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史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5)06—0621—13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史家在论述历史和评说史学时多用比较方法。如对史事的比较，对人物的比较，对制度的比较，对政治措施的比较，以及对史家的特点与贡献之整体面貌的比较，对史家作史旨趣的比较，对史书的综合比较，对历史编撰的比较等，都有广泛的运用。
关于史事的比较。以重大历史事件作比较，在史学上不胜枚举，其突出者，如以隋之得失存亡与秦之得失存亡相比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关于历史人物的比较。这在中国史书(尤其是“正史”)中俯拾即是，可以视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之一。“正史”以外之书，也多用比较之法评论人物，如唐人虞世南《帝王略论》，全书皆用问对、比较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
关于制度的比较。中国历史上，历代制度相因相革，不断延续。其间，群士论议，或有异同。如从分封制转变为郡县制，是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围绕这一变革的争论、比较，自秦朝统一至明清之际，孰是孰非，千年聚讼，皆在比较之中进行。
关于政治措施的比较。这是史学家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司马彪《续汉书》志以汉武帝与光武帝的政治措施相比，范晔《后汉书》以东汉初年安置“中兴二十八将”与西汉初年的分封功臣相比，唐代史家以隋文帝的治国措施与隋炀帝的种种举措相比等等，都包含着重要的历史经验。
关于对史家之特点与贡献之整体面貌的比较。如刘知幾《史通·辨职》篇，把史家分成三种类型的见解，是这方面作比较的经典性言论。
关于史家治史旨趣的比较。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家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其中，最发人深思的是，章学诚所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史馆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史法”与“史意”的区别与联系，是史家旨趣之各有特点的集中表现之一。章学诚论记注与撰述的不同，亦是真知灼见。
关于历史编撰的比较。如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先后问世，引起人们极大兴趣。魏晋南北朝以下，围绕编年、纪传二体孰优孰劣问题，论者蜂起。刘知幾《史通·二体》对之作全面比较，唐人皇浦湜撰《编年纪传论》作理论分析，成为史学理论领域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关于对史书的综合比较。如晋人张辅《马班优劣论》，对《史记》、《汉书》作全面比较。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以致《史记》、《汉书》的比较，屡世不绝。不过张辅作比较的论点，经后人引用，仅剩下以文字多少论短长了。这是张辅的一个不幸，尤其是史学比较的一个悲哀，可见全面、公正地看待前人的比较研究，是多么重要。
上述历史比较与史学比较，都有广阔的研究空间。现就其中几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比较研究与总结历史经验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重视历史的借鉴，而讲历史借鉴就往往离不开历史比较的方法。这在中国史学上起源很早。《尚书·无逸》强调统治者只有兢兢业业，“不敢荒宁”，才能“享国”长久。它记周公的讲话，考察了殷代诸王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又追述了周代先王在这方面作出的榜样，就包含着历史比较的思想。《左传》的“君子曰”常以古代经典的教导来衡量和评价当时人们的行为，这也包含着历史比较的思想。如：“君子曰：《商书》所谓‘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者，其如蔡哀侯乎！”[1] (庄公十四年)。“《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1] (襄公三年)“君子曰：惠王知志。《夏书》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1] (哀公十八年)这在《左传》里有多处运用。司马迁撰《史记》，意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关于古今比较，盛衰比较，人物比较，尤其是关于秦、汉比较，楚、汉比较，有很丰富的思想，也采用了多种比较的方法[2] (P86—91)。《史记》以后，这方面的思想及其具体做法就越来越丰富了。
关于周、秦的历史比较，贾谊《过秦论》有概括的评论，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后论中引用了《过秦论》，表明他对贾谊所论的认同。其中，关于周、秦比较的一段文字是：
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贾谊以周、秦相比，今天看来未必妥当。周的历史，从平王东迁以后，经历春秋、战国，已有很大变化。但贾谊在文中强调指出秦朝“暴虐以重过”、“多忌讳之禁”，“天下已乱，奸不上闻”，而周朝“知雍蔽之伤国也”，“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等等，作为历史经验，是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鉴的。
《过秦论》是一篇总结历史经验的宏文，它从秦国的兴起、强盛到秦朝的建立、灭亡的历史过程，概括出来这样的理论认识：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这个认识，讲“取与守不同术也”，是具有哲理性的。“取之”与“守之”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但反映在政治措施上，或体现在政策制订上，或表现在政治行为中，统治者往往陶醉于成功的得意，或因其种种原因而忽视它们的差别，从而造成重大的失误以至于败亡。这一认识就是贾谊《过秦论》的历史价值所在，因而一直受到后人的重视。
总的看来，不论是以周、秦的历史相比，还是以秦国——秦朝自身的历史前后相比，秦朝败亡的历史教训，都是十分深刻的。以至于唐朝初年，唐太宗君臣谈到总结历史经验时，还一再提到秦二世和隋炀帝有某些共同之处，尤其是魏徵撰写的《隋书》史论，极其鲜明地把隋朝的得失成败同秦朝的得失成败作了比较，同时也把隋文帝时的政治措施同隋炀帝时的政治措施作了比较。这种比较，或许是受到了贾谊《过秦论》的启发，但其比较的意识却更加突出了。
