总部经济
中国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规格最高、内容最丰、成果最大、涉面最广的总部经济战略发展（北京）峰会日前在北京总部基地总部大讲堂举行。科技部、建设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全国５３个高新区负责人，美国、法国、南非等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馆代表及国内外研究总部经济的权威专家、学者等齐聚一堂，就总部经济与区域经济、总部经济发展环境探索、总部经济发展与展望等总部经济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科技部、高新区协会及高新区代表在对总部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后表示，总部基地的开发理念和模式符合科技部提出的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思想和要求，是对高新区开发建设的一次有益探索与实践，它实现了在开发模式、建设模式、运作模式与操作手段上与传统高新区的四个不同，即通过实行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定位、统一开发建设、统一招商打破以低于土地成本价吸引企业的招商格局，以成片开发、成片收益来达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总部经济学者赵弘认为，总部经济属资本密集型加“知本”密集型产业，是新经济催生下的又一产物。随着各生产要素综合性竞争的不断加剧，一些高成长性企业的战略管理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企业总部所在地决定对市场要素的直接辐射力，已成为中外企业的共识。将总部和具有总部功能的各类机构迁入北京，已成为越来越多高成长企业占领国内市场、开拓海外市场，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求。如何满足这种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专业的市场需求，从硬件到软件为企业总部提供各种相配套的服务，成为政府、学者和企业家们崭新的课题。
“总部经济”为城市创品牌
自“总部经济”热浪席卷京城以来，国内各大城市均对其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发展“总部经济”仿佛成为城市经济水平的标识和城市创建品牌的有利条件。然而，其背后需要巨大的硬件支持，曲解含义、盲目运作很可能给城市发展带来沉重打击。近期，国内几大“总部”地产项目尝试的失败使业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新生的经济形态，极具生命力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找到更理智的出口。
在第六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企业与金融市场国际论坛上，北京社会科学院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对这一概念有过权威表述：“所谓‘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整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
城市的品牌建设，承载着经济模式的“特有资源”，就是“总部经济”项目需要符合的条件。事实证明，并不是任何一个城市都适合发展“总部经济”，大型跨国公司选择总部所在地都要经过相当周密而严格的考虑，并且都有着大致相同的需求。其中包括总部所在城市的政治形象、经济发展程度、文化氛围、城市知名度及硬环境等等。
总部经济吸引多方眼球
在“国际‘总部经济’发展高峰论坛”上，业内权威专家在评价北京首次提出并实现“总部经济”发展模式时曾经表示：“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总部经济’的雏形已经初步显现，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也趋于完善。”
在多年的发展中，凭借政治、文化中心的先天优势，北京已经逐渐成为大型跨国公司的聚集地，可以说“总部经济”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并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力。目前，全球８２家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１１９家，其中有４１．２％的跨国公司将总部设立在北京。同时，北京的人才、教育、科技资源优势，能够为“总部经济”的发展持续提供动力支持。发展“总部经济”意味着高层商务人群的聚集，配套服务功能是否能够适应这种高端经济模式的需求将是对整个城市的考验。一直以来，发展知识型服务业就是首都经济的重要内涵之一，而这一优势恰恰可以为“总部经济”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为城市打造品牌吸引多方优势。
品牌城市 总部经济的家
任何一个城市发展总部经济都需要良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密切配合。今天，北京是我国的政策制定中心和重要经济活动的监管中心，拥有其他地域所不具备的资源；作为综合性的国际大都市，他具有国内外大企业总部发展所需要的信息、金融、市场、交通和行政资源等综合性的优质资源；同时北京已经成为大型跨国公司的聚集之地，外埠企业研发和销售的首选基地；它的人才、教育、科技资源优势，能够为总部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发达的知识型服务业，可以为总部经济提供配套服务；此外，ＣＢＤ和中关村科技园区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优越的空间区位。中央商务区对于强化中心城市的综合商务功能，形成商务活动的集中领域，产生聚集、辐射效应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北京是“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和最强有力的动力源泉。专家普遍认为，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大展活力之后，渤海经济圈正在加速崛起，尤其是京津冀地区，有望在２０１０年，成为中国经济板块极具影响力的经济隆起地带，并在未来１０年内超越珠三角和长三角。
