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投资、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几个热点问题的探讨_投资率论文

储蓄、投资、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若干热点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热点问题论文,过程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4145 [2006]05—0065—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历程,中国的人均GDP从1980 年的173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067美元(以2000年的不变美元计),经济高增长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社会中还有多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尚未解决,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为社会发展带来越来越大的发展成本,这要求我们高度关注增长效率的问题。本文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能更进一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与效率变化

1、高储蓄率是高投资率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据王国刚(2005)等人的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经济过热时期,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都大幅上升。1983年~1985年3 年间, 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0%、41%和65%;1988年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高达53%;1992—1996年的4年间,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达到39%、81%、46%和51%。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7%,远高于消费的增长,也远高于GDP9.1%的增长率。2004年全社会固定增产投资同比又增长了25.8%,也远高于9.5%的GDP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仅占GDP20 %左右形成鲜明对比,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一般来说,大国的国内消费应该占到GDP总额的70%以上,美国的国内消费则占到了GDP的80%,相比之下我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偏高。而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上述增长模式源于中国的实际国情。

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投资率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国内储蓄率的高速增长。居民储蓄率从1978年以前的很低水平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上升,至90年代中期,居民储蓄率已接近GNP的20%,在1995年和1996年达到GNP的约21%。虽然1997年—2000年居民储蓄率曾持续下降并出现负增长,但2001年开始恢复了正增长,2001年至今储蓄率又开始大幅回升。

凯恩斯消费理论的一个应用就是(假设)存在一个储蓄和收入的良性循环:高收入会引至高储蓄。要想保持投资不断增长,储蓄率必须不断增长,当储蓄率不断增长时,投资率可以保持长期增长(Riedel,2005)。

费尔德斯坦(1980)等人考察了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是强相关的。费尔德斯坦就1960—1974年间21个工业化国家投资占GDP的平均份额对一个常数和同一期间储蓄占GDP的平均份额进行了跨国回归,结果是:

(I/Y)[,i]=0.035+0.887(S/Y)[,i],R[,2]=0.91

(0.018)(0.074)

其中,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差。从上式可看出,储蓄率增加,投资率相应增加,增加幅度约为储蓄率增量的90%。

2、我国不断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构成对高投资增长的需求

从城市化方面看,随着农村人口持续不断地迁入城镇,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建设及新增人口的住房、消费吸引了大量投资资金。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启动及发展以私人住房消费为主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引入信贷消费,为城镇居民提供跨期消费资金来源等政策,也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并使房地产消费作为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助推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导致投资率居高不下,基建领域投资增长率在城市化进程中要高于其它领域,随着农村人口不断移居城市,城市人口对住房、城市公用设施等的需求还在快速增长,基建行业对投资的需求仍将大于其他行业。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并将持续数年。

李扬(2004)所做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的城市化与投资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相关系数达到0.84,他在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后得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投资率可上升0.8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市化率是导致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因素。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逐步加快,90年代后半期,城市化提速,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78—2003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7.9%上升为40.5%,从1980年开始,建材价格指数就一直高于机械品价格指数,这说明在投资领域对建筑材料的需求始终高于对机械产品的需求,可以认为这是城市化加速的表现(李扬,2004)。

从工业化方面看,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型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同时又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固定资产增长和存货增加,由于存货具有逆周期特性,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顺周期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主要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而产生。从统计资料可以看出,198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仅为2967亿元,到2003年已增长到55566 亿元,近20年来全社会年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巨大变化,构成了对投资持久、高速的需求。

3、影响投资效率的主要原因

就经济整体而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从两方面考虑,一种投资是单纯的资本增加,资本是单一的简单投入,资本存量的变化等于投资减去折旧。如果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如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对单纯的资本增加,我们容易得出厂商利润与其资本成比例及利润是该行业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的结论。我们可以从资本的使用成本上进行简化考虑,不考虑税收等因素的影响,假设有一单位的资本,在时间t其真实市场价格为p(t), 单位时间内该资本对所有者来说有三项成本,第一,损失掉的利息成本r(t)p(t);第二,资本在折旧,折旧大小为δp(t);第三,资本价格变化带来的损益成本,大小为。这样该一单位资本的真实使用成本为:

