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美论文,后期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积极开辟和扩大对美军事交往，曾努力争取享有美国对华租借军事物资（简称美援）的分配权。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 从呼吁“美国援助”到提出争取“美援”
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便提出了中国抗战需要争取美国等国家援助的主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认识到，中、美两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193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在中共看来，美国援助中国，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①
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②
时至1938年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次重要演说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在充分肯定两次演说给予“抗战的中国人民以道义上的声援”的同时，中共呼吁美国“能够由这种的声援，进一步的给抗战中的中国以更大的物质援助”。指明：美国对华物质援助，可分为间接的和直接的，间接的即停止与日寇的贸易，至少禁止供给日寇以军用品及军需原料。直接的即贷款给中国，供给中国以军火及军用品。③ 显然，中共已经认识到抗战中的中国物资匮乏，不再满足单纯的道义性援助，更侧重物质性援助。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争取美国及西方一切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月底，《新华日报》社论指出，要把从道义上从物质上都对中国尽了很大援助的英、美、法、苏与德、意区分开来；着力在外交中争取得到外国的借款、军用物资、志愿军、技术人员医疗救护、难民赈济，及对中国的道义同情、对日本的制裁与谴责④。一个月后，《新华日报》借用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的话，呼吁：帮助中国即是保卫美国⑤。翌年1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同样借用白劳德的这句话，强调：英、美等国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⑥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共所倡导的“美国援助”，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所积极努力争取的“美援”属于截然不同的概念：此时期的“美国援助”，在内容上，并不特指军事援助，特别是尚未开始的美国对华租借军事物资，应包括道义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整体性援助，以及间接的对日制裁与谴责。而伴随着抗战的进行，在内容上，中共越来越倾向于更具实际意义的物质援助，如借款和提供军用品；在受众上，并不特指中共，而是指整个中国抗战；在目标上，并不是唯一的，另外还包括了英、法等国家；在操作中，中共还对美国援助还保留着一定态度，认为与苏联等援助还不能同日而语。“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外援）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⑦ 这种保留认识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中共对二战还是属于帝国主义国家间战争的定性和对美国先入为主的认识——同样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至1941年初，当中国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间就美对华军援问题正进行着积极的磋商之际，中共更多地还是关注着皖南事变的善后和国共关系问题。2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专程为接洽援助中国抗战等事宜赴华。8日，《新华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居里抵渝的消息，还发表社论指出：居里先生来华，全中国人民都在注视……日本南进的实现，必将把第三国在东亚的利益，驱逐净尽。作为一个维护和平和强国，美国应在制裁日寇上有更大的贡献。这首先就是实行对日的全面禁运。次之就是对中国的援助。美国援华，必然是援助一个真正打击共同敌人的朋友。⑧ 在这里，中共一方面通过强调日本的南进方针，来增强美国援华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则试图阐明中共的实际情况，希望美方能够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共。
14日，居里与周恩来会晤。针对居里对中国内政安定与否的关切，周恩来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将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意向告诉给周恩来后，也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不可能。⑨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只要不损害共产党的利益，中共就不反对美国援华，但无条件援助蒋介石可能会加强中国内战的因素。⑩
此次谈话，是中共与美方高官间的首次高层会晤。显然，就在美国援华已是大势所趋之际，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争取美援的问题，而是希望美方通过美援来压制试图制造分裂和摩擦的蒋介石，使之不致挑起内战。对于美援，周恩来不仅没有表示出争取意向，甚至还表现出某种忧虑——美援会不会助长蒋的摩擦政策。联系《新华日报》社论，不难看出，中共非常清楚居里此行对于国民政府及整个中国抗战的意义，顺其大势，中共自然要在公开的舆论中呼吁美国援助，但在真正的面对面交锋时，也不错过利益格局下的外交努力——以美压蒋。即如周恩来分析的美方矛盾心理：“居里来华是想将中国控制在美国手中，为他牵制日本，内战扩大是不赞成的，但如蒋能维持现状，他们也不会反对。”“所以他们想以一种压力（面会周恩来即是典型的姿态，笔者注）加于蒋，但也怕把蒋压走（降日亲德）。”（11） 正因此，在居里、周恩来会谈时，美援问题远不如社论一样处于显要位置，或许这就是政治斗争与政治宣传之间的差异。
居、周会晤及后来居里就对中国团结抗战的关切向蒋介石的公开表态，是中共外交上的成功，促成了毛泽东等人对美认识的一定变化。3月4日，毛泽东针对中共在外代表继续表示反对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时，致电提出：今后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或订立中、缅协定一事不必强调反对，“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12） 这表明，中共在认识英、美援华抗日问题上开始在策略上发生转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拉近了中美间的距离。1942年伊始，周恩来等人与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些外交人员如范宣德、谢伟思、戴维斯等进行更加积极的接触，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抗战政策，介绍中共军队的战绩。
5月下旬，中共获知美拟向苏提供军火租借、美苏双边正进行互助协定的谈判等消息（13），这对中共决策层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一个事实摆在了中共面前，苏联正在争取美援，那中共呢？
5月29日，《新华日报》报道《美援华新建议：对我提出成立租借协定——与美苏英协定内容相似》。当日，《新华日报》编发《美国军火租借法案实施的一年》，介绍了美国租借法案通过情况、基本内容，及一年来对外租借物资和钱款的数字，表达了对美国军火租借法案执行情况的高度关注。
同一时期，周恩来会见了随美军事代表团来渝的斯诺，委托他向即将来华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转交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有关材料，并附信一封。信中指出：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敌人的后方激烈作战，他们在数量上远逊于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却牵制了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48.4％。但是两年半来，国民政府停止给他们任何补充，军用费也停止拨发，甚至国际友人捐赠的药品也禁止输送给他们。呼吁同盟国，给他们以援助，以便有效地打击同盟国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14） 很显然，与一年前的态度相比，中共充分认识到了美国军事援助的重要性，适时抓住居里第二次来华的机会表达了获取美援的意向。
在经周恩来明确向美方提出获取美援的同时，中共《新华日报》也含蓄地表达了这一意向。5月30日，该报社论强调：我们相信中央从友邦取得来的援助，对抗战得力部队，是能够而且应该予以合理的公平的分配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士气，加强战斗力，有效的打击敌人。（15） 不难理解，“对抗战得力部队”即指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与后来相比，此时中共所表达的还只是希望“中央”，即国民政府来公平分配“从友邦取得来的援助”。
令人遗憾的是，居里第二次访华并没有与中共高层面晤。但中共却时刻关注着居里在华行程，7月10日，周恩来在和美国驻华官员戴维斯的会谈中，提出“请予军械”。（16） 8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欢送居里博士归国》，肯定了居里在促成美国援华中的作用。两天后，周恩来再次以个人名义致函居里，希望美国加紧控制租借物资，勿被当权派储作他用（17），言外之意非常明显。
