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拓跋鲜卑之得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鲜卑论文,拓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缺乏直接的语言及其他历史资料，要研究古代北族分歧错杂的部族名称与制度名号，常常会陷入“文献不足征”的困境，或竟不免穿凿附会、强立异说。①可是，随着学术研究的积累和推进，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广泛地参考各相关学科的成绩，即使原始史料并未增加，对原始史料的认识却可以越来越丰富。对于研究北族名号来说，我认为近代以来国际阿尔泰学(Altaic Studies)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阿尔泰语言研究的成果是必须重视和参考的，甚至也应把其中有关内亚(Inner Asia)民族语言的探索视作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积累。在这一前提下，探寻北族部族称号与制度名号的发生与发展就是可能的和理应尝试的。本文以考察鲜卑拓跋部的得名为题，意在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揭示魏晋时期鲜卑诸部得名的一般情况，从而扩展对中古时期北方民族部族传统的认识。本文还将使用基于北族政治文化传统而总结出来的“名号分化—官号与官称”的分析方法，②加强对北族各种专有名号(proper names)的分类和定性，希望有助于从北族名号的乱麻中理出头绪，为整理中古民族史的纷乱史料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一 拓跋语源的检讨
对于“拓跋”语源，《魏书》开篇就有解释：“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 故以为氏。”③《资治通鉴》载北魏孝文帝改姓诏书，亦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④这种说法后世或偶有信从者，如清人吴广成辑《西夏书事》，犹称“北魏孝文取拓跋为土之义，改元氏”。⑤然而北魏官方对于“拓跋”语源的这一解释，深为现代史家所怀疑，或斥为“假托”、“附会”，⑥或看成“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⑦《宋书》虽然说“索头虏姓託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⑧但并没有解释“託跋”词义。《广韵》记录“或说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长，遂以氏焉”，⑨显系望文生义。《南齐书》云：“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至是乃改姓焉。”⑩这又不过是《宋书》说法的变种。拓跋，或写作托拔、託跋、拓拔等等，应该都是同一个代北名号的中文音译。
如果没有新的历史资料及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介入，这个问题只会是死水一潭。19世纪末发现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的鲁尼(Runic)字母古突厥文碑铭，给拓跋一词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稍晚发现的暾欲谷碑，都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鲁尼文是自右向左书写）指代唐朝，其罗马字母转写形式为t(a)bg(a)
，(11)或作tabγa
(12)，也写作tabgatch等形式，都是古突厥文的西文转写。这个指代唐朝的名词，本义究竟是什么，经历过长久的争论。夏德(F.Hirth)提出tabγa是“唐家”一词的突厥文对音转写（后来桑原骘藏在此基础上提出“唐家子”一说(13)），他还指出tabγa与拜占庭历史学家Theophylacte Simocatta所提到的Taugast，(14)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里用来称呼汉人的“桃花石”一词，(15)应有共同的语源(etymology)。(16)这就把突厥碑铭资料与传世的文献史料结合了起来。问题是，Theophylacte Simocatta所讲述的Taugast国内对立的两个政权之一渡过大河实现统一的战争，一般认为就是隋平陈的战争，时间早于唐。而据卜弼德(P.A.Boodberg)研究，那个故事描述的本是北周灭北齐并统一北方的历史，时间就更早了。(17)因此，可以肯定Taugast与唐无关。自从伯希和(Paul Pelliot)与白鸟库吉分别提出tabγa是指拓跋以后，(18)这种从历史和语言两方面都能获得圆满解释的说法，已经成为国际突厥学界的通行观点。
《长春真人西游记》里中亚人称呼汉人的“桃花石”一词，也由于1917年在土耳其发现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的《突厥语大辞典》(DīwāLuγā t at-Turk)，而找到了原型。《突厥语大辞典》收有tawγā一词，义为马秦(Māsīn)，马秦加上秦(Sīn)和契丹 (Khitāy)的范围，也可以统称tawγā。(19)可见tawγā就是指中国，“桃花石”乃是tawγā的中文译写。因此，突厥碑铭的tabγa，拜占庭史料里的taugast，与11世纪流行于中亚突厥诸族中的tawγā，都是指中国（至少是指北部中国）。这几个词汇有同源关系，而突厥碑铭里的 tabγā是其中最为原始的形态，它是北魏统治集团的核心部族“拓跋”部名称的突厥文音译。 (20)克劳森(Sir Gerard Clauson)《十三世纪以前突厥语语源辞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收有tav
a一词（即tabγa），解释为“一突厥部落名，其中文转写作‘拓跋’”。(21)
关于拓跋是否突厥语部族的问题，拟另外讨论，这里笔者只注意突厥人以拓跋部名当作中国北方政权称谓的问题。依据白鸟库吉和克劳森的意见，突厥是在拓跋统治中国北方的时代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因而以其部族名称代指华北政权及其统治区域。(22)可是，突厥与西魏第一次进行正式官方联系，是在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545)，(23)非正式往来更在三年之前或更早，(24)而宇文泰复鲜卑旧姓在西魏恭帝元年(554)。(25)也就是说，突厥与西魏发生军事、政治接触的十多年之后，西魏皇室才复姓拓跋，而且不出三年即被宇文氏取代，为时短暂。在恭帝元年之前的六十年间，皇室姓元，国号为魏（亦偶有称代者），经历了几代人之久。这个时候突厥人所了解的西魏，哪里会有拓跋的名号呢？
漠北部族以拓跋名号称呼北魏及其统治区域，要远远早于突厥人与西魏的初次接触，而且这一传统很可能是由敌视北魏的漠北政权即柔然建立的。柔然几乎是在北魏道武帝率领拓跋联盟创建政权的同时，开始其争霸草原的长期战争，而柔然的游牧政权也是在与拓跋部落联盟的对抗中渐渐形成的。(26)柔然并未认可北魏对于大漠南北草原地区的统治权，自然也不会接受北魏的国号及其历任皇帝的年号，可以想像的情况是，柔然仍以拓跋部的本来部族称号来称呼北魏国家。这种在名称上做文章以显示敌对政治态度的做法，也反映在北魏太武帝改柔然之名为蠕蠕上。(27)随着北魏逐步统一北方，柔然及其统领下的漠北草原诸部所称呼的拓跋，也渐渐扩大其内涵，终于变成了指称北部中国的一个固定名词。作为柔然部落联盟的成员，突厥是从柔然政权接受了tabγa一词的。这就意味着，从柔然与拓跋为敌算起，一个半世纪以后突厥人使用的tabγa一词，很可能早已完全失去了拓跋部族名称的原本词义了。
