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买办论文,朝廷论文,物料论文,明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12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08)04-0055-10
一、引言
所谓时估，在不同语境中含义略有差异，或指市场上各类物品的通行价格，或指有关部门对物品时价的估计，或指经有关部门估计确定的物品价格。确切地说，作为一项制度的时估，是指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市场时价估定的官方价格。明代凡是比较重要的时估，往往要会同多人估定，称为“会估”。明代由六部分掌庶务，“以时估平物价”属于户部职掌之一①，但科道官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官员，也经常参与会估。由中央部门根据北京市场价格确定的时估，称为“京估”。明代中叶以降，除在京召买之外，朝廷向各地派征物料，或从各地折征银两，也时常以京估为价格基准。
明代召买、籴买、征税、折收、折支、开中、变卖等财政活动，以及司法过程中折算赃物，皆要求以时估为准。针对不同项目的时估，其程序和方式也不尽相同，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其一，有关部门按照制度规定，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常规性地进行时估，遇到买办、折算等情况，即以最近一次时估为基准；其二，遇到买办、折算等情况，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召集相关人员进行时估，这种时估一般只适用于当次行动；其三，针对征税、计赃等特定用途，朝廷特命有关部门召集相关人员进行时估，这种时估往往会沿用一段时间。相对而言，明代时估最大的用途，是作为朝廷买办物料的价格标准，在这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会估制度。
关于明代的时估制度，《大明会典》等政书记载简略，而且迄今似乎尚无专文探讨。个别论著偶尔提及，亦往往语焉不详甚或存在舛误。比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在讨论价格与货币问题时指出：“官方不合理地固定的价格表确实存在，但只是从1570年起，才一年调整两次。但这些价格表一份都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不知其价值如何；可能价值不大，因为所列的价格可能是商人作为部分税赋必须卖给政府的售价。”[1]短短几句话就出现两个错误：其一，明代早就存在着价格调整机制(即会估)，正式实行一年两估的时间，也是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而非1570年(隆庆四年)；其二，官定价格表并非“一份都没有保存下来”，如《大明会典》载有弘治二年的“计赃时估”②，《万历会计录》载有万历八年秋和万历九年粮草物料的会估价格，《工部厂库须知》更是记载了数百种物料价格[2]。本文以朝廷物料买办为中心，对明代时估制度略加考述。
二、明初的按月时估
据笔者初步检索，“时估”一词，始见于唐代，但官府估定物价之制，却起源甚早。《周礼·地官·质人》云：“质人掌成市之货贿。”据注疏：“古人会聚买卖，止为平物价而来，质人主为平定之，则有常估，不得妄为贵贱也。”③可见质人的主要职责，就是评定物价。云梦秦简《封诊式》提到“市正贾(价)”，当即官府确定的标准价格。到汉代，已形成了固定的时估制度。东汉郑众解释《周礼》“质剂”一词，“谓市中平贾，今时月平是也。”④虽不一定确切，但却透露汉代有“月平”之制。清孙诒让解释说：“月平者，汉时市价，盖每月平定贵贱，若今时朔望为长落也。”⑤另据《汉书·食货志》所记新莽之制，是每年评定四次：“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
唐代，时估制度十分周密。据《唐六典》记载，两京诸市署的重要职责，是“以三贾均市”，而所谓“三贾”，即“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⑥《唐律疏议》亦谈到：“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⑦可知唐代每旬都要评定物价，每种物品区分为精、次、粗三等，每等又估定上、次、下三种价格，这样一种物品共有九种估价。宋代时估制度也很完备。开宝六年(973)《西川两税折帛依时估诏》云：“应西川管内州府军县，自今将两税钱折匹帛者，并与依逐州三旬时估折纳。”⑧可见宋初即有“三旬时估”之制，后不断加密。大中祥符九年(1016)规定：“时估，于旬假日集行人定夺。”天禧二年(1018)进一步规定：“诸行铺人户，依先降条约，于旬假日齐集，定夺次旬诸般物色见卖价，状赴府司。候入旬一日，牒送杂买务。仍别写一本，具言诸行户某年月日分时估，已于某年月日赴杂买务通下，取本务官吏于状前批凿收领月日，送提举诸司库务司置簿抄上点检。”⑨金朝的时估，贞祐三年(1215)御史台奏言京师物价，提到“时估月再定之”[3]，看来在京师是每月定时估两次。元代天历元年(1328)，“命大都路定时估，每月朔望送广谊司，以酬物价”[4]，亦是每月朔望各定时估一次。在地方上，则是每月一次定时估：“诸街市货物，皆令行人每月一平其直(值)，其比前申有甚增减者，各须称说增减缘由，自司县申府州，由本路申户部，并要体度是实，保结申报。”⑩