如果经济中有K单位的资本总量,则资本总使用成本为K,社会已存的资本存量K越大,为维持现有资本存量价值的保有成本越高。因此投资率增长越快, 成本增加越快,从单纯增加资本投资的角度看,资本体现为规模报酬不变。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约束下,随着资本存量增加,维持同样增量产出所需增加的资本成本越来越大,结果是投资的产出效率越来越低。

另一种投资是由于技术进步,公司替换旧的资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技术变化改变了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使旧的资本失去其经济意义,这时公司就必须用新的和更高级的资本形态来替换已经过时的旧资本,这种投资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自主创新比例较小,主要是通过新增投资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改善资本的边际收益,这是引进吸收型经济体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这种投资的结果是使技术进步和投资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组成部分。更换技术需要投资,投资不可避免地包含技术进步。在一个蕴含不断的技术进步的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中,由于技术进步和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淘汰的连续过程使得投资成为保持公司价值的必要条件。

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初步阶段,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中国的经济发展以技术跟进为主,企业自主研发投入较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不断增加新投资,以改善技术生产水平,从这一角度看,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还将持续。高投资仍是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因此高投资拉动与消费增长的影响并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现象。

对于引进新技术带来规模报酬递增的资本投资,也存在资本边际成本增加的问题。随着资本存量增加,维持原有产出所需的资本成本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新增投资的单位产出越来越高。然而,技术更新的投资产出比的增加也是有限度的,尤其是作为跟随型的经济体,对高技术的引进受到领导型经济国家的制约,我们的高技术引进成本远大于他们的研发成本,因此,当资本存量大到临界值从而存量产出的维持成本与新增投资的产出增量相等时,技术改造型的资本投入产出率达到最大,继续增加投入,投资产出率开始下降。

我国的投资产出率已对此有所体现。如果以新增GDP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之比(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来反映投资的宏观收益趋势,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长期趋势看,在经济高增长期过后固定资产效果系数会下降,而且随着经济波动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经济增长课题组,2005)。从数据看:80年代国内30%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可以实现10%以上的经济增长,而到了2003—2004年为实现9.5%的经济增长,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比率在42.1%—43.6%。由于宏观投资收益下降,实现同样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但投资率不可能无限增长,受收入增长及储蓄率的限制,投资率存在上限。理论及实践结果预示:虽然一定时期内,我国仍需要高投资拉动经济,但长远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无法回避。

二、影响消费增长的几个问题

1、消费信贷使当期消费由持久收入决定,储蓄由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

投资增长带动劳动力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引起消费增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与收入正相关。我们可从生命周期理论及久期收入假说理解消费与一生总收入的关系。

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假设一个寿命为T的人,他的初始财富为W[,O] , 各期的劳动收入分别为Y1,Y2,…Yt。假设在其生命终点,在所有债务必须偿还的约束下,他能以一个外生利率储蓄或借款,为简单起见,利率被设为零。假设消费的边际效用总为正,因此他的预算约束为:

在预算约束限制下,通过构建消费效用最大化问题的拉格日函数,可得出

上式说明,t期的消费是由其一生的收入决定的, 当期收入与持久收入之差为暂时性收入。从(2)式还可得出个人在第t期的储蓄:

如果(3)式中考虑住房等跨期消费对收入的影响, 将当期收入调整为当期可支配收入Y[,tc],在存在信贷支持的情形下,消费者得以将远期收入提前消费,但消费有是以整个生命周期的持久收入为来源,如果各期消费均达到了最优化,则每期消费的微小变化不影响预期效用,各期消费的边际效用不变。跨期消费和其它引致消费相互补充、调整,并均匀分布为T期,单期消费仍然可由(2)式描述。

而在信贷消费期内,储蓄由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

因为住房消费属跨期消费,若干期内的部分收入将用来偿还贷款,在偿还贷款的时间段可支配收入小于当期收入Y[,t],即Y[,tc]<Y[,t],因此储蓄减少。这可解释1997年—2002年房地产市场从启动房改到全面繁荣而与此同时国内储蓄率却逐年下降的现象。