既然如此，经过柔然而传递到突厥部族中的tabγa，无论概念内涵还是构词形式或发音方式，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异。因此，简单地把tabγa解释为部族名称，很可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学者难以从语源学上解读tabγa一词。因此，尽管具有语言上的亲缘优势，但突厥人的tabγa一词，未必会比中文音译的“拓跋”一词，更接近拓跋名号的原本音、义。
要解释“拓跋”名号的词义，不应该完全放弃北魏统治者自己提供的信息。根据孝文帝的改姓诏书，“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这个说法即使有自美姓氏来历的一面（特别是与黄帝的土德联系起来，明显是一种攀附(28)），也可能有包含真实历史线索的一面。(29)白鸟库吉是最早利用这一线索的学者，即使他只是部分地相信这一线索的价值。根据《魏书》和孝文帝诏书对于拓跋二字的解释，拓跋是一个复合词，是由表示土地的拓与表示君主的跋两个单词复合而成的。白鸟库吉在蒙古语里找到表示泥土的t
hon和toghosun，推测即是拓跋之“拓”；又在通古斯语中找到表示君长的boghin，推测即拓跋之“跋”的对音。然而尽管作了这一研究，白鸟库吉自己并不满意，他相信所谓“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的解说，仍然是拓跋氏为了自我夸耀，取其音近而进行的一种附会，因此拓跋本义“仍属不明也”。(30)
著名的蒙古学家李盖提(Louis Ligeti)在他那篇研究拓跋语言属性的文章里，证明北魏统治者自己的这一解释是可信的。李盖提考证《三国志》所记的“託纥臣水”与《新唐书》所记的“土护真水”是同一条河流，而“託纥臣”与“土护真”就是蒙古语词taγu
in或toγoin，意思是“土，泥土”，而这个词与拓跋之“拓”是同一个词。(31)因此，拓跋的确是一个复合词组，是由拓与跋两个不同词义的北族词汇联合构成的。既然拓跋之拓恰如北魏统治者自己的解释那样是“土”的意思，那么拓跋之“跋”是否的确是“后（君主）”呢？
近年林安庆(An-King Lim)发表的有关中国北方地带突厥语成分的几篇文章，(32)对于这个研究的推进有很大帮助。他在一篇研究拓跋语源的文章里，和白鸟库吉一样，抓住“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的历史线索，首先建立“拓跋”二字的中古读音，然后在阿尔泰语系各语言中寻找音义相应的词汇。(33)根据林安庆的研究，与“拓”对应的词汇是[to:]，与“跋”对应的是[be:g]，两者都是突厥语词汇。克劳森解释to：为尘土、泥土，(34)be:g为氏族和部落首领，并怀疑可能最早是借自中文表数量的“百”字（这个说法源自很多突厥学者的猜测，恐怕是不能成立的）。(35)林安庆还发现，今天厦门方言中的拓跋发音，与突厥语这两个对应词汇几乎没有分别。他得出结论说，汉字“拓跋”二字并不是古突厥文tabgatch（即tabγa）的对音转写，而是古突厥文[to:g beg]这一复合词组的对音转写，其词义正是土地之主人，完全证实了北魏官方自己的解释。这一研究确认了本文前面对tabγa一词经柔然传递至突厥过程中音义发生变异的猜测。从tabγa本身，无法分解出[to:g beg]，也就是无法探究其语源。
从李盖提和林安庆的研究出发，我们还可以分析“拓跋”这一词组的性质。
根据笔者对内亚政治文化传统中可汗号、官号的观察，以及对内亚诸族政治制度的制度形式及其名号演化的认识，(36)可以知道“拓跋”是一个由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复合词。“拓”是官号，“跋”是官称，“拓”是修饰“跋”的，“拓跋”结合在一起就成为政治实践中某一固定的名号。关于“拓”（即to:g）作为官号的应用，还可以举出突厥时代的一个例证。据《旧唐书》：“阿史那社尒，突厥处罗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称于本蕃，拜为拓设，建牙于碛北。”(37)拓设，即[to:gad)，“拓”是“设”的官号。对于beg（跋）作为官称的使用，还有古突厥文碑铭的证据。阙特勤碑东面第20行有b(a)rs b(e)g，(38)或转写作bars b
g。(39)Tal
t Tekin解释bg为“主人、首领、统治者的一种称号”。(40)有的中文译本把bars bg音译为“拔塞伯克”，(41)这种处理也基本可以反映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性质。不过，《旧唐书》里记有一个突厥首领为“拔塞匐”，(42)蒲立本(Pulleyblank)认为这个名号对应的就是阙特勤碑铭里的bars bg，唐代以汉字“匐”对译bg的例证很多。(43)岑仲勉径译bars bg作“拔塞匐”，(44)是比较可取的。这里，Bars（拔塞）是beg（匐）的官号。当然bars也可以用作其他官称的官号。《旧唐书》还记录西突厥弩失毕五俟斤之一日“拔塞斡暾沙钵俟斤”，(45)拔塞是俟斤的官号，犹如阙特勤碑铭中Bars是beg的官号。拓(to:g)意为土地，可引申为国土、领土。突厥语中以“国土”作为美称和官号的词汇，还有el，中文或译作“伊利”。突厥有伊利可汗，学者认为即El Qaγan，其可汗号el意为土地。(46)古突厥碑铭中的ellig的词根就是el，回鹘九姓可汗的可汗号里有“颉”字，是这个词的异译。(47)西晋时期拓跋部的首领有个猗卢，“猗卢”也可能是el一词的异译。以“土地”为美称，与土地、土壤所代表的国土、领土有关。春秋时晋公子重耳避难于卫，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子犯却说“天赐也”，杜预的解释是“得土，有国之祥，故以为天赐”。(48)高句丽第十八代王伊连“号为故国壤王”，亦以壤为王号。(49)
拓跋一词中的“跋(beg)”在魏晋鲜卑诸部的部族名号中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显然这个词在突厥时代及突厥语诸民族的历史中相当常见，但它是不是一个突厥语词呢？虽然林安庆认为这是一个突厥语词，但是克劳森却无法在突厥语中找到它的语源。巴赞(Louis Bazin)和博文(Harold Bowen)为《伊斯兰百科全书》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所写的“beg or beγ”条，列举了中亚突厥语诸民族使用beg一词的情况，(50)很显然他们也不能找到这个词的突厥语语源，可是他们在明确指出突厥语的beg是借词之后，却又猜测beg很可能是从伊朗语借入的，其原型是萨珊王朝王号中的bag，viz，意为神圣（巴格达Bag-dād即由此得名）。Karl Menges认为，bg是从baγa演变而来的。(51)巴赞一再强调bg的源头在伊朗语之中。(52)然而，baγa与bg很早就出现在说古蒙古语的蒙古高原东部的族群中间了，它们同时并存，甚至一起组合成新的、较为稳定的名号（莫贺弗）。因此不能得出bg源于baγa的结论。而且，如果认为bg是从萨珊波斯时代的王号借入阿尔泰民族中，那么，蒙古高原上出现bg的时间，绝不能早于萨珊波斯的鼎盛时期。伊朗学家一般认为萨珊的兴起不得早于3世纪，3世纪后期萨珊政权的影响力开始深入到阿姆河以北的草原地带。(53)可是正如下面就要论证的，这恰恰是蒙古高原上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进入全新时期，即从部落向酋邦(chiefdom)或原始国家(premitive state)跃进的时期，也正是各部首领的官号中包含有bg名号的时期。这说明，鲜卑诸部采用bg称号，并不晚于萨珊波斯，自然也谈不上从萨珊波斯借入这一称号。因此，对于bg或beg一词的语源，现有的解释还是不够的，新的突破很可能仰赖我们对中国北族名号制度的进一步研究。
可以肯定，拓跋这个长期作为部族名称并进而成为部族核心家庭姓氏的名词，原本不过是作为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一组复合词，即很可能本来只是该部落某一首领所担任的职务的名号（这种名号包含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后来竟然凝固而成为部族名称和家族姓氏。这种以官为氏的例证，在华夏与北族中都很容易找到。与拓跋同时的北族的例子，最明显的是建立了北凉政权的卢水胡沮渠氏，正是号称“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54)沮渠的语源早已无迹可寻，但幸好拓跋一词还可以获得以上所述的分析。以此分析为基础，笔者将尝试对中古早期的北方民族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二 魏晋时期鲜卑各部的部族名号