明朝建立后，借鉴前代做法，制定了定时时估之制。洪武元年(1368)规定：“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时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司。”(11)明初除京师外，山西、河南、北平、凤阳等城亦曾设立兵马司，至洪武十三年撤罢(12)，此后这些地方的市司，亦当由府州衙门管辖。大概考虑到三日一估过于频繁，洪武四年颁行的《宪纲》，又规定每月初旬勘定时估：“仰府州县行属，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覆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洪武二十六年纂成的《诸司职掌》也规定：“凡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价直(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干上司，遇有买办军需等项，以凭照价收买。”(13)综合上述规定，明初的时估，是每月估定一次，具体事务由市司负责；而市司的主管部门，在京师为兵马司，在外地为府州县，这些部门要将时估按月申报上司。
在评定时估时，“行人物户”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司职掌·都察院·刷卷》规定风宪官于巡历去处，照刷礼房文卷，必须稽查买办祭祀猪羊、果品、香烛等项“是何行人物户时估”。《大明律》中也有这样一款：“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论，坐赃论。”明代律注家对于律中之“诸物行人”，嘉靖以前未见以“牙人”解释“诸物行人”者，但嘉靖以后则多以“牙人”解释“行人”。如应槚《大明律释义》谓：“诸色行人，如米行、猪行之类牙人。”高举《大明律集解附例》谓：“诸物行人，谓诸色货物本行之牙人。”(14)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亦解为“诸色货物牙行人”(15)。按：洪武初年，允许牙行存在，后曾严加禁绝，规定：“天下府州县镇店去处，不许有官牙、私牙……敢有称系官牙、私牙，许邻街坊厢拿获赴京，以凭迁徙化外。若系官牙，其该吏全家迁徙。”(16)但由于牙行有其现实功能，实难禁绝。洪武三十年(1397)定稿的《大明律》中，有“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官牙埠头容隐者，笞五十革去”之规定(17)，可见此时又已准许设立官牙。不过，《大明律》在“私充牙行埠头”、“把持行市”等条款中，均径称“牙行”，而“市司评物价”一款却谓“诸物行人评估物价”，笔者认为，此款所谓“诸物行人”，可能并非牙行，而是“但卖物则当行”的行户。从后来的情况看，在一些场合，确实有让牙人估定的事例，如景泰四年，南京户部尚书沈翼奏言：“巡河风宪等官，每获运粮官军所载私货，即没入所在官司。及至支用，多有贸易侵欺。今后宜令牙侩当时估直(值)，易米上仓。”从之。(18)但在更多的场合，尤其是在物料买办的场合，官府往往都是拘集各行铺户评估物价。
中国历代时估，多含有管理物价的意图。但实际上，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如发生饥荒需要平抑粮价等)，政府一般不会干涉市场价格。明太祖建立时估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政府的财务和政务运作。其中最大目的之一，是为政府买办物品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
官府采买物品，自古有之。在官民交易过程中，经常出现“亏损下民”甚至“强行夺买”的现象。朱元璋熟谙民间疾苦，建国之后，力矫此弊。一方面，他以身作则，优待铺商，“宫禁中市物，视时估率加十钱”[5]。另一方面，他先后颁布一系列法令，要求官府市买物品，必须按照时估两平收买。洪武元年谕令：“今后但系光禄寺买办一应供用物件，比与民间交易价钱每多十文。且如肉果之数及诸项物件，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禄寺买办须要一百十文，随物贵贱每加一分，卖物之人照依时估，多取十文利息。”(19)洪武二年规定：“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时值对物，两平收买。或客商到来，中买物货，并仰随即给价。如或减驳价值，及不即给价者，从监察御史，按察司体察，或赴上司陈告，犯人以不应治罪。”(20)洪武四年颁行的《宪纲》中，也作出明确规定：“上司收买一应物料，仰本府州县，照依按月时估，两平收买，随即给价，毋致亏损于民，及纵令吏胥里甲铺户人等，因而克落作弊。”(21)洪武十九年颁布的《大诰续编》，对于假借和买害民的官吏，制定了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许被扰之民，或千或百或十，将该吏拿赴京来，斩首以除民患。”(22)