《隋书》史论为了深入地阐明隋亡的教训，着意把文帝、炀帝时期的政治作了比较，指出：“夫以开皇之初，比于大业之盛，度土地之广狭，料户口之众寡，算甲兵之多少，校仓廪之虚实，九鼎之譬鸿毛，未喻轻重，培塿之方蒿、岱，曾何等级！论地险则辽隧未拟于长江，语人谋则勾丽不侔于陈国。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其故何哉？”[3] (卷70)经过这样的对比，又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既表明了《隋书》史论的撰者对历史事件的深刻的理解，同时也能更强烈地唤起人们的注意而发人深省。魏徵处在唐代第二个皇帝唐太宗时期，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寓有深意的。《隋书》史论认为：文帝、炀帝“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也。”就是说，他们的做法似乎是一样的，而他们的目的却完全不同。文帝的统一战争，“十有余载，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然其动也，思以安之，然其劳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时雍，师无怨讎，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焉。”[3] (卷70)炀帝则不然，“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兵缠魏阙，阽危弗图，围解雁门，慢游不息。天夺之魄，人益其灾，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这就是“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3] (卷70)的原因。《隋书》史论的这个见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这里，魏徵认为，隋文帝对人民的“动”是为了使其“安”，对人民的“劳”是为了使其“逸”，故其能以兴；隋炀帝“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故其必然亡。这无疑是说明人心的向背，决定着隋朝的“兴”、“亡”。
《隋书》史论除了以隋朝自身的历史作比较外，还进而把隋朝的历史与秦朝的历史作了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3] (卷70)《隋书》史论的作者在此明确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样，都是被“群盗”所推翻。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可见，他希望唐朝统治者要记取隋亡的教训。
秦、隋相比较，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成了许多代人关注的问题。明清之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十分仔细地对秦、隋之亡作了比较性的分析，他认为：“秦与隋虐民已亟，怨深盗起，天下鼎沸而以亡国，同也。然而有异焉者”。所谓“同”，秦、隋都是“虐民已亟”而“亡国”。所谓“异”，一是指出具体的军事形势相异，即“胡亥高居逸乐于咸阳，销兵孤处”，民众起事较易；而隋则百万之师“会于涿郡”，民众起事较难。二是揭示隋炀帝杨广与胡亥的不同：“且逆广非胡亥匹也，少长兵间，小有才而战屡克，使与群雄角逐于中原，未必其劣于群雄也，则隋末之起兵者尤难也。然而群雄之得逞志以无难者，无他，上察察以自聋，下师师以自容，所急在远而舍其近，睨盗贼为疥癣，而自倚其强，若是者，乘其所忽而回翔其间，进可以徼功，退固有余地以自藏，而又何惴焉？”[4] (卷19)王夫之于相“异”之中提出假设(按：历史是不可假设的，这只能看作是一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但事并不如同他假设的那样，所以最后还是归结到，“上察察以自聋，下师师以自容”，上下相蒙，以致败亡。如此看来，秦、隋之亡，虽然“同”中有“异”，而小“异”却不足以改变大“同”。王夫之的比较和评论，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当然，中国古代史家和史论家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总结历史经验，并不限于朝代兴亡问题，在制度层面、政策层面也都有不少宏论，如柳宗元《封建论》，论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比较[5] (卷3)，范晔的“中兴二十八将论”论西汉初年与东汉初年对功臣安置的比较[6] (卷22)，等等，都产生了长久的历史影响，给后人许多启迪。
二、比较研究与历史人物评价
中国古代史学在先秦时期的历史观上，有一个轻天命、重人事的发展过程，自西汉司马迁以下，则突出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因此，评价历史人物是每一个史学家都关注的问题。而这种评价，往往又是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的。在各种历史人物中，君主是倍受关注的评论对象，历代皆然。唐人虞世南所著《帝王略论》一书，是运用问对形式和比较方法写成的一部君主论专书，具有讨论的典型意义。
《帝王略论》的比较方法，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具有自觉的比较意识，因而把问题提得十分明确。这里，按其比较的类型及提出问题的方式，分别略述如下：
(一)以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比较 虞世南认为，有些君主在“平一天下”的前后，往往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或因思想情趣的转移，或因其受到自身的才能与智力所限，呈现出不同的情形。下面是《帝王略论》关于晋武帝的一段议论：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内，可谓晋之明主乎？
先生曰：武帝平一天下，非曰不然，至于创业垂统，其道则阙矣。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经之以仁义，纬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贻厥子孙，一言一行，以为轨(规)范，垂之万代为不可易。武帝平吴之后，怠于政事，蔽惑邪佞，留心内宠，用冯紞之谗言，拒和峤之正谏。智士永叹，有识寒心。以此国风，传之庸于，遂使坟土未干，四海鼎沸，衣冠殄灭，县宇星分，何曾之言，于是信矣。其去“明主”不亦远乎！[7] (卷4)
这一段话，指出了“平一天下”与“创业垂统”是不完全相同的两回事，打天下的人未必能守天下。这一点，唐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唐太宗曾跟群臣讨论过“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8] (君道)。虞世南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晋武帝的，指出他的“创业垂统，其道则阙”，因而他“平吴之后，怠于政事”，终于把“国风”弄到“智士永叹，有识寒心”的地步，在他死后不久西晋就灭亡了。这跟“明主”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虞世南认为，在这方面，隋文帝与晋武帝是有某些相似之处的，但其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7] (卷10)。他评论隋文帝说：隋文帝并非是从一般“布衣”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他是以外戚身份夺得统治权的。但是，隋文帝跟晋武帝有一点是十分相似的，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一面聚集财富，一面走向奢侈，以致“万姓力殚，中人产竭”，政治上的紊乱跟前期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他跟晋武帝相比，终究也还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季年之失，多于晋武”，比后者还要更加荒唐。值得注意的是，隋文帝以隋代周时，虞世南已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人了，他在仕途上亲身经历了隋的统一、强盛和灭亡，他对隋文帝的评价实际上是当代人评论当代人，其感受自然分外真切。
