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二难选择——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化”界说和时代悖论
文化是人创造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这是一个比较模糊、十分宽泛的概念。近代第一个在人类文化学中引用“文化”这一句词的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初民文化》一书中说：“文化乃是当个人为社会一分子时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才能习惯等复杂的整体。”杜威在《自由与文化》一书中说：“人类日常生活上的联系和共同生活的条件，这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总称之为‘文化’。”我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说，文化“是一个包罗一切的总名，其中鱼龙混杂，什么都有”（注：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第1版，第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梁漱溟则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版，第33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版，第1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注：《毛泽东著作选读》，第1版，上册，第384页，1986年8月出版。）综上来看，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包括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在我看来，文化是人类相对于自然的一种存在形态，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的存在形态，即一种“活法”。
人是生命有机体，存在、活着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共同性，但活的方式不同，文化就是人不同于动物的一种活法。人以外的其他动物只是活着（存在），而不是生活。生活是人的一种自觉或自我意识，活着（存在）是人作为动物的问题；如何存在（生活）是人作为人的问题。正是在如何存在（生活）的不断追求和探索中，人类才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文化。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注：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版，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与动物相比，人类的一切自觉有意识的创造都属于文化范畴。“文化”这一概念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能被认识。以吃为例，人和动物都需要以吃来维持生命，但不同的是，人不仅吃，而且知道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不该吃，这就是人的文化。
文化是一个整体，它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根本在哲学，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人类的命运都是相同的，生生灭灭，如此而已。但在生的过程中，对于如何生，形成了不同的观念体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现了各个民族不同的活法。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上古三代到19世纪的中国文化。综合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关于如何生活，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几千年来，按照这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国人就这样走了过来，而且还能够融合夷狄，自得其乐。但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文化和坚船利炮的入侵，危及了中国人的生存。西方近代文化（以近代科技文明为标志）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明或文化形态。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人再不能按过去的那一套生存了（非不愿，是不能）。19世纪以来，中国人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今天全面改革开放，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开始一步步走向现代化。
回顾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我很庆幸今天的中国人清醒而理智地走到了现代化建设的转道上来，因为这是解决民族生存危机的惟一出路，舍此别无他途，只有现代化能够救中国。因此，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充满信心。然而，令中国人深感困惑的是，正当中国人坚定不移、满怀信心、勇往直前朝着现代化大步前进的时候，代表人类最新文明的现代化却出了问题（实际上中国人一接触现代化就开始对它的问题有所认识，如梁启超、蔡元培、梁漱溟、张君劢等）。西方发达国家（完成了现代化，进入后现代的国家）因现代化陷入了困境，这些问题随着我们一步一步接近现代化，不仅看得越来越清楚，而且，我们自己也越来越有所体会。在西方现代哲人的提醒下，我们分明意识到西方现代化是一个陷阱。这样，中国人就进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即本文所说的时代悖论：当初我们没有也不愿现代化，结果危及了中国人的生存，造成中国人不能生存；而西方如今实现了现代化，也同样危及了生存。那么，我们该作出如何选择呢？
二、前面是陷阱——西方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不能不以西方的现代化为学习和思考的对象。现代化是一种文化形态。西方现代化最早产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根源于西方哲学的科学理性的指导。科学理性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态度和思维方式，它相信人的理性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科学理性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特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产生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并由此引发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是后现代社会（又叫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产物，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在西方社会风靡一时，近年来在我国有较大影响，代表人物有伽达默尔、德里达、贝尼尔·贝尔、利奥塔德、哈桑等。这种思潮最先出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其基本特征，学术界说法不一，人们至今对什么是“后现代”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在我看来，理解后现代主义，必须首先理解现代主义，因为它是现代主义发展的结果和产物。现代主义（表现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依靠科学技术发家致富。这一特征表现在对宇宙自然的认识方式上，主客观对立、营造科学的理论体系，目的是求得真理；表现在人生态度、生活观念上，以人为中心，以自然为对象（我为刀俎，自然为鱼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目的是满足物欲。