以上对拓跋语源的讨论，说明拓跋得名于一组由官号（拓，即to:g）与官称（跋，即beg）相结合的名号。但是应当说明的是，中文史料所记录的北族职官体系里，前于拓跋的匈奴，(55)后于拓跋的突厥，(56)以及与拓跋同时的柔然，(57)bg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官职出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求助于中文以外的、史料价值更为重要的史料。在古突厥碑铭里，bg显然是常规的政治职务，代表着某种政治地位。暾欲谷碑第二碑西面第1行和第7行记突厥军队与十箭(On Oq)的战争，称突厥部族首领和十箭部众首领时，表示首领的词是bglri，正是bg（即beg）的复数形式。(58)由于暾欲谷碑此处所说到的bg是一种泛称，并不是指某一位具体的bg，所以只有官称而没有官号。Tekin解释复数形式的bglri为“突厥贵族、上层社会、大人、武士”。(59)在古突厥碑铭里，bglri与buyruq常常作为贵族和官员阶层的代称，buyruq意为大臣、高官，(60)唐人译作“梅录”。(61)克劳森把buyruk解释为可汗之下负责军、政事务高级官员的通称 (generic term)。(62)古突厥碑文里bglri与buyruq同样起着通称的作用。中文里这种通称有“官”、“大臣”等等，并不是具体官职。bg与buyruq是不是并不作为具体官称使用呢？前面提到bars bg，证明bg也许同时还是一种具体官称。中文史料里，回纥时期梅录常常用作官号 （梅录啜、梅录将军），也用作具体官称（大、小梅录）。
笔者在研究官号与官称起源演化的问题时，已经指出官称与官号有着共同的名号起源，名号分化为官称与官号，“官号与官职都是从名号中发展出来的，一部分名号凝固成为官职，一部分名号成为官号，某些名号在凝固为官职的同时，其‘美名’、‘美称’的属性并未消失，仍然可以被当作修饰词使用，也就是说，同时保留了官号的形式”。(63)可以肯定的是，与可汗、设、特勤、达干等等为人熟知的突厥官称一样，匐(bg)和梅录(buyruq)也是从美称、美名的名号发展而凝固成为某种官称的，但它们又都保留了官号的形式，可以用于修饰其他官称，或仅仅作为美称、美名使用。这种官称、官号、美名与美称的纷繁重叠，是内亚社会政治制度发育历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已经知道拓跋是一组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名号，也很难确认拓跋之跋是否某一具体官称，更无从了解它是从哪一个政治组织内获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各鲜卑部族的部族名称，有很多与拓跋一样是由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一组名号，而且其官称部分与拓跋一样也是bg，虽然中文翻译时用字不同，但经过研究可以肯定都是bg一词不同的中文音译(transliteration)。
最明显的是秃发。钱大昕早就说过，秃发与拓跋，本同音异译。(64) 《隋书》卷33《经籍志二》史部，有《托跋凉录》十卷，(65)《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写作《拓跋凉录》，(66)这部南凉史书，应当是北魏迁洛以前的作品，那时南凉国姓，与北魏相同，故称拓跋凉。孝文区别南凉国姓曰秃发，改为源氏，而以北魏皇室独专拓跋，改为元氏。(67)此后有关南凉诸史，遂尽用秃发一姓。(68)尽管史书中有关秃发与拓跋同源异流的证据很多，但笔者怀疑都是北魏太武帝接纳源贺 （贺豆跋）成为拓跋宗室以后伪造的。秃发鲜卑同样得名于[to:g beg]，但被译成含有贬义的秃发，很可能是由于这一部族从未与江左的东晋和刘宋建立官方联系，并且对于仇池等地构成威胁。(69)太武帝接纳源贺，赐予同姓，就是否定了江左的译名，允许源贺一家使用拓跋姓氏。然而《宋书》记元嘉二十九年有北魏“长社戍主永平公秃发幡乃同”，(70)《资治通鉴》作“秃髡幡”。(71)如果作秃发是，那么存在两种可能：(1)源贺以外的南凉宗室未必得到了改姓的许可； (2)这个秃发幡乃同尽管已经改姓，但刘宋人知道他来自南凉的背景，因此仍然译其姓氏为秃发。到孝文帝改革姓氏，别秃发、拓跋为源、元二氏，其实就是要澄清二者同音不同源、同名不同实的事实。《魏书》还特地解释了“秃发”得名之由来：“初母孕寿阗，因寝产于被中，乃名秃发，其俗为被覆之义。”(72)这个解释应当是北魏人所给出的，目的正是为了区别秃发与拓跋，掩盖拓跋与秃发同音异译的事实。无论秃发与拓跋部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遥远而难以确认的亲缘关系，秃发与拓跋一样得名于[to:g beg]，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十六国时期建立了西秦政权的陇西鲜卑乞伏部，其部族名称“乞伏”，或作乞扶、乞佛、乞步。(73)据蒲立本构拟的早期中古音，伏音buwk，与匐完全一样。(74)又据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伏、匐的中古音拟音都是bǐuk，两字完全同音。(75)可见“乞伏”之“伏”，与“匐”一样是beg的又一种翻译。乞伏是由官号（乞，其语源有待研究）与官称（伏，即beg）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组名号，结构形式与拓跋、秃发一样，甚至官称也一样(beg)，不同的仅仅是官号。《晋书》记陇西鲜卑“自漠北南出大阴山”时，先只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然而当叙及“一小儿”出现时，却说“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似乎三部之外别有乞伏部。(76)可是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很可能是后人不理解乞伏名号起源而给收养了小儿的老人妄加“乞伏部”的说明。实际上乞伏作为部族名称是后来出现的，是在那个小儿成长起来以后才获得的。这个后来号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的人，在传说中无父无母，正是为了强调他是乞伏部的始祖，乞伏的名号应当是在他获得“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称号之后才出现的。
这个“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称号，也是一组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名号。《晋书》解释托铎为“非神非人之称”，卜弼德在其《胡天汉月方诸》系列札记里讨论及此，认为即是突厥语中的 taγdaq
