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六个县市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省论文,实证论文,农户论文,县市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始于1978年的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千家万户的小农成为农村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单位（张林秀、徐晓明，1996）。改革初期，政府和集体是农业投资的主体。相比之下，一家一户对农业的投资很有限。以1980年为例，农业投资有一半以上来自于集体，政府投资占29％，农户投资只占13％（见表1）。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农业投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80到1987年间，农户的投资在农业投资中的比例迅速增加，而同期政府和集体对农业的投资则大幅度减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户已经成为农业投资的基本主体（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户生产行为研究”课题组，1995）。
表1 中国农业投资的比例构成（%）
数据来源：马晓河，2001。
然而，农户投资占农业总投资的比例在1987年达到高峰以后开始下降。1987～1997年间，整个国家的农业投资几乎减少了一半（马晓河，2001）。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1995年以来农村住户的农业生产性投入一直在下降。与1997年相比，1998年农户人均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比上年下降9.5％ （国家统计局，1999）。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农户投资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98年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回落，农业收入减少。农民一方面缺乏足够的流动生产资金，另一方面对未来收入预期信心不足而缺乏投资积极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有它的合理性，但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影响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因素是什么？其影响程度如何？基层社区的基础设施对农户私人的农业生产性投资有何作用？回答这些问题无疑对于新时期制定相关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决策的因素，从而为国家制定有利于促进和鼓励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二、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和影响因素
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可以理解为在各种社会经济信号的影响下，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民所表现出来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反应。在可能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资本的使用成本、金融状况的约束、投入品价格和产出品价格、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土地产权的稳定性等。但林毅夫等（1994）发现对土地重新分配的忧虑，并不明显地妨碍生产性投资。Feder（1992）还发现农户对住房的投资比总生产性投资多得多（差不多2～11倍），这显然不利于农户对农业的投资。政府在灌溉方面的公共投资、灌溉制度创新、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利息率（Liu and David，1993）以及非农收入的份额（Wu and Meng，1997）对农户的投资也有深远的影响。前面讨论的是国内外学者分别在对某一方面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如土地、灌溉、粮食生产、厂房和机械等）的影响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但是农户的各种农业生产性投资并不是独立进行的，它是一系列的农业生产性投资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当我们考虑到农户一级的所有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时候，上述因素是否仍然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造成显著影响呢？下面就以对案例的实证分析来对此问题展开讨论。
1.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演变特征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分别选取了6个县市：宜兴市和张家港市（苏南）、兴化市和东台市（苏中），以及沭阳县和赣榆县（苏北）。其中兴化市、沭阳县和东台市都是全国主要粮棉产区（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4；江尧庚等，1994）。在调查时，我们以每个县市选取5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1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抽取10户为标准来选取农户样本。每年调查的样本总户数为300户。样本时间段是1993年至1999年。
农户资料是在江苏省历年农户抽样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经作者整理而成的。考虑到历年的换户情况，研究时将样本分为两个时间段进行分析，即1993～1995年为第一个时段，1996～1999年为第二个时段。每个时段内各年的样本户始终跟踪同一样本户。
之所以选择江苏省作为样本省，主要是因为江苏省是我国农业较发达的省份之一。虽然江苏省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9％，但农业总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7.7％，全省GDP占全国GDP的9.1％（江苏省统计年鉴，1998年）。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对江苏省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研究对我国制定相关的政策具有前瞻性的意义。选择以上六个县市作为样本县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之大的考虑。如1998年，苏南的人均GDP是苏中的2倍多，将近是苏北的4倍。
出于数据可获得性方面的考虑，本文将用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界定的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主要包括役畜、产品畜、大中型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机械、运输机械、生产用房及其他生产用固定资产。考虑到大多数情况下，农户的运输机械，生产用房和其他生产性固定资产除了用于农业生产以外，还用于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所以在计算这些生产性固定资产时，还要根据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百分比结构对这部分农业生产性资产进行调整，折算出其中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部分。
对样本农户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农户的比例较低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在1476个农户观察值中，总体上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农户只有11％。其中，1994年近15％，1997年13％，1998年只有6％，1999年有所上升，但也只有7％。第二，对于那些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农户，平均投资规模在逐年增加（扣除价格因素以后）。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农户的比例最低年份（1998年）刚好也是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规模相对最大的年份。第三，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农户的比例及其投资规模存在地区差异，沭阳在所有投资农户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超过20％），东台其次（接近20％），但是两县农户的投资规模都只在1000元左右。相比之下，其余4个县市的投资农户比例较低（不到10％）。其中，张家港不仅投资农户少，而且投资农户的投资规模也小（注：这可能与当地社会化服务程度相对较高有一定关系。据作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调查，张家港市农业生产集体统一服务（如统一耕作、统一灌溉等）程度很高。）；宜兴、兴化和赣榆投资农户不多，但是农户的投资规模却比较高（1500元～2000元之间）。第四，在有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观察值中，最主要的两个投资项目是农林牧渔业机械（42％）和其他生产用固定资产（23.6％），用于役畜和产品畜、铁木农具、运输机械和工业机械的支出分别在8～10％之间。