总部经济花开中国贡献中国城市化
仅两年的时间，总部基地已经建成一片看得见摸得着的区域。３０３栋总部大楼拔地而起，两三千家国内外大企业入驻。８月１９日，“总部经济战略发展（北京）峰会”在北京总部基地总部大讲堂隆重举行。
科技部党组成员张景安、中国高新区协会秘书长王瑞明、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梁桂、北京市丰台区区长张大力、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汪洪等出席会议。
总部经济“热”中国
坐落于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的北京总部基地是中国第一个有目的、有规划的总部经济实验区，它通过实行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定位、统一开发建设、统一招商，打破以低于土地成本价吸引企业的招商格局，以成片开发、成片收益来达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北京丰台区区长张大力表示，目前丰台的总部基地建设初具规模，逐渐成为北京总部经济的聚集区域之一。丰台科技总部新区以总部基地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以周边科研、教育、医疗、旅游居住等资源为依托的北京西南新的发展区域，占地约３０平方公里，目标锁定为研发总部、结算总部和管理总部。预计在２０１０年，科技总部新区将拓展出２６０万平方米的发展空间，吸引近１０００家大中型企业入驻，占经济总量的９０％以上。
总部经济的成功引来各地纷纷效仿。上海外资研发中心等总部基地项目，被定为２００５年上海吸引外资的新增点。截止到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５日，外资投资公司已经累计达到１０５家，外资研发中心共１４０家；广东省的总体目标也放在总部经济发展方面，到２００７年，实现各国跨国公司在广东设立一个总部基地；据初步统计，武汉目前已经拥有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与跨区域的大集团总部１００多家，总部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武汉市ＧＤＰ２５％；陕西省西安市总部经济正在推进当中，一些民营企业、国有改制企业的总部，以及世界５００强企业飞利浦、爱立信总部机构都设在西安高新区；重庆市正在打造重庆乃至中国西部地区的总部经济区。２００５年４月，重庆南岸区定位于建设信息、商务配套机构，吸引跨国公司，以及将各大跨国企业吸引到总部经济区；厦门总部基地已经初显雏形，戴尔、飞利浦等跨国公司投资总额已经高达１０多亿元。
总部经济贡献城市化
总部经济依托的资源是中心城市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沉淀的资源，所以全国各地发展总部经济有必然规律。张大力表示，发展总部经济不仅对丰台，而且对整个北京的经济格局和环渤海经济圈内部互动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将丰台定位为城市功能拓展区域作为北京西南经济板块重要组成部分。总部经济的发展，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实现市场资源共享，推动企业进一步创新，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研究部部长李善同表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实现国际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所有这些都跟总部经济联系在一起。总部经济在城市化发展以及提高竞争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培养龙头企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总部经济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博士也表示，当工业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支配力从生产能力如工厂等转到了以资本、技术为主要支撑的商务活动。同时从全球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正转向区域与区域的竞争。基于这种趋势，总部经济便油然而生并成为现代城市竞争力的一种标志。
总部经济需理性发展
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王力丁透露，当前正在研究和制定的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抓紧实施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龙头的首都创新战略，大力推进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迅速将北京拥有的科技、智力、人才这些优势转化为竞争力优势，进一步为各类总部聚集在北京创造更好的条件，提升北京作为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地位。
“很多高新区都可以发展总部基地的概念。”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秘书长王瑞明也看好总部经济，“总部经济应该概括区域经济里最具有活力的一部分。高新区是区域经济里最活跃的一部分，总部经济也是高新区里最活跃的一部分”。王瑞明表示，经过十几年发展，各个高新区都发展了几百家比较大的企业，这些大的企业都应该有条件进入到总部基地。现在我国有５３个国家级高新区，加上省级的高新区共有１５０多家，这都是各地的经济发展中的亮点，现在高新区正在进行二次创业，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需要总部经济的概念，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起来。