，意为“山居者”，与突厥人的高山崇拜传统颇有关系。(77)莫何即古突厥碑文里的baγa，夏德早就把Baga Tarkhan与唐代史料中的“莫贺达干”对应起来。(78)莫贺即莫何，陈三平认为莫何来自古伊朗语的bagapuhr，原意指神之子，这个名号后来经历了贬值(devaluation)过程，被北方诸族用于指称部落酋长。(79)Tekin解释baγa是低级官员，(80)这恐怕是不够的，baγa既是部落酋长一级的官称，也是用途广泛的美称与官号，比如在“莫贺达干”这一词组当中，莫贺就是达干的官号。(81)在“乞伏可汗托铎莫何”里，“乞伏可汗托铎”应该都是官号，这组官号由乞伏、可汗、托铎三个美称构成。(82)乞伏作为一种美称的语源虽已无从考证，但如前所述，它本身是由乞（美称，官号）与伏（beg，官称）两个部分组合而成的词组，而这个词组作为一个整体又演化为官号与美称。获得了“乞伏可汗托铎莫何”称号的人，通常会从这一组官号中选取一部分作为简称，“乞伏”就是被用作简称从而成为那位莫何的通用代号，这样的英雄人物的出现，会给部族的identity注入新资源，引起新变化。这也就是乞伏部族名称的来历。部族名称来源于部族某一重要酋首官号的显著例证，还有贺兰氏。据《周书》，“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氏”。(83)纥伏得到贺兰莫何弗的称号，贺兰是官号，莫何弗是官称。(84)贺兰部族名即得自于纥伏的官号。可见部族名称源于该部族历史上某一重要酋首的名号（正如以前所讨论过的，当这位酋首获得某一官称时，他也同时获得一个或一组官号，官号与官称共同构成他的名号，这一名号立即成为他的新身份，旧的名字或名号即被弃置，不复使用），而且主要来自名号中的官号而不是官称，很可能在中古北族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笔者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证。关于慕容鲜卑的得名，《晋书》有关莫护跋效法燕代风俗习戴步摇冠，从而被其他鲜卑称为步摇，其后音讹变成慕容的说法，显然是一种附会；此外，《晋书》还提供了一个更离奇的解释，“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85)胡三省斥之为诞，一概不予采信。(86)《三国志》注引《魏书》，记檀石槐之中部大人有慕容。(87)胡三省说“是则慕容部之始也”。(88)马长寿据此推论，“若然，则‘慕容’原为大人之名，后世始演变为氏族之名”。(89)虽然否定了步摇冠的附会，但把慕容鲜卑看成檀石槐中部某大人之后，在空间上存在严重的困难。如果把慕容理解成北族使用很广的某种美称、某种名号，就不会一见到它便与后来的慕容鲜卑联想到一起，正如不必把唐代的慕容氏与十六国的五燕联系到一起一样。我认为，《晋书》所记关于慕容得名于步摇冠的传说，很可能也含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就是标识了时间，把慕容名号与莫护跋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莫护跋是慕容廆的曾祖，“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开始与中原政权发生密切联系，并慕习华夏，“敛发袭冠”，是慕容鲜卑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吕思勉早就注意到莫护跋对于慕容部历史的重要性，指出慕容部的名字即来自莫护跋之名，并且强调“慕容二字，固明明莫护转音也”。(90)白鸟库吉考证，莫、慕二字，中古译名时常可互用，慕容可能就是阿尔泰语系bayan一词，意为富，是一种美称。(91)据此可以推论，慕容并不是步摇的“音讹”，而是莫护“音讹”的结果。无论莫护的语源是什么，莫护跋与拓跋、乞伏一样，也是由一个官号（莫护）加一个官称（跋，即beg）组合而成的一组名号。这组名号的性质是官号而不是官称。莫护跋当时的官称，很可能是可汗。《宋书》记慕容鲜卑乙那娄与吐谷浑对话，称吐谷浑为“可寒”。(92)由此知道吐谷浑当时的官称是可寒，可寒即可汗(Khan)。(93)《旧唐书》记北魏乐府所传北歌，有《慕容可汗》、《吐谷浑》等篇。(94)《慕容可汗》当是歌咏慕容廆事迹的，而《吐谷浑》很可能就是慕容廆思念其兄的所谓《阿干之歌》。慕容廆称可汗，吐谷浑亦称可汗。而二人的父亲名“亦洛韩”，“韩”字当是“可汗”的省译，而“亦洛”很可能是 el的音译（亦洛韩即el khan）。可见慕容鲜卑的君长父子皆称可汗，这是因为当时可汗一职尚未演化为高级政体(supratribal polities)的首脑(supreme ruler)的称谓。(95)由此可知，慕容廆的可汗号是若洛廆，吐谷浑的可汗号就是吐谷浑，若洛廆和吐谷浑都是可汗号。可汗号加上可汗的官称，构成慕容廆和吐谷浑各自的政治名号。有趣的是这个名号中的官号，而不是其官称或名号的全部，最终演化成为本部族的名称。这与乞伏、贺兰两个部族得名的模式完全一致。
那么，拓跋这个同样由官号加官称组合而成的词组，到底是拓跋先世某位酋首的全部名号呢，还是如贺兰、乞伏、慕容一样仅仅是他的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这当然是一个难以确认的问题。拓跋部的酋首似乎早在南迁之前就获得了可汗的称呼，嘎仙洞石壁祝文有“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96)而在《魏书》里写作“皇祖先妣”。(97)北魏奚智墓志称奚氏（即达奚氏）“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98)罗振玉认为“仆脍可汗”即《魏书》所记献帝邻之父威皇帝侩。(99)《资治通鉴》屡以可汗称拓跋先世君长，必有所据。(100)如果我们相信这些证据，那么拓跋部至迟是从威皇帝侩就称可汗的。当然，这时的可汗称号还不是专属于部族酋首的，部族君长的父子兄弟很可能都称可汗。力微长子名沙漠汗，这个“汗”应即可汗的省译，“沙漠”是可汗号。(101)可见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一样，其君长大人皆以可汗为官称。而据《魏书》，在迁至漠南的重要事件前后，献帝邻对本部落进行了一次大分割，“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102)这段话说明，在献帝这次部族整合重组之后，八部的结构才稳定下来，此前还没有拓跋部名，所以诸兄弟之部后来各自得姓，拓跋一名应当是在八部架构确定以后才获得的。那么，拓跋部到底是什么时候获得拓跋称号的呢？
如果此时拓跋君长皆称可汗，那么拓跋就只能是某位可汗的可汗号，或是其可汗号的一部分。《魏书》记两位先后领导了南迁伟业的宣帝、献帝，都号曰推寅，(103)也就是说，这两位功业相当的可汗的可汗号都是“推寅”。蒙古可汗号有“达延”、“塔阳”，其语源很可能是突厥语的 tayan，克劳森解释说“明显是一种官职名”。(104)檀石槐西部大人有名日律推演者，学者多认为此日律推演即拓跋之推寅，(105)但在排比年代上存在着矛盾。(106)其实，明了推演或推寅不过是一种常常作为北族官号使用的美称，(107)就不必一定要在檀石槐的日律推演与拓跋历史上的两个推寅之间寻找相关性。(108)拓跋不是献帝邻的可汗号。献帝之子诘汾，在位不久，事业无闻，他对于拓跋部的历史影响较弱。诘汾音近去汾，去汾在柔然职官体系里相当重要，(109)也是北族常用的官号与官称，因此诘汾应当是圣武帝的可汗号而不是他的名字。(110)既然献帝与圣武帝的可汗号中都没有拓跋，那么可以肯定拓跋部名不是从他们的可汗号中得来的。在南迁后的拓跋部的历史上，只有力微具有无比的重要性。(111)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八月，李彪、崔光等议五行历运时，说“然此帝业，神元为首”。(112)神元帝力微的突出功业与漫长统治，极有可能使他本人的名字，即他的官号（可汗号）或官号的一部分，变成草原上其他部落对他的酋邦或其本部的代称，并且使这种代称稳定和凝固下来。当然史料中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说明拓跋曾经是力微的可汗号或可汗号的一部分（显然“力微”也应当是可汗号的一部分），但作如此推想的理由确实也是存在的。力微领导的拓跋部与中原政权发生正式交往，在魏元帝景元二年(261)，自后往来频数，而《晋书》等史料中率皆以“鲜卑力微”相称，不见拓跋之号。甚至到西晋末年，刘琨上表提到猗卢，亦只称“鲜卑猗卢”。(113)即使此时拓跋部名已经行用于代北，其时间必不甚久。我怀疑，作为力微可汗号一部分的“拓跋”，是在力微时期成为整个部族的他称，而到力微死后才逐渐作为自称而成为拓跋部族正式名称的。这种情况与慕容、贺兰、乞伏的得名模式也完全一致。
如果以上论证成立，那么，有关秃发、拓跋同源的说法，就明显是站不住的。河西鲜卑秃发部之得名，一定与自己部族历史上某位君长的名号有关，而与阴山地区的力微无关。这种名号恰巧重合以至部族名称重合，但汉字译写时以不同汉字以加区别的情况，在中古早期的北族社会里应当比较普遍。比如，《魏书》卷113《官氏志》记代人改姓，有叱罗氏、叱利氏、叱吕氏、叱卢氏，分别改汉姓为罗氏、利氏、吕氏、祝氏。(114)汉字译写成叱罗、叱利、叱吕、叱卢的时候，已经分明区别为四个名号，而进一步改成罗、利、吕、祝四姓，就完全看不出它们本来的同音同名关系了。其实，叱罗、叱利、叱吕、叱卢，极有可能是同一个突厥语词汇kül（唐人常译作“阙”）的不同译写。毗伽可汗碑里记有Kül 