洪武以后，除在光禄寺买办等少数场合外，按月时估之制逐渐废格不行。成化元年(1465)，京城无赖与卖纸人强令囚犯高价买纸，事发问罪，刑部在题本中谈到：“缘无估定纸价，致使奸顽得计。今后本部按季行令顺天府，取拨铺户前来，将纸札照依时价，两平估计，晓谕各人遵守。”(23)由此可知，当时京城并无按月时估，否则不会“无估定纸价”，也用不着刑部行令顺天府按季估计纸价。外地情况亦然。弘治十五年(1502)九月至十七年四月间，陕西左布政使文贵、右布政使陈孜之子陈大纲，以及自称吏部马尚书舍人马须、巡抚大同都御史舍人刘瓒等，多次令咸阳县皮行商人以低价买办皮张，皮商“负累不过”，向巡按御史呈告。文贵在奏辩时捏称：“先买羔皮之时，访得民间出卖，每张不过价银半分。及查咸、长二县时估，每羔皮一张，值银二分，据此给价。”此案转行陕西巡抚杨一清勘问，“蒙行布政司及转行西安府并咸、长二县，各查无弘治十五九等年月分时估册籍”(24)。可见咸、长二县并未按月时估。也有地方官员试图恢复时估制度。如在福建惠安县，较勘斛斗称尺和时估制度久废不行，隆庆年间叶春及出任知县，除自家用度公平买卖外，还根据《宪纲》规定，“每月令老人估物，列于左方，官民一以为率”(25)。但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恐怕也难以维持下去。
按月时估的停废，大约有两点原因：其一，洪武年间，法令严酷，“当是时，郡县之官，虽居穷乡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皆悚然惊胆，如神明莅临，不敢稍弛”(26)。在这种情形下，时估制度应当运作得较好。但洪武以后，法令日益松弛，很多重要制度都沦为具文，时估并非紧要政务，当然更难按时举行。其二，市场行情变化无常，“物货价直(值)高下不一”，“官司与民贸易”可以“随时估计”(27)，也没有必要在固定时点评估物价。
三、会估制度的形成
朱元璋力行节俭，爱惜民力，当时政府耗用物品较少，而且主要通过赋役系统征得，采买者较少。但洪武以后，采买项目和数量迅速增加。洪熙元年(1425)，四川双流县知县孔友谅奏言：“古者征税徭役，量土地之宜，验人丁之数，务从宽省，以息民力。今自岁产贡赋、应纳税粮外，复有买办、采办等事。以朝廷视之，不过令有司支给官钱平买而已。然其中无赖之辈，往往致贿吏曹，交通揽纳，巧立辨验折耗之名，科取数倍，奸弊百端，重为民害。”(28)买办、采办名义上是“支给官钱平买”，其实并非自由的市场交易，除派令里甲办纳外，主要是强令城市铺行买办。永乐年间，明成祖曾谕令户部：“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29)除两京外，各地铺行都要承担买办任务。
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白银的普遍行用，赋役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原来由各地输纳的本色物料，逐渐改为折征银两。“各省物料改征货币输京之举，当是正统元年(1436)南畿各省田赋折银之后逐渐盛行起来的，大概从成化到万历的一百四五十年才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其间以嘉靖时代为转折点”(30)。同时，因京师铺户负累太重，政府也逐步实行铺役改革，让铺行纳银代役，“其法计生理丰约，征银在官，每遇有事，官中召商径自买办”(31)。但物料折银之后，政府为图方便，所需物品皆召商买办，并非从市场直接购买，而所谓“召募”，很快就变为“皆径佥富人为之，不俟应募”(32)。政府佥召的商人，大多都是已纳过行银的铺商，因此铺商徒添纳银之累，却未能摆脱买办之苦(33)。
朝廷买办物料，在作预算和支付价款时，必须有一个价格标准。明初存在按月时估之制，遇到买办物料，自然无需临时估价，而可以“照依按月时估两平收买”。后来按月时估渐废，遇到派买物料，也就没有现成的时估可依，只能采取变通措施，于买办前后随时估价。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化的会估办法。明代内府及各衙门的需求极其庞杂，其中买办数量最大的，一是光禄寺果品厨料，二是内府各库监局物料及各仓场草料。这两大系统的买办一直是独立进行的，会估形成的时间和办法也有很大差异。
“职司膳羞”的光禄寺，每年耗用大量果品厨料，“初则取给上林四署，继令买诸民间”。所谓“买诸民间”，有两种方式：一是本寺差人直接采买。永乐年间，“差内官一员，同本寺署官、厨役领钞，于在京附近州县，依时价两平收买。洪熙、宣德以来，止差署官、厨役，照前收买”。二是责令京城铺户买办。“凡本寺收纳一应物料，每月堂上官轮流一员，会同户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各一员，责令各行户买办，于本寺大烹门内验收”。(34)此外，因“供用不足”，正统初“始会派各省直”，规定：“光禄寺会计每年合用果品厨料等项，先期题请，行本(户)部分派各省府州县，支给官钱，照依时价收买本色，辨验堪中，点差殷实大户及选委有职人员解部，札付光禄寺上纳。”(35)即要求各省直按照当地时价，一律收买本色解纳。明代中叶以降，分派各省直的果品厨料陆续折银，到嘉靖五年(1526)，令江西等处解纳的莲肉、胶枣、栗子等27种俱折银征纳(36)，征解实物的项目已很少。随着折征的展开，光禄寺越来越依靠召商买办，嘉靖十九年，光禄寺官员指出：“本寺各项供用物料，俱系召商上纳。”(37)