也有人担心，总部基地在中国发展将产生泡沫经济。李善同指出，总部基地的建立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商务服务、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相关的决策资源等等，具备这些必要条件以后，才可能考虑总部经济的发展。总部基地董事长许为平也表示：“泡沫是盲目发展所引起的，盲目发展的原因是没有按市场规律去做事。所以要客观的去分析市场，因地制宜。”
本次会议还首次发布了２０余万字的总部经济调查报告——《总部经济发展探索与实践》，就总部经济的背景与理论、总部经济实践的推进、总部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总结。
“总部经济”一窝蜂现象亟待改变
自从２００３年“总部经济”在北京被炒热以来，２００４年打着总部经济旗号的项目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似乎是“总部经济年”。２００５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青岛等城市都相继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亮点。然而，“总部经济”现象却没有出现如许多新生事物那样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而与此相生相伴的一种让人莫名的现象是，总部经济在中国还仍像大姑娘上轿一般让人感到新鲜而陌生。
北京“创造”的新经济概念
“总部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２００３年“科博会”上，北京正式提出了发展“总部经济”这一空前初创的思路；２００４年，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明确提出要积极打造“总部经济”。一石击起千层浪，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研究与发展“总部经济”的浪潮。
“总部经济也可称为首脑经济；是经济活动价值链中的高端部分；是国内外带有总部或总部派出性质的各种经济组织相对集聚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的统称。”北京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赵弘向记者解释说，“总部经济一手托着欠发达地区，一手托着发达地区，它把两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差异大的两个区域结合在一起来使用。”总部经济是与国际经济战略性向中国转移相伴随的一种现象，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一个必然的趋势。
日前，由北京社科院经济所承担的“北京发展总部经济理论与对策”课题鉴定也获得了专家认可，研究成果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提出的“总部经济理论”具有原创性。
但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总部经济”在国内还缺乏明晰的定义和明确的定位。中国高新区协会秘书长王瑞明在采访时认为，“总部经济”应是指大企业集团总部设在大城市，负责产品研发、销售、提供信息技术服务，不将生产基地设在大城市的一种产业格局。其中，金六福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把总部搬到北京，使产在四川的五粮液从地方酒变成了全国性的酒。很多人都知道，联想集团是北京的公司，但广州才是其真正的生产基地。在北京，象ＣＢＤ、金融街、亦庄、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以及郊区县等，都出现了一些与总部经济有关的区域和项目，所有这些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总部经济现象在中国的成长。
攀比模仿中的“热”较量
近年来，一些大型企业纷纷将其总部或重要事业部门迁往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如：吉利总部从宁波迁到杭州，远大总部从长沙迁到北京……形成了一股愈演愈烈的“迁都”风潮；为了搭上“总部经济”的快车，各地也纷纷出台措施，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在悄悄展开。
与之相呼应，一些楼盘也纷纷抛出“总部经济”概念，包括ＣＢＤ的万通中心、金融街的置地星座、怀柔区的总部新城、通州区的总部小镇、石景山的民营总部育成基地等等。目前，北京已形成ＣＢＤ、总部基地和金融街三大板块相互叫板的格局，一场总部经济大战也已剑拔弩张。
有关专家表示，一个新生现象会引领一个所谓的潮流，“总部经济”当然概莫能外。在上海，可口可乐的中国区总部迁到了上海，而国内的企业如海尔、春兰和长虹都先后从自己创业的城市出走，把各自的技术总部迁往上海。著名企业如此，大批羽毛未丰的地方民营企业就更是纷纷仿效。据上海市政府一位官员介绍，通过两种模式，上海实现了总部经济的分工：把不赚钱的制造业转移出去；另外在津浙附近发展起来的总部又迁移到上海，如温州有３００多家企业，包括正泰集团，在上海设立了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目前已形成了以“长三角”为腹地，把制造业放在苏锡嘉等地，形成“前店后厂”的发展格局。珠三角的崛起得益于香港和珠三角，现在具备条件吸引总部了。深圳也提出发展总部经济，象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等国际知名企业纷纷进驻，联想、长城、创维等高新科技企业都在这里拥有自己的总部写字楼“自留地”。
针对目前各地刮起的“总部经济”旋风，总部经济（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余钟夫对北京第一个提出并发展总部经济进行了分析。除了几十家地区总部外，有３００多家跨国公司在北京建立中国总部，占全国总数的６０％。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超过３５０家在北京投资，６０００多家外国公司代表处已在北京注册。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北京占５５％，上海占１７％，苏州占１３％，深圳６％，西安３％，成都２％，广州２％，杭州１％，青岛１％，从总数比例上可以看到北京的研发力量。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往往被称为“区域头脑”。在北京的“区域头脑”名单中，记录着美国的ＩＢＭ、摩托罗拉，韩国的ＬＧ、三星，德国西门子，芬兰诺基亚等名字。这些国际巨头的发展为中国总部经济的出现在内容上起到了催生作用。