(二)以同一朝代的不同君主相比较 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包含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从正面相比，是比“功业”和“功德”，从反面相比，是比其“残忍”的表现。《帝王略论》论东晋孝武帝与明帝相比较，是这么说的：
公子曰：小兴之政，咸归大臣，惟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
先生曰：孝武克夷外难，乃谢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于委任会稽，栋梁已挠，殷王作镇，乱阶斯起，昌明之谶，乃验于兹。加以末年沈晏，卒至倾覆。比踪前哲，其何远乎！[7] (卷4)
在虞世南看来，臣下之功与“人主之功”是不应混淆的，加上才能的平庸和“末年沈晏”，怎么能够以晋孝武帝与晋明帝相比呢？
作者对于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陈文帝、陈宣帝，也是从“功德”方面进行比较和评价的：作者称赞陈文帝的“功德”，是着眼于他的武功、文治，而肯定陈宣帝的“功德”则强调他的“度量弘广”[7] (卷4)。这里虽然没有明确道出孰优孰劣，但还是比较了他们不同的特点。此外，作者对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递居宰相，二人功德，孰为先后”，也作了比较[7] (卷4)。
当然，从正面比较，有时也并不是较其“功德”高下，而是比其异同，关于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比较则属此种类型[9] (伯2636卷1)。以上都是从正面相比较。
从反面相比较，作者评价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具有很典型的意义。他写道：
公子曰：[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先生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断翦支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民乖衅，宰制天下，未周岁稔，遂移龟玉；缄滕虽固，适为人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祚倾渝，非不幸也。[7] (卷6)
像这样的君主，当然谈不上谁比谁贤的问题。以“诛戮贤良”为能事，以“断翦支叶”为快慰，这样的统治怎么能维持下去呢！“鼎祚倾渝”，实在是咎由自取，谈不上是他们的不幸。
以上这些历史比较，都是就一个皇朝之内，以前后不同的君主来相比较的，这同以一个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的思想、行为相比较的方法，视野当然要宽阔多了。然而，如果进而以不同皇朝的君主相比，那就需要作者有更加广阔的视野。这一点，《帝王略论》的作者也是做到了的。
(三)以不同时期的朝代的君主相比较 《帝王略论》中关于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有更多的运用，比较的内容也显得更加丰富，比较的层次也有所提高，因而越发显示出作者的历史知识的丰富和历史见解的深刻。这种见解往往不同于或超出于前辈史家的看法，因而又极具历史评论的个性。作者根据班固说的“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的论点[10] (《景帝本纪》)，发表了这样一番评论：
公子曰：班固云：“周云成康，汉称文景”斯言当乎？
先生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凿颠抽胁，尚行于世。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9] (伯2636卷2)
在这一段历史比较中，作者对汉文帝的评价是极有见地的。在他看来，汉文帝在整顿汉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方面，都有重大贡献。联想到他对汉高祖的评价也不过是“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者也”[9] (伯2636卷2)，就更可以看出所谓“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这话的分量了。文帝胜过成康，景帝则不如，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此外，关于宋高祖可以同前朝哪个君主相比的问题。虞世南不赞成前代史家裴子野的历史比较，并陈述了这方面的根据。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出身、创业、度量、谋略几方面考察，认为刘裕有“汉高之风”、“光武之匹”。在门阀观念很盛的历史环境里，作者能提出这样的看法，确乎难得。
从下面的一段评论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进行这种历史比较的时候，很注意掌握分寸，不轻许于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这种分寸感往往是跟考察历史的进程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在他对北魏孝文帝的评价中看得格外清楚：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
先生曰：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7] (卷8)
他从民族关系上，特别是从“声教”方面高度评价了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并把他称为“非常之人”和“命代之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够对民族关系有这样积极的见解，对所谓“异族”统治者作这么高的评价，同他着眼于从历史进程上考察问题，用以比较历史人物的方法是相关联的。
在这一类的历史比较中，作者一方面是注意到从历史进程来评价君主，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他们在某个重大政治举措中的得失来评价他们。他以北齐武成帝传位一事与北魏献文帝传位一事相比较就是这样论说的。在封建社会里，皇位传袭是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出过许多乱子，但也有处理得好的。作者提出“知子之鉴，无乃异乎”[7] (卷9)，在当时的政治中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以上这几种历史比较，都是从纵向上考察问题，即涉及到一个君主的前期和后期，一个皇朝内不同时期的君主，以及不同时期的皇朝的君主。此外，《帝王略论》在进行历史比较的时候，也有从横向上来考察问题的，即以同一时期的不同皇朝相比较。
