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馆阁翰苑与词坛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仁宗论文,朝馆阁翰苑论文,词坛论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5-0089-07
仁宗朝是宋词发展的关键阶段，出现了北宋文人词的第一个高峰①。这一时期的著名词人除柳永和张先外，大多曾任馆职或翰林学士②，如欧阳修、晏殊、范仲淹、宋祁、王琪等。在馆阁翰苑文化的影响下，仁宗朝词体完成了从伶工、宫廷之词向士大夫词的蜕变，语言渐趋典雅，内容乐而不淫，抒情主人公逐渐转变为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身的士大夫形象。并由此奠定了士大夫词的范式，对其后的元祐词坛及词史发展影响深远。
宋代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合称“馆阁”，供职文官被称“馆职”；翰林学士供职之地又称“翰苑”、“学士院”、“玉堂”、“两禁”等，因负责起草诏令，与中书舍人被合称“两制”或“词臣”。馆职与翰林学士公私联系极为紧密，于公职，北宋文臣升迁常循馆职——翰林学士——两府的路径，翰林学士多曾任职馆阁，欧阳修曾言“今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③；于私交，馆职与翰林词臣关系甚笃，据《麟台故事》：“盖祖宗时，内外制官无不自三馆出，馆中之人，往往前日僚友之旧，道义之交，不专意势力高下为新”④；且翰林词臣常负举荐和选拔馆职之责，故二者义兼师友，往来频繁，因此，馆职和翰林学士之间的交游唱和对词坛的影响无法截然分开，故而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将其统称为“馆职词臣”，并进而探究这一群体对词史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仁宗朝馆职词臣的文化活动与词风雅化
北宋帝王推崇儒雅词风，常以闳富典雅为标准对馆职词臣进行选拔评赏。真宗曾言“今文章体格，与近代不同，馆阁中颇勤职业，每览歌颂，皆以典雅相尚”⑤；司马光亦言“自祖宗以来，皆慎择馆阁之士，必得文采闳富可以润色诏命者，然后为之”⑥。此风习影响下，馆职词臣除参与宫廷礼乐文化活动时常应制作雅词外，还自觉倡导以富贵闲雅为代表的“馆阁气”，并将之应用于日常词学创作，从整体上推动了宋词的雅化。
(一)宫廷文化活动对雅化的倡导
自唐代，文臣参与宫廷宴会时奉和应制的风气就十分兴盛。安史之乱后，宫廷宴会一度式微。至北宋宫廷宴赏赋咏活动逐渐勃兴，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朝最为集中，自太宗起，宴饮与会者渐由两制扩大到馆阁，规模较以往更为盛大。且北宋帝王喜在宴会上与词臣诗词唱和，如真宗“上每著歌诗，间命宰辅、宗室、两制、三馆、秘阁官属继和”⑦、“仁宗每著歌诗，间命辅臣、宗室、两制、馆阁官属继和”⑧，宫廷宴饮也就成为了馆阁词臣与君同乐、展示才艺的重要场合之一。
宫廷饮宴歌词一般以典雅为上，据文莹载“太宗尝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并改《不博金》、《不换玉》类俚俗词名，代之以《楚泽涵秋》、《塞门积雪》，表现了对雅词的追求；且“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调撰一辞”，苏易简撰《越江吟》，一洗前朝宫词婉媚之资，颇合作词目的、场合与其词臣身份，大受称赏⑨。夏竦也曾为真宗宫宴应制作词：“景德中，夏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丁谓做《喜迁莺》词，以“未央楼”、“拥宸游”等切合宴饮场所，以“凤髓香和云雾”、“三千珠翠”叙宫宴之景，即时应事而作，烘托出仙境般的皇家宴饮场景，婉丽典雅，因此“上大悦”⑩。
苏易简和夏竦的词作体现了皇家宴饮的庄重典雅，是应制词的典型代表，代表了帝王和馆阁词臣对宫廷宴饮词的审美追求，成为时风所尚；若不合此旨，则词臣往往难辞其咎。据载，“王甫为翰林，权直内宿，有宫娥新得幸，仲甫应制赋词”，却因不够雅重，遭宣仁太后指责“岂有馆阁儒臣应制作狎词耶！”，“既而弹章罢”(11)。而非馆阁词人更因对帝王及宫廷好尚的不熟悉而触怒龙颜，据载柳永曾作《醉蓬莱慢》词进呈，希冀大用，“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12)
