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读法——与聂锦芳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读法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经典论文,聂锦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刊登了聂锦芳的论文《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传播史新探》（以下简称“聂文”）。文中的考证帮我澄清了原来的一些问题，但文中的一些观点，却又使我产生了新的困惑，特此撰文提出。
一、如何看待“文本”的质量与它的“创作史”的关系
我所产生的第一个困惑是：“文本”创作时间的长短、修改次数的多少、文本的“思想和内容”的丰富与深邃，从而与它应当成为“经典”的几率是否成正比？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困惑，是由于聂文把《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创作过程与它的结构形式和思想内容（用聂文的话说，叫做“思想和内容”）联系起来，进而把《宣言》的形式和内容与它应否成为“经典”的问题联系起来，而我一向以为，这种表面的联系是靠不住的。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哪怕他穷毕生之力只“创作”一部著作，而且在“定稿”前让他修改一万次，从而在“结构”形式上达到完美的地步，也还是难以确保其“内容”的丰富和深邃，更不用说成为“经典”了。如果聂文的这种看法能够站得住脚，那么首先就必须关注：《宣言》的思想内容是否足够深刻和丰富。至于创作时间的长短、修改次数的多少，以及由此决定的结构形式是否完美，恐怕只是次要的因素。更何况结构形式的完美与否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形成定论呢！
《宣言》的深刻性，是由其“基本思想”决定的。恩格斯多次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1]（P252）考虑到1847年马克思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两大科学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在《宣言》中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看，都已经完全成熟，可以说，恩格斯对《宣言》的高度评价并无任何拔高之处。《宣言》的丰富性，则表现在“它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无论是就其“思想”的深刻性而言，还是就其“内容”的丰富性而言，《宣言》都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经典”之作。
至于《宣言》的结构，那就要看我们是根据内容、还是脱离内容来判断其形式的完善与否。聂文抛开《宣言》的7个《序言》，对《宣言》的正文进行了结构分析。我们遗憾地看到，这也是脱离了《宣言》的内容来分析其形式。
《宣言》的内容，根据恩格斯的看法，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我看来，《宣言》的学术价值在于它的历史观点。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并不仅仅是指“过去”，而是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内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其重点则是对现状的批判和改造。聂文对《宣言》第一章内容的概括，大致上描绘了其外形，但对《宣言》内在的灵魂——历史观点，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就不能准确把握《宣言》的整体结构。聂文把《宣言》的各个部分肢解开，然后再拼凑起来。《宣言》的生命形态就此丧失了。根据外貌对《宣言》的结构作判断，结论当然不可能是中肯的。聂文的三点评价——层次划分不分明、叙述风格不统一、论证节奏不一致——都是按照外在尺度做出的。即使就聂文的三点来看，情况也不一样。说《宣言》四章“风格不一致”、“（话语）节奏不一致”都可以，但说“论证节奏不一致”就有点勉强，说“四个章节之间层次划分不分明，在论述的内容上有重复”，恐怕是看走了眼。
众所周知，《宣言》的全部四章内容，都是围绕同一个“基本思想”展开的。第一章开宗明义，一上来就亮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然后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和无产阶级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并从正面得出结论：资产阶级代表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无产阶级代表从现在到未来的历史，从历史观点来看，“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284）第二章无论是阐发共产党人对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关系，还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的反驳来阐发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都是立足于历史观点展开的，只不过第二章与第一章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章侧重从过去到现在，第二章侧重从现在到未来。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也是根据历史观点进行分类的。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的共同点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其立足点不同，因而属于不同类别：凡是立足于过去的，就叫“反动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企图倒转历史的车轮；凡是立足于现状的，就叫“保守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把现在的状况看作是最好的，只是致力于现存制度修修补补的自我完善，反对对现存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凡是立足于未来的，就叫“批判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又包括两种，即“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批判的实践的”共产主义。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缺乏历史观点，它不是从已有的经济事实和社会现实出发，而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后者则试图通过批判旧世界而发现一个新世界，试图“在世界的旧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从而把自己的理论原理看作“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第四章确定“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还是根据历史原则：凡是面向过去的党派共产党人就要反对，凡是面向现状的党派就揭露，凡是面向未来的党派就支持，“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1]（P306）