(四)以同一时期的不同皇朝的君主相比较 这一类比较是由三国、东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客观情势提出来的，它在《帝王略论》中虽然所论不多，但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种历史比较，一是从君主个人扩大到整个皇朝，二是不仅要考虑到主观策略的制订，还要顾及到客观形势的估量，因而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作者认为，曹操、刘备、孙权三人，都是“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之君，但他们又各不相同。曹操“兵机智算，殆难与敌”，“实有英雄之才”，然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故“坐论西伯，实非其人”。刘备虽有“人君之德”，但终因“国小兵弱”，难以与孙、曹抗衡。至于孙权，“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11] (《君德》)。廖廖数语，把曹、刘、孙三人的品德、才能、环境作了比较。同样，作者对高欢与宇文泰的比较也是如此[7] (卷10)。
在关于君主“才略”、“智略”的比较当中，作者认为它们也只有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才能给人们带来成功，也就是说，任何“奇才”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客观情势而发挥作用。这个见解很高明。作者论司马懿的“文武之略”和诸葛亮的“节制”，就表明了他的这种见解：
公子曰：诸葛亮冠代奇才，志图中夏，非宣帝(按：指司马懿——引者)之雄谋妙算，其孰能当斯勍敌者乎？
先生曰：宣帝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以此伪情，形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7] (卷4)
作者通过这一段议论表明：在蜀、魏较量当中，蜀败魏胜的历史结局，并不是司马懿的“雄谋妙算”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是双方实力不等所致。作者高度评价诸葛亮的“节制”，但也认为他无力改变这种历史的结局；作者也肯定司马懿的“文武之略”所起的作用，但并不赞赏他的“文武之略”的种种表现形式。这些，显示了作者把历史比较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的意向和特色。他比较和评论北齐后主、北周宣帝的“昏乱”与误国，也具有这种特色。[7] (卷9)
在《帝王略论》中，有这么多带有比较性质的设问，绝非偶然。这说明，作者在撰写此书时，是自觉地考虑到采用历史比较方法的。
《帝王略论》在历史比较方面的标准，因其所比多是历史人物，且又多是君主，间或也涉及到个别执掌国事的大臣，因而多注意于他们的“功德”、“功业”、重大政治举措以及他们个人的“智略”和才能。前者着重于客观效果的评价，后者注意于个人修养的分析，而这二者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这都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启示。
三、比较研究与历史编撰
中国古代史家在讨论历史编撰时，也多涉及到比较研究问题，如关于史书体裁的比较，关于史法、史意的比较，关于记注、撰述的比较，关于史论的比较等等。
(一)比较研究与史书体裁 在中国古代诸多史书中，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史书出现比较早，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史书。其后，继起者虽不乏其人，但编年体真正获得长足发展，是在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后。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始创于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它包含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个部分，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东汉班固继承《史记》体裁而断代为史，撰成《汉书》。《史》、《汉》问世以后，仿效者蜂起。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八部前朝史，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12]，说明在实际运用上和社会影响上，晚出的纪传体已经超过了编年体。
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对这两种体裁的孰优孰劣之比较，却是经过了几番深入的思考和长时期的争论。这个争论，自晋迄唐尤为激烈。在这几百年的辩难当中，大致形成了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编年体优于纪传体。如东晋史家干宝“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根据是《左传》一书“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13] (《二体》)。北齐魏收以纪传体撰成《魏书》，但他却是纪传体的批评者，认为：“鲁史(指《春秋》——引者)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3] (卷58)。这种批评的口气是很严厉的。唐玄宗时，朝臣裴光庭提出：纪传体改变了《春秋》的体裁，“既挠乱前轨，又聋瞽后代。《春秋》之义，非圣人谁能修之？”[14] (卷562)他进而倡议：“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15] (卷108)。他的这些主张，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然其计划并未能实现。这时，还有一位文史学家萧颖士，也积极提倡编年体，他说：“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于是，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15] (卷202)。萧颖士撰的编年体史书未能流传下来，而他说的《史记》“失褒贬体”，确是一些赞成编年体的史家批评司马迁的主要原因。唐德宗时，出身于史官世家的柳冕强调说：“[司马]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又说：“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求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16] (卷82)。柳冕出于史学世家，这种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纪传体的批评，具有较多的理论上的辩难成分；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法者，凡例、褒贬是也”。
