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危险程度：当前估计与中期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程度论文,危险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愈显突出，以至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金融经济。不言而喻，我国金融运行的状况如何，必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一问题上，乐观者认为，未来3-5年（即中期）中国金融是机遇大于挑战，可以坦然应对入世；非乐观者认为，未来3-5年中国大有爆发金融危机之可能，中国的金融业面临严峻的挑战。笔者的观点是，当前与中期的中国金融是没有危机，但有危险。
所谓金融危险是指金融作为生物体有患病（一般指重病，感冒之类不算）的可能，作为运动体有不稳定的可能，作为企业体有负增长甚至大量破产的可能，是危机的萌芽、导火线，是危机的前期、潜伏期。从哲学上讲，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行业都有危险，都有“发生大问题”的可能，危险不可能消失。关键的问题是控制危险、降低危险程度及化解危险（保险就是手段之一）。所谓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作为生物体己经患重病，作为运动体已经呈现不稳定态，作为企业体己经有严重负增长及大量破产，是严重危险的发生。作为经济子系统的金融，其危机必然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影响。这种影响一般表现为GDP的零增长、负增长或低于1%的增长。与危险不同，危机不具有普遍性。当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危机的可能性或危险加大了，人们的危机意识加强了，以至于市民、企业、国家都在追求危机管理以避免危机发生，使危险不再转化为危机。当然，危机从哲学角度看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因为危机往往又是生机、转机的开始，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就是此理。不过，此处的金融危机分析不考虑这一含义。
不管人们对金融危机（金融危险）的概念如何理解，至今笔者还没有看到有学者（国内或国外）公开撰文提出，中国目前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学者之间的不同点则是：金融危机或金融危险如何具体测定，中国目前金融危险的程度如何，中国今后几年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如何。考虑到本文的实证研究性质，笔者将舍弃一些细节，在存异求同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一些分析。
关于金融危机的测定
金融危机或金融危险的具体测定，不同学者看法各异。但从基本方面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比较相近的。结合东南亚1997年金融危机表现，国内外学者比较公认的测定指标有：
1.币值稳定程度。通常用消费价格环比指数代表。通常是指通货膨胀程度，个别时候也指通货紧缩程度。一般当年度价格指数上涨超过4%时就认为有了金融危险，当年度价格指数上涨超过20%时就认为发生了局部金融危机。
2.汇率稳定程度。这是币值的对外稳定程度，一般指人民币对外币的比值下降程度，即人民币贬值程度。当人民币的日贬值程度大于5%时，就可以认为有了金融危险；当日贬值程度大于10%且具有持久性时就可以认为有严重的金融危险；当日贬值程度大于20%且具有持久性时就可以认为发生了局部金融危机。
3.股指稳定程度。一般而言，当股价指数（包括债券、基金等指数）日波动在正负10%以内时不属于金融危险区间，当股指日变动连续每日变动10%，或者每日变动5%、累计周波动达到20%以上时则进入金融危险阶段，而超过30%且具有持久性时，可以认为发生了局部金融危机。
4.外债严重程度。这一指标取决于：偿债率（偿还外债本息与当年外汇收入之比），负债率（外债余额与当年GDP比值），债务率（外债余额与当年外汇收入之比），短债率（短期外债占全部债务的比重），债储率（外债余额与外汇储备的比值）。国际公认的危机警戒线是：偿债率为20%，负债率为25%，债务率为100%，短债率为20%，债储率为100%。
5.资产不良程度。金融不良资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坏帐、呆帐，是不能偿还的贷款。不少不良资产与金融系统的腐败程度有直接关系。结合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备付金率、资本金率，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般应不超过其总资产的20%。超过8%（资本金率）即是进入危险区间，超过20%即是进入危机区间。
以上5个指标，如果任何一个指标的数值达到了极为异常的情况，即可以认定发生了金融危机；如果没有一个指标达到公认的危机程度，则需要加权或不加权综合处理，判定金融危险的程度。这正如测定一个人健康，只要其主要器官或系统有一个有严重问题，即可判定其有危机（大病），而如果每一个器官皆没有大病，都或多或少有小毛病，则需要综合考虑其健康程度或危险程度。
中国目前的金融危险程度
现在大家一致的看法是：目前的中国金融没有危机但有危险。然而危险程度究竟几何则看法各异。笔者利用前述指标，结合实际数据力图做一点实证分析。
1.币值稳定程度。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88-1998年、1993-1995年，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均在两位数以下。而近5年更是相当平稳。1996-2000年分别为8.3%、2.8%、-0.8%、-1.4%、0.4%，2001年为0.7个百分点。因此，目前币值稳定程度处于最稳定区间，甚至有点过于稳定了，以至于近几年政府要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试图使物价能稍升一些。就币值稳定程度这一点而言，我国目前的金融危险为0。
2.汇率稳定程度。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并略有升值。每100美元可兑换人民币1994-2000年依次为861.87，835.10，831.42，828.98，827.91，827.83，827.84，2001年也基本不变。近3年及2001年人民币汇率可以说超级稳定，以至于可以说是“不动”。因此，从汇率稳定程度看，我国目前的金融危险是0。
