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乾道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宋乾道论文,高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是宋代徐兢所撰的一本出访高丽的见闻录。
宋代奉使高丽的使臣及随员依据自己的见闻，留下一批记载高丽情况的著述，有吴栻的《鸡林志》二十卷，王云的《鸡林志》三十卷，孙穆的《鸡林类事》三十卷，以及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还有无名氏《使高丽事篡》二卷。[1]吴栻、王云、孙穆出使均在元丰崇宁年间，在徐兢之前。几本以“鸡林”为名的著作或失传，或仅存残篇，只有徐兢书的文字部分完整地保存下来。因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为文献的价值更可宝贵。《图经》以实地见闻，全面记述了高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山川、人物、礼仪、宗教、物产、习俗等，是研究高丽史、宋丽关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徐兢还以亲身经历，详细记载了航海路线及日程，以及船队的组织、航舶装备和航海技术、航海路线，是科技史和海上交通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图经》以其翔实的史料价值，历来为治高丽史、宋史、中韩关系史、中外交通史的学者们所重视。
《图经》问世已870余年，其间流传过许多种版本。刻于南宋时的乾道本是《图经》的祖本，曾一度失传。因而各种《图经》版本上的讹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各种著述引用《图经》出现许多抵牾和谬误。版本的优劣是决定史料价值的前提，因而对于《图经》版本，应予以高度重视。笔者近年在点校《图经》过程中，接触到大量与《图经》版本相关的资料，感到有必要析缕乾道本成书、流传、失传、再现之始末，并就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以祈方家教示。
一、关于《图经》的成书
徐兢随路允迪、傅墨卿使团使高丽在宣和五年(1123)，他在《图经》卷三十四《海道·招宝山》条记载非常明白：
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装治舟。二十四日戊申，诏赴睿谟殿，宣示礼物。三月十一日甲子，赴同文馆听诫谕。十三日丙寅，皇帝御崇政殿，临轩亲遣，传旨宣谕。十四日丁卯，锡宴于永宁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先是得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十三日乙丑，奉礼物于八舟。十四日丙寅，遣拱卫大夫相州观察使直睿思殿关弼，口宣诏旨，锡宴于明州之厅事。十六日戊辰，神舟发明州。
韩国史书《高丽史节要》卷之九仁宗元年（宣和五年）五月记载：
宋遣礼部侍郎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来。诏曰……
徐兢出使年份明明白白，但后世各种著述却出现多种混乱性错误：
一说出使在宣和六年。宋代陈振孙《直斋书目解题》称“宣和六年，路允迪、傅墨卿使高丽，兢为之属，归上此书，物图其形，事为之说。”[2]张世南《游宦纪闻》云：“宣和六年……是年有请于上，愿得能书者至国中。于是传旨，以徐兢为国信所礼物官。”[3]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4]沿袭了陈振孙的错误。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5]、《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6]都说“宣和六年入贡，遣给事中路允迪报聘。”清代有名的藏书家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说“宣和六年高丽入贡，……继遣给事中路允迪报聘，公为国信所提辖官。”[7]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辞书也有同样错误出现，《辞海》“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条说：“兢于宣和六年(1124)奉使高丽，就其见闻所及，著成此书。”[8]《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中“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释曰：“作者于宣和六年(1124)出使高丽，据所见闻著成此书。”“徐兢”条说：“宣和六年(1124)为国信所提辖官，随使高丽，撰《高丽图经》四十卷上之。”[9]造成把《图经》成书年看作出使年错误的原因有二个：一是徐兢在《图经·序》中仅言“臣愚猥承人乏，获联使属之末。”并没有明写出使年份。《序》末署“宣和六年八月六日”，是写序的时间，不细读《图经》全文，容易产生出使和成书在同一年的错觉。二是《图经》所附《宋故尚书刑部员外郎徐公行状》称“宣和六年，高丽入贡，请于上，愿得能书者至国中。继遣给事中路允迪报聘，即以公为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因撰《图经》四十卷。”宣和六年出使之误源出于此。