第二种看法跟第一种看法相反，认为纪传体优于编年体。《后汉书》作者范晔在讲到他为什么采用纪传体撰史时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3] (卷58)。所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是说纪传体能够容纳广泛的史事，更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历史思想。范晔的这些话讲得很中肯。据《宋书·范晔传》载其《狱中与诸甥侄书》，有所谓“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的说法，范晔当有《纪传例》专篇。《隋书·魏澹传》曾转述范晔语，或许就是出于这篇《纪传例》。唐初史家所修前朝八史，都采用纪传体。他们批评《晋纪》作者干宝和《晋阳秋》作者孙盛：“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17] (卷82)。《晋纪》和《晋阳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在他们看来，编年体史书写得再好，也不能视为“正典”即所谓“正史”。这反映了唐初史家的看法。针对前人批评司马迁“变古法”、“不本于经”、“失褒贬体”等论点，唐代后期皇甫湜撰写了《编年纪传论》予以驳难。这是一篇略带总结性的文字，兹节录如下：
论曰：古史编年，至汉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后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荡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在几乎所有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这可以看作是最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都可以成为良史。这就比一般参加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它还指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18] (卷742)，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它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总之，这一篇文章，是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种看法，认为编年、纪传各有长短，不可偏废。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南朝梁人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写道：“观夫《左传》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刘知幾撰《史通》，作《二体》篇置于《六家》篇之后，足见他对史书体裁的重视。他不赞成编年、纪传“惟此二家，各相矜尚”的做法，主张“辨其利害”，以便使治史者有所遵循。他认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它的短处是：其记述人物时，“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他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它的短处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刘知幾的这些话，是分别针对《左传》和《史记》说的。他的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因此，他主张编年、纪传“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刘知幾的这些看法，比起前两种看法来说，确有高屋建瓴之势，因而也就跳出了编年、纪传“唯守一家”的窠臼。这反映了刘知幾的卓识。
回顾这一时期史学家关于史书体裁的讨论，表明了他们对历史编撰形式的重视，而这讨论本身也提高了人们对史书体裁之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了体裁的创新。其中，关于体裁、求真、良史之统一的认识，是史学思想上的重要收获。
(二)史法与史意的比较，记注与撰述的比较 关于史法与史意的比较和记注与撰述的比较，都是清代史家章学诚提出来的。
刘知幾和章学诚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是没有别人可以与之相比的。他们的史学批判精神及其著述——《史通》和《文史通义》，都是具有总结性和开创性的成果，他们各自的学术经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又在许多地方论及刘知幾和他的史才“三长”的思想。由于这些原因，在章学诚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人把他比作刘知幾。针对人们的这种比拟，章学诚极其认真地作了这样的表白：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19] (《家书二》)
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同刘知幾在史学特点上的不同和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章学诚十分明确的提出了“史法”和“史意”两个史学范畴的区别。而这两个史学范畴，并非只用于说明他跟刘知幾的异趣，而是反映了自唐宋迄于清代史学批评发展上的主要特点。章学诚对此曾作这样的概括：“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20] (外编卷16)章学诚对于这一发展是看得很重的。
“史法”和“史意”这两个范畴的涵义，在中国史学上都有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史法”，按其初意，当指史家的“书法”而言。孔子是较早提出“书法”这个概念的人。他针对晋国史官董狐所书“赵盾弑其君”一事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 (宣公二年)这里讲的“书法”，是指古代史官的记事原则。从当时的制度、礼仪、是非观念来看，董狐所书“赵盾弑其君”，显然也包含了对于所记事件的评论和有关人物的褒贬。这是当时史官记事的一种成例，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孔子修《春秋》，“发凡言例”，“属辞比事”，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见解，一方面也是对这种书法传统的总结。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认为：史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21] (卷43)这些看法，不免穿凿。但从史学上看，杜预所论，是从“体”、“例”方面来阐述《春秋》、《左传》书法之较早的文字。
