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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想并购IBM公司PC业务尘埃落定后，柳传志曾发出感叹和困惑：“新联想将不再提产业报国的目标……可是，这样一来，我们究竟为啥干?”
因为，在新联想的1.9万名员工中，有1万多名是原1BM的员工。一个新联想的美国员工，肯定不会为了振兴中华而奉献他们的热情和智慧。
这并非是柳传志个人的困惑，而是中国企业家(企业主)阶层的一种普遍性困惑。当中国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企业主或老板总会遭遇到类似的问题：赚的钱可能几辈子也花不完，那么，接下来究竟为什么而工作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企业家持续工作的动力何在?他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图腾?
从光宗耀祖到产业报国
“组织管理之父”韦伯认为，中国传统商人和威尼斯商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都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追求财富；而只有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才是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精神动力来源。这种精神来源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改革后的新教伦理认为，追求财富是一种天职，是上帝分派的工作。
但是，无论是中国传统商人，还是现代企业家，都不会认同基于“天职论”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相互融合交替并举的儒、道等传统文化，都是奉行积极的人世态度。同时，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真正的现代工业革命。所以，现代中国企业家持续工作的精神动力，自然而然地继承和延续了中国的传统商业精神。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商业精神为商人或企业家提供了两种精神动力来源。
一种是相对来说境界较低的精神动力源泉，即传统农业社会下“光宗耀祖、造福桑梓”思想。中国传统商人不会仅仅为了金钱和利润而持续工作，他们有超越经济利益、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现实的目的，那就是光宗耀祖、反哺故里的荣耀与名声。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富豪商贾们，漂泊四海取得商业成就后，无不在家乡兴办义学、造桥铺路，大行各种慈善公益事业。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中国传统商人显而易见的精神动力。
另一种相对来说境界较高的精神动力，即”实业报国、民族振兴”的思想。在中国商人或企业家的眼里，商业或企业组织，仅仅是一个实现个人远大抱负的载体或工具。他们扮演的不仅仅是管理企业的角色，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自觉地担当起了社会责任，他们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充满了“天降大任”的崇高感。
事实上，中国商人或商业组织，从来都不会宣称其目的是赤裸裸的追求利润，而是赋予了赢利性商业组织强烈的道德色彩。直到今天，中国的企业管理，都在无形中接受着这种传统的管理思想。无论是过去传统商业的“以义统利”，还是今天中国企业高喊的“振兴民族经济”，中国企业的组织管理者，总是自觉地将国家责任和民族大义置于企业组织赢利目标之上。于是，无形之中，企业组织的宗旨使命，进入了非经济性的人生或道德领域。因此，中国的传统商业或企业组织管理的第一要义，并不是如何获利，而是如何争做君子。
在义与利的问题上纠缠了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商人仍然还是将企业组织的使命和宗旨，定位在了诚信经营、为富要仁等道德层面上。
老传统的新问题
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中国传统商业精神提供的精神图腾，有着致命的先天性缺陷。
中国传统商人“光宗耀祖、造福桑梓”的精神动力，仅仅是商人的个人理想，并不是商业或企业组织的理想。现代企业组织需要持续性投资，并获得长期稳定的利润来源。但是，在光宗耀祖思想的刺激下，中国传统商人往往在获取利润后，反而将财富抽离企业，忙着修建豪宅大院，或者是为自己树碑立传。再投资欲望的不足，限制了现代企业的不断成长。
中国传统商人“实业报国、民族振兴”的个人理想，看是一个真诚的、无可挑剔的远大愿望，但实际上却隐含着危险。如果一个现代企业组织宣称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域或一个民族的自豪而工作，其狭隘不言自明。同时，在民族自豪感的撺掇下，企业家往往有一夜成名的冲动，结果导致企业组织脱离了客观运行规律，走上了盲目做大的道路。
做大，是中国传统商人或现代企业家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这其中既有自觉的民族使命感，也包含着个人的权力欲望。但是，以个人民族情绪和心理情结替代企业组织客观运行规律，其中隐藏着的危险显而易见。
毫无疑问，以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替代组织的经济价值观，显然缺乏对企业组织最起码的尊重。作为赢利性的经济组织，现代企业组织的管理，既不同于政府组织的统治，也有别于宗教组织的管理。身家亿万依然鏖战商海，民营企业家的这种执着，往往被曲解为逐利本性。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竞争激烈的商海中，商业或企业组织也不例外。一个避而不谈利益或利润的企业，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中国传统的“以利制义”的古老商则，意味着尊重传统道德，高于经济利益追求。假如一个商人被冠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恶名，那么，他损失的绝不仅仅是商业利益，而将是个人一系列的名誉损失。因此，中国传统商人不敢公开表述赤裸裸的利润追求，而总是顾左右而言它。