还有一种错误，以为高丽国睿宗薨逝于宣和五年。蒋复璁《宋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序》说：“宣和五年，会高丽王王俣之丧，徽宗令奉议郎徐兢随国信使给事中路允迪出使奠慰，是年五月兢等经定海放洋。”这里出使日期无误，但把徽宗发诏之年搞错了，也是由于没有详检文献之故。
《图经》成书于徐兢奉使归来的第二年，即宣和六年(1124)。《图经》是一部奉使实地见闻录，但也参稽了许多前人的著述。徐兢在自序中说：
谨因耳目所及，博采众说。简汰其与中国者，而取其异焉。凡三百余条，厘为四十卷。物图其形，事为之说，名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臣尝观崇宁中王云所撰《鸡林志》，始疏其说，而未图其形。比者使地，取以稽考，为补已多。今臣所著《图经》，手披目览，而遐陬异域，举萃于前，盖仿聚米之遗志也。
徐兢撰《图经》“博采旧说”，参考了不少前人文献，然其耳闻目睹的实录，却占该书绝大部分。“物图其形、事为之说”，是《图经》区别于其他奉使著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徐兢多才多艺，是当时一位著名书法家，宋高宗称“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10]宣和末年置书学，从徐兢为书学博士。[11]徐兢又是一位画家、张孝伯《行状》中称“画入神品，山水人物俱冠绝。”正由于徐兢具有书画方面的特殊技能，才能做到得心应手地“物图其形”，把奉使所见图录下来。
徐兢撰成《图经》后，受诏上之御府，自家藏一副本。徐兢生前是书并未付梓。《图经》成书后仅二年便遭“靖康之变”，金人灭北宋，御府中的《图经》毁于兵火。徐兢家藏副本在靖康丁未(1127)春，借给同里人徐周宾，因战乱也丢失了。其后十年，徐兢之兄徐林在江西任转运副使，徐兢去探亲时，听说有位“北医上官生”得到这本书，赶紧访求，“其无恙者，特海道二卷耳”。[12]重新访得的《图经》完整无缺部分，只有“海道”中二卷。其他部分，丢失的是图，而不是文字。也就是说，文字部分全部幸存下来。徐蒇在跋语中说：“仲父尝为蒇言：‘世传予书，往往图亡而经存。余追画之，无难也。’然不果就。”徐兢在世时，《图经》已有“经”无图，但《图经》已手抄辗转流传。文字易抄写、图难以模画，所以徐兢才说“世传予书，往往图亡而经存。”《图经》成书后不及付梓，其“图”便佚失，实乃令人扼腕之损失！其“经”失而复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实录，又是不幸中之大幸！
二、关于乾道本的刊刻
乾道三年，徐兢的侄子徐蒇将《图经》仅存的文字部分于澂江郡斋付梓，是为乾道本，也是《图经》的祖本。
徐兢兄弟三人，长兄徐林，字稚山；次兄徐德正。徐蒇是徐林之子，字子礼，号自觉居士，“工篆隶，篆宗家学，隶学逄童子碑。”[13]初命知饶州，乾道初，改知江阴军。[14]徐蒇在乾道本《图经》跋中说：“姑刻是，留澂江郡斋，来者尚有考焉。乾道三年夏至日，左朝奉郎权发遣江阴军主管学事徐藏书。”徐蒇正是在江阴郡任职期间刊刻《图经》，所据底本为从“北医上官生”处寻获者。稍后于徐兢的宋人周辉在所撰《清波杂志》卷七中记《使高丽》：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路允迪、傅墨卿为使介，其属徐兢，仿元丰中王云所撰《鸡林志》，为《高丽图经》。考稽详备，物图其形，事为之说，盖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历阳，虽得见其图，但能抄其文，略其绘画。乾道间刊于江阴郡斋者，即家间所传之本。图亡而经存，盖兵火后徐氏亦失元本。[15]
周辉是南宋有名的藏书家，字昭礼，泰州人，生于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一（1127年1月15日）。其父周邦，是一位有才气的文人。[16]上面引文中提及的“先人”即指周邦。这里所说“乾道间刊于江阴郡斋者，即家间所传之本。”是不是徐蒇刊刻时使用周家传抄本？看来不是，因徐蒇自家已获稿本，且在跋文中只字不提周氏家藏本。看来此句应理解为乾道刊刻本内容与周氏家传本是一样的，只有文字，没有图。