按照这种思想观念，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但西方现代社会富则富矣，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为了追求物质财富，无休止地开发自然，乱砍滥伐，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从而导致大气污染、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表现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人一心追求物质财富，为物所累，身为物役，心为形役，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导致人的自身异化，人失去了自我，造成人的极端痛苦、无聊、无寄托、无依归，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于是自杀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这样，现代化从两方面危及到了人的生存，一方面是自然界不给人生存的条件了，另一方面是人自己不想活了。我们说人生在世，首先是能够活着，然后才是如何活得更好。现代化的发展使社会富则富了，然而危及了人的生存，人不想活了或不能活了，那么，财富对人还有什么用呢？因此，现代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陷入了绝境。正像西方一些学者对现代化所反思的那样：
“科学技术成就已把我们和这个星球带入前途暗淡、危机四伏的境地。而许多危机威胁地球文明的继续存在，也许还威胁地球自身的生命。其中，人口迅猛增长，自然资源急速耗尽，核战争对我们的明显危害，以及我们重医药社会的遗传退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自我毁灭，如果我们未能解决这些问题；或由于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自由日益受到控制而衰竭，将导致一种心智活动停滞的状态。现代人对自身所处的危急形势进行严肃反省，将使我们得出结论：谋求新的精神境界（引者按：即换一种活法）是当代一切有责任感的人首要的任务。”（注：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第1版，第4页，三联书店，1994年9月出版。）
走到了绝路，当然就要寻找生存的出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就是在现代化走到绝路时，西方思想家为寻找生存出路而产生的一种思想流派，“是作为一场使西方文化濒临灭顶之灾的危机提出来的”（注：《错误的类比与借代：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市场》见星座学术文丛编委会编《再叩永恒之门》，第1版，第13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2月出版。）。虽然，他们在各自的语境下，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概括得不尽一致，如反表象主义、反本位主义、反基础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西方文化中的浮士德传统，等等。“他们得出的结论看似各异，但在实质上却是一致的：要使西方摆脱困境，惟一的出路就是恢复精神向度和历史意识。”（注：《错误的类比与借代：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市场》见星座学术文丛编委会编《再叩永恒之门》，第1版，第13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2月出版。）在我看来，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后现代主义是在回答：人富了，吃饱喝足以后怎么办？人应当怎样生活才更有意义？因为人毕竟不是动物，物质的丰富还不等于幸福，人还有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幸福和自由。后现代主义标明西方现代社会已由物质的不满足转向精神的不安宁时代。
应该承认，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区的有些人富了以后不知道如何生活，表现出生活的无所谓状态，如“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玩的就是心跳”、“爱得死去活来”，等等，实质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因此，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的表现不能视而不见。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叛，它启示我们：西方现代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决不能搞全盘西化。
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困境，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活法）。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以科学的、竞争的、功利的生活态度为特征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审美的、伦理的、非功利的。表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认为人之外的自然外物是不可认识的，“道可道，非常道”（注：《老子·1章》。）。人对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不可把握、不可言说的。在老庄道学的基础上，佛教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从而形成了重直觉顿悟轻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孔孟儒学则没有认识论，只有伦理学。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特别注重用伦理调节各种人际关系，使社会内部保持一种自然和谐的稳定状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特别关注人此生当下的存在，人生前死后的事对人来说是不重要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及事人，焉及事天。”（注：《论语·先进篇》。）人的存在是物的一种暂时状态，“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注：《庄子·知北游》。）。人生的根本任务在于求得精神上的愉快，从而形成了安贫乐道、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儒释道三家互补，构成了中国人较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根本上是一种生活态度）。中国传统文化对解决后现代社会的问题有重要作用。这一点一些西方思想家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早已有所认识。西方自尼采、罗素、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到马尔库赛，都已注意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第一代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第二代的唐君毅、方东美、牟宗三、钱穆、徐复观，还是第三代的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始终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来源于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分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