除了宫廷宴饮外，北宋馆职词臣还负责撰写多种礼乐活动的乐词。比如常撰写宫廷节序大宴的乐词，“宋制，正旦、春秋、兴龙、坤成诸节，皆设大宴，仍用声伎，于是命词臣撰致语以畀教坊，习而诵之”(13)，如杨亿曾作《寿宁节大燕教坊致语》、宋祁亦曾作《正旦大宴教坊致语》等。其次，还负责撰写祭祀天地和祖宗而用的郊庙词，仁宗庆历三年八月，太常礼院言：“其奉慈及后庙送神乐章，请下学士更撰，从之”(14)，今《全宋词》首篇即收和岘《开宝元年南郊鼓吹歌曲三首》，为朝廷祭天仪式所做，全词气象庄严，辞藻华彩，一派四海归心的升平气象，凸显了宫廷礼乐词的特点。再次，馆职词臣还负责撰写宫廷葬礼所需挽词、导引歌词等，如真宗景德元年(1004)因明德皇太后崩，“诏两制官、秘阁官各撰挽词五首送中书省”(15)；景德四年(1007)五月，诏两制、三馆秘阁官各撰真宗郭皇后挽词五首(16)；仁宗明道二年(1033)，明肃皇后葬礼所用导引《六州》、《十二时》歌词六章由学士院撰写(17)；章惠皇太后崩，令两制、馆阁官各撰挽词二首(18)。《全宋词》现存王珪为仁宗梓宫发引而作的《平调发引》两首，借帝王昔日宴饮行经处致以哀思，哀而不伤，颇得中正平和之旨，其二(上林春晚)被唐圭璋评为“声情凄婉，如闻呜咽”(19)。
宫廷节序宴饮、郊庙词和丧葬词等都是宫廷礼乐文化的体现，其词往往要求程式化、盛大化，以雅正端丽为旨归，对馆阁词风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馆职词臣常自觉维护宫廷乐词的雅正词风，如真宗天禧三年(1019)，翰林学士钱惟演上奏“伏见每赐契丹、高丽使御筵，其乐人词语多涉浅俗。请自今赐外国使宴，其乐人词语，教坊即令舍人院撰，京府衙前令馆阁官撰”，朝廷从之(20)。
(二)馆阁词人对典雅闲适词风的倡导和实践
关于馆阁词臣的文风，在宋世已为论者所关注。据吴处厚《青箱杂记》载，夏竦曾以文章谒盛度，盛度赞赏说：“子文章有馆阁气，异日必显。”此处言“馆阁气”正是对馆职词臣雅正文风的概括。吴处厚进而将文章分为两类：“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吴处厚认为“台阁之文”的文风“婉美淳厚”、“温润丰缛”，有别于草野之文，并进而指出了宫廷教坊与民间村野之作也存在这两种格调的区别。(21)
晏殊、欧阳修的文学主张正与其说相表里。晏殊论诗词推崇“富贵”之气，晏殊“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气象”(22)；另据欧阳修载，晏殊说：“‘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23)由此二例可见，晏殊吟咏所谓“富贵”，主张摒弃“金玉锦绣”之类的物质展示，而重在营造一种富贵悠游的氛围，或称之“气象”，以雅正典丽为旨归。欧阳修曾讥范仲淹《渔家傲》词为“穷塞主之词”，认为其固为佳作，但失于哀戚，并自为《渔家傲》一词送尚书王素出守平凉，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并自诩：“此真元帅之事也”，体现了类似的词学追求。(24)
晏殊、欧阳修在仁宗朝既为文坛领袖，对其所在文学群体的风习有引领之力；又是朝廷重臣，负有文臣选举荐拔之责。他们对词体雅正富贵之气的追求，直接影响了当时词坛的风习。他们都曾借主持贡举之便，推行其文学思想，拔擢了一批人才，并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渠道延揽结交人才，如晏殊荐举拔擢了欧阳修、范仲淹、富弼等人，宋庠、宋祁、王琪等皆游其门；欧阳修嘉祐二年知礼部贡举，号称得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吕惠卿、曾布等今后文坛和政坛风云人物均榜上有名。其他馆职词臣也在人才荐拔上多与此类，如富弼曾言“南省主文者四五人，皆两制宗匠，又选馆阁有词学者，以助主文考校”(25)；司马光亦言：“盖以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26)。
晏殊、欧阳修等馆阁词臣常以雅正为标准对文士进行甄选，并进而与之结交。如晏殊曾因赏识王琪文采荐其入馆，又因盛赞张先词辟其为幕僚；欧阳修亦曾因张先雅词对其倒屣相迎。与对雅词的推崇相比，馆阁词臣对俗词极为排斥，并自觉与以柳永为代表的俚俗词人划清界限。柳永仕途坎坷，未入馆阁，其词承袭市民文化，迥异于馆阁词风，因此不入馆阁词臣法眼。据载柳永曾诣政府，遭晏殊讥讽“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永讪讪而回。(27)直至元祐馆阁词人，苏轼尚据以责秦观：“不意公别后却学柳七作词”，秦观辩解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28)二人问答体现了馆阁词臣对俗词的排斥，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弊，不过却也体现了当时词坛的主流，表明了馆阁词人对于雅正词风的坚决倡导和维护。