乾道本刊于何地？本来毫无疑问。所谓“郡斋”，是指郡守的府第。澂江，乃今江苏省江阴县的别称，古时候长江东流至此，江面骤宽，流缓沙停，故有此称。宋施迈撰《江阴志》俞巨源序：“大江自京口（今镇江市）来，委折而南，浩漾澎湃，势益壮越，数百里聚为澂江之区。”县城北门旧称澂江门。对于乾道本刊刻于何地，现代某些《图经》版本出现明显错误，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出版的《国译高丽图经》[17]、李相玉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注解》[18]及中国朴庆辉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标注》[19]均将徵江误作云南澂江，并认为是“仁和赵氏小山堂”刊刻。此误系出于对《知不足斋丛书》本鲍廷博《跋》文断句有错所致。鲍文曰：“乾道三年，从子蒇始刻于澂江郡斋。仁和赵氏小山堂又有高丽本，不知刻于何时。”[20]日本学者今西龙在《朝鲜学丛书》所收《高丽图经》铅印本中如下标点：“乾道三年从子蒇。始刻于澂江郡斋仁和赵氏小山堂。又有高丽本，不知刻于何时。”[21]显而易见，把乾道本刊刻者误为“仁和赵氏小山堂”实出于此。“仁和赵氏小山堂”乃清乾隆时赵昱(1689—1747)的藏书室。清李富孙的《鹤徵后录》记载：
赵昱，原名殿昴，字功千，号谷林，仁和人。贡生，乾隆丙辰荐试博学鸿词。家有春草园。池馆之胜，甲于一郡。有小山堂藏书数万卷，山荫祁氏澹生堂所储大半归之。[22]
仁和为今浙江省杭州市，赵氏小山堂去乾道年间五百余年，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乾道本是宋代唯一的刻本。乾道本刊行后，宋、元书目多有著录，陈振孙《直斋书目解题》[23]、尤袤《遂初堂书目》[24]、马端临《文献通考》[25]均作“《高丽图经》四十卷”，唯《宋史·艺文志》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明人书目中，仍多见著录。归有光有《跋高丽图经后》，[26]高儒《百川书志》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27]陈第《世善堂藏书目》作“高丽图经四十卷”，[28]均未言及版本。以上书目所载，或系乾道刻本，或据乾道本的抄本。
《图经》由于乾道本才得以流传后世。明末乾道本已成珍本，十分罕见，抄本流行，阙文、讹误越来越多，厘正者、校刊者继起。清初，乾道本已成世上孤本，康熙年间以后，直至民国初年，这幸存于世的乾道本藏在清皇宫秘阁二百余年，世人无法得见。
三、关于毛扆手校本
清初，传世的乾道本已成孤本，十分珍罕，收藏在常熟钱谦益(1582—1664)的绛云楼，即钱谦益撰、陈景云注《绛云楼书目》[29]所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后绛云楼焚毁，幸存的《图经》归于其族曾孙钱曾（字遵王，1629—1701）的述古堂。[30]此书后来落到宋犖。(1634—1713)手中。宋犖系河南商丘人，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官至吏部尚书。诗与王士祯齐名，有《西陂类稿》三十九卷。康熙三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任江苏巡抚。明清时常以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出任巡抚，清代各省巡抚例兼右都御史衔，因而巡抚也称中丞。清人书目中所提的“宋中丞”即宋犖。宋犖获此书当在任巡抚期间。其后，这部乾道本不再流传于世，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归于大内，吏之秘阁，隔绝尘世二百余年。乾隆年间篡修四库全书，并没采用此本。乾隆年间所修《天禄琳琅书目》也不见著录。至嘉庆年间所编《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四《宋版史部》[31]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函三册”，此乾道本似在嘉庆时归宫廷秘藏之庋。
清代藏书家、版本学家直接据乾道本校勘其他版本者，惟有毛扆一人而已。毛扆字斧季，清常熟人，为明末清初大藏书家毛晋(1599—1650)之子。毛晋建有名的藏书楼汲古阁。扆承父志，亦成藏书校书名家，耽于校雠，所校之书钤“虞山毛扆手校”、“西河汲古后人”、“叔郑后裔”等朱印。著有《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32]
关于毛扆手校本，清代藏书家多有著录。张金吾(1787—1829)记曰：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
旧抄本 毛斧季照宋刊本手校
（宋）奉议郎充奉使高丽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赐绯鱼袋臣徐兢撰。后附张孝伯撰兢《行状》。末卷《儒学》“鸡林之人引领叹慕至以”下，海盐郑休仲本脱一叶，鲍氏本同。此本据宋椠校补二百五十三字，可称完善。每卷俱有“虞山毛扆手校”印记。
自序，宣和六年。
徐蒇刊板跋，乾道三年。
毛氏手跋曰：“此本抄手最劣，且多错简，久置不观。甲申五月，从宋中丞借得宋椠本，自六月十五日校起，时方校订《诗词杂俎》，鸠工修板，且多间断，至七月二十三日方毕。他日从此录出，可称善本矣。惜宋本亦缺三页，无从是正尔。二卷四，八卷五、六。