or（唐人译作“阙啜”）、Kül Irkin（唐人译作“阙俟斤”），(115)更著名的例子是阙特勤碑里的阙特勤(Kül Tigin)。在这三个用例中，Kül都是作为官号，分别与三个不同的官称（啜、俟斤、特勤）结合而成为三组专门名号。Tekin解释kül的意思是“人名”，(116)恐怕是不确切的，kül作为美称，(117)首先是官号，当然可能也演化成一级官称。叱罗、叱利、叱吕、叱卢作为四个部族的名称，其得名模式，很可能与前文讨论过的乞伏、贺兰等等一样，都来自宫号kül，当然各自所修饰的官称已无从考知。这种重复在北族社会里本来并不奇怪，但若是译成同样的汉字，则容易使人误会为同部同族，这应该是译成不同汉字的主要原因。这种有意识的分歧，恰恰能够准确反映北族社会部族结构的实际面貌。秃发与拓跋的关系，当作如是观。其实拓跋作为美称或官号，在后来的突厥政治体中，也还可以找到用例。比如他钵可汗的可汗号“他钵”，(118)其实就是[to:g beg]的异译。西突厥有“他匐十姓”，(119)“他匐”，也是[to:g beg]的异译。
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部族名，明显是以某个官号加[beg]官称构成一组名号的，除了拓跋、秃发、乞伏以外，还有游牧于青海湖地区的乙弗部。蒲立本构拟弗的早期中古音是put，与伏、匐相近。(120)据李珍华、周长楫，弗的中古音是bǐu
t，亦与伏、匐相近。 (121)乙弗很可能与刘卫辰所居住的悦跋城之“悦跋”是同一个词，因为这个时期汉字“悦”和“伊”在翻译外族名氏时可以互用，如北魏的伊力氏，又作悦力氏。(122)北魏宣武帝时立伊匐为高车王，(123)伊匐，与乙弗、悦跋是同一个词。在青海的乙弗部之外，拓跋鲜卑的代北集团中，也有一个以乙弗为名的部落。《北史》卷49《乙弗朗传》：“其先东部人也。世为部落大人，与魏徙代，后因家上乐焉。”(124)《魏书》记载北魏初年有“乙弗部帅代题”，(125)北魏有乙瓌、乙浑等，皆出于其部。这两支乙弗各自为部、各自得名的过程，大概类似于拓跋与秃发。姚薇元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姓氏里考索，(126)似乎认定二者是同源异流，其实他们并不相干。《魏书》另列羽弗氏，陈连庆怀疑羽弗即乙弗异译。(127)根据我们前面对部族得名偶然重合问题的讨论，即使羽弗与乙弗是同一个北族词汇的不同翻译，它们各自所指代的部族也未必相同。
北朝内入北族的姓氏，通常都是其所属部族的名称。号称鲜卑的姓氏中，还有拔拔氏（长孙氏）、他骆拔氏（骆氏）、俟力伐氏（鲍氏）、柯拔氏（柯氏）等等；高车诸部，有黜弗氏、斛拔氏（贺拔氏）等等，其部族名称明显带有[beg]一词，其构词形式与拓跋相类，其得名方式，很可能也相去不远。特别显著的例子是俟力伐氏（鲍氏），(128)俟力（俟利）是一种普遍见于中古北族的官称，(129)必为美称无疑，亦必具有官号功能，而俟力（俟利）与伐(beg)结合，既构成新的官称，也可以作为官号使用。突厥语[beg]一词在魏晋时期的北族特别是鲜卑诸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一斑。至于以[beg]为美称而取作名字的（中文译名的最后一个字是跋、拔、发、弗、馛、伏、伐等等），就更加普遍，不胜枚举了。(130)
三 部族得名与部族政治体的发育
卜弼德总结游牧组织及个人得名的七个来源，其第三项即是official titles，特别是部落首领在游牧国家组织（如单于庭、可汗庭等等）里的政治职位。(131)Lindner在他那篇讨论游牧部落定义的著名论文中，明确指出游牧部落的identity来自其政治首领。(132)Golden也说，当游牧部落组织发生政治重组的时候，其军事领袖在决定整个集团的identity方面变得至关重要，尤其表现在部落名称上面，比如奥托曼(Ottoman)得名于部落首领Osman（Ottoman源于Osmanl，而 Osmanl是首领名Osmn加上一个后缀，意思是“Osmn的民众”）。(133)可见许多研究者早就注意到游牧部族的政治体名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政治体的政治领袖。
问题在于，游牧政治体政治领袖的名称又是如何获得的呢？根据对内亚民族政治名号分化问题的研究，游牧政治体的政治领袖，在获得某一新的政治职位时，他的称号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新称号中，既包含了他所担任的新职务（官称），也包含了专属于该政治领袖个人的新美称（官号）。新的官称与官号，共同构成了该政治领袖的identity，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官号而不是官称。本文前面对拓跋及其他魏晋时期鲜卑诸部得名由来的研究，也显示了部族首领的官号转化成为部族名称的普遍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古时期北族部族得名的一种机制：部族首领的官号，成为人们称呼该首领的主要名称，官号转化为该首领实际行用的名称；该部族首领的名称，又成为外部世界（与该部族相对应的其他游牧部族及农耕社会组织）称呼该部族的主要名称，经过一段时间，起于他称的这一名称最终为该部族内部所接受和认同，从而凝固成为该部族的正式名称。
举一个例子，吐谷浑正式成为部族名称在吐谷浑之孙叶延时。据《宋书》：“（叶延）自谓曾祖弈洛韩始封昌黎公，曰：‘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公孙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为吐谷浑氏。”(134)这显然是以华夏传统附会吐谷浑部族之得名。根据笔者的研究，吐谷浑与暾欲谷是同一个词，即To
uquq，而Touquq作为北族的一组官号，是由暾（即吐，ton）和欲谷（即谷浑， juquq）两个官号联合构成的。(135)吐谷浑在世时，其部落由其名称（即官号）已暂时获得吐谷浑之名，不过这很可能仅仅是他称，而不是自称。吐谷浑去世后，也许周围诸部对吐谷浑部的称谓并没有改变，原来的他称由此得以强化，促使吐谷浑部族内部开始接受这一称谓，并使之变成自称，到叶延时候才正式予以确认。与此相应，拓跋、秃发、慕容、乞伏、乙弗、贺兰诸部的得名，也大致走了同一路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3世纪后期吐谷浑率领他的部落远徙青海，到8世纪中期慕容兆即位，近五个世纪的时间内，吐谷浑共传十九代二十六主。(136)然而，经历了这么多的政治首领，内部结构及构成必已发生众多变化的吐谷浑政治体，却始终保持了“吐谷浑”的国族名号。也就是说，吐谷浑之后的二十五任首领，都没有能够把自己的Identity（无论是个人的名字、官称还是官号）作用到其政治组织的Identity之上。中古时期其他北族的政治体也有类似的情况，看不到一个已经以某一名号为世所知的部族，会因为新的政治首领而改换其部族名号。这说明，部族名号既有随部族政治首领的改变而改变、富于变化和不稳定的一面，又有在某一政治体内长期延续、相当稳定的一面。这种相互对立、却明显共存于北族政治传统之内的两面性，又当如何理解呢？
我认为，北方部族政治传统中的这种两面性，并非同时共存的，它们分别是部族政治体的政治发育处于不同阶段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
研究国家形成理论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人类学家，都同意早期社会政治体演化过程中，从较低级别如氏族(clan)或群队（或译作游团，band），经部落(tribe)阶段，向部落联盟(tribal confederacy)或酋邦(chiefdom)演进，最后上升到原始国家阶段，并不单单是数量的累积和规模的扩大。每一阶段的演进，都涉及社会内部构造与政治权力关系的重组。Krader指出，群队阶段社会统一的宗教表达方式，明显不同于国家阶段社会统一的表达方式；国家阶段的区域统一也不同于群队阶段的区域统一；比起简单社会来，国家阶段社会控制的技术，在功能和意义上都有显著的变化。(137)Krader还举出成吉思汗大札萨对于牧民家庭事务的干预，说明国家阶段，政府增大了权力和责任，家庭相应地减少了自治权，因而可汗统治的后果便是家庭不再是帝国中的帝国(an empire within the empire)。(138)