回过头来看一下《宣言》的开头和结尾。《宣言》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欧洲到处感觉到共产主义的存在，但它还是一个“幽灵”（“鬼”）。人们“谈鬼色变”，但“鬼”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的时候了。在《宣言》的末尾，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共产党人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人的“目的”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手段则是“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把正文的四章加进来就可以看出：这样的结构形式，从内容上看无疑是完美的。至于篇幅的长短搭配、风格的多样统一、节奏的快慢变换，这到底算是缺点还是优点，要视它是否更加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而定。聂文可能喜欢那种整齐划一的学院式风格，我却更加喜爱《宣言》那平易近人的文风。在读完了前三章每章十几页（以中文版而论）的论述之后，需要的是“坐而论道”后的“起而实行”，人们如何还能容忍第四章再来十几页的冗长说教呢？一个简短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更能打动人心吗？
因此，创作时间长短、修改次数并不是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都是“‘仓促’完成”的，但都不妨碍它们成为经典。“经典”与否，需要对它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具体分析。这样看来，不论《宣言》创作时间是长是短，修改次数是多是少，它都是一部杰作。更何况，下文我们还将看到，《宣言》的创作时间、修改次数远比聂文所说的要长、要多。
二、如何看待“文本”与其“影响”的关系
我的第二个困惑是：“文本的写作过程、最初的思想内容与其后来所造成的影响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因果联系”？能否从中排除“以后因复杂因素而产生的判断”？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困惑，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按照诠释学观点，“文本”之成其为“经典”，不能离开人们对它的评价，单纯由它本身的“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决定——“经典”总是存在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而不单纯取决于作者方面的因素。《宣言》能否成为例外？二是人们公认，与以往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既然如此，聂文认为的《宣言》“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序列中的经典地位的确立，并不完全是由其本身的思想和内容奠定的，更主要的是由后继者对它总体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的突出强调和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这又会有什么不妥之处呢？究竟是谁在认为，《宣言》“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序列中的经典地位”，应当“完全由其本身的思想和内容奠定”？
任何“文本”对后世的“影响”，不但取决于文本本身的因素，而且还取决于读者的因素、受众的因素，因为“影响”总是“文本”对读者的影响，而不是对“空无一物”的影响。自诠释学创立以来，这已经成为常识了。认为唯独《宣言》例外，可以不经评判，“完全由其本身的思想和内容奠定”其经典地位，显然是一种幻觉。如果《宣言》写出后就束之高阁，人们只知道有这么一部著作，但谁都没有读过，又怎样断定它是否“经典”呢？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由谁、根据什么标准来断定它是否“经典”。按聂文的说法，“普通民众特别是劳动者”、恩格斯的“导向和看法”、“政治家”们的“评价”、“大规模的出版、宣传”都靠不住，恐怕只有学者按学术标准所作的判定才是合理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学者呢？考察一下作者的论证就清楚了。
首先，聂文拿《宣言》与《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大部头的巨著”，以及《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哲学作品”相比，认为《宣言》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更易于流传”、“更容易为普通民众特别是劳动者所接受”。按作者的标准，连《宣言》都是“‘仓促’完成”的，因而其经典性打了折扣，未发表的、仅供研究者本人进一步研究使用的“手稿”又有什么资格成为“经典”呢？而且，照聂文的逻辑，既然连恩格斯都没有资格评价“马克思的”《宣言》（何况我们马上就要说到，《宣言》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作品！），那就只有马克思自己才有资格断定他的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但如果马克思真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那么重要，他会把它们束之高阁吗？
其次，聂文仅仅把《宣言》看作马克思一个人的作品，所以他才一方面把《宣言》的写作时间拖后到1847年12月（从马克思“正式”接手算起），以证明《宣言》是“‘仓促’完成”的；另一方面又说《宣言》第二章“直接搬用”了“作为《宣言》‘草稿’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以证明《宣言》乃是杂凑而成的。然而，众所周知，《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共同作品。所谓“共同作品”，当然有多种写法，但其中既有马克思写作的部分，也有恩格斯写作的部分，这是十分正常的合作形式。以此来论证《宣言》“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经典地位”本来没有那么高，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更何况聂文自己承认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是《宣言》的“草稿”！