刘知幾著《史通》，极大地丰富了史家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思想，也扩大了“史法”的内涵。他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13] (《序例》)刘知幾说的“史例”，是指史书在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和内部结构上的秩序，这种规范和秩序也反映着史家对史事之是非、人物之评价的见解。他对史家记事的原则和要求，也有专篇论述，并揭示了史家“书事”中“直笔”与“曲笔”的对立[13] (《直书》《曲笔》)。刘知幾还论到史家撰述中所取史事的真伪、详略以及语言、文字表述上的要求[13] (《采撰》《烦省》)。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史道”、“史笔”的重要问题。《史通》一书涉及到史学的很多方面，但它主要是从史书的形式、书事的原则、内容的求真、史事的处理和文字表述的要求等几个方面，展开对以往史学的批评的。他讲的“史例”、“书事”、“史道”、“史笔”，丰富了、发展了前人关于史家“书法”的思想。他说的“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其实就是说的“史法”。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刘知幾之论史例、书事、史道、史笔，已经完全摆脱了经学家对《春秋》、《左传》“书法”的解释，也超越了文学评论家刘勰把史书作为一种文体来看待，而是从史学的独立品格来讨论这些问题的。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的重要贡献。在他之后，讨论“史法”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如韩愈、郑樵、叶适等。
“史意”这个范畴的涵义，可以追溯到孟子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国史时所说的“事”、“文”、“义”中的“义”。这个“义”，按孟子所说，当是产生于西周时期的《诗》中所蕴含的褒贬之义，孔子自谓其所修《春秋》继承了此“义”[22] (《离娄下》)。这也是《左传》评论《春秋》时指出的“惩恶而劝善”之义。秦汉以下，不少史家都重视对于“义”的讨论和贯彻。
司马迁著《史记》而与上大夫壶遂发生论难，乃反复申述孔子《春秋》之义，认为：“《春秋》以道义，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他还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23] (《太史公自序》)对此，司马迁明确表示：“小子何敢让焉。”“义”与“意”本相近，但从《春秋》的“义”到司马迁父子的“意”，已有很大的发展。司马迁的为史之意，他在《报任安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同《春秋》的“辨是非”、明“道义”、“惩恶而劝善”之义，实不可同日而语。
荀悦《汉纪》序称：“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备矣。”显然，他认为“五志”的综合，方是史家为史之意，这无疑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而提出来的。范晔评论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的言论和著述，说是“大义粲然著矣”，并自称所撰《后汉书》中“诸细意甚多”[6] (《范晔传》)，反映了他对“大义”亦即“史意”的重视。
刘知幾以论史例、史道、史笔见称，但他也强调为史之“义”与为史之“志”。他因“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他撰《史通》之志是：“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13] (《自叙》)刘知幾对于史义、史志的追求，进而发展到对“史识”的提出，除了论述才、学、识的相互关系，他还指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13] (《鉴识》)。他推崇孔子、司马迁、班固、陈寿这些“深识之士”，都能“成其一家”[13] (《辨职》)。这里，他已经触及到历史认识中的主、客体的关系了。刘知幾把“史义”发展到“史识”，这是他在理论上的又一贡献，可惜的是，他没有像探讨史例、史笔那样，充分对史识展开阐述，以致章学诚才可以自信地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
章学诚还把古往今来的史书划分成两大系列，一是撰述，一是记注，而圆神、方智分别是撰述、记注的特点。这就是章学诚说的“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他对于史学的这个认识，显示充分的自信。他说：“近撰《书教》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19] (《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学诚这样写道：“《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19] (《书教下》)这里，章学诚表明他是借用《易·系辞下》中的两句话并“取其义”来概括古今史籍的两大特点，同时把这两大特点分别跟撰述、记注结合起来，进而分史学为两大宗门，以明其所承担的不同的任务。接着，他又阐说这两大宗门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要求：“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这是从任务的不同而说到形式的不同：方，是指体例的严整有序，使之能够储存、容纳尽可能完备的历史知识，即所谓“赅备无遗”；圆，是指体例上的灵活变化，使之能够充分反映史家的历史认识，即所谓“抉择去取”。
章学诚的这个认识，在史学理论上的价值主要有两点。第一，他运用这个认识考察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摸索到其中若干演进、变化的法则。对此，他首先概括地指出：“《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接着他考察了从《尚书》到《汉书》的变化过程，写道：“《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他说的纬经、类例、包括，是指出史学变化中的几个特种。他的结论是：“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他说的《官礼》即《周礼》，认为它是无所不备的。这样，他就把从《尚书》、《春秋》到《史记》、《汉书》的发展变化，纳入到圆神、方智这两大宗门的系列之中了。
第二，章学诚以圆神、方智这一认识考察中国史学发展时，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思想。他指出：“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他结合史学的变化说：“《尚书》圆而用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这是从《尚书》的“因事命篇”讲到《通鉴纪事本末》的“因事命篇”的变化过程，在他看来，这就是“事屡变而复初”的“天下自然之理”的表现。他又认为：在袁枢本人并无此深意，其书“亦不尽合于所称”，“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19] (《书教下》)