中国传统社会是道德化的社会，它要求一切组织和个人，都要遵守既定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而传统商业或企业组织又以儒商精神，加强和固化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商人所处的中国传统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道德网络。这个道德网络的威力，超过了法律的制约力量。仅仅是平民百姓的道德唾液，就足以淹死一个人。
显然，道德的伪装隐藏着极大的风险，一旦伪装被揭穿，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正是因为如此，有些中国传统商人，即使不相信传统的“利从义出”，他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假扮出一副视金钱如粪土的模样。否则，他将成为所谓的“伪道德者”或“伪儒商”，从而失去立足之地。
在中国，每当出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时，总是会出现道德堕落、拜金主义等丑恶现象。这时，“儒商”就会被又一次推出、提倡和推崇。推崇儒商，与其说是提倡一种正确的商业行为模式，还不如说是期待儒商承担起恢复传统道德思想的重任。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商业或企业组织，承担起了建设社会道德环境和秩序的重大使命，其宗旨和使命远远超出了赢利目的。
开掘新源泉
中国传统商业精神的不足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都使得中国企业家必须独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家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图腾?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传统思想诞生不出资本主义精神，所以提出了中国或中国企业是否需要宗教信仰的问题。拥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如果突然转向设计一个新的宗教，或是直接搬用西方宗教，就像黄皮肤的中国人被染上了蓝眼珠一样滑稽可笑。更重要的是，任何传统文化或宗教，都是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洗礼沉淀下来的，远非抛弃或继承这么简单。
另一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说法，同样让人摸不着头脑。传统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它本身隐含着一系列的逻辑关系，用今天现实的眼光剔出来的糟粕与精华，常常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抛弃所谓的糟粕时，也把精华一起抛掉了。
目前很多企业家持续工作的精神动力，还来自于纯粹个人的理想设计或品德修养。这种基于个人主观角度的思维方式，虽然可以获得伟大的、崇高的使命感，但它带给企业的往往不是贡献而是伤害。企业家必须明白，企业一旦诞生，就不再是个人的私人物品或附属物。以个人理想替代企业组织理想，是不尊重组织运行规律的表现。
因此，企业家持续工作的精神动力，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寻找：基业常青的关键性要素，是企业满足了某个特定客户或消赞者群体的需求。一旦失去了特定客户或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企业组织利润来源的血脉就将中断，企业组织的生命也就同时消失了。这意味着，企业家的精神动力，隐藏在客户或消费者的身上。
对于企业来说，一群特定的客户或消费者，就是企业利润的来源；而对于企业家来说，则意味着被赋予了某种责任。就如同一个男人在做了父亲后，无论他是否愿意，他都必须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一样，当一个企业准备或已经在提供某种产品时，就被特定的消费群体赋予了重大的责任要求。企业家的工作，就是需要深度思考被客户或消费者赋予了哪些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起这些责任。
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史上，一直缺少“他者”意识。“他者”的缺席，使得企业组织长期以来的管理语境是“我的利润从哪里来”、“我的效率从哪里来”，而从不问“我应该为‘他’，承担什么责任”、“我应该如何为‘他’提供更好的服务”。事实上，长期以来企业一直处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状态中，而不是为他人承担责任的状态中。企业慢慢地被这种自我意识给宠坏了，开始变得狂妄自大和横行霸道。
一个个的创业神话、商业奇迹和瞬间扬名，使得企业家被推到了一个备受尊敬的位置。在人们的拥簇与鼓励下，企业管理者放弃了原先的小心翼翼和谨小慎微，开始以强者的姿态指挥这个世界，并以居高临下的眼光，漠视消费者和客户，甚至是漠视法律。不知不觉中，他们开始主动远离消费者。他们开始以为是企业制造的商品创造了消费者美好的生活，而不是消费者的捧场创造了企业奇迹；他们以为是强大的企业改变了社会，而不是时代造就了企业……
现在，必须唤醒企业家沉睡的利他意识!
责任并不是来自于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来自于外界的客观赋予。企业能够生存和发展，其前提是承担各种被外界赋予的责任。事实上，企业组织与社会环境、客户或消费者、利益关联者等关系之间，并不是一种相互的利益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的责任关系!只要企业组织承担起了自己恰如其分的责任，那么，美好的持续的利润就会出现。这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必然的管理逻辑。
企业家就是通过承担责任，获取了永无止境的精神动力。对企业家和企业组织来说，任何来自利润、冒险、名利所提供的工作动力，终究是会停止的，只有强烈与深刻的责任意识和利他意识，才会是永不熄灭的驱动力。这是中国的企业家真正必须信奉的第三种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