无论是直接采买，还是令铺行或商人买办，朝廷都要求“依时价两平收买”。但在按月时估废弛的情况下，由个别当事人员估价，很容易出现随意高下的现象，甚至发生“光禄寺遣人于街坊市物，不复计直，概以势取”的事情(38)。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成化四年(1468)颁布法令，要求多官会估：“令(光禄寺)堂上官一员，及户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各一员，会同户部主事、顺天府官各一员，估计时价，钱钞兼支，具数奏领收买。如有奸弊，科道官指实参奏。”(39)那么，这些官员又是根据什么会估呢？嘉靖十九年(1540)，巡视光禄寺监察御史商承学奏言：“该寺厨料，供公用之物，近年召商上纳，例该宛平、大兴二县，逐月委官，开具时估揭帖到寺。及臣查验，其间类多雷同迁就，难以服人。……乞敕顺天府，严督宛平、大兴二县官，每月朔望，各集经纪，谨较斗秤，备访物价，各具所闻实报，不必相同，以待估计之时，臣等参伍酌中，裒多益寡，上不损官，而俾价值之相应，下不损民，而致商贾之心服。”光禄寺回复亦云：“本寺各项供用物料，俱系召商上纳，逐月会同巡视科道，与户部主事、顺天府堂上，督同宛、大二县委官，照依市价，两平估计，给领银钱，比与民间多与一分，具载《会典》，相沿已久。”(40)据此可知，由于厨料需要经常买办，所以每月会估一次。定价的基本依据，是宛、大二县每月开报的时估，会估官员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上下调整。宛、大二县每月所报时估，应当只包括光禄寺各项供应物料，这与明初包括“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价直”的按月时估大不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在各省直的果品厨料折征银两后，为了统一标准，嘉靖七年(1528)题准：“各项厨料，照依京师时估，定议则例，行各处查照发去价值，征解折色银两，送寺买办。”(41)这样，无论是在北京买办实物，还是向各府州县征收折银，便都以京师会估确定的价格为基准。光禄寺果品厨料之外，内府各库监局物料及各仓场草料，洪武以后也越来越倚重于买办。在买办过程中，抑价、拖欠等现象十分普遍。正统二年(1437)，顺天府尹姜涛奏：“昨修灵济宫，市物民间，应给钞十二万贯。”英宗“命御史一人监给之”，并谕令“凡市物民间，所司即给直，毋迟缓以困民。”(42)是年，还正式规定了买办物料的会估之制：“买办物料，该部(即户部)委官一员，会同府县委官，拘集该行铺户，估计时价，关出官钱，仍委御史一员，会同给与铺行，收买送纳。”(43)尽管建立了会估制度，买办仍是铺户的沉重负担。成化十二年，顺天府尹邢简条称：“内府各监局并各部、光禄寺颜料、纸札等件，岁以万计，俱坐宛平、大兴二县并通州各项铺户预先买纳，然后估价领钞。铺户之贫者，不免称贷应用，比及关领，利归富家，民受侵损。”(44)为解决此类问题，陆续对给价方式做了一些调整，但收效不大。嘉靖二年，给事中汪应轸等疏言“今和买不给直”，请革京城铺户，认为“如不可革，则宜照例给价，务在两平”，户部议覆题准：“户、工二部凡办纳物料，皆当先给以价。”(45)
从有关记载看，正统二年出台的物料会估办法，在某些地方一直保持下来。如嘉靖前期任芜湖知县的张永明谈到：“内府每年取用物料，本县具申本府，会同科道、部司等官，约期估计，查照各年成案，参诸时估，两平无亏。”(46)但在京城买办的场合，物料价格的会估制度，似乎未能像光禄寺厨料的会估那样，顺利地执行下去。嘉靖七年，给事中蔡经等应诏陈言，其中一款“严时估以节浮费”云：“工部买办物料，每执先年定价，徇之则太重，减之则不足，出纳弗均，公私俱病。宜照光禄寺会估例，务合时宜，则事易集而浮费可省。”(47)可知，像光禄寺买办那样的会估办法，在工部买办中早已不复存在。
随着召买项目和数量的不断增加，买办价格脱离市场价格的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不少官员提出改进意见。嘉靖五年，户部言：“山东、河南、北直隶粮草物料，近已题允征银，召商上纳。今秋成丰收，物价方平。请委官分投查访时值，及酌量脚价，示谕商人，俾赴总部等官告报完纳。如以后价有低昂，仍听总部官另行查访定夺，无得胶于一定。庶时价平准，召纳为便。”报可。(48)所谓“总部官”，即“山东、河南督理京粮道者”。当时各布政司都设有督粮道，而河南、山东二省在督粮道之外，还另设京粮道，“各有布政司官一员，在京总部钱粮”(49)。由于在京各仓场草料，“其商价俱于山东、河南粮道支给”(50)，所以户部建议由总部官查访物价，以便根据时价变动情况调整召买价格。
嘉靖二十七年(1548)，户部言：“京师召集诸商纳货取直(值)，内则据诸司之通关实收，外则据两县、总部、九门官之时估，情法适中，公私均便。”(51)户部之言虽不无虚夸，但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时估，并非由个别官员确定，而是由两县、总部、九门官共同估定。“总部”，即前述河南、山东二省总部京粮道。“两县”，即顺天府所属分辖京城东西地面的宛平、大兴二县。“九门官”，即户部“九门委官”。明代中叶以降，“在京九门及诸处收钞，已有内官同御史、主事、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官并铺户人等收受”(52)，属于多头管理。到弘治十五年(1502)，户部建议“京城九门所收商税，宜专委部属官主之，其守门内外官勿令干与”，孝宗允准(53)。由不同系统的官员会估定价，无疑有助于降低时估的随意性。
此外，在陪都南京，针对先买纳后估给价值的弊病，成化十八年(1482)，南京监察御史徐完曾提出一项改革建议：“其铺行买办，宜按月时估给价，定限送纳，仍三年一次，造册送应天府，以备稽考。”经南京户部议覆题准。(54)这一建议明显对铺户有利，可惜虽经题准，但从有关记载看，似乎未能真正付诸实施。此后南京买办，仍是遇有需要，由地方官员拘集铺户随时估价，并不存在“按月时估给价”之制。如嘉靖十五年(1536)，南京工部札令应天府买办纸张，应天府转行上元、江宁二县，“着落当该官吏，查照先年事例，即便拘集该行铺户到官，照依街市时直(值)，从公估计”，二县遂委官“带领各行铺户，前赴会同馆，公同该府府尹孙懋，逐一体比街市两平，从公估计明白”(55)。