章学诚的这两点认识，提出了他的独到的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论，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创见。
(三)关于史论的比较 史论同历史撰述的关系之密切，从《左传》已看得十分清楚。南朝史家范晔对此十分重视，并较早地提出史论的重要性。这里，就以范晔为例展开论述。范晔对于自己所作的史论，十分自信。他自我评价说：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还认为：“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24] (《范晔传》)一个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誉来评论本人的史论，在中国史学上实属罕见。
范晔这里提到的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范晔在史学上明确地提出“著述及评论”这样的概念，把“著述”与“评论”并列地提出来，这是第一次，显示出他对于“评论”的重视。二是作为皇朝史来说，《汉书》在当时“最有高名”，影响甚大，范晔著史撰论，都视其为参照，为“比方”。三是贾谊的《过秦论》是范晔心目中史论的典范，故以其自况。对于范晔的这种自我评价，后人有种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嘲笑。宋人洪迈评论说：“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25] (卷15)
第二种看法是宽容。宋人叶适认为：“范晔类次齐整，用律精深，但见识有限，体致局弱，为可恨耳。其序论欲于班氏之上增华积靡，缕贴绮绣以就篇帙，而自谓‘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盖宋、齐以来文字，自应如此，不足怪也。”[26] (卷26)尽管叶适认为范晔“见识有限”，但对范晔所撰的序论、赞语及自我评价，都视为当时文风所致，不应引以为怪。
第三种看法是以称赞为主要倾向，持这种看法的人较多，由此可以证明范晔对于自己在《后汉书》中所撰写的“评论”的评论，大致是中肯的。刘知幾是不大赞成史家撰写史论的；而在诸家史论当中，最为推重班固，说他“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而班固以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13] (《论赞》)。不论怎么说，在刘知幾看来，班固以下，当首推干宝、范晔等人了。清人王鸣盛从范晔史论的精神境界着眼作总的评价，指出：
《班彪、固父子传》论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此虽华峤之辞，而蔚宗取之，故蔚宗遂力矫班氏之失。如《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善读书者，当自知之，并可以想见蔚宗之为人。[27] (卷36)
王鸣盛这一段话所作的结论，是从范晔对班彪、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之批评中引申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比较中所得到的认识。这里涉及的史家，有司马迁、班彪、班固、华峤、范晔，以及王鸣盛本人，的确值得人们反复比较和思考。王鸣盛不仅赞同范晔对班氏父子的批评，而且明确地肯定了《后汉书》史论的精神境界与“蔚宗之为人”。
四、比较研究与史学批评
(一)比较——一个古老的批评方法 比较的方法，在中国史学上，不论是关于历史的比较，还是关于史学的比较，都有长久的渊源和广泛的运用。从史学批评来看，也是如此。《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的不著撰人之《春秋公羊榖梁二传评》3卷，魏韩益撰《春秋三传论》10卷，东晋博士胡讷撰《春秋三传评》10卷。这些，可能是较早而又较系统地通过比较对“三传”(《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进行评论的著作。从《晋书·礼志中》和《礼志下》三处记胡讷的言论来看，他的《春秋三传评》，当是着眼于礼制的讨论。
西晋张辅以班固跟司马迁比较，认为班固《汉书》在几个方面不如司马迁《史记》，故司马迁终不愧为“良史”。他论道：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亦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词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17] (《张辅传》)
张辅从史文烦省、采撰得失、评论当否三个方面，明确指出班固不如司马迁。又从创造与因循有难易之别，以及司马迁在“述辩士”与“叙实录”的表述上有不同的处理而显示出鲜明的特色这两个方面，进一步强调司马迁堪称良史。
张辅对《史记》、《汉书》的比较和批评，引起后人千年聚讼，见仁见智，历代多有。对于张辅来说，这种聚讼，实在是不幸多于有幸。这是因为，后人对张辅上述论点的争论，基本上只限于有关史文烦省的方面，而很少对他的上述比较和批评作全面的评价。比如他提出的“良史述事”的原则，他指出司马迁“叙辩士则词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这种表述上的特色，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可惜的是，人们在“五十万言”与“八十万言”孰优孰劣上做了不少文章，好像张辅对《史》、《汉》的比较和批评仅限于此。这不是张辅的不幸么！尽管如此，后来《史》、《汉》比较发展成为专门之学，张辅的方法和论点，终不曾湮没。
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采用比较的方法而作广泛的史学批评，当始于刘知幾的《史通》。刘知幾采用比较的方法评论前史，渗透于《史通》全书。他虽然没有专门论到“比较”的问题，但他的比较意识是极明确的。刘知幾以比较的方法评论前史得失，有一个极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做到了纵横驰骋，通达自如，给人以开阔的视野和流畅的动感。如他评论历代史家的“论赞”说：
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偄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13] (《论赞》)
最后，他还严厉批评了唐修《晋书》的史论。这一段话，把《史记》以下大部分重要史书的论赞都评论到了。他的每一个具体结论未必都是中肯的，但他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以相互比较而展开评论的方法，却是许多史学批评家都难以做到的。
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增多了，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史学批评的人也多了起来。自宋以后，这方面的专书、专论日渐丰富。除有关马、班的比较和评论外，还有关于南北朝史的“八书”与《南史》、《北史》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新、旧《唐书》以及新、旧《五代史》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唐史论断》与《唐鉴》的比较和评论，有关于历代正史与《资治通鉴》的比较和评论，等等。就有关正史之间的比较和评论来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可以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二)在比较中发展史学批评理论 以比较而展开史学批评，这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其中还贯穿着史学批评在理论上的发展。
