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要素错配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结构论文,城乡论文,要素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13)07-0031-13
一、问题提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城乡发展带有鲜明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这是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林毅夫等，1999；蔡昉，杨涛，2000；陆铭，陈钊，2004)。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并未明显弱化(高帆，2007；陈宗胜等，2008；张应禄，陈志钢，201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延续，一方面在实践中对“三农”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之谜。
生产要素能否自由流动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有重要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市场中不存在要素流动障碍，因而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实现农业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趋同(Echevarria，1997；Kongsamut et al.，2001；Foellmi，Zweimüller，2008)。新二元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受政府政策、市场垄断、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市场往往不尽完善，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生产要素难以充分自由流动，这可能会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产生消极影响(Temple，2005，2006；Vollrath，2009)。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是中国市场化进程缓慢的一大症结，这种滞后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地方政府对于要素交易活动存在过度干预(张杰等，2011)。改革开放以来，为尽快实现经济崛起，中央政府制定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并围绕这一发展战略构建了“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政府治理架构。在这一体制下，中央对地方官员实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周黎安，2007)。受晋升激励的影响，地方官员把推动辖域经济增长作为主要施政目标，倾向于在生产要素配置中偏向于非农产业部门①，由此造成的城乡要素错配可能是导致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的重要原因。
从要素错配的视角来研究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重要研究方向。其中，Banerjee and Duflo(2005)研究认为，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要素错配问题；Caselli(2005)、Jeong and Townsend(2007)、Restuccia and Rogerson(2008)、Bartelsman et al.(2008)、Alfaro et al.(2008)、Buera et al.(2011)等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要素配置上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二者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不同。从对中国问题的经验研究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农业与非农产业层面存在生产要素错配，这在城乡劳动力要素配置(袁志刚，解栋栋，2011；柏培文，2012)、资本要素配置(李锐，朱喜，2007；李庆海等，2012)中均有表现。总体而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是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这可能受到城乡要素错配的影响，但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在城乡部门生产要素配置的视角下，探究城乡要素错配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框架
假设经济结构中存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两个部门，并且均只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进行生产。假定农业是乡村的主要产业，非农产业是城镇的主要产业，因此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征城乡关系。
由(9)式可知，二元对比系数与农业部门生产要素错配系数反相关，与非农部门生产要素错配系数正相关。据此，我们提出：
假说：非农部门要素配置状态越理想，则二元对比系数越大，越有利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农业部门要素错配程度越高，则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所造成的阻力越大。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配置的非农偏向导致了城乡部门之间的要素错配，阻碍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三、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滞后性
为研究城乡要素配置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必须首先测定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本文采用城乡二元对比系数，考察全国和省际层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转化轨迹，考察期为1978-2011年②。计算城乡二元对比系数所需的原始数据来源如下：全国层面1978-2011年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省际层面1978-2008年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1年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0年的三次产业就业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的三次产业就业数据来源于各省份该年度的统计年鉴(甘肃称之为发展年鉴，河北称之为经济年鉴)。此外，统计资料中缺少浙江、天津、重庆1978-1984年，甘肃1978-1982年，山东和内蒙古1979年，黑龙江2011年的三次产业就业数据，本文通过构建回归方程予以填充。限于篇幅，图1仅给出了全国层面1978-2011年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动轨迹。
图1 1978-2011年中国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动轨迹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为0.31—0.45，发达国家一般为0.52—0.86(李颖，2011)，而中国1978-2011年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波动范围是[0.152，0.266]。这表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快速增长，但全国层面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存在明显“刚性”，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有滞后性。通过观察图1，我们可以把1978-2011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趋于弱化。这一时期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而快速提升，因此有助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第二阶段是1985-1991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在平稳中有所强化。