四、物料会估的定期化
如前所述，嘉靖以降，召买成为获取物料的主要途径，“国家内庭所需，强半召商买办以进”(56)。在这种情况下，时估是否合理，是关系到召买体制能否顺利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嘉靖二十七年(1548)，针对“入官应役者皆庸贩贱夫、漂流弱户”，“而富商即有一二置籍，往往诈称穷困，旋入旋出，无数年在官者”，户部建议每10年清审一次，给事中罗崇奎等上言：“部臣之说，意在革弊，而未悉弊源。臣等窃谓今日诸商所以重困者，其弊有四：夫物有贵贱，价有低昂，今当事之臣，贱则乐于减，贵则远嫌而不敢增，一也；诸商殚力经营，计早得公家之利，而收纳不时，一遭风雨，遂不可用，二也；既收之后，经管官更代不常，不即给直(值)，或遂以况阁，三也；幸给直矣，而官司折阅于上，番校齮龁于下，名虽平估，然所得不能半之，四也。四弊不除，窃恐审编未久，而溃乱又随之矣。”(57)可见时估不平，抑价亏商，是导致商人“重困”的首要原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对时估制度做出较大改革。
嘉靖三十一年(1552)，经户部议准，正式制定了定期化的时估办法：“自本年为始，每半年一次，将供用等库并各仓场一应合用物料粮草等项，山东、河南二道管粮官员查访，行令宛、大二县，造册六本，空立前件，二本送巡青科道，二本送巡视库藏科道，一本送巡视中城御史，一本送该司，与九门委官，公同参酌。如先估与市价相合，不必更易。其间物料时有贵贱，价有低昂，应增应减，务要酌量时宜，上半年不过正月，下半年不过七月，务依期照例时估。”(58)这一新规定，进一步扩大了会估官员的范围，除山东河南总部官、宛大二县官、九门委官外，巡青科道、巡视库藏科道、巡视中城御史，以及户部司官，也都参与价格估定，而且规定每半年会估一次，使时估成为一项周期性的常规制度。
新的会估办法出台后，所定时估不仅适用于召商买办，收纳各地解到物料亦以此为准。嘉靖三十二年(1553)，户部尚书方钝题：“据广东解官吏目颜持思等告称，部解黑铅、油漆、银朱、芽叶茶、牛皮等料，官价与本部时估多寡不同，乞要通融折算抵数。合无以后查将解到物料，如一批有数项有原价浮于时估者，亦有时估浮于原价者，时估俱浮，则任其自补，原价俱浮，则照数扣官。时估、原价一低一昂，该补者多而该扣者少，无论扣数多寡，即与除免；该扣者多而该补者少，即与拨扣数以足该补，所余扣数，即送太仓银库交收。仍行浙江等十三司，查照一体施行。”(59)另据万历《明会典》，嘉靖三十二年议准：“行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隶所属，凡遇会派年例钱粮，务要以京估为准，有余者减，不足者增。”(60)
会估是否能及时进行，还有赖于法令的约束。嘉靖四十三年(1564)，刑科给事中张岳建议：“每岁春秋二季，委官会估物价，以便官民，如有稽迟违误者，罪之。”(61)户部议覆：“行山东、河南粮储道，及行本部九门委官，并顺天府宛、大二县，将甲丁等库并仓场钱粮，每上下半年一次访估，各委官会同科道及本部该司，公同参酌，务使物价得平。其上半年时估定于正月内，下半年时估定于七月内各举行，如有稽迟潦草，听科道及委官查参究治。”(62)到隆庆四年(1570)，户部又题请对会估办法进行调整：“物价与时低昂，而钱粮因时办纳，若先期估计，则贵贱无凭。或仓场远近，僦费多寡，遥度悬断，岂尽合宜。此后九门盐法委官，与十三司掌印官，及巡青科道估价，上半年定于五月，下半年定于八月，俱以十六日为期，务在随时估价，不得执一。其内库监局召买物料价，亦仿此。”(63)与以前的规定相比，新规定有两点不同：一是为使会估时间接近于召买时间，将会估时间由正、七月调整为五、八月，并规定了具体日期；二是参加会估的官员，有九门盐法委官、户部十三司掌印官和巡青科道，但不再包括山东、河南二粮道和宛、大二县。此外，在新规定中，以前的“九门委官”改称“九门盐法委官”，可知此时户部九门委官除商税外，还管理盐法事。史载万历年间，赵邦柱“授户部主事，司榷崇文门课，九门盐法秋毫不入槖”(64)，即其例证。
半年一估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万历八年(1580)。万历九年，户部尚书张学颜疏请“酌定时估以厘商弊”，内云：“查得春秋两估，随时定价，故奸商每当会估，不惜重费，营求嘱托，估本不少而坚执以为少，估已渐多而尤益求其多，估一次求增一次。合无通行九门盐法委官，会同科道，将各仓场料草及各库物料，参酌往年近日旧册，某项费多利少，量为稍增；某项费少利多，量为稍减；某项原少，近日骤增太多，酌为量减。著为定规，以后非物价大相悬绝，每年不得再行会估。”奉旨允行。(65)根据此议，是年对时估全面厘定，以后物价如未发生剧烈波动，便不许再行会估。万历九年编纂的《万历会计录》，其卷30《内库供应》、卷36《仓场》，各附有一份“商价时估”，记录了内府各库司局和御马等仓应收纳物料粮草的会估价格。其按语云：“其递年上下二估，本部山东、河南等司官，九门盐法等委官，会同科道，照时岁丰歉，多寡不定，大约亦不甚远。今备录万历九年题准会估之数，以备查考。”除备录万历九年会估价外，凡物价与万历八年秋估不同者，还都标明了其增减之数，说明此年确实对物价进行了认真估定。