与以往不同的是，尽管中共还在忧虑着美援会成为蒋介石制造摩擦的专储，但争取分配美援的一部分，使之真正发挥应有之效能，已经成为中共对待美援的新的立意。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共对美援提出明确的争取意向，也是在多种因素下促成的：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经过中、美两国政府的努力交涉，双边同盟关系逐渐确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间的军事往来及美国对华军援达到了抗战以来的一个高潮。这一基本的事实促使中共对此问题有所认识和关注（18），并建立了中共有所意向的客观物质基础。
（二）中共对战争性质和美国在战争中应发挥作用的认识改变也是中共提出争取美援的重要原因。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后，中共对战争认识上的种种“疑虑”逐渐散去。7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来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电，电文明确：各国共产党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反法西斯各国内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推动各反法西斯国家政府成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凡是帮助毁灭法西斯的军事、政治和有利于苏联抗战胜利的都是好的、正确的、应该联合的。（19） 13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一致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据此指示全党：“对于目前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根据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明确肯定：“目前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前此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世界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关于帝国主义阵营中存在着两大集团等种种认识标准，统统取消，一切依据于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为转移。（20） 显然，这样的认识转变，是中共提出争取美援的前提和基础，使之在理论上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正是基于此认识的改变，毛泽东于1941年11月7日在延安发表的广播讲演中，再次呼吁：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我们以为英国和美国应该用一切方法拿更多的飞机、坦克来供给苏联，拿更多经费和武器来援助中国，拿更大的力量来援助在德意蹂躏之下的各国人民的起义。（21）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共再一次坚定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信心，提升了对战争性质和对美国在战争中作用的认识。12月9日，中共发表声明，明确提出要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主张“中国与英美及其它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22） 伴随着宣言的发表，中共开始采取积极而主动的方式开展对美外交，尤其寄希望于双方进行有效的军事交往与合作。
（三）苏联对美援的争取和利用为中共做出了示范。对战争性质和对美国在战争中作用的认识影响着中共对美的基本态度与政策，但就美援来讲，中共方面能否争取和利用，这是更迫切的具体问题。尽管中共一直都在舆论上呼呼美国援助中国抗战，但从未明确是要援助中共。其症结还是深植于中共领导人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原因。因此，苏联对美援的争取和利用对中共有着明显的影响和示范，这一点可以通过前文中1941年2月8日《新华日报》社论《增进中美友谊——特向居里先生致词》看出。该社论用了相当的文字论述了美国援助苏联，及中、美、苏三国的友谊与合作是维护远东和平的关键。时至1942年上半年，当中共获知苏联正积极接洽争取美国租借物资；6月11日苏美签订互助协定（23） 等等，底线最终突破，一种明确的示范效应产生——美援是可以争取和利用的！适逢被中共视作老朋友的居里即将再次访华，提出争取美援已是水到渠成之事。
（四）1941年以来中共争取恢复国民政府给养的失败，为中共不得不转移给养争取方向，进而争取美援提出了迫切性。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于1937年初始供给中共武装力量一定的军饷和军事物资。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彻底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供给。（24） 为此，中共虽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时至1942年初，恢复供给之事已全然看不到希望。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共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将争取给养的方向转移至展露希望的美援上。
（五）以往中共与美方的民间和非正式官方交往的良好基础，为中共提出争取美援奠定了可能性，这一点已有众多著述论及，故不多言。
二 中共争取美援工作的四个时期
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共争取美援的工作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42年5月至1944年7月，起于中共提出争取美援的意向，止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该时期中共争取美援工作的特点是：
首先，在中共整体对美交往的目的上讲，这一时期最主要目的是争取美国向延安等中共控制的区域派驻常驻的军事观察人员，打破国民政府对中共敌后抗战的政治封锁，清除国民政府在中共与美国间的交往屏障。争取美援还只是作为一种意向，没有上升为最主要目的。基于此，中共在争取美援的过程中，方式方法和外交语言都相对含蓄，并不明确具体的内容与数量等。
其次，中共争取美援的主要工作对象是驻华美使馆官员和驻华美军事官员，以及一些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如戴维斯（二等秘书）、谢伟思（三等秘书，后为二等秘书）、范宣德（参事）等等。如仅在1942年夏，周恩来即与戴维斯先后三次面会。当年11月20日，周恩来和在渝同国民党谈判的林彪会晤范宣德、谢伟思，希望：将美国对华援助的一部分给中共。（25）
在此期间，美高官威尔基于1942年10月上旬访华，中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努力以舆论来引起威尔基对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的关切。10月4日，在报道威尔基抵渝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另一个人民战争的战场欢迎威尔基先生》。9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经济上的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阐明了中共在处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两个方面的基本原则，自力更生并不忽略外援，外援的重点是我们重工业薄弱所致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以及财政金融上、交通工具上的援助等。我们需要自力更生，但亦热烈的希望和欢迎友邦之援助！
另一位在此期间访华的是华莱士，1944年6月间的中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都予以了追踪报道，并分别编发社论，表达出对华氏的热烈欢迎和对其即将在中国内政所起作用的极大期盼。同时也不失时机地指出：国民党“对于抗战最力和人民血肉相关的八路军、新四军，则不仅断绝接济，而且以拥有盟邦供给的精锐武器的大量军队，进行封锁和不断袭击、骚扰。”（26）
再次，中共驻重庆代表非常注意利用合法身份与舞台，来加强争取美援的努力，同时注重舆论造势。如1943年12月21日，董必武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积极联络各民主党派参议员，致电英、美两国国会议员，一方面对他们支持中国抗战并成为自由、平等之远东唯一强国，深表感佩；另一方面提出，请考虑现正蓬勃兴起的八路军、新四军，请加以同情和援助。（27） 1944年5月中旬，中共已经开始酝酿向国民政府提出合理分配美援的问题。当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伯渠的电文中提出了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20条意见，其中涉及给养问题的为：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八路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28） 6月初，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前夕，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据此向国民政府提交意见书，郑重提出：“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29），并要求发还国民政府在三原扣留的英、美援助八路军的101箱药品。这是中共首次向国民政府正式提出分配美援的问题。