文化人类学家把酋邦或原始国家之前的社会阶段（群队和部落阶段），看作平等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139)平等社会同时也是分散社会(Segmentary society)。(140)而分散社会的政治结构是不稳定的。Service指出，平等社会在血缘系统上维持较久的联系，氏族结构相对稳定，但是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关系却十分不稳定，几个氏族为了某种共同的目标（仪式、节日和战争）会暂时联合起来，但第二天就可能分崩离析，回归分散状态。(141)即使同为分散社会，在部落和群队两个阶段，社会内部的构造又有不同，比如，“氏族在部落社会中的地位就不如世系群那么重要”。(142)只是在这两个阶段，都不存在真正有权的政治职位，首领仅仅是个人的、为某一具体缘由而设的、charismatic型的，首领仅仅是某种个人影响，某种顾问。(143)东汉乌桓“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144)“大人”是凭借个人才干推选出来的，其政治权力不能世袭，主要功能对外是作战，对内则是调解利益纷争。显然这里只有平等社会的特征，还没有进入酋邦阶段。(145)在平等和分散社会里，政治权力是不稳定的。用Service的话来说：“权威与平等必不相容，因为真正的权威依赖于等级制度(hierarchy)。”(146)只有进入酋邦和原始国家阶段以后，等级制度和永久性的社会分层才得以形成，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也才趋于稳定。
前面所讨论的部族名号的两面性，既有富于变化和不稳定的一面，又有在某一政治体内长期延续、相当稳定的一面，所反映的恰恰是平等社会向酋邦和原始国家过渡时期，在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征，其相互对立的不稳定性与稳定性，所对应的正是不同社会阶段政治构造的基本特征。部族名号的迁改无常，是因为部族首领的政治权力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而且部族政治体本身也常在聚散生灭之间。东汉乌桓“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147)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较为稳定的部族名号，反映的是较为高级的政治体发育阶段，这个时候，世袭权力和等级制度保证了单一政治体的内在凝聚，社会分化使政治结构的稳定能够超越个体的生命周期，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方式（继承制度）保证了政治体的连续和统一。(148)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发达、越高级的政治体，其内在结构的稳定就越持久。魏晋时期鲜卑诸部在名号上所反映出来的稳定的一面，说明这正是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达到较高阶段、发生转折的时期，因而对于北方各部族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时期。
从本文前面的研究可以知道，魏晋鲜卑诸部得名所自的那些部族领袖，都可能处在该部族政治发展史上某个特定的时刻。“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时期，陇西鲜卑的政治发育还远远不能与后来的西秦国家相比，但是他统一了陇西鲜卑各部，率领陇西鲜卑在陇山前后立足，因此他才是领导了陇西鲜卑走出部落阶段、进入酋邦时代的部族英雄。莫护跋当然比不上后来慕容廆的功业显赫，他那个时期辽东鲜卑的政治发育也无法与前燕建国时期的慕容部相提并论，但是，很可能正是莫护跋开创了慕容部的酋邦时代。如果上文有关拓跋得名于拓跋力微可汗号的猜想是有道理的，那么与乞伏、慕容的例子就非常契合。正是力微在位期间，拓跋部走出了部落阶段，从而揭开了拓跋部酋邦时代的新篇章，对北魏直勤制度的考察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149)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不是本人的identity（主要是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竟然发展成为部族名称的那些人物，基本上也都是把本部族带出部落阶段并开启酋邦时代的英雄呢？给本部族的 identity打上最鲜明印迹的人，是酋邦时代的第一批英雄，而不是后来那些以各部族为主体的国家的创立者，这是我们应当特别留意的。
现在已知的魏晋鲜卑诸部，其得名差不多都在魏晋之际。这是不是说明，魏晋之际才是鲜卑各部的政治发育发生重大飞跃的时刻？我认为，有两种历史因素对于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影响最深。首先是檀石槐的军事大联盟。史籍所见第一个鲜卑高级政治体，是汉末檀石槐所建立的规模巨大的军事联盟。(150)但这个联盟随着檀石槐的死去而解散，说明这个政治体的性质显然还不是较发展的酋邦或原始国家。但是，檀石槐死后他的儿子曾经短暂继位，说明世袭制度的存在，这已经不再是部落阶段的特征。而且，史书所谓“自檀石槐死后，诸大人遂世相袭也”，(151)又证明檀石槐的政治遗产对于草原部族政治发育的影响，是何等深刻而持久。我们看到草原上鲜卑诸部久已积蓄的政治能量，正在转化为鲜卑部族政治体发育和演化的强大动力。檀石槐当然不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启动者，但他和他的大联盟的出现，无疑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檀石槐之后，深刻影响了鲜卑各部政治发育的另外一个历史因素，就是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重点关注的乌桓。幽州长城地带的乌桓早在东汉末年已经形成几个重要的政治集团，据《三国志》：“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152)这时的幽州乌桓政治体已经处在发达的酋邦阶段，很快就要进入原始国家了。虽然幽州东三郡乌桓遭受曹操的毁灭性打击而中止了政治发育进程，但从这些高级政治体流散出去的种种政治和文化因素，帮助了社会及政治发展相对落后的鲜卑，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田余庆先生所揭示的拓跋鲜卑与乌桓在代北地区的长期共生。(153)
从十六国北朝鲜卑诸部的发展概貌推测，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政治发育，不是个别部落、个别地区的偶发现象。部落与部落之间，酋邦与酋邦之间，原始国家与原始国家之间，以及鲜卑与乌桓之间，鲜卑与其他北族之间，重组、融合的历史浪潮席卷了一切，改造了一切。等到拓跋硅建立北魏时，在拓跋鲜卑统一的旗帜下，已经整齐地排列着此前二百多年间为各自部族的前途而奋力打拼的鲜卑各部的人民。曾经的部族结构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些正在变色的历史印记，偶尔让他们回忆起祖先的光荣。为数不多的印记中，来自早先部族名称的姓氏，是他们赖以记忆各自部族历史的重要凭借。可是，这些多音节的、不符合华夏传统的姓氏，在不久以后也将会被放弃，而代之以华夏式的姓氏，并附以崭新的、与炎黄血统相联系的谱系。草原部族的后代与草原历史的联系，至此已几近于无。而那些即将被放弃的姓氏，即以前草原上各个部族的名称，与魏晋鲜卑诸部那些开创了大时代的马背上的英雄之间的联系，慢慢地也被时间的烟尘所遮盖。
注释：
①Denis Sinor,"Central Eurasia," in Denis Sinor(ed.),Orientalism and Hist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0,pp.109-110.