虞山毛扆识。”[33]
张金吾所记毛扆手校本，今仍藏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此校本底本是明抄本。即毛扆在所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34]所记者：“高丽图经四本，绵纸旧抄”。从此明抄本错字、阙本和错简看，系出自郑休仲抄本。毛氏所据乾道本卷二缺一页，卷八缺二页，毛氏均在眉批注明：“宋本缺，抄补。”毛扆校本“裁割补缀，用力甚勤，纸之粘接处皆以朱文长印钤缝，甚精好。”[35]北图所藏毛扆校本钤印及眉批历历在目，可惜“手跋”已不见。毛校本已具付梓前稿本模样，连空格均已标出。但为什么没有刊刻，不得而知。
清代咸丰年间蒋光煦校刊《斛补偶录》[36]，有以宋本校补《知不足斋丛书》本《图经》的校勘记，不标校刊者姓名。蒋氏所据宋本或者是另一本完整的宋乾道本，或者依据毛扆手校本而称“宋本”。清时宋乾道本已成藏书家、校勘家梦寐以求的珍稀，蒋氏如获睹真品，真校记中不会一句也不提，因而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毛校本在嘉庆道光年间为张金吾爱日精庐收藏。后又进入钱塘何元锡(1766—1829)的梦华馆。[37]之后为瞿镛的铁琴铜剑楼所得，[38]毛校本首页钤有“铁琴铜剑楼”藏印。书前还有“松韵斋藏”印。毛校本是清代依宋乾道本校订的善本，但没有印行，诚为一大憾事。
四、关于天禄琳琅丛书本
当世人对乾道本《图经》已感陌生之时，一部货真价实的宋刻乾道原本奇迹般地重现光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1924年清逊帝溥仪被逐出故宫。1925年故宫博物馆成立后，开始清理故宫藏书，在昭仁殿天禄琳琅庋藏中发现一部宋乾道本《图经》，每半页九行，行十七字（个别处十六字或十八字）。此书卷题下方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长方印记，可以判定此本正是清初钱谦益藏本。
乾道本重新发现后，最先利用此本校他本者为现代藏书家傅增湘(1872—1949)。傅增湘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室号以“藏园”著称，还有“双鉴楼”、“薑庵”、“镜清斋”、“抱书书屋”、“长春室”等。题号有“藏园老人”、“藏园居士”、“润沅”、“西峰老农”、“书潜氏”等。著有《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1925年，他任故宫图书馆馆长，延请陶湘（兰泉）成《故宫殿本库目录》（《故宫殿本收现存目》）三卷，1933年由故宫博物院铅印。[39]傅氏以职事之便，最先睹见天禄琳琅秘藏的宋乾道本《图经》，他极为重视，利用宋本校订自藏的《图经》。傅氏手校过两种本子，一种是《知不足斋丛书》本，傅氏在卷四十末尾跋云：“戊辰二月二十四日订正十字，又补缺文一篇，凡二百六十字。”戊辰为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一是清抄本，傅氏在卷一末尾跋云：“癸酉三月十八日依宋刊本复校。藏园老人旸台清水院记。”癸酉为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傅增湘校订认真仔细，天头加批注，卷后书跋语。傅氏手校二本未刊行，也没发表校记。二书现均藏北京图书馆善本室。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故宫博物院辑印《天禄琳琅丛书》第一集，收故宫所藏世间罕见珍稀善本十五种，其中第四种为《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依原书样式影印仿制，成一函四册，可以说是宋乾道本的复制品，保存了宋本原貌，使其他刻本、抄本、印本黯然失色。《天禄琳琅丛书影宋本叙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说：“庐山真面目，独赖此本之存！”
宋乾道本发现后影印成《天禄琳琅丛书》本，傅增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为主持者。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现藏一部影乾道本《图经》，样式、内容与《天禄琳琅丛书》本一模一样，但装订为一函六册，无书名页，亦无任何文字说明。首页纸张经过仿旧处理，《序》第3页、卷八第1页有两处用红笔勾划出的校语：（诗）“此句稍为描修”，（则）“太重修轻”；（密）“将此字描在前”，“经七第三页”。显然，是编者校改校样之语。此书“经十二”末页版心处有“故宫博物馆图书馆”紫蓝色椭圆章，“经十一”页四中间空白处有红笔“照印”二字。依此判断，这部书是“天禄琳琅丛书”印刷前的校样本。把这部书上红笔字和傅增湘手校本批语字对照，可以看出自同一人手笔。由此可知，傅增湘是《天禄琳琅丛书》本《图经》的主要编印者。