日前，在一次采访中，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提出了总部经济的建设性意见：“我们说美国硅谷，国内试着建了一些所谓硅谷性质的园区，搞下来才发现为什么没有搞好，硅谷里没有‘硅’。现在总部经济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总’何来总部经济，所以这个‘热’不要盲目。” 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陶斯亮女士还形象地比喻说，总部经济是一朵艳丽的鲜花，不能随便乱插，一定要好好栽培。
记者近日了解到，北京市有关部门正在研制有关配套政策，为使总部经济走向规范化、有序化提供法律的依据，吸引更多国内外企业总部入驻北京。
“朝阳经济”将喷薄欲出
有人说，“做‘地头蛇’不好吗？为什么要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一言以蔽之：“四川最大的局限就是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国外朋友到四川来，往往要下很大决心。但是我到上海后，每周都有外事活动。我们的公司放在上海一看，根本是小公司，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参照系，不会迷失方向。”
显然，“总部经济”的集聚效应起了吸引力的作用。“总部经济”除了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外，还会带来餐饮、旅游以及楼宇外围某些特色街的形成和发展，其衍生效应也十分明显。北京市社科院赵弘研究员将“总部经济”的衍生效应归纳为“税收供应效应、个人所得税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就业成熟效应、社会资本效应”五个方面。
有业内人士认为：总部的聚集，无疑将拉动周边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意味着巨额经济收入和地区品位的提高。另据美国《财富》调查表明：全球４万多家跨国公司９２％以上的企业若干年内将考虑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包括设立亚太地区总部、中国地区总部、研发总部、商务总部，其中首选上海占３０％、北京占１５％、深圳占１１％，这份调查也无疑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了开发总部地产的理论依据。
“这是一个‘朝阳经济’，来日还方长。”中国高新区协会秘书长王瑞明和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主任汪洪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总部经济的概念，首先在我们中关村丰台园应用，实践证明，总部经济是推动我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推动力。”
“总部经济”冷思考
所谓总部经济，是指有不少企业决策部门，也就是企业脑袋集中在一定的地点和空间的现象。提倡总部经济的地方，无非是希望那些在空间上把生产和决策管理分开的企业，将决策管理的脑袋放在自己这里来。 ^在与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盟处于不同矛盾的时候，提出“总部经济”热，是不是某种浪费？
不久前，杭州举办了２００５的“浙商论坛”大会，会议有两个意外，一是到会的企业意外地竟有３０００多家，使会议组织安排出现混乱；二是会场实行了２级警卫。外贸依存度很高的中国，近来遇到许多麻烦。浙江是我国的出口大省，对痛苦的感觉更尖锐许多。在美国针对中国征收反倾销税的七大类纺织品中，浙江分别占到了全国出口量的１４％到３９％，会议的两个意外，多少反映了浙江的紧张。
企业为何“身首异处”
这次“浙商论坛”的主要话题是如何建立总部经济。但此举绝非是对目前经济局势的恰当应对。
热心这个概念的企业大都是一些房地产企业和一些渴望招商引资的开发区。
地方政府提倡此事除了一如既往地希望本地多些投资、多些税收、多些就业外，还在于现在提倡的增长方式转变有关——既然是总部，不会在这里搞车间建工厂，不会耗费多少的能源和原材料，应该也不会有多大的噪音和污染。本地既得到投资的好处，城市还斯文体面。
其实仅仅嚷嚷“总部经济”，并不能让人明白真实世界里产业聚集、企业扎堆、企业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决策的经济学道理。
在哪里决策，哪里生产，是一种需求和行为选择。人的行为选择是受价格，成本、费用——一句话，是受代价约束的。
从国外企业看，到中国投资的都是生产的身体部分，而不是什么脑袋和总部，因为比较优势决定了生产的身体部分，中国的成本比发达国家低。
企业如何做出选择
企业选择是被价格约束的，而经济学告诉我们，真实世界里决定价格的因素很复杂，并不是一些人的愿望和政策所能完全左右的，更不是说说总部经济就能搞定的。
北京是有不少企业总部，比如金融街，有许多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总部。为什么呢？这条街就在复兴门旁边，中央银行就在复兴门，金融机构获取政策和业务信息方便。北京金融街成为许多金融机构的总部，跟这里的信息产出大有关系。这里有关金融信息的相对便宜，那么来这里做金融决策的需求就大。信息产业部也有许多管制，所以国内外有许多电讯信息产业总部设在北京，因为节省交易费用。
决定人选择行为的价格难以捉摸，还在于它同样的价格，既鼓励某种选择，同时又抑制其他的选择和需求。
比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许多软件企业就选择了那里，深圳的华为也选择了在那里成立公司。很长一段时间，印度官员的贪污世界有名，学界有个术语“印度之路”就是用来概括政府寻租贪污现象的。按理说，哪里官员贪污，哪里政府价格就贵，哪里企业投资创业的需求和选择就小。