仁宗朝馆阁词人还常召集同僚故旧宴饮集会，此类雅集与民间宴饮不同，词作的传播者和传播对象均为士大夫，因此词作一般雅丽精工，虽然仍多为佐酒侑欢之作，却不再拘泥于描摹女性外貌或单纯寓以男女相思，而是刻画宴饮环境，抒发士大夫闲愁，清丽闲远，从而使五代以来宴饮词作的艳情俗丽之风为之一变。如晏殊曾宴两禁于私第，自作《木兰花》与词臣作词唱和，“于时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东风昨夜’四字”(29)。来客出于恭敬应和晏词，对其首句尚不敢改，更遑论变其风格，多以晏殊词为摹本，亦作雅词。北宋馆阁词臣常举行这样的私宴小集，自真宗朝时，“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30)；至仁宗时，“两府两制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31)。这类宴饮的频繁为馆阁词人的词学创作提供了契机和传播、反馈渠道，从而促进了仁宗朝雅词创作的成熟繁盛。
一、馆职词臣的主体精神与词体的士大夫化
经过宋初三朝的发展，至仁宗朝，词坛主体演变为以馆职词臣为核心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他们身处清贵，以国事为任，却又常陷于政治争斗，感慨沉思遂深，宋型士大夫的主体人格已经发展成熟，并进而促进了词体的士大夫化。
(一)仁宗朝馆职词臣的主体风貌
唐五代文人词作者虽亦多为朝廷官员甚至帝王，却常代女子作闺音，词中抒情主人公多为征人思妇或风流文士，且多局限于相思恋情、酒宴歌席，描写女子发肤体貌，下者甚或流于艳情。杨海明认为《花间词》的作者“虽然本是一群士大夫文人，而在写作这些‘小词’时，其实际的身份却已‘降格’成了歌妓乐工的‘代言人’”，“故而从这个意义上称他们是‘伶工之词’也不太冤枉”。(32)
至南唐时，词作中始得以注入更多的人生之感，李璟词“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冯延巳词“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特别是后主李煜遭逢国变，“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33)，然而这一转变对宋初词坛并未造成根本改变，当时本色仍是花间一脉。直至仁宗朝，词人的身份与主体人格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从而促进了词体的“士大夫”化，宋词的特质逐渐凸显。
关于仁宗朝词人身份的转变，论者已有所涉及，如邓乔彬指出：“词自中唐以来经‘花间’到南唐、再到北宋晏欧的发展变化，所体现的是从进士文化到两种宫廷文化(雅与俗)，再到士大夫文化之变”。(34)王兆鹏认为北宋第一代词人群除柳永、张先以外，差不多都是台阁重臣(35)。仁宗朝知名词人除柳永、张先外，几乎都是馆阁翰苑词臣；其中柳永早年仕途坎坷，受市民文化影响颇深，独辟“屯田蹊径”，其词自成一家，虽也颇多羁旅行驿等士人忧患之作，却为其俗词与艳词所掩，不见容于正统词坛；张先词语高妙，其词亦颇有士大夫情怀，陈廷焯誉之为“古今一大转移”，然而四十岁才及第，没有显赫职位，虽与馆职词臣多有交游且颇获延誉，但受经历与身份所限，未能如晏殊、欧阳修等人般在当时词坛占据主导地位，对词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北宋实行文官政治，宋初百年间馆职虽无实权，却是士大夫晋身的蔽薮。李昌宪据《宋史》统计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宰执馆职出身者：太祖朝20%，太宗朝50%，真宗朝48%，仁宗朝70%；侍从官馆职出身者：太祖44%，太宗朝42%，真宗朝58%，仁宗朝71%(36)；欧阳修说“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37)；洪迈认为“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38)。可见，仁宗朝馆阁词臣地位清贵，仕途光明，因此以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为核心的馆阁词臣群体往往在政治上颇具抱负，与同好以意气相交，以国事相任。词人的主体精神投射在词中，使词作中寄寓了更多士大夫的情怀。
仁宗朝馆阁词臣主体风貌的改变与北宋政权的引导提倡有密切关系。五代以来士大夫群体在乱世中挣扎求存，儒教衰颓，“仁义之风荡然不复”(39)。故而北宋自建国伊始即尊崇儒道，重视士风建设，对于馆阁词臣的选拔更是首重节操。仁宗提出：“馆职当用文学之士名实相称者居之”，范仲淹也曾上书要求荐博雅之士充任台阁，“敦谕词臣，复兴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40)。品行是仁宗朝馆职任免的重要标准，范仲淹、叶清臣、刘敞等因才学与名声俱佳得入馆阁，而馆职范讽与石曼卿却因“皆喜旷达，酣饮自肆，不复守礼法”而先后落职遭贬，其中虽不乏政治因素，但亦可见时议对馆阁风习的导向。
在此风浸染下，馆阁词臣在仁宗朝逐渐成为士风转变的主力。如景祐三年，范仲淹因为言事讥刺时弊被贬，不少馆阁僚友不畏干系三次设宴饯行、上疏声辩，士风大振(41)。宋史称真、仁之世“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42)；苏轼亦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43)；清人王夫之赞叹：“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44)。