2、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

从生命周期理论及持久收入假说看,信贷在消费中的作用出现主要体现在对跨期消费品消费时间的调整。我国增加消费信贷所指向的消费点主要集中在住房等跨期消费品上,而住房、城建等又是主要的投资增长领域,因此,放松信贷约束除了可以扩大跨期消费品的消费外,还将引发固定资产领域新的投资增长。

另一方面,放松信贷虽然可刺激消费,但在消费品种相对较少,消费理念不够成熟的消费结构下,各类消费占总体消费的比重不均衡,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不稳定,对收入预测的不确定性及消费波动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在弱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消费波动性比强流动性约束时要大,在对未来收入预期及跨期消费资产的收益率(效用)预期不准的情况下,如果盲目放松流动性约束,有可能刺激盲目消费,引发消费泡沫,通过消费对投资的传导过程,投资必然会迅速跟进,最终带来低效率投资。

我国尚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从1978年到2003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巨大变化可看出,如果用久期收入来指导消费的话,将会产生多大的不确定性。本轮经济周期新增产能2006年开始将陆续投产,在钢铁、建材等领域有可能产生局部生产过剩,如果为解决这些局部过剩而大幅放松信贷,有可能是以住房消费过热来应对钢铁等的过剩。美国自9.11以来出现了较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屋按揭贷款条件太宽松(王建,2005)。本文认为应谨慎对待放松信贷约束以刺激住房等跨期消费的问题,大幅放松信贷约束的后果有可能产生较严重的消费泡沫,并给银行带来坏账。

3、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消费增长

霍尔根据持久收入假说得出结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意味着消费遵循随机游走,但对霍尔随机游走结论的验证方面存在与实证的背离(坎贝尔等,1989)。随机游走假设的前提:效用是消费的二次函数的假设存在实证困难。研究表明,当消费上升时,边际效用的下降可能比二次函数显示的更慢,即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可能为正,而不是二次函数假设的为零(罗默,2003)。这样的效用函数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结合,降低了当期消费,使储蓄增加。这一储蓄被称为预防性储蓄(利兰,1968)。

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是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所引发的效应。这一效应显示,消费值较高时,因正的三阶效用函数导数的影响,消费增加边际效用下降很少,但当消费值处于较低水平时,消费值减少消费的边际效用反而上升较大,因此,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鼓励低消费者提高储蓄。

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意味着影响消费的不仅有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而且有关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这样,同样数量的收入增加,对高收入者来说,因收入基数较大,收入增长率相对较小,对消费变化影响不大,但对低收入者来说,收入增长率则较大,这时如果消费增加其边际效用反而降低较快,因此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对低收入者来说,收入增加将使储蓄增加(这里的收入应理解为可支配收入)。这种储蓄也可以被理解为缓冲存货式储蓄,是为了应付急需(罗默,2003)。哈伯德(1994)等人提出一种对缓冲存货式储蓄的应对思路,他们认为,与预防性储蓄对冲的制度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福利制度提供了保险从而防止极低消费水平的出现,福利制度也可以防止收入不景气对消费的影响;但对高收入家庭来说,消费不依赖于社会福利保障,他们的消费行为由传统的跨期最优化决定,表现出生命周期式消费行为。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农村人均消费低于城镇人均消费,但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却远高于城镇,据统计,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平均高出城市居民三倍(Kraay,2000,p.11),当城市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而加快时,伴随着农村人口移居城市而来的还有储蓄率的降低。我们可以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上看待这个问题。到2003年底,城市居民总的可支配收入已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两倍。而从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及享有的社会福利看,城市居民收入相对稳定,社会保障制度远比农村完善,缓解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是城镇居民储蓄率远低于农村的重要原因。

收入的不确定性引发低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要在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扩大内需,逐步增加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根据以上预防性储蓄理论,需将低消费者与高消费者区别对待,对低消费者应以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及完善为基础,通过社会福利提供对生活水平基本保护,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扩大消费。面对有较高消费基础的家庭及个人,他们消费的边际递减效应很小,应以增加消费热点,扩大消费规模为主。

这预示着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内,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增大了普通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不确定性,促使消费者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这也是国内普通消费品的消费增长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中国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首先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收入预期,减小收入的不确定性波动。否则收入不确定导致储蓄增加,储蓄增加又鼓励投资增长,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愈加依赖于投资拉动,并将进入投资增长拉动的自激励状态,最终导致投资效率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三、投资的激励与约束