梁漱溟先生说：“除非过去数千年的中国人都白活了，如其还有他的贡献，那就是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版，第132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中国就是以其人生态度贡献给世界，而为世界和平奠定其基础。”（注：梁漱溟：《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见《梁漱溟全集》，第1版，第6卷，第45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这是中国文化的长处。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不同根源在于人生路向的不同。西方文化“以向外追求为根本精神”，产生了发达科学和民主制度，正是这种“向外追求的精神”给西方人带来了物质财富的丰足和社会日趋进步。然而这种“向外追求的精神”给西方人造了福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生机盎然的自然界本来是人类生活和生存的源泉，此时反成了人类无情的对立物，或任人伤残的一片死寂的天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那种“融合游乐”的原始情感被扼杀一空。人与人之间温存舒畅的伦理情谊也被隔膜。科学日精，机械日巧，日益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属物。这样，在自然田园中歌兮舞兮游乐其中的劳动的快慰，在工业文明中完全丧失了它昔日的美感。加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更使人怀疑这一味“奋斗向前”的文化路向的合理性。20世纪的西方文化发生了根本危机，到处充满竞争和你争我斗的西方社会，人们感到生活严酷无情，索然无味，人人都感到生活的不自然、机械、枯燥、乏味。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应走孔家的路，只有孔家的路，才可以引导穷途末路的西洋人进入新的境界。中西文化不同，不是西方比中国先进，而是人生路向不同。“西洋人风驰电掣地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未曾从容享受。”（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版，第47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对比起来，“虽然中国人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引者按：并不绝对如此），而中国人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实在倒比西洋人多。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享受的一面。而不在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缎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快乐”（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版，第47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所以建筑在人际情感关系基础上的东方精神文明胜过建筑在个人主义竞争基础上的“西方物质文明”。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时的宣言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前不久在中国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则是这一预言的初步验证。现在人们认识到孔子的“仁义”思想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随着21世纪的来临，人们需要建立新的精神秩序，儒家文化以人伦为中心，重义轻利，正是21世纪人们所需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儒释道互补的有机整体。21世纪，人们还将对老庄思想、禅宗思想同样重视。因为这些
思想是人类极高的生存智慧，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栖息地。当然，中国文化的复兴，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回归，它只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价值的，并不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这是我们在认识传统文化和建设现代新文化时值得注意的。
然而，值得中国人清醒的是，中国文化千好万好，到了近代救不了中国是最大的不好。西方文化问题不少，但科学可以解救中国以倒悬（从文化而非政治角度而言）。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近百年来，我们的民族，遭遇了一种不幸的命运，几乎把中国送到灭亡的边缘。如果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就不能抵御来自现代化国家的侵略。
近代中国的失败根源于文化的失败。“向内不向外，勤于作人而淡于逐物，人对物的问题进展之机于是以歇……虽数千年中国之所为，忽于物理，明于人事，而人事之变卒所不能尽；而由物理之忽，科学及科学方法不能产生，学术发达上乃有缺憾与局限。”（注：梁漱溟：《中国民主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见《梁漱溟全集》，第1版，第5卷，第10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欧洲的人生是以竞争(strife)、侵略(exploitation)、变更不已(restless change)、不知足(discontent)与破坏(destruction)为要道；而中国人则反是。”（注：罗素[英]：《中国之问题》，中译本，第11页。转引自同（11），第104页。）因此，“我们承认中国人是有许多短处的，我们相信短处是从长处来的，中国今天的失败，都是从他过去的成功而来的，中国人的短处正是由他的长处而来的”（注：梁漱溟：《中国人的长处和短处》，见《梁漱溟全集》，第1版，第5卷，第97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鉴于此，我认为，对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更不能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启蒙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西方现代化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而动摇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信心。我们必须牢记，中国之所以走向现代化是为了生存，不实现现代化，就没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中国近代的危机实质是一种文化危机。中国文化的失调，是由于西方侵略造成的。（作者按：从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近代中国危机，是中国之人道屈服于西方兽道的结果。人本身是人道和兽道的统一，中国传统更多的是人之为人的道理即人道，西方现代以生物进化论为指导，弱肉强食，是兽道的表现，如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生即是如此）中国人要想摆脱危机，必须采纳西方文化之要旨，发展科学，走向富强。西方后现代主义证明我国传统文化还是很有用的，我们不能抛弃传统。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是尽快实现现代化。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贫穷落后，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大多数人摆脱贫困走向了小康。但中国人口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比较低，人们还不富裕，还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所以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现代化的道路走下去。只要发展现代化，就需要依靠科学技术（这是现代化的不二法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必须明确，不能含糊。