二、馆阁词臣词作中士大夫心绪的抒发
馆阁词臣的这种主体精神的转变对词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使词体的抒情主人公转变为重情重义、颇富思致的士大夫形象，词作主题和题材也发生了新变，送别词、咏史词、咏物词等在仁宗词坛逐渐增多，且具有独特的精神内涵，体现了士大夫词的发展成熟。
唐五代时士大夫间的送别词不多，且成就平平，未尽脱男女相思离别窠臼。至仁宗朝后，此类词作达七十余首，词中时空开阔，离别的主客体均为士大夫，消弭了以往男女间送别词中分袂、留赠同心等言情化倾向，直陈别席本身；词中常蕴含人生之思，个体意识更为鲜明，常即事传情达意，深挚感慨，凸显了士大夫的主体人格意识。
这与馆阁词臣群体间的交往特点密切相关。如前所述，馆阁词臣间常义兼师友，交往频繁，因此对于离别往往寄寓颇多感慨；且北宋风习，馆阁词臣赴外任时，同僚间常饯饮送别，据曾巩言馆阁之士：“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中之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寝久，以为故常。其从容道义之乐，盖他司所无”(45)。《麟台故事》载：“三馆、秘阁官升迁、外补者，众必醵会置酒，集于僧舍以饯之；其补外者，或赋诗以赠其行。祖宗盛时，三馆之士出局，必相过从，或集于名园僧舍，饮酒赋诗”(46)。馆阁词臣间频繁且较为固定的送别成为促成送别词繁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晏殊、欧阳修、宋祁等馆阁词臣都有感情真挚的知名送别词传世。如欧阳修与刘敞相笃，“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47)，至和三年(1056)刘敞在馆阁任上因避亲出守扬州，欧阳修作《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淮扬》(平山栏槛倚晴空)送别，他在词中追忆往昔扬州人文景致，赞颂朋友的文采风流，豪放达观，一洗小儿女离别情态。馆阁词臣的送别之作，还往往援引诗意入词，蕴藉深婉，词语清丽，多为后世词人推崇。如叶清臣《贺圣朝》(留别)为送别友人之作，全词借春色诉离情，却出之以开朗雄浑，词中“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句，为苏轼《水龙吟》及贺铸《青玉案》所本。
馆阁为万众瞩目之地，亦是政治交锋的前沿，苏轼《谢馆职启》论及仁宗年间馆职“虽曰富贵所由之途，亦为毁誉得丧必争之地。名重则于实难副，论高则与世常疏。故虽绝异之资，犹有不任之惧”(48)。很多馆阁词臣虽满怀抱负，却或为现实所阻，或卷入政治漩涡，这些经历在他们的咏史词、咏物词中得到了或隐或显的表达，词中寄寓了更多个人身世感慨和兴寄，促进了北宋词风进一步朝个人化的抒情言志方向演进。庆历四年苏舜钦、王益柔等四人因范仲淹所荐，先后授集贤校理等馆职，时间不长即卷入政治风波。据《东轩笔录》载：“庆历中，苏舜钦提举进奏院，至秋赛，承例卖拆封纸以充。舜钦欲因其举乐，而召馆阁同舍，遂自以十千助食，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命去优伶，却吏史，而更召两军女伎”(49)。事后苏舜钦遭弹劾，坐自盗削籍为民，其余与会者也多遭斥逐，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因此遭政敌攻讦不已。苏舜钦遭此大变，且连累师友，满腔悔痛，从此居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以自适，并作《水调歌头·沧浪亭》，全词借咏陶朱张翰史事而浇块垒，看似疏朗豪宕，却寓极抑郁不平之气。尹洙亦曾作《水调歌头·和苏子美》，借和词以慰好友。另如范仲淹《剔银灯》，题注为“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是被贬外任时与欧阳修等人宴饮所做，借三国史事而表达对现实人事的忧虑和开解。
咏物词亦常蕴含兴寄，借芳草美人而传达词人隐微的情绪，所以馆阁词臣咏物词创作增多，用以写意言志，并以之进行社交，含蓄致意。以咏燕词为例，宋祁在翰林时，因事触怒张贵妃而出知安州，遂以长短句咏燕子，有“因为衔泥污锦衣，垂下珠帘不敢归”之句，“或传入禁中，仁皇帝览之一叹，寻召还玉堂署”(50)。又据《能改斋词话》载：欧阳文忠公爱王君玉燕词云：“燕径掠花飞远远，晓窗惊梦语匆匆”，梅圣俞以为不若李尧夫燕诗云：“花前语涩春犹冷，江上飞高雨乍晴”(51)，欧、梅二人用品诗方法鉴词，可见咏物词对诗歌在形式和主旨方面的借鉴。燕词除表现个人情绪外，还被馆阁词臣用以社交。吕夷简在致仕前荐引陈尧佐代己，“后文惠公极怀荐引之德，无以形其意，因撰燕词一阙，携觞相馆，使人歌之”(52)，以含蓄传达对吕夷简知遇之恩的感谢。唐五代咏物词数量不多，而且大多为应制而作，很少注入词人的心绪思想，而仁宗词坛咏物词则数量倍增，不但吟咏性情，且兼具社交意图，体现了创作主体的人格和性情。