在舆论造势方面，中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一方面抓住访华的美国高层官员，进行追踪报道、编发社论等，一方面则利用一切机会来充分宣传。如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就史无前例的编发社论《祝美国国庆》。伴随着工作的进展，中共的舆论攻势还是产生了相当的作用。1944年7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盟邦人士的诤言》，引用和介绍了英、美方面对中共友好人士的一些言论，指出：英、美反法西斯人士由于日益了解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绩和民主建树，已认识到：保证他们得到一部分的英、美物资援助，是打击日寇的有效办法，也是对日反攻的必不可少的步骤……盟国人士对于援华供应品的分配使用，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这个要求，一方面是保证这些供应品真正用在抗战上面而不用在反共上面，另方面是保证抗战最力的八路军、新四军获得必要的接济。盟国人士这种要求，合于我国的抗战和同盟国反法西斯事业的共同利益。
第二时期，1944年7月至1944年10月，起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止于史迪威调离中国战区、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
1944年7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行，标志着中共对美交往的阶段性成果，极大地推进了中共在对美交往上的热情。中共终于冲破了重重障碍，得到了同盟国的认可，国人和外国人的眼睛终于“慢慢地亮起来了”。毛泽东不无感叹地说，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30） 中共争取美援工作在这一时期开始上升为对美交往的主要内容，争取美援的方式方法和外交语言非常鲜明直接，甚至明确了所需美援的具体数量与内容。在操作上，中共争取美援的主要工作对象是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和在华其他美军事官员。中共方面几乎是调动了一切高层力量来积极推动这一工作，特别是加大了公开的舆论造势。
在数量上，中共的期望值有一个随着可能性的增大而逐渐增加的过程。
早在8月22日，毛泽东曾提出“盟军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31），并没有明确数量。时隔不久的9月初，经过与谢伟思等人多次谈话都得到了关于分享美援的赞同性回答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看到了希望的大大存在——争取美援已经不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数量的多少问题了。当得知美国总统特使纳尔逊和赫尔利即将抵达重庆访问时，毛泽东感觉到“摊牌”的时机到了。
9月8日，中共中央电示在重庆的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请他们向史迪威、赫尔利、纳尔逊正式提出分配美援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的关键就是将美援至少一分为三，中共方面有其一。电文指出，根据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表示和太平洋决战任务的加紧，我们有利用这次机会向史迪威、赫尔利、纳尔逊提出援助我们的必要。“根据我军历年抗敌的战绩，今日抗击敌伪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五十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连战皆败相衰弱无能……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之全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32） 电文同时要求请代表中共及军队表示欢迎赫尔利等访问延安，并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正式提出说帖。
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董、王，进一步明确提出平分美援方案。电文指出：“如与纳尔逊、赫尔利见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以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亦即国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共都优于国也。”（33）
翌日，中共驻重庆代表访晤了史迪威将军，转达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问候，并提出可在史的指挥下打仗。这令史迪威非常高兴，承诺到延安看一看。会谈后，史迪威在为赫尔利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将使用第十八集团军。他还向人直截了当地讲：“假如蒋介石一伙控制了物资，你可以知道谁会得到这些东西。你也知道谁不会得到这些物资。不管怎样，我们得设法把武器交给共产党人，他们愿意作战。”（34）
15日，毛泽东在复林、董、王的电文中又指出：“关于美国物资分配，不管将来事实上之结果如何，我们应在原则上去主张按照抗战成绩（我们打击敌伪之百分之五十）为标准，不应按照现有两党军队数量为标准，因此我们应主张两党平分援助物资，前电所说三分之一不恰当，请改正。”（35） 同日，《解放日报》头版编发《延安有资格人士评论盟国援助物资分配问题》的电讯稿，指出：“这种援助，决不能以国共两党所拥有的军队之数量作标准，而应以抗战成绩与抗战能力作标准，国民党军队虽多，但是仅打了六分之一的敌伪军，共产党军队则打了六分之五的敌伪军。按照这个标准公平地分配同盟国援助中国的金钱、武器与物资，现在正是时候了。”照此评论，中共所要求分配同盟国的军援已经提高到了六分之五的目标，这是中共改变由过去国共按军队数量比例，转按国共抗击日伪军数量比例分配美援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转变，它说明中共在争取美援问题上越来越乐观了！
9月18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起草了给史迪威的说帖。说帖共提出四项意见。关于军事援助问题，说帖提出：“以我军民在敌后如此的力量、成绩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如再加以近代的装备和补充，不仅可以牵制今日敌人之进攻，而且可以配合明日盟国之反攻。”“我敌后抗战部队在此七年当中，奋勇血战，从未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任何轻重武器的装备（除抗战初期领了一百二十挺轻机关枪和六门反坦克小炮以外），即弹药、被服、粮秣、经费以及各项交通、卫生器材的供给和补充，也在一九四○年起全部停止了。但为着今日更有效地消耗和牵制敌人之进攻，明日更有力地配合盟军之反攻，我们有充分权利要求国民政府装备和供给我军以应得的军火和物资，我们更有充分权利要求同盟国将援助中国军队之武器、弹药、交通卫生器材和金钱布匹等，分其应得之部分给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一切抗日游击部队。且更基于上述理由，特别是敌后、正面两战场胜负的对照，我军至少应获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一。这样，方为合理。”（36）
9月23日，延安观察家发表时评，公开指明：“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仅仅抗击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止）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37） 相比一周前的《延安有资格人士评论盟国援助物资分配问题》，此时中共所要求的美援分配数量，更有新的提高，即六分之五以上，同时对于分配给国民党的六分之一也提出了要求和标准，可以说是达到了争取美援以来的最高数量要求，同时也达到了中共争取美援工作以来的一个高潮。
在关注数量的同时，中共对所希望的美援内容也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认识，并且也存在着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1944年8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经过此前与观察组人员首轮交流，毛泽东介绍了与包瑞德和谢伟思等人的谈话内容之后，不无希望地讲：蒋介石靠不住，美国需要我们的帮助是肯定的，因此部分地援助我们也是确定了的，反过来，我们要美国援助的方针也是确定了的，首先要大炮、火箭炮等，其次要枪弹，要炸药。（38） 这也是中共首次明确所需美援的内容，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随着争取美援工作的进展和中共领导与观察组谢伟思等人间的进一步交流，中共在具体内容上开始有所调整。至8月底，中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原来首先需要的重型武器装备还不太切实际，不可能实现，加之“地形和作战环境”不允许“使用重型和复杂的现代化装备”。因此，“简单轻便的”轻武器更有利于发挥八路军、新四军的特长，利于“可以长途行军”。（39）
基于此更为务实的认识，朱德曾向美国记者指出：我们需要得到盟国的军事援助，但我们并不要求得到重炮、坦克和军用飞机。我们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供给步兵的武器，如轻重机关枪、反坦克炮、野炮、炸药等。这样，八路军、新四军在任何地方运动中都能战胜敌人。（40）
时至9月18日，在周恩来给史迪威的说帖中，更是非常具化地提出了分享美援的内容：“1、按目前战况及反攻之需要，我敌后部队依现有五十三万人计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至少应编为正规师五十个，以便接收新式装备。现时我军分在各处作战，均以团或旅为单位，隶属于敌后各作战分区。如欲集中编制和训练，以师为单位进行，决无碍于目前作战，且按此五十个正规师兵力，仍可由民兵游击队中组织同样数目的预备师，以作补充之用。2、为适应敌后战场目前需要，并牵制敌人向我正面深入进攻，我军急需接济的军火物资为轻兵器（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及坦克小炮、火箭炮）、弹药及通信卫生等器材。3、为加紧准备反攻起见，我军装备急需使之近代化。你们美军统帅部已决定装备中国军队以一定数目的近代化的师，则我们要求至少以一半数量的装备给予我们。”（41）
中共中央这时之所以敢于提出如此充满着期望与乐观的要求，也绝非一厢情愿。