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软件企业选择需求印度呢？因为那里官员贪污虽然对一般企业讲来是成本，他们的投资创业选择少，但软件企业在技术上恰恰能避免官员贪污的成本，所以在这里的需求和选择多。软件都在脑袋里生产，软件储存和运输又不需要什么空间，交易又在无形的卫星天线之间就完成了，生产和交易几平看不见摸不着。官员要在这个行业贪污，需要近乎专业的贪污知识，而专业知识学习有成本，贪污成本高了，贪污需求就小；而贪污需求少了，企业这方面的投资创业选择就多了。
当然，其他因素也在降低印度企业选择软件产业的成本，比如印度是英语国家，降低了印度企业在发达国家获取软件信息和交易的成本等等。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也降低企业的选择成本。当初，印度的班加罗尔与新德里、孟买比，并没有什么优势，后来，一个班加罗尔在美国留学的学生，利用与德州仪器公司的关系，将一条卫星线路引进到班加罗尔，大大降低了传输信息和软件交易的费用，使班加罗尔获得了对新德里和孟买两个城市的比较优势，吸引了更多的软件企业选择这里。
不能一厢情愿
讲这些事，只是针对各地的总部经济热，做些提醒。
一、对企业在哪里做投资创业选择，不要仅仅凭总部经济的说法就做一厢情愿地向往和动作，而是要多研究当地自己的条件和比较优势，哪类企业会觉得成本代价低而作投资选择。
二、企业的决策和生产在空间上分开，做这种脑袋和身体分开选择的企业并不会太多，它受许多成本——比如信息、管理等等成本的制约。全国许多地方搞总部经济，应该想想究竟有多少企业有身首异处的需求？全世界、全国有多少“总部”才能让我们称心如愿呢？
在“浙商论坛”会上，听杭州的意思，他们至少希望有更多的浙江企业将总部设在杭州。然而，大家知道的事实是，浙江经济是私人小企业扛着的，成本决定了他们决策管理生产为一体。浙江的企业尽管分工很发达，但都空间集中，因为相互需要相互满足的成本低——这就是著名的浙江“块状经济”。如果我们鼓励他们身首异处，他们会做这样的选择吗？真能让他们这样选择，又是不是值得向往的呢？
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在世界攻城略地的同时，也使自己与别的经济进入摩擦冲突的时期。避免摩擦的成本，需要中国人更多更高的智慧。尤其是与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盟处于不同矛盾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时候的“总部经济”热，是不是某种浪费？
“总部经济”魅力有多大
总部经济的效应到底有多大呢？总部经济的崛起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首先，总部经济的崛起，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有力的拉动作用。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潘名山研究员评价说，“总部经济” 可以成为上海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 “引擎”。因为“总部”在自身创造大量产值和税收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产业间的前后关联效应促进上海第三产业的壮大，并拓展各产业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事实上，在外地或境外企业“借上海之梯登高”、“据上海而王天下” 的同时，上海也开始感受到这些企业的“推力”。
其次，总部经济的崛起，将会同步刺激跨国公司本土化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双赢进程。众所周知，跨国公司是在群居中生存的，有自己的“生物圈”。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跨国公司不能成体系地进入中国。自从加入ＷＴＯ后，跨国公司将加快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并从制造业进入到服务业、金融业，构成群居链。发展总部经济就是要创造条件，让跨国公司的群居链条能够在我国延伸。由此，跨国公司将这里视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内资企业在这里找到了走向国际市场的“跳板”。发展总部经济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企业接轨国际企业的必然选择。
再次，总部经济的崛起，将会加速城市化进程，大幅度提升都市形象。民营企业进城，实际上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一个集中体现，其进城总数的大小、进城速度的快慢，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此同时，企业迁都会给都市的加速扩容和整个形象的提升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据业内专家预测，曾经为秦巴山脉拖去一座城市的汽车巨人——东风的迁都，将极大地提升武汉的城市品牌，今后人们只要一提到东风，就会联想到武汉，武汉也就成了东风的副称。同时，将会有效提升武汉的城市功能，刺激城建、房产、金融、旅游、饮食业的发展，还将激活武汉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另据了解，众多国际知名企业在上海安营扎寨，一些全球性的经济会议纷纷选择在上海举行，为上海赢得了国际会议中心的声誉，进一步提升了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
最后，总部经济的崛起，将会增加就业机会。“总部经济”带来的不仅仅是对ＧＤＰ贡献，还给就业市场的扩容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新的机会。
资料来源：
《中国总部经济网》 宗和
《总部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版 赵弘
《北方经济时报》２００５．６．１５ 吴锋
《北京ＣＢＤ》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２００５．８．２６ 王新佳
《财富时报》２００５．８．２５ 淮君
《商业文化》２００５．６ 高小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