2.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一些相关因素
参照投资行为理论及前人的研究结果，我们将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分为四组来进行分析。
第一，农户家庭财富特征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关系。农户家庭中在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反映了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状况，也可以间接反映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或者比较效益。除个别情况外，从总体趋势看，随着农户家庭在非农就业的劳动力的比例的增加，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也越小。这同我们预期的由于农业与非农业之间收入的比较效益差异，农户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下降相吻合。但非农就业的增加反过来促进农业生产性投资的现象不是很明显。对于象江苏这样的地区，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越有利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这与我们预见的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规模效益是一致的。农户上一年的农业生产性资产存量（价值）越多，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越大。这似乎暗示着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专业化（集中化）趋势。农户上一年的存款数量，作为表征农产的自有资金流动性的变量，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方向不是很明显，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农户上一年使用的住房的价值越高，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越小。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农户家庭在上一年的学杂费开支比未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农户高得多，表明农户对教育的投资和对农业生产性方面的投资在投资资金分配上是互竞的。
第二，价格因素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关系。从总体上来看，由于是在同一个省的不同县、乡镇和村选取样本农户，所以他们所面对的价格在绝对量上差异并不大。但是，从总体上可以看出，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农户所面对的化肥价格和粮食价格都比未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农户高。
第三，信贷变量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关系。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之间一直是农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借钱渠道。在全国进行金融体制商业化改革以后，这种作用更加突出。从表2可以看出，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农户向他人借入款占其当年全部借贷款的比例比非投资农户要高出10多个百分点。
表2 变量定义以及平均值
注：1.所有价值变量都已经用相应的价格指数进行折算，折算的基础是1991年为100。
2.粮食的卖出价格用历年江苏省粮食总体价格指数折算；购入化肥的价格用江苏省化肥价格指数折算；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存量，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分别用江苏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折算；农户年初储蓄存款余额，使用住房价值，学费支出分别用江苏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
3.由于资料所限，本研究无法解释造成投资规模区域之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无法将农户的投资与社区投资（如村、乡投资）结合起来研究。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农户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社区公共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或“互替”的关系。这些都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第四，社区基础设施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关系。从村一级的公共设施（如道路、电话和医务室等）的可获得性来看，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造成差异最大的是电话，其次是公路。村里是否有医务室对农户是否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
三、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模型分析
为了更系统、准确地分析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除了以上的单因素分析以外，还建立了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实证模型，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多因素分析。
1.实证模型的建立
基于前面对分析框架的讨论以及描述分析，这里将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将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简称为“投资”）设定为是以下几类因素的函数，即：①农户家庭资源、财富特征；②信贷的可获得性（特指农村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之间）；③价格变量；④社区设施。在此将其归纳为以下函数形式：
投资=F（农户家庭资源和财富向量，信贷可获得性向量，价格向量，社区设施向量）+随机扰动项
另外在计量分析时还引入地区和年份虚变量来控制地区差异和政府政策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表2对模型中变量定义和平均值进行了汇总。
2.计量估计方法的选择
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实际上是两个行为决策过程的有机结合。第一个行为决策是农户决定是否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第二个行为决策就是农户决定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规模。目前研究这类变量最常用的方法是Heckman两阶段决策模型（马恒运，2000；雷明国，2000）。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所选的样本是在同一个省的不同县、乡镇和村，鉴于当时我国的价格形成体制，所以这里可以假定价格因素，尤其是化肥的价格在同一年的同一个县内的农户之间差别不会太大。所以我们在Heckman模型的两个阶段，分别只引入价格变量（第2阶段）和地区、时期虚变量（第1阶段）以反映价格因素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
3.计量估计结果
从模型的运行结果（见表3）来看，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因篇幅有限，这里对虚变量拟合的结果将不一一列出。
表3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因素模型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5%、10%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户家庭在非农行业就业的劳动力比例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模型的运行结果来看，在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的系数的统计检验都在10％甚至是5％的水平上显著，而且系数符号为负值。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家庭在非农行业就业的劳动力比例越高，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和规模都会越小。
第二，农户借贷收入中从他人借入款比例的大小对农产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具有极其显著的影响。模型得出农户当年的借贷收入中从他人借入款的比例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系数为正值。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金资源成为能否进行投资的重要限制因素。而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户向他人借款所占的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这与我们最初的预期和前面所做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农村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之间的借款是农户筹措农业生产投资资金的一个主要渠道。