这一阶段的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农村改革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因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平稳中有强化趋势。第三阶段是1992-1996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趋于弱化。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和城市工业快速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第四阶段是1997-2003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持续增大。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发展乏力，国有企业改革处于“攻坚”时期，农业发展徘徊不前，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固化。第五阶段是2004-2011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在波动中趋于弱化。中央于2004年起连续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通过计算可以发现，中国省际层面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变动轨迹各不相同，但除去浙江和海南2011年的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略高于0.3之外，其他各省份2011年的二元对比系数均在0.3之下，这表明中国省际层面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也具有滞后性。为更直观地反映全国31个省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变动趋势，我们对各省份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动幅度进行区间分级：年均变动率在0.000—±0.003之间称为相对平稳；0.004—0.010之间称为缓慢上升；-0.004—-0.010之间称为缓慢下降；0.011—0.020之间称为较快上升；-0.011—-0.020之间称为较快下降；0.021—0.030之间称为快速上升；-0.021—-0.030之间称为快速下降；大于0.031称之为急剧上升；小于-0.031称之为急剧下降。省际层面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在5个时期的变动情况见表1。
从中国省际层面5个时期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动情况来看，假定“上升”与“下降”两种状态可以相抵，则1978-2011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总体呈弱化趋势的有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福建、海南、江西、重庆、四川、贵州、甘肃、青海13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7个，中部1个，西部5个③；总体呈平稳趋势的有山东、广东、山西、河南、湖南、广西、云南、内蒙古、陕西9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2个，中部3个，西部4个；总体呈强化趋势的有北京、天津、吉林、浙江、安徽、湖北、西藏、宁夏、新疆9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4个，中部2个，西部3个。由此可见，中国省际层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滞后性，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东部发达省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仍然很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经济的长足发展，并没有引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同步转化，这与地方政府在生产要素配置中偏向于非农产业部门、现代农业发展滞后密切相关。
表2对中国各省份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动情况作了汇总，从中可以发现，省际层面与全国层面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变动趋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1978-1984年，与全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相同，有28个省份的二元对比系数呈上升之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趋于弱化；1985-1991年，各省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较为分散，但有21个省份的二元对比系数变动较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较为平稳；1992-1996年，各省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仍然较为分散，有9个省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趋于增强，15个省份趋于弱化，另外7个省份相对平稳；1997-2003年，与全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相同，有28个省份的二元对比系数呈下降之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趋于增强；2004-2011年，有13个省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趋于弱化，11个省份相对平稳，7个省份趋于增强。总体而言，尽管各省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轨迹有所差异，但可以明确的是，中国省际层面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有滞后性。
四、中国城乡要素错配程度及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
1.中国城乡要素错配程度的测度
这表明相对于基准部门而言，农业部门配置了过多劳动力和过少资本，而非农部门则配置了过多资本和过少劳动力，全国和各省份的城乡部门均存在明显的要素错配。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在城乡部门之间的错误配置，必然会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2.城乡要素错配影响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实证分析
为准确反映城乡部门生产要素错配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之间的关系，验证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说，我们运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与变量设置。根据理论分析，本文的基本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为检验动态面板模型设定的正确性和滞后阶的稳定性，须对模型(Ⅲ)和(Ⅳ)进行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和滞后阶检验，表5报告了检验结果。Sargan检验的p值表明不能拒绝零假设，说明动态面板模型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动态模型AR(1)的p值显示应拒绝存在一阶自相关的零假设，AR(2)显示不能拒绝存在二阶自相关的零假设，因此动态面板模型(Ⅲ)和(Ⅳ)关于残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假设是正确的。综合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较为理想。表5报告了动态面板模型(Ⅰ)和(Ⅳ)的估计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城乡部门生产要素配置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密切相关，城乡要素错配是导致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为尽快实现经济崛起，制定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并围绕这一发展战略构建了“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的政府治理架构。在这一体制下，为激励地方政府加快发展经济，中央对地方官员实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在晋升激励下，地方官员把推动辖域经济增长作为主要施政目标，从而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增长而竞争的“晋升锦标赛”。锦标赛体制一方面促成了中国经济奇迹，另一方面也对地方官员产生了有损社会发展目标的负面激励，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非农偏向。生产要素配置的非农偏向导致农业部门配置了过多劳动力和过少资本，非农部门则配置了过多资本和过少劳动力，这就影响了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从而阻碍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鉴于此，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必须改变非农偏向的生产要素配置政策，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从本文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们提出以下两方面政策建议。