第一，美方的因素。（1）美军观察组重要成员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及美方应予中共武装援助的表示。这一点最直观最真实，也是最容易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兴奋的。事实上，以早期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为核心，形成了一批对华务实派的人员，他们较为真实地认识到了抗战后期中国实际情况，同情和支持中共，厌恶重庆国民政府的腐败，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给中共以直接的军事援助。1944年8月29日，谢伟思还专门写了给国务院的第16号报告，即《美国给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军事援助的可取性》。与他们分别向上司和美国国内反映着这种观点的同时，他们也毫无修饰地把这一观点告诉给了中共领导人，后者对中共的激励作用远远大于美国国内对他们的报告的反应。（2）美国媒体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及要求援助中共武装的表示，使中共中央感受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鼓舞。事实上，从1942年起，中共即非常关注美方媒体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中共自身的评价，经常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上援引或转发。在诸多的援引与转发中，美国许多学者、记者及媒体都明确地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共予以援助。（42） 1944年8月3日晚，“美国之呼声”广播台还首次以广播的形式，用了15分钟的时间，播报了美国著名报纸，如《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等发表的旅延安记者通讯的摘要，充分肯定中共在边区的民主建设和抗战主张，介绍了中共抗战七周年提出的口号，同时也强调中共部队存在着卫生医药等方面的困难。（43）（3）史迪威将军的因素。史迪威作为当时在华的美军最高将领，对中共明确表示同情，主张分配美援给中共。在赫尔利调解其与蒋介石关系，将双方矛盾推向高潮之际，中共更是对史迪威寄予了相当的期望。中共驻重庆代表早已得知美国政府曾有意支持史迪威将军取得所有中国军队指挥权的意向。中共相信，蒋介石是靠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而生存的。中共对来华的赫尔利能够最终解决史-蒋矛盾，实现美国介入下的联合统帅部，抱有相当大的希望。因此，组织联合统帅部顺理成章，国共两党军队均受美国人指挥理所当然，那么，中共军队获得租借物资的分配权，自然不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数量问题。
第二，中共自身的判断因素。中共认定美国势必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登陆作战，为减少伤亡，定会要求中共武装予以配合，因此援助中共武装便成为必然。这是一个逻辑性很强、非常能够折服人的判断。（44） 其效用不言而喻，中共为此相当自信，不论在公开的宣传，还是在内部的指示文电中，均有一定程度上的表示。
第三，国民政府方面的因素。重庆国民政府在后方的政治腐败和国民党军队在前方的屡屡失败，不仅仅使中共在争取美援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更使英国等盟国也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能力产生了怀疑（45），还使美驻华官员和军事人员大为不满。在此情况下，中共充分意识到了自身的比较优势，更加相信美国在国共优劣间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援助中共武装，以利抗战和民主建国。
第三时期，1944年10月至1945年4月，起于史迪威调离中国战区、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止于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谈话，称美国禁止给中共武器援助。
1944年10月中旬，蒋介石-史迪威矛盾最终以史迪威被调离中国而告终。一个三方争夺的事实已经结束——对同情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并极力主张将美军事援助物资部分地分配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史迪威将军，作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牺牲品，被调回国；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的赫尔利被留下了——中共争取美援的关键途径被斩断了；蒋介石通往美国白宫的信息畅通了。原来三方争夺的事实的结束，实质上也标志着中共争取美援工作的失败。只是当局者迷，中共尚没意识到这一深度而矣。（46）
中共没有过多地关注史迪威的离职，是因为有一个更关注并直接介入国共关系的赫尔利来到了延安。
1944年11月上旬，解决了蒋-史矛盾的赫尔利来到延安，中共借机将争取美援与促成民主联合政府，作为两个相辅相成的内容，既鲜明又巧妙地融入到美方介入的国共谈判中，寻求在民主联合政府下享有美援的合法性。这一点，可以通过赫尔利与中共达成的国共协议草案中看出：“……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民政府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显然，这样的草案条文如果连贯起来理解，不难看出其间所包含的中共想把争取美援在民主联合政府内实现合法化的努力。
11月中旬，与中共达成协议草案的赫尔利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回到重庆，他高兴地带着《五条协议草案》去见蒋介石。出乎他意料的是，蒋介石对这个协议草案很不满意。赫尔利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宋子文明确讲：“共产党人向你提出了一批货物的清单。国民党政府决不会答应共产党人所要求的东西。”（47）
赫尔利让步了，放弃了自己在延安时的“豪言壮语”。经过近十余天的相互协商，赫氏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出台了新的草案，即“修正国共协议三项原则”，其中涉及给养问题的为第一项，即：“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饷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这里的关键，显然是先交军队，再谈待遇与中共的合法化。在“修正国共协议三原则”之外，王世杰提出了国民政府准备实行的三项办法：（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性之机构（其人数约为7人至9人），俾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并将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组成。（二）关于中共军队之编制及军械补给等事，军事委员会将指派中国军官2人（其中1人为现时中共军队之将领）暨美国军官1人，随时拟具办法，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指派美国将领1人为所属中共军队之直接指挥官。（48） 与“原则”相比，这“三项办法”更是明白无误地将中共军队给养补给问题的关键决定权归于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即蒋介石手中。
11月21日上午，周恩来如约来到重庆赫尔利将军的办公室。赫尔利拿出了国民党的“三项原则”和“三项办法”。周恩来看过后，当即表示反对，指出这个协议明显已经脱离了在延安签订的协议草案，脱离了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赫尔利明知自己理亏，许诺般地说，只要国共达成协议，美国是准备帮助中共的，成百架飞机的东西等着帮助中共，但没有国共之间的这个协议，美国就无法帮助。（49） 周恩来未予理会，表示要立即回延安。
然而，天公不作美，由于延安的大雪，周恩来不得不在重庆等待。
12月4日，赫尔利再次约见周恩来，继续以美援作诱饵，劝中共让步。称美国现在能够以物资、弹药、武器、医药用品，甚至粮食供给中共，还能派美国军官帮助训练中共军队，帮助作战，但前提是中共参加国民政府，取得政府的承认。赫氏说，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获得物资供给，中共就可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周恩来并没有被赫氏的诱惑所打动，说：“这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要军事，而且要政治。兵役、粮食供给乃至生产，都要政府来办理，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危局。”（50）
很显然，原本中共所希望的从国共建设民主联合政府的高度来解决美援合理分配的方案，在这样的谈判态势下，只能付之东流。因为在蒋介石看来，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联合政府，而民主联合政府下的军事物资合理分配更是无稽之谈。他所希望的是中共将军队交出来，被政府整编。在此基础上，再给中共一个“合法”的名份和几个在军事委员会中的空头衔。如此这般，在根本的生存利益都受到挑战之际，对于中共来说又有什么奢谈军援分配问题的余地呢？
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与包瑞德同机返回延安。行前，周恩来向外国记者讲：如果共产党军队获得充分的供应并被补充以必要的武器与军火，我们能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华中发动牵制性的攻势。如果政府不愿合作，共产党愿意与美国、英国及其他盟国合作的。如果蒋委员长同意，中国共产党是能够获得外围供应的武器的。（51） 显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对赫尔利的食言感到气愤，但还没有完全绝望，这是因为中共还有另外一条路线！
另外一条路线即美军观察组成员——美国决策层。