3.股指稳定程度。据统计，1996年上市公司为530家，2000年为1088家，2001年为1160家。上证综合指数（收盘）1996-2001年为：917.0，1194.1，1146.7，1366.6，2073.5，1646.0；深证综合指数1996-2001年依次为327.5，381.3，343.9，402.2，635.7，475.9。目前波动不大，近6年股指大体增加了0.7倍，年平均增长速度大致在12%左右。同期我国现价GDP增长了0.5倍，年平均增长速度在7%-8%。考虑到股市的盘子、历史及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特点，考虑到国外股市的变动情况（日本股市在80年代后期，不足5年日经指数上涨了2.87倍.我国股指的不稳定程度至多算中度，即我国股指进入中度危险区间，不过并不存在危机或崩盘问题。
4.外债严重程度。据统计，近5年我国外债增长缓慢。1996年外债余额为1163亿美元，2001年为1701亿美元，增长46%，平均年增长不到8%。其中短期债务1996年为141亿美元，2001年为505.8亿美元。2001年偿债率为7.5%，负债率为14.7%，债务率为56.8%，短债率低于30%，债储率小于90%。因此，我国外债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危险，至多有轻度危险，不存在外债危机问题。
5.资产不良程度。最近的资料表明，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在25%左右（注：《经济日报》2002年1月28日。）。不良资产不等于零值资产，一般通过处理至少可收回20%-50%，目前贷款中真正成为烂帐的零值资产应不高于10%。另一方面中国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率远低于巴塞尔委员会规定的8%（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家银行自有资金仅2272亿，占总资产的4.2%，占贷款的5.8%。后来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取消了这一统计，故无法计算），若考虑到巴塞尔规则的8%中的分母部分为风险加权资产，即商业贷款是100%，对政府贷款是0%，银行间贷款是20%，则我国的资本金率大致可以再提高一些，有人估计是6.32%。综合起来考虑，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国有金融机构已经资不抵债，应该进入破产程序，应该说是进入危机阶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本原因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均是以国家信用作基础，80%的资金份额由国有银行运作，中国不存在银行破产问题，仅有个别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如广东国投）或撤销（如光大国投）。考虑到非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今后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我国每年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1-2千亿元，不含土地的国有资产近10万亿元（注：柴京，国有资产总量近十万亿元，《经济日报》2001年7月26日。）。国有土地资产总量25万亿元（注：王一娟，政府供地行为将严格规范，《经济参考报》2001年6月1日版。）。因此，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并不是很高的，但仍属于重度或重度偏轻危险，处于危险与危机之间的临界值。现在看，由于政府的干预及银行的努力，危险正在化解，危险程度正处于下降趋势之中。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第一，我国目前不存在金融危机。第二，我国目前乃至今后始终存在金融危险，但金融危险的严重程度在降低。第三，如果将五个方面的金融危险分别独立处理，依照环境污染定级中以首要污染物确定环境质量，则中国目前存在严重但已减弱的金融危险。第四，如果将五个方面的金融危险作简单合成，币值稳定程度危险值为0，汇率危险值为o，股指危险值为2，外债危险值为1，不良资产危险值为3，则中国目前的金融危险为轻度偏重危险或中度偏轻危险。
未来3-5年的中国金融：依然没有危机
现状判定与未来中期预测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笔者以为，在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上，从中长期看，是经济决定金融，因此今后3-5年金融有没有危机、危险程度如何，本质上决定于宏观经济有没有危机、危险程度如何。因此，我们需要从今后3-5年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特征出发分析中国的金融危机（危险）问题。那么未来3-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运行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那就是依然较强的可维持性，这种可维持性也可以称之为惯性、相对稳定性。作出这样判断的根本依据如下：
1.中国经济成分已经并继续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这种多样性分散化（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加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可有效避免计划经济与过度自由经济条件下的大起大落。因缺少GDP的不同经济成分数据，我们以就业结构为例说明经济的多样性。1992年之前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1978年为78%，1991年下降到63%，2001年下降到32%，目前还在下降之中。与这种经济成分多样化相对应的GDP增长率的稳定性提高。在1992年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我国GDP年度增长率高者达到15.2%（1984年），低者为3.8%（1990年），高低相差3倍；次高者为135%（1985年），次低者为5.2%（1991年，剔除1989年特别年份），高低相差1.6倍。而在1992年之后，我国GDP年度增长率高者13.5%（1993年），低者为7.1%（1999年），高低相差0.9倍；次高者为12.6%（1994年），次低者为7.8%（1998年），高低相差0.6倍。从近些年数据外推，今后5年国有单位职工再下降10个百分点问题不大，由此也可以认为今后5年中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程度将再一步提高。