本文的核心政策建议在于对劳动力和资本做好两项“加”、“减”法，优化城乡要素配置，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体而言，一是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在发达经济体中，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一般在5%以下，而中国2011年农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仍高达34.8%，这表明中国农业部门配置了过多劳动力，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优化城乡劳动力要素配置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应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提升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要促进乡镇企业更新技术、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为农业转移人员提供充足的非农就业机会，并下大力气破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为农业转移人员及其家属提供与城镇居民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使农业转移人员能够在城镇进得来、留得下、生活得好，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二是增加农村投资力度，降低城乡部门资本产出率差异。目前，农村金融抑制广泛存在，农业与非农部门的资本产出率和资本深化水平存在很大差距，这是阻碍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应注重增加农村投资，降低城乡资本产出率差异，提高农业部门的资本深化水平。具体来说，应通过提高农业投资效率和资本回报水平，吸引城镇资金投向农村，使城镇资金成为农业投资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城镇资金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应建立健全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等在内的多种所有制有机结合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增加农村信贷供给，满足不同类型农户的信贷需求，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在繁荣农村经济、优化农户消费、减少农村贫困中的积极作用。此外，还应加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生产经营主体成长壮大，充分发挥各级财政在农村投资中的带动作用。总之，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村投资力度，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提高农业部门资本深化水平，在城乡资本产出率和资本劳动比收敛的过程中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本文的引申政策建议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加快土地有序流转，通过土地规模经营优化农业劳动力及资本要素配置，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土地制度与劳动力、资本要素配置密切相关，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推行之初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但它所产生的地权不稳定和土地细碎化，一方面占用了大量农业从业人员，另一方面抑制了农户投资积极性，从而降低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迟滞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部门的资本深化，阻碍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因此，必须在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和增加农村投资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在此过程中，应首先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实现对农户土地承包权益的“还权赋能”，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同时要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程序，合理确定农村土地流转期限，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对于土地流转的引导作用，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和农村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二是调整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消除地方政府对生产要素交易活动的不合理干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地方政府在生产要素配置中偏向于非农产业部门，是造成城乡要素错配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政府实施非农偏向的生产要素配置政策，则是中央对地方官员实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改变非农偏向的生产要素配置政策，就必须调整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由偏重于考核经济增长速度向侧重于考核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转变，增强地方政府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激励，破除影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劳动力就业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障碍；与此同时，还应转变政府职能，尽快实现地方政府由发展型、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通过法制建设规范政府行为，消除政府对城乡生产要素交易活动的不合理干预，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JEL Classification:R00 018 Q18
①生产要素配置的非农偏向并不是指生产要素在非农部门配置的多或少，而是指政府以城镇非农产业为中心来干预生产要素市场交易，从而导致生产要素配置的政策性扭曲，损害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②这中间有两次省级行政区划调整：海南1988年从广东省分立出来，重庆1997年从四川省分立出来。但在统计资料中，海南与重庆相关年份的数据均与广东和四川作了分离，因此不影响本文计算。
③在本文中，东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3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河南、山西、江西、安徽、湖北、湖南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藏12个省份。
④一般而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1995-2003年、2004-2011年两个阶段的投资数据所使用的原始指标有所不同，但由于本文所计算的是比值，因此计算结果不受影响。
⑤新疆1999年、黑龙江2011年、天津2011年的农业部门要素错配系数小于1，说明这三个省份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在该年度实现了优化配置。新疆和黑龙江可能与其农业从业人员人均耕地面积大、农业机械化水平高有关；天津则可能与其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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