但市场价格起伏不定，停罢会估后，原就存在的“旧价不敷”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不少官员要求调整时估。万历十七年(1589)，工部疏言“畿民铺商之役困累至极”，其原因之一是“先年裁减旧价，矫枉过直”，指出“惟将会估重加订正，则物价自平，众情自安矣”(66)。万历十九年，管理九门盐法主事马迈呈称：“各仓场库局召买料草，当因年岁丰啬增减价值。宜照万历八年以前一年两估，上半年拟于五月初旬，下半年拟于八月初旬，毋得徇私增减，致生弊端。”诏可。(67)这样，上下二估之制又得以恢复。
但不久，上下二估即变为一年一估。万历二十二年，户部覆刑科给事中马邦良疏，其中有一条“酌时价”：“甲丁等库召买物料与秋收物件，因岁丰歉，会估不同，合以上年估定之数为准。”(68)只言“上年估定之数”，而不区分春、秋估，可能此时已是一年一估。这种做法，持续到万历三十七年。《工部厂库须知》卷3《营缮司条议》云：“买办各项物料价值，载在《会估》。然亦与时低昂。往例年一行之，自三十七年后会估法废，未免偏肥偏枯，官商两碍。以后□以两年为限，公同科道备细估定，上下公平，庶措办易而督责易行。”(69)可知，召买物料的价格，万历三十七年前每年一估，自三十八年废止。至于所提以后每两年会估一次的建议，则未见实行。
各库买办停止会估后，由于物料“与时低昂”，未免病商，所以也曾对个别物料价格进行调整。如万历四十三年(1615)，曾对木价进行会估。《工部厂库须知》卷4《修仓厂》一条夹注云：“一应木价，万历四十三年会估，每两加二钱。”同书卷5《神木厂》亦云：“今万历四十三年会估，木商苦称赔累，于长梁、柁木、松木每价一两各加银二钱，当照数补算。盖时价一二年间各有赢缩不等，故会估之法必须每年举行，□不失大常，不□小变，不能执一也。”天启元年(1621)，户部尚书汪应蛟奏请“平估”，“谓京师物价腾贵，先年会估，较今价不啻天渊。容移知巡视诸臣，及札九门盐法部司等官，会同估直(值)，照时价通融增减。”从之。(70)此次会估虽较全面，但仍属一次性举措。天启五年，巡视厂库工科给事中解学龙奏言“会估当议”，指出：“凡派买之钱粮，原无常额，而物料之贵贱，又无定衡。贵则病商，贱则病国。宜照年终会估之制，为价值画一之符，加意酌裁，低昂两协，务使后来任事之人，省一分可得一分之实用。”上然之，令着实举行。(71)这样，每年会估之制又得以恢复。
需要指出的是，在厂库物料会估改为“年一行之”后，仓场草料仍延续着每年两估。万历三十九年(1611)，给事中周永春等曾谈到：“臣等巡青，节查每年两次会估，酌量丰歉，除散给各商外，大约上有赢余。”(72)天启三年(1623)，给事中郭兴言等奏：“先年巡青商人，止供办草场草料，尚苦不支。后因十库商人巧为脱卸，致令巡青商人代办十库钱粮，贫役重累，膏尽血竭。查得万历四十八年以前，商人无十库之累，夏秋估价，毫不假借，每岁费银止二十七万余两。自天启元年代办十库钱粮，商人称苦，议价不免稍宽，岁费几至三十五万。目今正值春估之时，增之则病国，减之则病商，展转反复，计无所出。莫若查照旧规，免其代办，敕令巡视十库诸臣，照旧招商供办，事有专属，责无他诿，一举而两得矣。”(73)从这些题奏可知，各仓场草料一直是每年两估。天启五年，巡青给事中霍维华等“以商人苦累，酌议规则”，首条即为“议估价”：“物价与时消长，原无一定之理。乃从前估价，止就旧数，稍为增减，非平也。今议依季定估，不得故延后时，所估一照市价，不得一毫任意增减。”上命如议行。(74)这样，又由原来的每年两估，改为“依季定估”，即每年会估四次。
五、会估存在的问题
“夫物有贵贱，则价有低昂，此时估之法，所以防冒滥也”(75)。时估制度的规范化和定期化，无疑有助于使买办价格趋于合理，兼顾政府和铺商双方的利益。可惜的是，明代会估存在着不少问题，影响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
明代会估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会估人员敷衍了事，沿录旧卷。嘉靖十九年(1540)，光禄寺指出：“迩来京师物价间多腾贵，科道时估，常欲樽节，不敢骤加，惟恐上亏官价，下招物议。”(76)万历三十九年(1611)，工科给事中马从龙言：“厂库二次会估，不过据司厂送册裁酌，而司厂又凭旧卷开造。”(77)天启六年(1626)，巡青给事中虞廷陛疏言：“查旧案，每岁派价，不论丰凶，概是相等，则陪费之苦，从何控诉？顷者估价，详访时值，量为增加。此后会估，定须与时高下，不得一概拘执。”(78)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吏治腐败，另一方面是因为明代赋税财政强调原额原则，会估亦受其影响，虽然要“照时岁丰歉，多寡不定”，但“大约亦不甚远”，即估价不能起伏太大，否则必须作出说明。如万历三十三年，巡青科道梁有年等因估价大增，上疏说明：“节年会估价值，多寡不大悬绝。近因水灾重大，菽草无收，市价腾踊，是以臣等所估，比之往时，有增四分之一，有三分之一，甚至特加一倍者。盖缘灾变非常，皇上且发冏金、免房号、平粜京通仓粮以拯救之，况此供役各商，安得执泥成规，驱之逋逃也。今后岁事稍丰，价值自应照旧，但勿令借口引援，为耗财病国之窦可耳。”(79)
会估存在的另一严重问题，是故意抬抑物价。嘉靖三十九年(1560)，巡青科道官丘岳等请令“山东、河南二督粮官及宛、大二县估计价银，必虚心体访，以时低昂，毋令吏胥得高下其手”(80)。可见当时会估，有关官员往往不亲自访察，以致吏胥任意高下。在会估时，官员们为了节省朝廷开支，往往压抑价格。如隆庆三年(1569)，“科道、部臣会估料价，每多避嫌过刻，令宜稍加从宽”(81)。万历十七年(1589)，工部疏言“畿民铺商之役困累至极”，其中谈到：“查本部各役，万历十三年原佥四十余名，曾未三年，有削发为僧、弃家远遁者。祗因先年裁减旧价，矫枉过直。”(82)但也有的时候，有关人员故意高抬时估，从中牟利。如万历四年，礼科给事中武尚耕言：“内府甲乙等库，所以贮四海任土之贡，待朝廷不时之需，征解出纳，关系至重。其间利弊，不嫌指陈。各库急缺，例得题请召买，权也。乃射利之徒，见估价倍于时值，低价可以冒充，钻求召买。”(83)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言：“召买之费，贵贱相权，本折相生，原属善政。今则高抬时估，从中侵渔，巨万金钱，半供飞销，此不可议节省乎？”(84)