②罗新：《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77-188页。
③《魏书》卷1《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④《资治通鉴》卷140，齐明帝建武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393页。
⑤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2页。
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0-123页。
⑦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0页。
⑧《宋书》卷95《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1页。
⑨陈彭年：《钜宋广韵》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南宋闽中刻本，1983年，第410页。
⑩《南齐书》卷57《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93页。
(11)M.Springling,"Tonyukuk's Epitaph,"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vol.56,no.4,1939,p.365;Talt Tekin,Orhon Ya |itlar|,Ankara:Türk Tar | h Korumu Basinm Ev |,1988,p.2; Talt Tekin,Tunyukuk Yaz|t|,Ankara:S|murg,1994,p.3.
(12)Talt Tekin,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1968,p.231;Volker Rybatzki,Die Touquq-Inschrift,Szeged:the Department of Altaic Studies(University of Szeged),1997,p.43.
(13)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03-109页。
(14)Theophylacte Simocatta的原著为希腊文，法文译本参看：George Coedès （戈岱司），Testimonia of Greek and Latin Writers on the Lands and Peoples of the Far East,4th c.B.C.to14th c.A.D.，Chicago:Ares Publishers Inc.,1979,pp.138-141.该书有中译本，即《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4-106页。英文译本请参看：Henry Yule（裕尔），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new edition,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Ltd.,1998,vol.1,pp.29-33.中译本见《东域纪程录丛》，张绪山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18页。
(15)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党宝海译注本，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16)Friedrich Hirth,"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jukuk," in W.Radloff,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Zweite Folge,St.Petersburg:1899,p.35.Reprinted in two volumes,Osnabrük:Otto Zeller Verlag,1987.
(17)Peter A.Boodberg,"Marginalia to Histori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3,no.3/4(1938),pp.223-253.后收入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compiled by Alvin P.Cohe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265-349.
(18)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年，第40-41页；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第131-132页。
(19)Mahmūdal-Kāgari,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Dīwā Luγāt at-Turk),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indices by Robert Dankoff,in collaboration with James Kell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1982,part I,p.341.
(20)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7-82页。
(21)Sir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2,p.438.
(22)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第131-132页；Sir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p.438.
(23)《周书》卷50《异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08页。
(24)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5页。
(25)《周书》卷2《文帝纪下》，第36页；《资治通鉴》卷77，梁元帝承圣三年，第5111页。
(26)内田吟風：《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舎，1975年，第280-283頁。
(27)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1-85页。
(28)有关民族融合、社会整合中普遍存在的攀附问题，请参看王鸣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年，第583-624页。
(29)内田吟風：《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第96頁。
(30)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第128-129页。
(31)Louis Ligeti,"Le Tabghatch,un dialecte de la langue Sien-pi," in Louis Ligeti(ed.),Mongolian Studies,Budapest:1970,pp.265-308.
(32)除本文重点介绍的此篇，还值得推荐他在韩国杂志上发表的“Old Turkic Elements in Certain Apellatives of Ancient Han Frontier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vol.4,1999.
(33)An-King Lim,"On the Etymology of T'o-P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44/1(2000),pp.30-44.
(34)Sir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p.463.
(35)Sir Gerard Ct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p.322.
(36)罗新：《可汗号研究》，第177-188页。
(37)《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88页。
(38)Talt Tekin,Orhon Ya |itlar|,p.12.
(39)Talt Tekin,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p.234.
(40)Talt Tekin,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p.311.
(41)芮传民：《古突厥碑铭研究》，第222页。该书注释解释了如此翻译的理由，见第251-252页。
(42)《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65页。
(43)Edwin G.Pulleyblank,"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Tur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85,no.2(1965),pp.121-125.这种把bg对译为“匐”字的情况，还得到古吐蕃文史料的证实。请参看ChristopherI.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a,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58,note 23.除了把beg译作“匐”以外，唐代史料也把beg译作“辈”。如《新唐书》叙坚昆国曰：“其酋长三人，曰讫悉辈，曰居沙波辈，曰阿米辈，共治其国。”见《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9页。
(44)岑仲勉：《突厥集史》，第882页。
(45)《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第5186页。
(46)Omeljan Pritsak,"Old Turkic Regnal Names in the Chinese Sources,"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vol.9(1985),pp.205-211.
(47)Volker Rybatzki,"Titles of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44/2(2000),p.207.
(48)杜预：《春秋经传集释》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35页。
(49)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8，见郑求福等：《译注三国史记》第1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6年，第182-183页。
(50)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vol.I,1159a.CD-Rom edition, 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3.
(51)Karl H.Menges,"Titles and Organizational Terms of the Qytan (Liao)and Qara-Qytaj (S.
.i-Li ao),"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Tomo XVII(1951-1952),pp.68-79.
(52)Louis Bazin,"Pre-Islamic Turkic Borrowings in Upper Asia:Some
Crucial Semantic Fields," Diogenes,vol.XLIII(1995),pp.35-44.
(53)Richard N.Frye,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München:C.H.Beck,1984,pp.291-292.
(54)《太平御览》卷124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602页。
(55)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2分，1969年，第 231-272页。
(56)杜佑：《通典》卷197《北狄·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02页。
(57)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65-173页。
(58)Volker Rybatzki,Die Touquq-Inschrift,pp.65-67;Talt Tekin,Tunyukuk Yaz|t|,pp.17-19.
(59)Talt Tekin,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p.311.
(60)Talt Tekin,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p.322.
(61)岑仲勉：《跋突厥文阙特勤碑》，《辅仁学志》第6卷第1、2合期，1936年。
(62)Sir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p.387.