2.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已经并进一步突出。这也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比如我国的自然灾害，由于地域辽阔，往往此地旱而彼地不旱，此地涝而彼地不涝。据统计，分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84年为，高者北京（698元）、天津（622元）、上海（729元）、江苏（397元），低者河南（244元）、甘肃（249元）、广西（265元），高低相差1-2倍；1994年为，高者上海（5343元）、北京（2505元）、广东（2699元），低者贵州（942元）、甘肃（1007元）、河南（1034元），高低相差达1-4倍；2000年为，高者上海（11546元）、北京（7326元）、广东（5007元），低者贵州（1608元）、甘肃（1734元）、河南（2208元），高低相差仍为1-4倍。这种区域上的巨大反差一方面不符合协调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客观上使各地区经济发展分散化非同步进而有助于总量的稳定。比如当外需减弱的时候，由于地区差异，其冲击只能是局部的。这一点可以利用共振原理佐证。今后3-5年我国区域经济的这种明显差异性不仅不会减弱，可能还会有所加强，至少可以保持不变。如此，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继续稳定。
3.我国经济总量的盘子不断增大，减弱了大幅波动的程度与可能性。据统计，自1978年以来，我国GDP增长了7倍多，2000年GDP已达到8.9万多亿元，2001年为9.59万亿元，按市场汇率折算超过1.1万亿美元，若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则至少在4万亿美元，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前6名之列。自1978以来，我国GDP，曾长率只有三年低于6%，即1989年4.2%、1990年4.2%、1981年5.2%，其余所有年份均高于7%（这里假定统计是真实的，即使有问题，其纵向仍是可比的）。从今后3-5年看，没有什么特别因素会使增长率大幅下降。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是渐进式改革，也没有强大的反改革力量，发展仍旧是硬道理；考虑到我国人口增长需要（1个百分点）、追赶发达国家需要（至少要达到3-4个百分点）、环境生态保护需要（至少1个百分点）.今后我国每年GDP增长率至少应不低于5-6个百分点，十五计划规定在7个百分点。因此，今后3-5年我国经济总量仍将增大，中国经济酌可维持性也将进一步增强。
4.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与稳定，对我国经济的稳定也有重要作用。据统计，90年代前半期世界GDP增长率大体上在2个百分点，高低落差超过1倍；90年代后半期世界GDP增长率在3-3.5个百分点左右，高低落差低于50%。由于我国经济外向化程度的提高，2001年进出口总额5098亿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达468亿美元，增长14.9%。因此世界经济的这种变化特点，对我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是有利的。今后3-5年这一特征仍将会持续下去（9.11事件有影响但不足以改变这一基本特征）。
5.中央政府仍然掌握比较丰富的政治与经济资源，这是应付经济动荡的基础。这一点明显地区别于俄国与东欧。中国的政治是稳定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支配的国有经济资源庞大。首先是国有土地资产总量有25万亿元，相当于2000年GDP的近3倍，其次是国有资产总量近10万亿元，再次是关键的行业部门依旧由中央政府直接掌管，如5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占企业资产50%以上），金融业80%以上为中央金融控制（中央一级法人制度），保险业、证券业、通讯业、石油业、石化业、铁路业、民航业、港口业、公路业、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教育业、医药卫生业、科技业等也基本由中央或省级政府垄断。不言而喻，这种格局十五时期即使有所弱化也极为有限。因此，今后3-5年难有大的经济波动，更无动荡之可能。
6.中国的数千年传统文化体现了一个求稳、不偏不倚、能忍受、能适应的特点，这也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到位但仍能稳定发展一个原因。中国社会虽说已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其高稳定性仍是本质。比如民意调查表明：老百姓现在最为关注的不是反腐败，而是社会保障。这不是说反腐败不重要了，而是说反腐败是一个艰巨的工程，非一日之功，因此，尽快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务实的国民来说更为迫切。
由以上6个方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可维持性。这样的特征是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日本等所不具有的，它是抵制金融危机的坚盾。因此，至少十五时期或者加入世贸后的5年过渡期内是不可能发生类似于1994年墨西哥、1997年东南亚那样的金融危机的。当然，轻度乃至中度的金融危险（风险）是存在的，但这种金融危险不可能转化为金融危机。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金融危机、金融危险没有涉及金融安全，这是因为一方面金融安全中的部分内容如外债已包括在金融危机（危险）中，且金融安全最终要通过金融危险（危机）表现，另一方面与小国经济不同，我国经济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把主要由国内因素引发的金融危机、金融危险与主要由国外因素引发的金融安全分开研究是必要的。如果把金融安全简单地归入到金融危机（危险）之中，则不利于金融安全研究的深入，而把金融危机（危险）转化为金融安全，搞泛安全研究，则既不利于金融安全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金融危机（危险）研究的深入。金融安全研究需要以金融危机（危险）研究作为基础，需要为后者服务，更需要超越经济的国际政治关系、国际文化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