就在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遇挫之际，中共已经开始另辟蹊径。194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以朱德的名义给美国海军欧内斯特·J·金（Ernest J.King）上将写了一封信，并请延安观察组成员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H.Hitch）回国转送，同时请希契口头转述中共关于配合美国登陆作战的方案。这封信中写道：中国陆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以及解放区的人民，都愿意对美军在中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提供最大可能的合作和支持。我相信，这将会加快我们击败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的步伐，并且能都重建远东地区的和平。关于协同作战的潜在可能性，以及我方行动的总的原则的细节，都已经告知了希契中尉。（52） 尽管希契于1945年1月6日到五角大楼，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郑重递交了信函，汇报了中共的军事实力等问题，并大胆断言：无论我们花多少钱来帮助蒋介石的政权，最终中国共产党都会取得全中国的。（53） 可是，众多将军并没有对这么一个远洋归来的海军上尉带来的信及其发言表示出更多关注，而同情中共的希契也没有被重新安排回延安。犹如风筝的长线一样，中共的这一希望就此断了。
同在1944年12月，新任美军驻华司令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Robert McClure）在谢伟思的协助下，拟定了一项美军与中共军队在华北大规模合作的计划。（54） 当月中旬，美国战略情报局威利斯·伯德（Wills G.Bird）上校与包瑞德一起飞抵延安，与中共磋商双边军事合作的范围（55） 及美军一旦在山东登陆时的具体配合内容等。会谈后，包瑞德回重庆向麦克卢尔汇报了有关情况。麦克卢尔为之鼓舞，拟定了一个更大的计划。12月27日，包瑞德携带着麦克卢尔拟定的“应变合作计划”重返延安，向中共提出美方将在中共控制的区域空降由美国四五千名受过良好训练的技师组成的空降部队，以摧毁、破坏日本的设备。（56） 中共对美军的合作计划给予了积极响应，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美援要求。1945年1月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观察组代组长克罗姆利少校给魏德迈发去一份电报，表达了毛和周愿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会谈的愿望。（57） 不幸的是，这份电报及麦克卢尔拟定的“应变合作计划”均被赫尔利获悉。勃然大怒的赫尔利于1945年1月14日向罗斯福总统告状。通过告状，赫尔利使中共还寄托着一定希望的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认识到，赫氏与总统间的关系远比他要深厚的多，他必须在赫氏面前“驯服”！而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不久被免职，还被取消晋升准将的提名。
尚且不知魏德迈已经向赫尔利做出让步的中共中央，仍以朱德的名义于1月23日，经由观察组艾芬士上尉向魏德迈申请2000万美元贷款，用来策动伪军的携械反正和激励伪军在日本的后方怠战及做破坏工作，许诺在战胜日本之后，八路军将负责偿还这笔贷款。为了取得魏德迈的信任和支持，朱德在所转的文件中强调，仅1944年一年内中共军队说服伪军34167人，携获来福枪、刺刀、臼炮、野战炮等20850件。如果得到美方的支持，在1945年内反正的伪军能够增加到9万人。（58）
不幸的是，朱德的这项贷款请求也被赫尔利获知了。为此，赫尔利于1月31日向国务卿报告说：我坚持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作为反国民政府的暴乱者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军需品或援助，美国向共产党提供的任何援助必须经过中国国民政府。所有这类的要求，不论它们可能看起来如何合理，都要一概予以拒绝，直到或除非它们得到了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的批准。（59）
如果说中共方面因尚不知晓赫尔利的态度而没有过多反应的话，几天后，一件事情激怒了中共高层领导人。2月2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在运交中央政府作抗日之用的租借供应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分配给共产党，以便用于同一事业。可想而之，在中共争取美援还没有着落之际，国民政府外交官员却在国际舞台上混淆视听，不能不令中共领导人气愤。中共授权新华社严正声明：魏式所说，与事实完全不符，纯属毫无根据的谎话。（60）
2月15日，魏德迈在将与赫尔利共赴华盛顿述职前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我的政策是，我们不向中国战区的任何个人、运动或组织提供援助。（61） 美国在华的声音汇成了完美的统一。
当赫尔利与魏德迈在华盛顿时，一群以谢伟思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人员试图为美国挽回一个机会而做着最后的努力。当月他们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电报，再次提请考虑，“由总统以明确的措词通知委员长，军事需要要求我们向能够有助于对日作战的共军和其他适当的集团进行援助与合作”。（62）
可悲的是，谢伟思等人的电报还是没有逃过赫尔利，谢伟思和签发这一电报的艾其森的命运便从此改变！
4月2日，得到了总统支持的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谈话，声称：“中国共产党曾向美国要求供给武器军火。但以武器供给一武装政党，无异承认其为一交战者。美国愿中国统一团结，使其全部军力，用于攻击日本，中国一日如有拥有武力之政党存在，其力量足以反对中央政府，则中国即一日不能获得统一”；“在武装的党和军阀（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南部的若干军阀，笔者注）强大得足以抗拒政府的时候，中国是不能有政治统一的”；“共产党曾以一个政党的资格，请求美国供给它军火……把武器给一个武装的政党，就成为承认一个交战国了”；“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会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63） 当天，美国《纽约时报》对此的报道标题为：《美国禁止给中国共产党人武器援助：赫尔利称我们政策的一致性消除了派别牵联——认为裂痕在缩小》。
第四时期，起于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谈话，称美国禁止给中国共产党人武器援助，止于1945年8月15日朱德在给美、英、苏三国的“说贴”中，明确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向记者的谈话，无疑代表着官方的态度，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向扶蒋反共的转变！
中共争取美援的大门已经被美方明白无误地关闭了！
中共方面对美国的政策转变予以了迅速的反应。4月5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在报道《在美国务院记者招待会：赫尔利发表谈话》的同时，发表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指出：中共是坚决拥护中国统一而不愿中国分裂的。今天中国国内的不统一现象，是由于敌寇的侵入，与一党专政的妨碍民族团结倾向所造成。把阻碍统一的原因加之于“有武装之政党”和所谓南方的“军阀”，完全不合事实。今天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并不是保护一党私利的武力，而是在沦陷区伟大人民中生长出来的抗日武力，谁想消灭与削弱这个抗日力量，谁就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美国政府不能以武器援助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而只援助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军队，这使中、美两国想尽速争取抗战胜利的事业增加困难，但并不影响我们关于继续争取民主抗战胜利的信心。我们深深地知道，要最后打败日本，是有赖于中国几百万军队的牺牲奋斗，我们有的是人力，所缺的是武器，这是我们有赖于盟邦援助的地方；盟邦有的是物资，缺的是人力，这是美国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我们彼此都需要帮助，都需要合作。如果美国对于中国极强大的抗战军队不愿给予武器，一定使战争拖延，使牺牲加大，受害的不只是中国，同时也是美国。显然，这一时评对赫尔利和美国政府还留有余地，并没有完全自闭争取美援的大门。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开幕。翌日，毛泽东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讲：我们认为英美两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上所作的伟大努力，以及两国政府与两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同情和援助，是值得感谢的。但是，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或失去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64）
余地依然存在。但就在中共七大期间，却发生了三件令中共感到情况明显变化的事情：
其一，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召开六大。中共对国民党六大的认识是，一场准备全面内战的大会，违反世界潮流及全国人民的意志，在“民主”的伪装下坚持独裁，准备内战。（65）
其二，6月6日发生“美亚杂志事件”，对中共持友好态度的谢伟思、美亚杂志的编辑等6人被捕。中共认为，这一事件代表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间的争论表面化，说明近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66）
其三，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在6月6日向外国记者宣布：凡租借法案所得的武器，无论一枪一弹，均用以装备打击敌人的□□，但如果中央遭受不友好之部队袭击时，若望中央部队不用其所有武器自卫，亦为不近人情之事。言外之意，即国民党军队将美国租借武器用于内战是理所当然的。中共对此的反应是相当震惊，因为已经有许多地区在反摩擦过程中缴获了美式枪械。更让中共气愤的是，美驻华代表一改以往的态度，对于援华装备被国民党用于中国内战，或矢口否认，粉饰太平；或避重就轻，掩耳盗铃地称中共所缴获的美式装备不是经过他们的手给国民党军队的（67）。而美国国内对此的认识，则更是公开地提出：美国政府不但在供应物质上应尽一切力量援助蒋介石，而且在精神上还“必须予以谅解”；美国政府过去采取的对蒋介石施压使其与中共达到“团结统一”的史迪威、高斯的政策，是错误的、“愚蠢的”，作为聪明的民主主义者的我们，对于在华北共产党的宣传与政权的绥靖政策，必须予以放弃。（68）