如果把《宣言》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作品，那么，《宣言》的起草就应该从恩格斯开始写作“作为《宣言》‘草稿’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的时候算起。就算1847年1月莫尔分别到布鲁塞尔和巴黎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没有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同盟纲领，按聂文的说法，到1847年6月2-9日的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只有恩格斯才拿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作为同盟的纲领草案，其他一些盟员“就党的纲领写的较长的文章甚至小册子”则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事。照这样说来，不管同盟有没有“委托”恩格斯制定同盟纲领——就算恩格斯自己找事做吧，《宣言》“草稿”的写作也是1847年1月到6月间就开始了。一定要抓住“委托”这个词大做文章，而且一定要以正式的委托书为准，只要现在还没有找到正式的委托书，就断定恩格斯没有经过“委托”就在自己连同盟会员都不是的情况下自说自话起草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这似乎有些牵强吧？
再次，为什么“政治家”对《宣言》的判断就一定靠不住呢？比起“单纯的学者和理论家”对《宣言》的判断，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家”对《宣言》的评价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宣言》的大规模出版、宣传确实也把《宣言》神化了。但如果信奉《宣言》的“政治家”们竟然失败了，它还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当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的时候，作为他的“入门老师”的《宣言》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正恰如其分吗？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经典”与否的评价，绝不能单纯以它的“文本性”作为标准。恰恰相反，能否“与实践”“紧密结合”，倒恰恰应当算作它是否经典的标准之一。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才没有坚持发表他早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普通民众特别是劳动者”所不易接受的作品。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之所以能够“突出强调”《宣言》的“总体思想”中的不同部分，正说明了它的丰富性、开放性。甚至它那已经过时的内容，比如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的第三章，在方法论上也仍然有它的意义——今天在中国，不是同样有面向过去的学派、面向现状的学派和面向未来的学派吗？面对这些流派，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同样需要站稳自己那“批判的实践的”立场吗？
聂文显然是把“经典”与“学术经典”混同，然后以“学术经典”的标准来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且，这里的“学术”，还是与“政治家”无关的学术、属于“单纯的学者和理论家”的“学术”，也就是局限于书斋里的纯而又纯的“学术”。因此，所谓“文本”的“影响”，也不是从它与群众的关系来说的，不是对群众的影响，而是对“单纯的学者和理论家”的影响。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宣言》这一特殊的“文本”，怎么能正确估价它的真实“影响”呢？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读法
我的第三个困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应当怎样读？是仅仅把它当作“文本”、当作已经死去的文献，试图把它的原貌“复原”出来，还是把它当作有生命力的“传统”，试图通过有效的诠释学循环，让它显示出自己的活力？
这也是个老问题了，遑且不论诠释学。中国古代有义理派和考据派之争，西方近代以来则有兰克史学和新史学之争。但谈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总是绕不过去的。聂文以纯理论的标准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难怪会把《宣言》的7个《序言》放过不理。
然而，研究“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这7个《序言》恰恰是最重要的原始材料。它们反映了《宣言》在19世纪的命运，可以说，7个《序言》本身就是《宣言》在19世纪的历史“影响”的缩影。那时候既没有后来的“政治家的参与”，也没有“国家行为”。恰恰相反，当时的“政治家”和资产阶级国家都极力贬低《宣言》，甚至阻挠《宣言》的出版。要找放大《宣言》影响的外部因素，大概只有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了。但为什么当时恩格斯的评价“影响”会那么大呢？为什么贬低《宣言》的声音就显得那么苍白呢？研究《宣言》的“传播史”，这不正是需要关注的大问题吗？
恩格斯和马克思当然有区别，然而他们的名字确实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至少在他们联合署名的《宣言》中是如此。硬生生把他们分开，然后通过说明恩格斯不如马克思的办法，无视恩格斯对《宣言》的“创作”和“传播”所作的贡献，以此证明《宣言》不是那么“经典”，怎么能说得通呢？
这决不仅仅是疏忽。它说明聂文不是把《宣言》看作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理论武器，而是看作学者书斋里的高头讲章。然而，《宣言》之作为“经典”，恰恰在于它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对无产阶级解放自身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命运的论证，而不在于“单纯的学者和理论家”如何评价《宣言》——尽管单就《宣言》的历史观点而言，它在整个人类学术史上的地位就已经不可动摇了。
据聂文的考证，7个《序言》都是恩格斯写的。但问题不在于话是由谁说的，而在于话本身有没有道理。不能说，凡恩格斯说的就不算数，就可以不加理睬。当然，这里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再来把7个《序言》的内容重述一遍。我想说明的只是，除了聂文对经典的读法外，经典还有另外的读法。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看作活的东西，从它生命力的强弱来考察它的命运。