第三，农户家庭耕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模型得出的经营耕地面积的系数都在1％或10％的水平上显著，而且系数为正值。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耕地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这与预期的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具有规模效益一致的特点。
第四，农户的农业生产性资产存量是影响农户当年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之一。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农户上一年的农业生产性资产存量变量的系数都达到了10％或5％的显著水平，而且系数符号都为正值。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户上一年的农业生产性资产的存量越大，农户当年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和规模就越大。这与前面预期的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有可能向某些户集中是一致的。
第五，农户以住房的形式持有的资产越多，越不利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从模型的运行结果来看，农户上一年的使用住房价值变量的系数统计检验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系数为负值。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家庭以住房的形式持有的资产越多，越不利于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这与以前的一些观察是一致的（Feder，1992）。
第六，学杂费方面的支出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模型得出农户上一年的学杂费支出变量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显著，而且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用于学杂费方面的开支越多，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越少。从样本点上看，当地的农民还是比较重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投资，总体上看都实现了“普九”。对教育的投资作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农业生产性投资在资金资源上目前还是互竞的关系。
第七，在社区基础设施方面，通讯的便利程度是促进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Heckman模型中电话虚变量都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且符号为正值。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所在地区的通讯条件越好，农户越有利于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抓住农业生产性投资机会，并最终影响到生产率。总之，通讯设施越好，越有利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社区交通状况并没有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一种解释即为，江苏省的交通状况普遍较好，因而其边际影响程度不大。也有可能是演变量与地区虚变量的相关关系而使其作用被弱化而造成的。
第八，存款变量在模型中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年初存款余额并不是影响农户投资的主要因素。这一点与以前的相关研究有所不同，如雷明国（2000）在研究贫困地区农户的养猪行为时发现，农户的家庭财富主要是为农户养猪提供资金。可能的解释为，由于贫困地区没有较好的信贷服务条件，存款成为决定农户是否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对于江苏省这样的发达地区，其他因素对农户投资行为的作用会更大。
第九，农户出售粮食的价格水平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eckman模型的第2阶段的结果表明，农户出售粮食的价格水平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所种出的粮食越能卖出好价钱，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积极性越高。这一方面是由于粮食是样本区的上要农产品，同时随着市场的逐步放开，资源分配中的价格机制作用正逐步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民在决策时已经考虑到了产品市场价格的信息。相比之下，化肥的价格水平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化肥价格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小，而且化肥作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投入品，政府对其流通领域的干预导致化肥价格的“人为化”。
在虚变量中，时期虚变量在所有的模型中都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与基期1994年比较，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在年度之间差异不大。而在地区虚变量中，赣榆和兴化都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表明赣榆和兴化的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与对照县份沭阳有显著差异。
四、几点讨论和建议
本文以江苏省六个县市为例分析了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家庭在非农就业的劳动力的比例、向他人借款占农户所有借贷款的比例、经营耕地面积、使用住房价值、农业生产性资产存量、学杂费支出、粮食价格、社区的通讯等因素的影响，并且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基于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性建议：
第一，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农户自身因素和外界条件的共同影响。政府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应该综合考虑各地的经济状况和具体条件，决不能“铁板一块”。
第二，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主要依靠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鉴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农户家庭在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农户经营的耕地的规模则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为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如通过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实现农户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而促进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集中化和专业化）等政策的调整和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
第三，政府应该为农民提供良好的信贷服务，以促进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自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以来，商业性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往往认为对一家一户发放贷款的风险太大，交易费用太高，不太愿意发放农户贷款（即便是国家政策性的农户生产性贷款）。在正规信贷供给不足或者“门槛”过高的情况下，亲朋好友、街坊邻里往往成为农户筹措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最可靠的一个渠道。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如果政府要诱导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话，必须加强和改善对农户的农业信贷服务。
第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大农村通讯设施建设，改善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环境。农户所在社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如道路、通讯和医疗卫生等是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农民福利状况的重要标志。建议国家和当地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外界的信息交流，提高农民素质，改善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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