应该说，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对人类的生存前景提出了很多精辟而富于远见的思想，至今对我们的文化建设仍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然而，我们提出的这些思想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现实中，始终未能深入到国人的行动中去，不能为当时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因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逻辑（时代的主题）是救亡，救亡压倒一切，能够生存是首要问题，如何生存是次要问题。个体得谦逊地牺牲自己，从属于集体，国家富强（民族生存）毕竟是更重要的事情。梁漱溟等人预言到了西方后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表现出他们作为思想家的超前性，但不符合中国解决生存危机的实际，不合时宜。对近代中国而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更符合中国的现实。至于在告别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又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补救，这与当初固定传统、不走向现代化之路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了，但个人生命又出现了危机（精神颓废、崩溃、寻找不到个人生命的安顿），也同样危及国家和社会。这时候我们才可能考虑国学大师们说得还是有道理的。
人类发展到今天，经过“热”战、冷战，虽然至今还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但已不是主要问题（即救亡图存已退其次），而个人生命的安顿，即如何更好地活着，已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共同话题。是工于心计（科学）搞星球大战、军备竞赛、互相暗算？还是想想我们的地球，我们如何面对环境恶化、大气污染、人口膨胀？人类应该共同坐下来想想过去，想想未来，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办？展望未来，“我们应该超越已持续百年的‘古与今’、‘中与西’二元对立的讨论，换一个角度，想想人类共同的未来，考虑人类将如何开发各种文化资料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人类如何面对大自然给予的环境”（注：乐黛云：《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文化报》1995年3月8日。）。
四、明天会更美好——关于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当前，对中国人来讲，已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现代化。经过长期的被迫现代化到现在自觉现代化的过程，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工业文明，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但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则深为不满。这就是当前部分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深层原因。现代中国人更向往的是既有西方现代的高科技文明，又有中国传统的精神充盈和人情味。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关系。
首先，必须承认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的一大进步。现代化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给人带来生活上的很大方便，从哲学上讲，人从自然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因此走向现代化是人类的发展趋向。现代化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之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但这种价值必须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实现而表现出来。在现代化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传统文化表现为一种惰性。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认识到：科学救国，但惟科学则误国。传统误国，但弃传统则同样误国。科学是达到强国富民的手段，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科学解决不了人生的根据问题，因为人不是物质丰裕了就没有问题了。解决温饱是人作为动物的问题，寻求心灵的宁静才是人作为人的问题。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时刻有被毁灭的危险，是谈不上心灵的宁静的。但在吃饱喝足以后，继续以追求物质、金钱为第一目的，则是人的异化，是生命的误区。对西方后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才反复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从来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是在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关于人如何生存的学说。21世纪，我们中华民族不仅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而且还要更好地生存。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新文化应以“活着，活得更好”的生存原则为出发点，在此原则下选择，合乎此的就吸收，违背此原则的就放弃，不管它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现代的。我们活着是为了“此在”地活得更好，不是为了祖先活着，也不是为了赶时髦（追求全盘西化）。中国传统男子梳辫子，女人缠小脚，过年放鞭炮，穿衣服是长袍马褂，读书是《四书》《五经》，现在我们改变了，并不影响我们是中国人。在文化选择和建设上，我们需要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对任何事物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不问社与资，不管西与东，不论新与旧，只看利与弊。有利的就拿来，就继承；有弊的就悬搁，就拒斥，以“中西互为体用论”（傅伟勋语）来获得现代化的丰富内容。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化的特征从生活态度上说应该是“乐道而不安贫”，“物物而不物于物”；从思维方式上说是从逻辑分析到直觉顿悟。活着，存在，就需要物质，就需要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社会生产力，争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但科学的发展必须以不损害人类的生存利益为原则。生命有限，而物欲无穷。我们在利用科学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应该设想，人究竟应该怎样更好地活着。仅靠科学的人生观生活，人活得太累，因为科学不能解决宇宙自然的终极本质和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所以在进行科学活动的同时，还需要哲学（包括宗教和艺术）——关于人生幸福、自由之类的学问，用审美的眼光对待人生。审美可以拯救人的灵魂，使人在能够活着的前提下，更好地活着。体育和艺术是人更好地活着的行为方式，其特征是不为了什么，无功利无目的（就其本质而言），就因为它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活动，是康德所说的“自然向人生成”。这是人有目的的无目的行为，有功利的无功利行为。科学和哲学并重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是全人类共同努力和奋斗的方向。
展望21世纪，我们坚信中国文化一定会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中是互补而非替代。它恰如鲁迅所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注：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版，第1卷，第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人类在不断的文化选择中，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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