馆阁翰苑制度形成于唐代，发展成熟于北宋。宋初文人作词极少，据刘扬忠统计，宋初六十年间的词人词作，只有17位作者、45首作品(53)。而至仁宗朝，馆阁词臣成为词坛领袖和主体，在君主提倡和馆阁文化的影响下，词风得以雅化，词作中寄寓了更多士大夫的心绪和思想。馆阁词人的创作和实践推动了北宋士大夫词的发展成熟，使词体完成了从伶工之词、宫廷之词到士大夫词的过渡。
后神宗元丰改制，“元丰正名，以崇文院为秘书省，既罢馆职，尽以三馆职事官归秘书省，置秘书省职事官”(54)，标志着馆阁制度的转折。其后讫南宋，馆阁制度几经变迁，然而馆阁对词坛的影响力也渐趋式微。其中元祐词坛时，馆阁文化对北宋词的影响藉由苏轼及苏门四学士等馆阁词臣而达顶峰，题材、体裁更为广阔，无事不可入词，体式、技巧等日臻完善；然而却蕴涵变徵之音：因深陷党争，馆阁诸公由馆阁清贵而遭落职贬谪，身世之感和人生之思打并入词，疏朗郁愤之气渐浓，而富贵闲雅之意转淡。北宋后期馆阁词在苏轼和苏门四学士凋零之后，也逐渐在政治、文学、学术等方面趋于保守没落，失去了对词坛的领军和示范意义。
①杨海明认为慢词和小令“真正的蓬勃发展还是在仁宗朝的四十二年间”(《唐宋词史》)。刘扬忠认为：“不管是柳永还是晏殊，虽在真宗时即已开始作词，但他们的主要创作活动和各自所代表的流派的对立和斗争，都是在仁宗朝”(《唐宋词流派史》)。陶尔夫、诸葛忆兵认为仁宗朝是“宋词全面的繁荣局面到来”。(《北宋词史》)
②部分仁宗朝相关馆职词臣概况：晏殊，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授集贤校理，天禧四年至天圣三年任翰林学士；欧阳修，景祐元年闰六月授馆阁校勘，至和元年至嘉祐五年任翰林学士；夏竦，祥符四年六月直集贤院，天圣四年至五年任翰林学士；范仲淹，天圣六年授秘阁校理；石延年，明道元年十二月为馆阁校勘，同年，宋祁授直史馆，庆历三年至五年任翰林学士，八年复拜；尹洙，景祐元年九月授馆阁校勘，康定元年十二月除集贤校理；苏舜钦，庆历四年二月为集贤校理；王珪，庆历六年十月授直集贤院，嘉祐元年至治平四年任翰林学士；刘敞，皇祐三年四月直集贤院；宋庠，宝元元年至二年任翰林学士；叶清臣，庆历三年至皇祐元年任翰林学士二年。(据陈元峰《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③欧阳修：《又论馆阁取士札子》，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27页。
④程俱撰，张富祥校正：《麟台故事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9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73页。
⑥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一七，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0页。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第1884页。
⑧程俱撰，张富祥校正：《麟台故事校正》，卷五，第203页。
⑨文莹：《续湘山野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0页。
⑩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页。
(11)陈鹄撰，孔凡礼点校：《西塘集耆旧续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2页。
(12)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295页。
(13)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24页。
(15)徐松：《宋会要辑稿》，礼31之34，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70页。
(16)徐松：《宋会要辑稿》，礼31之47，第1177页。
(17)徐松：《宋会要辑稿》，礼32之8，第1203页。
(18)徐松：《宋会要辑稿》，礼32之23，第1211页。
(19)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83页。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四，第2174页。
(21)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第46页。
(22)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第46—47页。
(23)欧阳修撰，李伟国点校：《归田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页。