1、资本市场对投资的激励与约束

投资增长是基于对资本未来价值的预期,需要资本市场为资本估值提供衡量标准及交易平台,q因子描述资本的市场价值,可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q因子总结了所有对厂商投资决策有重要意义的未来信息(罗默,2003),q是一单位资本的市场价值,厂商资本存量增加一单位使厂商利润的现值增加q。q显示了增加的一单位资本如何影响利润的现值。若q较高,厂商就想增加其资本存量;若q较低,厂商就想减少其资本存量。q也是一单位资本的市场价值与一单位资本的重置成本之比,如果资本的市场价值大于获得资本所需成本,则厂商增加其资本存量;如果资本的市场价值小于获得资本所需成本,则厂商减少其资本存量。

q因子在股市上可表示为上市公司的总流通市值与净资产之比。通过对q因子的行业比较及市场整体与历史走势的比较,厂商可评估投资规模及投资时机,并作出投资决定,这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经济周期与股票市场上升期、下降期的互动。

厂商最终资本存量为零的横截性条件:0,它表明资本最终存量的价值必须趋近于零。在企业生存期限为有限值的现实情况下,横截性条件表明,q因子最终将趋近于零,企业内资本的使用期限是资本的市场价值趋近于零的时间。这可解释高新技术行业高收益率的问题。在技术更新快的行业,产业资本的使用年限较短,因此要求新资本的年利润产出要足够高,否则投资会发生,这是为什么新技术行业具有高收益的原因。对新技术行业来说,投资的高收益伴随着资本较高的使用年限,其q因子需要远高于传统行业。在资本市场上新技术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市盈率,市场中对资本的市场价值的评估含有对未来的预测成分,新技术面对技术竞争和技术换代,盈利变化快,投资于新技术的资本其市场价值波动较大,退出成本高,因此新技术行业投资要有高q值,其q值相对于传统行业q值的比较, 构成对投资的约束条件。

2、未来盈利不确定时的过度投资问题

资本的未来预期盈利可由下式表示:

在此式中,利润函数π(K)具有不确定性。一般来说,厂商减少其资本存量的成本要大于厂商增加其资本存量时的成本,即调整成本不对称(罗默,2003)。当π(K)增加时,整个行业的资本存量将迅速上升,这样资本获得的利润增长很快结束。如果π(K)下降,则资本存量将缓慢下降,π(K)的下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在调整成本不对称的情况下,利润函数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对未来盈利的预期,从而减少了投资。调整成本的不对称性意味着增加资本存量比减少资本存量要容易,如果行业内资本超过其长期均衡值,则K只有缓慢下降,因此利润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压低,这段时间内q将远小于1,造成投资低效率。投资中的不可撤回效应引发过度投资时的低效率,这预示着我国始自2002年底的本轮增长周期,在钢铁、能源、建材等行业积聚的产能大大超过了目前的实际需求的情况下,新增产能陆续投产后,将引起这些行业的利润下降。因为调整成本不对称,行业内资本存量的减少只能缓慢下行,钢铁等行业利润预计在今后较长时间内维持低水平,造成上述行业投资的低效率。

以上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构成了对投资增长的高需求,并带动经济高速成长。但是,从宏观经济整体看,社会已存的资本存量越大,为维持现有资本存量价值所需的保有成本越高。随着资本存量增加,结果是投资的产出效率越来越低。理论结果预示:虽然一定时期内,我国仍需要高投资拉动经济,但长远看,逐渐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无法回避。在扩大消费这个问题上,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收入的不确定性引起中、低收入者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因此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以防止收入不景气可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但对高收入家庭来说,消费不依赖于社会福利保障,他们的消费行为由传统的跨期最优化决定,放松信贷、消费多元化等措施可激励高收入者增加消费。资本市场对投资提供激励与约束,通过考察q因子的大小, 可帮助投资者作出增加资本存量还是降低资本存量的投资决策。由于增资本和减资本的调整成本不同,如果行业内资本超过其长期均衡值,则资本存量的下降非常缓慢,因此利润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压低,造成投资低效率。

收稿日期:2006—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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