《天禄琳琅丛书》本印数有限，世间传本渐成珍品。有鉴于此，台湾故宫博物院于1973年重新影印宋乾道本，一如《天禄琳琅丛书》本，复增蒋复璁博士《景宋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序》及昌彼得教授《跋宋乾道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蒋序曰：“兢《图经》一书真豹，有待此本流传可知。本院有鉴于此，曩在北平之时即已将之编入《天禄琳琅丛书》中，予以景印。惜岁久年湮，寻觅不易，今再检出，重予景印，庶广善本之流传。”
五、关于《图经》的点校和校注
影宋乾道本的《天禄琳琅丛书》本面世以后，《图经》研究有了最可相信的流通善本，极受国内外学界的重视。1977年韩国财团法人民族文化促进会出版了《国译高丽图经》韩文译本，依据的底本即景宋本，并附景宋本全部书影（缩小）。1991年中国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长白丛书》第五集，收入朴庆辉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标注》，用简体字排印，加通用标点。这两部整理本虽然都使用了景宋善本，但存在共同的毛病：疏于校勘，错误甚多。
《国译高丽图经》和《标注》最多错误出在断句标点上。试举例如下：
《国译》本（以译文推断）
①正：“真宗皇帝初欲俯从，议者难之，遂寝。止从班诏而已。”
误：“真宗皇帝初欲俯从，议者难之，遂寝止。从班诏而已。”（卷二《王氏》）
按：“止”，“仅仅”、“只是”之谓也，非“停止”、“中止”。
②正：“此文正（谓徽也）遣使告神宗皇帝，模得相国寺本，国人得以瞻仰。”
误：“此文王（谓徽也）遣使告神宗皇帝，模得相国寺，本国人得以瞻仰。”
（卷十七《王城内外诸寺》）
按：“相国寺本”乃“相国寺壁画版本”，非“相国寺”。“国人”谓高丽人。
③正：“使者入群山门，有此等巡船十余只……”
误：“使者入群山，门有此等巡船十余只……”（卷三十三《巡船》）
按：“群山”乃港口名，“群山门”指群山港口之门。
《标注》本
①正：“乃眷高丽，被遇神考，益加怀徕”。
误：“乃眷高丽被遇，神考益加怀徕”。（序）
按：“神考”指宋神宗。此句意为高丽受到宋神宗殊遇。
②正：“王莽发其兵以诛匈奴，不至，降王为侯。”
误：“王莽发其兵，以诛匈奴不至，降王为侯。”（卷一《始封》）
按：《后汉书·东夷传》：“王莽初，发句骊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
③正：“时熙避契丹嫌名，改熙曰颙，然自神考有作……”
误：“时熙避契丹嫌名改熙曰显然。自神考有作……”（卷二《王氏》）
按：此处说高丽王王熙改名为王颙，《标注》不仅断句错，颙字误作显。
④正：“殿内绘三清像，而混元皇帝须发皆绀色，偶合圣朝图绘真圣貌像之意，亦可嘉也。”
误：“殿内绘三清像，而混元皇帝须发皆绀色，偶合圣朝图绘。真圣貌像之意亦可嘉也。”（卷十七《福源观》）
按：此处指福源观中所绘老子像和宋朝的老子像相符合。
类似的错误，还可以举出不少。出现这种错误，可能与日人今西龙校本断句之误有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在校勘上用力不勤。这两本以宋乾道本为底本的今人整理本，错字、误注之处也很多。可以说，这两本书都称不上善本。看来，光有善本做底本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认真研究、精心校勘在《图经》整理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
宋乾道本是可信的善本，然而并不是完美无暇，仔细研读，会发现存在不少讹误。
（一）误字。卷一“魏将母丘俭”的“母”系“毋（guàn）”之误。卷十六“重和戊戌岁”误作“宣和戊戌岁”。另外因形近而讹的字很多、如“遣（误连）使”、“沓（误呇）至”、“日（误曰）视事”、“粒特（误抨）大”、“枰（误抨）棋”、“誌（误诗）之”，等等。
（二）漏字。例如卷十七“唯遣都辖提以下三节”，提下夺“辖”字。卷三十二“群山岛、紫燕洲三洲”，缺“马岛”。等等。
（三）前后不一致之字。如卷二记“板桥”，卷三十四又作“版桥”。
（四）缺页。清初毛扆已指出存世的乾道本缺三页，系由他本补入。补入之文也有明显错误，如将宋守约之子宋球误作“失球”。
乾道本需要注意的还有讳字问题。除明显标出“太上御名”（构）、“今上御名（眘），还避“贞”（写作“正”）、“玄”（写作“真”）、“敬”（写作“钦”）、“祯”（写作“祺”）、“澂”（写作“徵”）、完”（缺末笔），等等。乾道本中通假字、异体字、篆体字、俗体字、缺笔字、添笔字甚多，都给今日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障碍。书中“双行小字夹书”，有的是注文，有的貌似注文，却是正文。总之，乾道本需要花力气、下功夫标点、校订、校勘、整理，这是深入研究图经的一项首要任务。
近年来，笔者不揣妄陋，完成《图经》点校本，已交中华书局等待出版。本文是点校《图经》之一得。笔者认为，下一步最重要的工作是进行《图经》校注，出版一部考核精当、资料翔实的校注本。本人认为目前进行校注的时机已臻成熟，并有志于此，但深感才疏识浅，势单力薄，难以胜任。祈盼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得到海内外同行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和帮助。