此外，会估对物品的规格尺寸，往往规定得不够细致，致使当事官吏上下其手，冒支肥己。何士晋指出：“会估价值，所以示画一而杜纷争，法至详也。细玩其中，不无可议者。夫一木价也，前者可以比附，后者亦可比附，规则无定，价值溷淆，倘舞文者上下其手，而相去倍蓰矣。嗟嗟，此冒破之窦也！愚谓自今之急务，无如更定会估。木则以长短阔狭定为例，即比而不合者，亦按尺寸递为增减，毋得而假借焉。余物准是。庶奸胥无所庸其巧，而钱粮不至冒支矣。拔本塞源，此着吃紧，故旧估急宜更定也。”(85)其实，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规定再细密，也总有罅漏可以利用，更定会估，只不过是治标之策而已。
六、小结
官府估定物价之制，很早就已出现，到唐代正式出现“时估”一词。明朝建立后，借鉴前代做法，建立了按月时估制度，要求在京兵马司、在外府州县每月初勘定时估，申报上司，凡遇买办物料等项，即以此作为价格依据。洪武以后，按月时估之制逐渐废格不行，遇到买办物料等项，因无现成时估可据，便采用随时估价的方式，而且一般都是令铺商买纳完毕再估价给值。明代中期，为了减少估价的随意性，针对光禄寺果品厨料和内府各库监局物料及各仓场草料，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会估制度，由多个部门的官员共同估定价格。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为了进一步规范物料的召买，规定每上、下半年各会估一次。至万历九年，每年两估之制停罢，万历十九年得以恢复，但不久即变为一年一估，此后又间有停罢。会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买办价格的合理，但在会估过程中，也存在着沿录旧价、故意抬抑等弊端，常使铺商或国家蒙受重大损失。
注释：
①《明史》卷72《职官一》，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3《户部》作“以时估约均输”。
②参见高寿仙：《明代北京三种物价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载《明史研究》第9辑，黄山书社2005年版。
③《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上册，第737页。
④《十三经注疏》，上册，第654页。
⑤孙诒让：《周礼正义》卷5。
⑥《唐六典》卷20《太府寺》。
⑦《唐律疏议》卷4《名例律》“诸平赃者”条。
⑧《宋大诏令集》卷185《政事三十八·蠲复上》。
⑨《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42。
⑩《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26《户部十二·赋役·户役》。
(11)《明太祖实录》卷37，洪武元年十二月壬午条。“时其物价”，正德《明会典》卷36《户部二十一·斛斗秤尺》作“依时估定其物价”。
(12)《明太祖实录》卷129，洪武十三年正月庚子、己未条。
(13)《诸司职掌·户部·金科·权量》。
(14)参见邱澎生：《由市廛律例演变看明清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载《史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8年。
(15)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10《户律·市廛·市司评物价》。
(16)《大诰续编·牙行第八十二》。
(17)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10《户律·市廛·私充牙行埠头》。据姚思仁注解：“牙行，诸色各货所聚以为主者；埠头，诸色客货所泊以为主者。”
(18)《明英宗实录》卷232，景泰四年八月辛卯条。
(19)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0《光禄寺》。
(20)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时估》。
(21)正德《明会典》卷36《户部二十一·时估》。
(22)《大诰续编·庆节和买第七十六》。
(23)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5《名例类》第2条《按季估计囚人纳纸价及禁约打搅囚人纳纸例》；卷20《户部类》第22条《内外人入官纸札不许增价卖纳》。
(24)杨一清：《关中奏议》卷6《巡抚类·一为分理诬枉事》。
(25)叶春及：《石洞集》卷8《公牍一·较勘斛斗称尺》、卷9《公牍二·时估》。
(26)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4《送祝彦方致仕序》。
(27)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时估》。