事情的种种变化不能不使中共在认识上有所改变。6月11日，毛泽东致七大闭幕词时非常鲜明地指出：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这一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69）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共中央对美方开始有了相当的警惕。
时至7月上旬，中共中央还是把美国人民区别于赫尔利之流，对美援保留一定的认识。正因此，在7月7日抗战八周年的口号中，中共依然公开提出：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分配给抗战各军，中国解放区至少应得一半。同日的《解放日报》社论也再次强调：中国人民要求立即停止以租借物资仅仅援助消极抗战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一切援助必须公平分配给一切中国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必须得到一半以上的物资援助。（70） 这是中共在公开宣传上要求分配美援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明确数量问题，即至少一半！愿望还在，但希望已经大大降低，同时对美援只给国民党政府的现实表示出极大的不满。显然，这里所具有的政治宣传意义已经远远大于中共对美援需要的真实期望值。
就在同一天，中共在党内正式改变了单方面向美军提供情报合作的惯例。当日下发的《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中强调：在美国未与中共确定军事合作以前，不许他们（美军观察组）派人到前方去，特别不准去敌后中共根据地建立通讯机关。我们拒绝了美军的如下要求：一、在灵邱、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场；二、在各军区分区建立通讯网；三、派人到山东降落；四、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五、在晋绥增加气象台；六、在烂（南）泥湾建立对日的侦察电台，等等。目的在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行动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指示还要求各地警惕美蒋合办之特种突击队对根据地进行破坏的可能性。（71）
此后不久，《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毛泽东亲笔的评论，抨击赫尔利和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称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72）
8月7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记者展示了一组在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中缴获的美式枪械，声明：国民党反动派使用美国援助抗日的武器进行内战，屠杀中国人民。此类事实，最近数月来，特别是4月2日赫尔利声明发表以后，连续发生于全国各地，铁证如山。不幸得很，美国人民的志愿现在被人歪曲了。现在租借法案为美国的帝国主义份子赫尔利之流和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份子蒋介石辈所滥用，民主的兵工厂成了被中国封建法西斯所利用的兵工厂。租借法案的武器变成了推迟以至破坏抗日战争胜利的工具。我们希望美国人民、舆论界及美国政府中的民主份子，迅速刹正赫尔利之流的反动政策，立即停止对国民党的租借供应！（73）
一个确实无误的信号已经发出，中共最终放弃了争取美援工作。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在给美、英、苏三国的“说帖”中，明确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已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74）
直至1947年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时，一些不便带走的吉普车和气象台等物资礼节性地送给中共，落了个顺水人情。这也是几年来真正的所得！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军撤离后的更大礼物则是当日下午胡宗南部的轰炸飞机！
三 中共争取美援未果的原因及客观收获
中共争取美援，几经波折，最终归于失败，有如下原因：
（一）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中共争取美援难以跨越的天堑。
政治格局下的斗争很难抹去历史的渊源。一定意义上，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即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天然的敌视；同样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最本能的仇视。即使是主张支援中共的戴维斯、谢伟思等人，也多是从试图了解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并是否可以去除中共“赤化”色彩的角度来打动高层。如1943年6月24日，戴维斯在回国述职时向政府建议，国共有深久之斗争历史，国共如均无外援，国民政府将被推翻，国民政府如讨伐中共，中共将向苏联要求援助，其时国民政府亦将要求美援，我们如不给援，中国将至赤化，我们进退将至两难。美国宜速建立一积极对华政策，勿使临时卷入内战，不能自拔。为此之故，亟应派员进入中共区域视察军事，探取情报。（75）
对于远离中国本土的美国决策层来讲，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就更为深刻了。1943年初，当驻华官员把倾向于中共和担心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息传至美国国内时，美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霍恩贝克在一份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即提出“请注意”高思（时任美国驻华大华）等人的倾向性电文，“我认为我们对于强调中共军力和对中国内战迫在眉睫表示不安的一些报道，应该采取理智的怀疑态度……据说中国方面有人建议，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运往中国的武器，要有一部分交给共党……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我相信我们以后也永远不会这样做的。我们这样做了，不仅不道德，而且愚蠢”。（76） 显然，霍恩贝克所流露出的感觉代表了一大批美国决策圈人士的想法。即，当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尚没有完全丧失在抗战中的应尽能力之时，只要国共军队之间保持着团结协作，不致内战，就足矣。深处后方的中共及其军队尚不足以被重视到超越意识形态的高度。
到了战争后期，当胜利的希望将战后世界布局问题推为美高层的第一要务时，隔离苏联及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与之有着“渊源”的力量，提升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对抗，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本性。基于此，1945年夏季来临之际，谢伟思被推上了美国法庭，使之承受了莫名的罪行。
（二）共同利益的逐渐丧失是中共没有最终成功争取美援的根本性因素。
一定意义上讲，中共一度对争取美援表示乐观是因于美方积极的态度和示意。1944年欧洲战场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前，美国在先欧后亚战略的指导下，为保证中国坚持抗战，因此对一直坚持敌后的中共产生兴趣，其意既是以中共压制蒋介石继续抗战，也是需要对中共有进一步的了解，并配合当时进行的战略性轰炸。1944年欧洲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如何在亚洲战场战胜日本成为美国高层决策的重点。对此，军方高层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也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登陆作战，开辟对日作战的新战场。在此背景下，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伤亡，能否促使在中国敌后大有作为的中共部队实施配合，成为关键。于是，更为直接的援助中共成为一种较普遍的认识，特别是受到了驻华军事官员的强烈支持。总之，美方对中共的示好，旨在抗日战争的进行和胜利。而这也正是中共与美方积极进行交往的目的。双方目的的一致性，构建起了共同的利益，这是决定抗战时期双方关系一度高潮的根本性原因。
但到了1945年初，随着战局的变化，美在欧战结束后，得到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看到对日作战的曙光；美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不断的胜利，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已经不再需要经由中国大陆的机场实施，完全可经由已攻占的海岛更为便捷地实施。在此背景下，中国战区作为美国战略的一部分，在对日作战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在谋略战后全球布局中的地位开始上升。时至1945年夏，在核武器的促就下，最高决策层最终没有实施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战略。在对日作战中地位的下降和在谋略战后布局中地位的上升，使美国必然会更倾向于蒋介石；而战略轰炸路线的转移与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放弃，使中共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必然导致双边共同利益的瓦解。彼长此消，中共争取美援便成了“天方夜谭”。