刘知幾因有高才博学、卓识独见，而其运用比较方法纵横捭阖，娴熟自如，或以两两相比，或以诸家互较，往往不乏新见。尤为难者，是以时代相比，揭示史风的变化。他在《史通·摸拟》篇中写道：“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从这个比较中，他提出了怎样继承前人成果的理论：
其如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像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
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13] (《摸拟》)
刘知幾重视学习、继承前人成果，认为“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上引两段话，表明他所注重的，是学习、继承前人的思想，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即所谓“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貌异而心同者”。这个道理，他讲得很深刻。刘知幾还从先秦历史条件和汉代以后历史条件的不同，来说明何以古人撰史简约，而近人撰史芜累。他认为：“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阙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其斯之谓也。”[13] (《烦省》)刘知幾主张史文“尚简”，但他关于“烦省”的批评理论，又是实事求是的。他的这些史学批评上的理性认识，同他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是有关系的。
章学诚通过对《史记》、《汉书》的比较，提出分史学为撰述、记注两大宗门的理论；通过对各家通史的比较，总结出四种通史的特色和功用；又以自己跟刘知幾相比较，提出“史法”、“史意”两个史学范畴；他还通过对于“史德”、“心术”的分析，提出了“文士之识”与“史识”的不同，发展了刘知幾关于才、学、识的史学批评理论，等等。这说明，比较的方法，在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清代史家在文献考订方面有卓越的成就。比较，也是文献考订、史实考证者常用的方法之一。以赵翼所撰《廿二史札记》为例，自《史记》、《汉书》以下，至新、旧《五代史》，便广泛采用了比较的方法。他跟刘知幾、章学诚的不同之处，是重在作具体的、微观的比较。这种比较所得到的结论，一般不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这是史学上的理论家和考据家的不同之处。这是从他们各自的总的面貌来说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考据家没有理论，或者轻视理论。《廿二史札记》对《史记》、《汉书》作了比较，对宋、齐、梁、陈书和《南史》作了比较，对魏、齐、周、隋书与《北史》作了比较，对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作了比较，在文献和史实的考订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同时赵翼在史学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从史学批评理论发展来看，是不可忽视的。如他肯定《旧唐书》记事，“即于本纪内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了如，迁、固本有此体，非必纪内只摘事目也”。又认为：“其余列传虽事迹稍略，而文笔极为简净，以《新书》比较，转逊其老成。则五代修史诸人，如张昭远、贾纬等，亦皆精于史学，当缺漏支诎中仍能补缀完善，具见撰次之艰，文字之老。今人动谓《新书》过引《旧书》远甚，此耳食之论也。”[28] (卷16)他还称赞唐代史官的“老于文学”。这些见解，是为了批评关于两《唐书》评论中的“耳食之论”而发，但事实上是涉及如何评论正史本纪和史家“文笔”的问题。又如赵翼以《后汉书》同《史记》、《汉书》比较，指出前者在“编次订正”方面有许多优长，而所议又“立论持平，褒贬允当，足见蔚宗之有学有识，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28] (卷4)。《后汉书》问世后的一千三百多年中，能够得到如同赵翼这样经过认真比较而作出的评论，还不多见。范晔高才、博学、卓识，身后终究有知音。赵翼又以《汉书》与《史记》所记汉事“比对”，发现：“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这里，既包含了对《史记》所记汉事之“实录”性质的确认，也包含了对班固尊重《史记》之“实录”的实事求是态度的肯定。由此，赵翼提出“正史之未可轻议”的认识[28] (卷1)。他说的“未可轻议”，不是“全不可议”，他的《廿二史札记》就是专议正史的著作。问题在于：所“议”是否有根据，而这种根据是否又经得起推敲。赵翼作为一个以考史见长的学者，提出这个史学批评上的理论问题，更觉意味深长。
史学批评的理论，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的发展而发展的。比较方法之用于史学批评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所产生的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史学上的比较研究，是人们深入认识历史、认识史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比较的对象，在历史领域，有朝代之比、制度之比、人物之比等等；在史学领域，有史家之比、史书之比、编撰之比等等。在这两个领域，又有认识历史思想之比和史书编纂思想之比。比较的时空，有纵向之比、横向之比。比较的类型，有相同类型之比，也有不同类型之比。比较的形式，或论述，或问对，或辩难。比较的主体，大多置身于比较对象之外，也有既是比较主体而又置身于比较对象之中的。比较所得，不论其获益多少、大小、厚薄，多能丰富经验，增益智慧。比较的理论和方法，则需要今人去爬梳和总结。从本文来看，虞世南《帝王略论》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上颇多启示；而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比较研究的理论上似有不少可以总结、阐发之处。刘知幾概括的“貌异而心同”、“貌同而心异”；章学诚提出的“史法”与“史意”，“记注”与“撰述”，“方智”与“圆神”，都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我们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尚需花费更大的气力，以求得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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