(63)罗新：《可汗号研究》，第184页。
(64)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2，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46页。
(65)《隋书》卷33《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3页。
(66)《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第1993页。
(67)罗新：《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27页。
(68)姚薇元认为秃发是魏收所改。（《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9页）其实改南凉拓跋为秃发，要早得多。崔鸿《十六国春秋》有《南凉录》，已尽改为秃发。（《太平御览》卷126南凉三主各条，第609页）亦请参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第128-133页。
(69)由于政治关系不同而有不同译名以见褒贬之义的情况，既发生在部族名称上，也发生在个人名字上。前者如南朝译柔然为芮芮，北魏译作蠕蠕；后者如北凉的第二任君主，南朝译作沮渠茂虔，北魏译作沮渠牧犍。
(70)《宋书》卷74《鲁爽传》，第1924页。
(71)《资治通鉴》卷126，第3978页。
(72)《魏书》卷99《鲜卑秃发乌孤传》，第2200页。
(73)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78-180页。陈连庆把“乞步落坚”说成姓乞步、名落坚，我以为是错误的。步落坚为一突厥语词，卜弼德对此有非常好的研究，见Peter A.Boodberg,"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no.3/4(1936),pp.301-304.此文后收入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pp.240-264.
(74)Edwin G.Pulleyblank,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Late Middle Chinese,and Early Mandarin,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1,p.98.
(75)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页。
(76)《晋书》卷125《乞伏国仁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13页。
(77)Peter A.Boodberg,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p.103.
(78)Friedrich Hirth,"Nachworte zur Inschrift des Toniukuk," p.56.
(79)Sanping Chen,"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Interactions among An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Series 3,12-3,2002,pp.289-325.
(80)Talt Tekin,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p.307.
(81)关于达干，请参见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载《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18-46页。
(82)这就意味着，后来成为内亚民族高级政治体元首称号的可汗，也曾经仅仅是一种美称，被用作莫何等官称的官号，这符合笔者对内亚政治组织制度形式演化的基本看法。
(83)《周书》卷20《贺兰祥传》，第335页。案《北史》卷61《贺兰祥传》，纥伏作乞伏，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第2179页。如果《北史》不误，那么用作人名的乞伏这一词组，作为美称而成为北族传统的一部分，更得到了新的证据。
(84)莫何弗，或作莫贺弗，或省称莫弗，是由莫何与弗组合而成的一种官称，即[baγa beg]，有关弗的论证详见后文。
(85)《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86)《资治通鉴》卷81，第2576-2577页。
(87)《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38页。
(88)《资治通鉴》卷81，第2576页。
(89)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85页。
(90)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08页。
(91)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第60-64页。
(92)《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69页。
(93)《北史》卷96《吐谷浑传》载此事与《宋书》略同，可寒即作可汗，见第3178页。
(94)《旧唐书》卷29《音乐志二》，第1071-1072页。
(95)罗新：《可汗号研究》，第178页。
(96)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55页。
(97)《魏书》卷108《礼志一》，第2738页。
(98)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第207号。
(99)罗振玉：《丙寅稿》，《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1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第185-186页。
(100)罗新：《可汗号研究》，第177-178页。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所有关于拓跋早期君长称可汗的证据都来自北魏建国之后，存在迫称可汗的可能。
(101)东汉末年幽州东部塞外鲜卑有部落大人厥机，其子名“沙末汗”，与拓跋部沙漠汗的官号、官称都一样。见《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40页。
(102)《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5页。
(103)《魏书》卷1《序纪》，第2页。
(104)Sir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p.569.
(105)最早提出这种联系的是胡三省，见《资治通鉴》卷77胡注，第2459页；白鸟库吉据此论证第一推寅即推演，见氏著：《东胡民族考》上编，第123页；中国学者中有代表性的，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85-186页。
(106)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8页。
(107)吐谷浑的长子名吐延，吐延很可能就是推演的另一种译写。
(108)这种把檀石槐时期的西部大人日律推演（我认为日律是一种官号，与猗卢同源，亦即突厥时代之伊利， el是也）与拓跋先世的两个推寅联系起来的观点，在中外学者中影响很大。见K.H.J.Gardiner and R.R.C.de Crespigny,"T'an-shih—huai and the Hsien-pi Tribes of the Second Century A.D.," Pa 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7,pp.1-44.与Gardiner和de Crespigny同校的Jennifer Holmgren，还根据这种相关性，提出两个推寅其实是根据同一个推演制造出来的，她还由此编制了全新的拓跋先世谱系。参看Jennifer Holmgren,Annals of Tai,Early Topa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Wei-shu,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2,pp.19-20.
(109)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69页。
(110)高车十二姓有俟分氏，见《北史》卷98《高车传》，第3273页。俟分，很可能与诘汾是同一个词汇。据《新唐书》，宇文氏本姓俟汾，音讹而为宇文。见《新唐书》卷71下《宰相世系表一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03页。
(111)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
(112)《魏书》卷108之1《礼志一》，第2746页。
(113)《晋书》卷62《刘琨传》，第1684页。
(114)《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07-3013页。
(115)Talt Tekin,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p.246.
(116)Talt Tekin,A Grammer of Orkhon Turkic,p.353.
(117)突厥早期的乙息记可汗，继可汗位之前称科罗，我疑科罗即kül的又一种翻译。科罗，见《周书》卷 50《异域传》，第909页。
(118)《周书》卷50《异域传》，第911页。
(119)《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第3046页。
(120)Edwin G.Pulleyblank,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Late Middle Chinese,and Early Mandarin,p.99.
(121)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第192页。
(122)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81页。
(123)《北史》卷98《高车传》，第3275页。
(124)《北史》卷49《乙弗朗传》，第1810页。
(125)《魏书》卷2《太祖纪》，第20页。
(126)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60-165页。
(127)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86页。
(128)隋代《郁久闾伏仁墓志》中，提到伏仁的曾祖“俟利弗”，俟利弗即俟利发的异译。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第599号。
(129)俟利发，很多突厥学家认为即eltbir，但是蒲立本(Pulleyblank)认为这个对译“在语音上不严格”，因而持怀疑态度。见氏著：《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Asia Major,new series,IX,1962)，潘悟云、徐文堪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0-11页。我认为，俟力（俟利）很可能与突厥时期也很常见的伊利是同一个词，即突厥语之el，意为国土。
(130)我怀疑汉晋之际北方部族较低级别的政治体首领，被记作“大人”、“酋大”、“帅”等等称谓的，其原型很可能就是beg之类的词汇。
(131)Peter A.Boodberg,"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p.306.
(132)Rudi Paul Lindner,"What Was a Nomadic Trib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4,issue 4,1982,p.701.
(133)Peter B.Golde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92,p.5.
(134)《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1页。
(135)罗新：《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136)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附录1、2。
(137)Lawrence Krader,Formation of the Stat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8,pp.108 110.
(138)Lawrence Krader,Formation of the State,p.92.
(139)Elman R.Service,Profiles in Ethnology,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1978,pp.4-6.
(140)关于分散社会的研究和表述，除本文列举的Service的论著以外，还请参见Paul Dresch,"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urse Events Take in Segmentary Systems," American Ethnologist,vol.13,no.2,1986,pp.309-324.
(141)Elman R.Service,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75,p.65.
(142)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第166页。
(143)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econd edition,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62,p.103.
(144)《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79页。
(145)谢维扬认为这些记载所反映的东汉乌桓已经处于较发展的酋邦阶段，见《中国早期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08-509页。
(146)Elman R.Service,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p.53.这里借用了易建平对这句话的翻译，见前引易建平书，第168页。
(147)《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79页。
(148)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p.146.
(149)罗新：《北魏直勤考》，第35页。
(150)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79-188页。
(151)《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第838页。
(152)《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4页。
(153)田余庆：《拓跋史探》，第108-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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