（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阻挠是中共争取美援没有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事实上，在史迪威的强势之下，蒋介石本身也不能拥有对美援的合法支配权，这令他相当恼火，并对一向把持着这一权力、动辄便用这一权力来压制自己的史迪威颇有成见。可想而知，当他知道中共也对美援存在着“非分之想”时，是何等心情。
在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下，蒋介石先是极力阻挠美方军事人员派驻中共控制的领域。此计不成，他便一面迅速抓住赫尔利这根稻草，一面通过自己驻华盛顿的智囊团——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积极斡旋，促使罗斯福认识到他在对日作战及未来战后世界布局的应有地位，最终“借”赫尔利之“刀”，赶走了史迪威——一个唯一可以影响美方高层决策的、主张援助中共的关键人物，既解决了蒋史矛盾，也极大地削弱了主张分配中共美援的声势。接着，蒋介石利用来自延安的情报，挑拨赫尔利与史迪威在华倚重人员的关系，成功地将谢伟思、戴维斯、包瑞德、艾其森或赶出了中国，或远离了与中共交往的前沿，同时也使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角色和在国共间的立场选择，彻底断绝了中共任何争取美援的可能。
客观地讲，蒋介石阻挠中共争取美援是服从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美关系的大格局。阻挠中共争取美援并非是最终目的，只是中、美整体格局斗争与妥协下的必然性结果之一。但正是这种必然性的斗争和妥协结果，却在无形中促成了中共争取美援的最大屏障。
尽管中共争取美援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善于总结的中共并不是一无所获：
第一，通过一系列争取美援的努力，中共向国统区和世界展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伟大业绩，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影响。
在争取美援的过程中，中共一直是把所领导的军事武装抗击日、伪军的数量作为理论支撑点，同时对比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溃败。这一逻辑关系，等于是从另一角度宣扬了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在争取美援的过程中，中共抓住国民参政会及国共谈判的任何合法场所，以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进行相当程度的舆论造势，无形中也是向国统区和世界宣传了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逐渐在交往中把握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为抗战胜利后正确处理对美关系打下了基础。
争取美援过程中，中共经历了“美好的希望——强烈的期望——愤慨的失望”的起伏，逐渐认识到了美国对华外交的本质——美国弃蒋择共是不可能的，扶蒋反共是必然的。中国革命归根到底需要中共自力更生的解决。这也就为战后正确处理对美关系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第三，逐渐在实践中积累了外交经验，初步促成了以自力更生为核心的外交基本政策。
在对待外援问题上，中共一贯强调以自力更生为先决条件，只是伴随着争取美援成功的可能性的增加，中共开始更务实地考虑外援与自力更生间的关系。从开始提出争取美援至看到争取美援的成功“希望”，中共对二者的认识更切近务实。1944年8月，在美援争取的最关键之际，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完全沉浸于“盲目乐观”之中，而是更加注重分析美方的真实意图。于是，带有开创意义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便在当月18日诞生了。该《指示》对当时外交工作中的一些军事、政治、文化宣传等方面的基本政策进行了规范，强调坚持民族立场，不排外、媚外，“善于与人家合作”。指示还对外交工作中的注意事项进行了归纳，即把握主动；执行政策，进行工作要坚定不移；谈话中能言者求真，不能言者求隐；态度宜谨慎坦率；招待守时守信，朴素大方；口径统一，均经中央等等。（77） 不难看出中共就如何对待争取外援与自力更生，已经有了较为务实的认识。
第四，促就了一批对华（中共）友好的美国人士。
谢伟思等人尽管在1940年代被抛离政治中心，但几年后，当他们的预言成为现实；几十年后，当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些人及他们的后人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新星”，重新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也许这是最大的“无心之果”，但从外交角度来看，这一力量的有效发挥也应当是不该忽视的。
总之，中共争取美援有“失”有“得”，“得”、“失”之间书写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与渊源。仔细地检讨期间的规律，对今天中、美关系的发展并非毫无裨益。
注释：
①《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36年7月、9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5、39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③《罗斯福的重要演说》，《新华日报》1938年8月22日。
④《改进外交政策和加强外交活动》，《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9日。
⑤《美国国会选举》，《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3日。
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46页。
⑦《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0页。
⑧《增进中美友谊——特向居里先生致词》，《新华日报》，1941年2月8日。
⑨《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42年2月16日。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03页。
⑩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552-555页，转见另有史料记载，周恩来与居里会晤后，曾对美国《美亚》杂志记者说，美国援华不能用于支持军事独裁，美援应该最有效地用于促进中国的民主目标和阻止日本的扩张。作为抗日重要力量的中共及其武装，愿意得到任何有利于抗战的东西（《采访周恩来》，《美亚》杂志1942年5月号，转见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6页）。由于笔者不能查证《美亚》杂志的英文原文，并且考虑到周恩来口述，美国记者翻为英文，后来再译成中文，期间在确切的文字表述上对于“作为抗日重要力量的中共及其武装，愿意得到任何有利于抗战的东西”一定会造成较多歧义，不能肯定这里中共所愿意得到的“任何有利于抗战的东西”就是美国援华物资，因此不能证明周恩来在此际就鲜明地提出了争取美国援华物资的意向。其一，中共中央还没有明确的表态，周恩来不可能在未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表态；其二，真正的美国军援还没有开始；其三，“东西”的中英文互译时，都是一般名词，非专有名词，含义非常广泛。
（11）《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42年2月16日。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03页。
（12）《毛泽东致小廖并告周电》，1941年3月4日，转见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420页。
（13）《美向苏提出：军火租借新建议性质与英美协定相似，无须苏联即时给现款》，《新华日报》1942年5月28日，第三版。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32页；《周恩来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
（15）《美国援华与我们应有的努力》，《新华日报》1942年5月30日，第3版。
（16）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四），1985年11月，第103页。
（17）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20页。
（18）中共重庆《新华日报》时刻关注并跟踪着中、美两国政府间就美援问题的谈判进展情况。1941年3月17日，报道《罗斯福演说：中国可获美援助》；1941年4月17日，报道《罗斯福发表谈话：美将予我具体援助》；1941年4月20日报道《罗斯福谈：美批准物质援华 物质种类未予言明 清单在分析分配中》；4月27日报道《中美中英平准协定前日在美京签字》，并发表《论中美中英平准基金协定的签字》，指出：中美5000万和中英500万平准基金协定的签字，使中国法币对外信用上，增加了保障，这一笔不算小的基金，能善于利用到抗战建国的事业上去，那末在目前日伪加紧伪币进攻的时候，不仅能起稳定法汇价的作用，战胜日伪的货币战，而且对抗战中的国计民生都可发生应有的作用。4月28日报道《宋子文在美谈话：美援华请诺言付诸实施》、《中央社驻美记者访居里》及《美驻华新大使高斯对我播讲》等。5月3日报道《郭外长在美演说：美应切实援华 任何威胁利诱不变抗日政策 美应停供物资与日本屠我人民》、《美借我信用贷款尚有大批未运用》。5月5日报道《郭大使向全美播讲：请美停供军火予日 美应以物资助华抵抗暴敌》。1942年2月4日和7日，《新华日报》就美国和英国各援华5亿和5000万元之事进行了报道。2月8日，《新华日报》还发表评论《英美贷款与中国财政支出》，评论已经对这笔贷款的支出表达了高度的关切。5月18日，报道了《美国援华实况——罗斯福三月初之报告》，等等。
（19）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420页。
（2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2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69页。
（2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第249页。