(24)魏泰：《东轩笔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6页。
(25)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22，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272页。
(26)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一七，第727页。
(27)张舜民：《画墁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553页。
(28)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8页。
(29)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页。
(30)彭乘撰，孔凡礼点校：《墨客挥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8页。
(31)朱弁：《曲侑旧闻》，《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960页。
(32)杨海明：《试论苏轼词的充分“士大夫化”》，《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4期。
(33)王国维：《人间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242—4243页。
(34)邓乔彬：《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词学廿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5)王兆鹏：《唐宋词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36)李昌宪：《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文史》1988年总第三十辑。
(37)欧阳修：《又论馆阁取士札子》，第1727页。
(38)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39)脱脱等：《宋史·文苑传·柳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148页。
(40)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卷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41)文莹：《续湘山野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438页。
(42)脱脱等：《宋史·忠义传序》，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231页。
(43)苏轼：《苏轼文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
(44)王夫之：《宋论》，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页。
(45)曾巩：《曾巩集》卷一三《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4页。
(46)程俱撰，张富祥校正：《麟台故事校正》，第340页。
(47)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1页。
(48)苏轼：《苏轼文集》，卷四六，第1326页。
(49)魏泰：《东轩笔录》卷四，《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705页。
(50)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957页。
(51)吴曾：《能改斋词话》卷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48页。
(52)文莹：《湘山野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392页。
(53)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5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十六“职官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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