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宣言》与其他纲领草案，比如与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相比，优点恰恰在于它的历史观点。魏特林从“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这一原则出发，论证财产“共有共享”的合理性，遵循的是“应当如何”的思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角度，论证共产主义的实现并不仅仅是人们的善良愿望，它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生产方式决定着占有方式，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无非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主观反映，“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1]（P252）这种论证当然比魏特林的论证有力量得多。
《宣言》产生于西方，但它对东方国家的影响，首先也是由于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必然性”，而不单纯是由于恩格斯的鼓吹。此外，它的内容的丰富性也使它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而对于东方国家的革命者来说，重要的却是它的“唯物主义”观点。西方的历史发展使无产阶级时时感受到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所以他们可以从“历史”观点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但在俄国等东方国家，人民群众与其说受资本主义发达之苦，还不如说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因此除了历史的“必然性”之外，还要向他们强调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也就是列宁所强调的：虽然现在俄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即工农民主革命，但未来必定属于共产主义，这一历史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既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又根据中国的情况，突出了《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内容，甚至错误地认为《宣言》的基本思想是“阶级斗争”。与此不同，邓小平则从《宣言》中看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尤其是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而看到向资产阶级学习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的必要性。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确实是“后继者对它总体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的突出强调和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宣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问题在于：这种“强调”属于无中生有，还是说明了《宣言》内容的丰富性使不同的人们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宣言》在发表后的150多年里，竟能持续地“与实践”“紧密结合”，究竟说明了《宣言》的生命力，还是仅仅说明了它对“政治家”和国家政权的依附？如果不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而仅仅用个人喜欢的那些事实和数据说话，那是什么样的结论都可能得出的。
这里就涉及所谓的“一般原理”和“实际运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P248）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地方的论述，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表现的正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它的“实际运用”则表现的是它的适应性。这里的“一般原理”和“实际运用”的关系，显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般原理”实际上是恩格斯反复强调的《宣言》的“基本思想”，而“实际运用”则表现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措施”。从早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反复强调，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一般原理只是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的概括，这些概括与“一般历史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P74）
我们研读《宣言》，也不应当把它看作“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而是应当密切关注《宣言》的生命力与它的适应能力的关系。我们不能单纯把《宣言》当作书斋里的教条来研究，而要把它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就是说，看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借鉴他们的方法来处理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所遇到的问题。
《宣言》对“后继者”的“影响”，主要不是由于它在理论上有多么高深莫测，而在于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应能力。用这种阅读方法来研究《宣言》，我们就会看到，《宣言》直到今天仍然是“经典”，因为它“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理论武器，《宣言》迟早有一天会过时——到阶级消灭之日，谁还会把《宣言》再当作“经典”呢？毕竟，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承认“历史的真理”，不承认“永恒的真理”。
而用聂文那种“博学”式的读法，《宣言》不仅不可能成为纯“文本”意义上的“经典”，还会使人陷入无穷无尽的细节中，不能自拔。仅举一例：马克思到底是哪国人？聂文在最后一个尾注中，对1899年《万国公报》的说法进行了细心的推敲，说《万国公报》引用的是《宣言》中的一段话，但它“把马克思误为英国人”了。聂文认为那段话出自《宣言》，大概是有确凿的证据，但说《万国公报》“把马克思误为英国人”，不知道根据何在。大家想必都知道，马克思虽然出生在德国，但后来迫于政治原因，放弃了德国公民身份，加入了英国国籍。《万国公报》“误”在哪里？该不是要所有的人都来“考据”一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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