（23）《美援华新建议：对我提出成立租借协定 与美苏英协定内容相似》，《新华日报》1942年5月29日；《苏美签订互助协定 军火兵力互援抵抗侵略 确定增进经济关系原则》，《新华日报》1942年6月15日。中共对英美分别与苏签订互相协定的签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6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苏英美团结益坚强》；16日，《新华日报》编发社论《热烈欢迎苏美协定》。7月31日发表社论《同盟国应尽力援苏》。
（24）简要情况见笔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统战与军事交往》中的记述，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21-123页。
（25）郭荣赵：《中美战时合作之悲剧》，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年版，第422页。
（26）《解放日报》1944年6月23日。
（27）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四），1985年11月，第96、97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7页。
（29）《南方局党史资料》（1），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页。
（30）《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7页。
（32）《中央致董必武电》，1944年9月9日，见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441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545页。
（34）[美]巴巴拉·W·塔奇曼著 汪溪等译：《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重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641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页。
（36）《致史迪威将军说帖》，《周恩来军事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451页。
（37）《立即改组政府与统帅部》，《解放日报》1944年9月23日。
（38）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第441页。
（39）谢伟思：《美国给中国共产党军队以军事拔助的可取性（第16号，1944年8月29日）》。见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284页。
（40）赵建利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争取美援工作述评》，《军事历史》，2002年第3期。
（41）《致史迪威将军说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第448-451页。
（42）较为集中的援引与转发，见《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盟邦人士的诤言》，《解放日报》1944年7月8日等。
（43）《解放日报》1944年8月8日。
（44）中共的判断首先还是因于美方高级官员的表示。而一旦知晓后，中共便强烈地支持，乃至固执地要配合这一战略。1944年10月至12月，《解放日报》经常发表一些内容专门为美国登陆作战的照片，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印刷技术有限，版面紧张，还要编配照片，中共是用心良苦。直到1945年1月3日，《解放日报》还正面报道美方高级官员称要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事后证明，美方并没有在中国实施登陆作战。有学者认为，美方很早就确定不在中国登陆作战，而宣传上的“坚持”只是一种策略。对此，笔者拟另文详细探讨。
（45）《解放日报》1944年10月9日。
（46）史迪威离华后的几天后，中共延安《解放日报》援引路透社的消息，以极少的字刊发了史迪威离职的消息，见《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9日。
（47）约瑟夫·W·埃谢里克 编著，罗清 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
（48）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四），台北1985年版，第293-295页。
（49）周恩来、董必武、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1日，转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50）周恩来与赫尔利、魏德迈谈话记录，1944年12月4日，转见《周恩来传》，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1-712页。
（51）《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5日。
（52）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存有该信的英文复印件，翻译：邸峥。然而，希契回国之行并没有达到中共期望的结果，中共向希契所口述的配合作战方案也已无从考证，但不难推测的是，在提出配合作战方案的同时，中共也一定会提出美援要求。
（53）卡萝尔·卡特：《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5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卷6中国）》，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346页。
（55）卡萝尔·卡特：《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201页详细记录了伯德与朱德等形成的若干共识。
（56）郭荣赵：《中美战时合作之悲剧》，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页；卡萝尔·卡特：《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195页。
（57）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453页。
（5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卷7远东和中国）》，华盛顿1969年英文版，第222页。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下），1957年9月，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刊印自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第73页。
（59）《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下），1957年9月，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刊印自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第73页。
（60）《解放日报》1945年2月5日。
（61）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62）约瑟夫·W·埃谢里克 编著，罗清 赵仲强 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美国前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315页。
（63）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四），1985年11月，第305页；《在美国务院记者招待会：赫尔利发表谈话》，《新华日报》1945年4月5日。
（64）《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在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引文中的“我们认为英美两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上所作的伟大努力，以及两国政府与两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同情和援助，是值得感谢的”被删除。
（65）《新华社评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日报》1945年5月30日。
（66）《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解放日报》1945年6月25日。
（67）魏德迈在《柯里尔》杂志发表的文章；魏德迈向特梅耶谈话（路透社6月3日电），见《解放日报》1945年8月7日。
（68）《在中国爆发了世界命运的危机》，美国《读者文摘》，1945年6月号，转《解放日报》1945年7月20日。
（69）《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1103页。
（70）《中共中央发表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纪念抗战八周年》，《解放日报》1945年7月7日。
（7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0页。
（7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10-1115页；另见《解放日报》1945年7月11日，7月13日，7月20日。
（73）《在各地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中蒋军广泛使用美国武器》，《解放日报》1945年8月7日。
（74）《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75）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21页。
（76）郭荣赵：《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78年版，第220页。
（7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73-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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