(28)《明宣宗实录》卷11，洪熙元年十一月甲寅条。
(29)汪应轸：《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明经世文编》卷191。
(30)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并参阅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以解京钱粮物料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1)沈榜：《宛署杂记》卷13《铺行》。
(32)《明世宗实录》卷66，嘉靖五年七月戊戌条。
(33)参阅佐佐木荣一：《商役の成立について——明代两京における买办体制の进展——》，《历史》第15号，1957年；佐藤学：《明末京师の商役优免问题について》，《集刊东洋学》第44号，1980年；许敏：《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召商买办”初探》，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4)万历《明会典》卷217《光禄寺》。
(35)《万历会计录》卷31《光禄寺供应·沿革事例》。
(36)万历《明会典》卷217《光禄寺》。
(37)梁材：《议勘光禄寺钱粮疏》，《明经世文编》卷102。
(38)《明宪宗实录》卷56，成化四年七月丙戌条。
(39)万历《明会典》卷217《光禄寺》。
(40)《明世宗实录》卷237，嘉靖十九年五月丁酉条；梁材：《议勘光禄寺钱粮疏》，《明经世文编》卷102。
(41)《万历会计录》卷31《光禄寺供应》。
(42)《明英宗实录》卷30，正统二年五月庚戌条。
(43)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时估》。
(44)《明宪宗实录》卷151，成化十二年三月甲寅条。
(45)《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5《市籴考·均输市易和买》。
(46)张永明：《张庄僖文集》卷2《议处铺行疏》。
(47)《明世宗实录》卷87，嘉靖七年四月庚申条。
(48)《明世宗实录》卷67，嘉靖五年八月壬戌条。
(49)参见《明世宗实录》卷514，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乙卯条；《明穆宗实录》卷46，隆庆四年六月甲辰条；《明穆宗实录》卷47，隆庆四年七月辛未条；《明神宗实录》卷101，万历八年六月丙午条。
(50)万历《明会典》卷23《户部十·仓庾三·马房等仓》。
(51)《明世宗实录》卷336，嘉靖二十七年五月癸巳条。
(52)《明英宗实录》卷27，正统二年二月乙酉条。
(53)《明孝宗实录》卷188，弘治十五年六月甲辰条。
(54)《明宪宗实录》卷224，成化十八年二月辛丑条。
(55)孙懋：《孙毅庵奏议》卷下《处以便官民疏》。
(56)沈榜：《宛署杂记》卷7《廊头》。
(57)《明世宗实录》卷336，嘉靖二十七年五月癸巳条。
(58)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时估》。
(59)《万历会计录》卷30《内库供应·沿革事例》。
(60)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时估》。
(61)《明世宗实录》卷540，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戊午条。
(62)《万历会计录》卷30《内库供应·沿革事例》。
(63)《明穆宗实录》卷46，隆庆四年六月甲辰条。
(64)雍正《湖广通志》卷47《乡贤志》。此外，《明神宗实录》卷242，万历十九年十一月丙寅条提到“管理九门盐法主事马迈”，亦其例证。
(65)《万历会计录》卷30《内库供应·沿革事例》；卷三六《仓场·沿革事例》。
(66)《明神宗实录》卷207，万历十七年正月甲寅条。
(67)《明神宗实录》卷242，万历十九年十一月丙寅条。
(68)《明神宗实录》卷269，万历二十二年正月丙午条。
(69)《工部厂库须知》卷3《营缮司条议》。
(70)《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5《市籴考·均输市易和买》。
(71)《明熹宗实录》卷59，天启五年五月丙寅条。
(72)《明神宗实录》卷488，万历三十九年十月戊子条。
(73)《明熹宗实录》卷35，天启三年六月丁丑条。
(74)《明熹宗实录》卷61，天启五年七月庚申条。
(75)沈榜：《宛署杂记》卷13《铺行》。
(76)梁材：《议勘光禄寺钱粮疏》，《明经世文编》卷102。
(77)《明神宗实录》卷487，万历三十九年九月辛丑条。
(78)《明熹宗实录》卷78，天启六年十一月己丑条。
(79)《明神宗实录》卷405，万历三十三年正月癸巳条。
(80)《明世宗实录》卷483，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庚申条。
(81)《明穆宗实录》卷32，隆庆三年五月戊午条。
(82)《明神宗实录》卷207，万历十七年正月甲寅条。
(83)《明神宗实录》卷57，万历四年十二月壬午条。
(84)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6《题议主客兵饷疏》。
(85)《工部厂库须知》卷12《又附陵工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