注释：
[1]（元）脱脱等撰：《宋史·艺文志》，中华书局，1977年。
[2]卷八地理类，丛书集成初编据聚珍版丛书排印本，第259页。
[3]卷六，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第55页。
[4]卷二百六，经籍三十二。
[5]卷七一，史部地理类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630—631页。
[6]卷四，宋版史部，光绪甲申长沙王氏刊本。
[7]卷十二，史部，《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二，中华书局，1992年，第511页。
[8]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010、391页。
[9]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362、391页。
[10]宋高宗撰：《翰墨志》，丛书集成初编·艺术类，1936年。
[11]（宋）俞松：《兰亭续考》，丛书集成初编据知不足斋丛书排印本，1936年。
[12]徐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跋》。
[13]（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之六，明刻本。
[14]（明）张景春辑：《吴中人物志》卷之五宦绩，扬州古旧书店据明隆庆刊本油印本。
[15]《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323-324页。
[16]同上，《前言》。
[17]《解题》第4页。
[18]李相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注解》，《汉坡李相玉博士回甲论文集》，韩国教文社刊，1970年，第173页。
[19]《长白丛书》（五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92页。
[20]《知不足斋丛书》第十六集，清乾隆道光间长塘鲍氏刊本。
[21]朝鲜京城近泽书店，1932年。
[22]见吴晗撰：《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第97页。
[23]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第259页。
[24]地理类，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第16页。
[25]卷二百六，经籍三十二。
[26]（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五，《四部丛刊》集部。
[27]五地理，《郋园全书》，观古堂刊本。
[28]卷上，四译载记，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第26页。
[29]卷一地志类，丛书集成初编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第32-33页。
[30]（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据海山仙馆丛书本排印。
[31]光绪甲申长沙王氏刊本。
[32]丛书集成初编据士礼居丛书本排印，第8页。
[33]（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一七地理类，《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四，中华书局，1990年。
[34]丛书集成初编据士礼居丛书本排印，第8页。
[35]（清）严元照：《悔庵学文》卷七。
[36]《涉闻梓旧》，丛书集成初编据蒋氏刊本铅印。
[37]《悔庵学文》卷七。
[38]（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宋元书目》史部，《江刻书目三种》，光绪中元和江氏灵鹣阁刊苏州振新书社印本。
[39]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附录二《故宫殿本书库目录题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80页。
标签：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论文; 高丽论文; 知不足斋丛书论文; 读书论文; 琳琅论文; 天禄论文; 徐兢论文; 宋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