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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末以来，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进入80年代后，一些学者、政治家认为“太平洋世纪”已经到来，世界经济重心已从大西洋地区转到太平洋地区。针对这种观点，奥克兰大学的社会学家R.A.帕拉特在1996年6月号的《理论与社会》杂志上撰文《太平洋世纪：神话还是现实》，从历史和现实角度详细分析了“太平洋世纪”之说的产生过程，太平洋边缘国家与地区面临的问题和前途，以及产生的影响。
一、“太平洋世纪”的产生
“太平洋”作为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地区性实体实际上直到二战结束后才逐渐形成。此前，环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属于资本主义中心，或者处于以欧美为中心的边缘。太平洋被分割开来。
二战结束后，太平洋边缘的东亚和北美经济增长迅速，两岸经济交往不断扩大。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美国在世界经济中霸权地位的确立，60年代以来中心地带竞争压力的增强和相应出现的工业生产空间的重新定位，以及战后日本资本的特殊结构与相对软弱。
为了抵制前苏联对太平洋地区的渗透，美国极力支持日本的崛起，这实际上取消了原有的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同时借助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驱除了欧洲在其亚洲殖民地上的势力。为了扩大由其主宰的“自由经济”世界，美国在亚洲推行自由企业政策，鼓励跨国公司投资，这一政策连同殖民贸易的取消进一步削弱了“中心—边缘”关系网。
社会福利的发展、军备的扩张使美国在战后迅速成为“战争—福利国家”，从而带来了国内需求的扩展。此后美国又陷入越战。这些都促成了其对日本的低价产品持宽容态度，也为日本及东亚“四小龙”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得以发挥创造了大好机会。
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中心国家内部竞争日益加剧，利润率不断下降，跨国公司的投资开始转向中低收入国家。造成投资转移的另两个原因是跨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中低收入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受挫。
与上述两种力量相比，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在战后迅速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羊。这些特殊条件包括：1.日本的有效需求的增长是投资增长拉动的，并非像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是由工资增长推动的。2.政府投资项目上的缓慢开支避免了大的财政危机。3.“转包制”使主要的生产企业摆脱了长期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束缚。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转包制”有以下独特之处：1)参与“转包制”的中小企业虽然在数量上与其他国家大致相同，但它们比其同行们承担更高份额的就业、运输以及产品增值等任务；2)由于效果良好，转包网络在日本范围更大；3)大公司与承包商之间的长期合作，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送货不按时及零部件质量低劣等问题。同时，长期的利润共享关系阻止了管理阶层的恶意收购，并使其更注重长期绩效，而非短期收益；4)转包双方的“父子”关系，维持了日本公司的工资竞争力；5)60年代中期亚洲其他一些国家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使日本可以把转包制推广到这些国家。4.日本跨国公司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多采用合资企业的形式，参与而非控制当地的生产，比其欧美同行更加灵活。
此外，作者还列举了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具有的其他特殊条件，如缺少占有土地的贵族，国内资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劳工阶层力量的分散与组织的软弱等。总之，上述特殊条件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战后经济发展迅速。70年代中期后，为了应付国内工资水平的提高，它们开始把投资方向转向周边地区。
与太平洋西岸的发展相应，处于东岸的美国在战后把经济重心向其濒临太平洋的西部和西南部转移。对美国公司来说，这两个地区工会力量较弱，具有明显的低工资优势，而且有大量的外国移民，特别是妇女成为廉价劳动力，在这些条件的推动下，西部和西南部迅速发展起一些高科技产业（如电子业）和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衣业）。此外，与国防有关的航天工业也发展起来。
虽然战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经济变化有利于太平洋周边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但是至少到70年代晚期，该地区一直默默无闻。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该地区由于成功地顶住了大部分国家经历的经济危机而令世界瞩目。目前北美濒太平洋地区的高新技术发展似乎确证了“世界商业重心”已转向太平洋的说法。
二、“太平洋世纪”的危机
当“太平洋世纪”这个概念广泛流行时，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重组也在拆散曾将太平洋周边国家整合成世界经济中一个部分的关系网络。资本主义重组的核心特征是全面约束劳动力，结束60年代以来形成的“福特主义”。这要求企业寻求新的投资场所以摆脱“福特主义”的工资和消费对利润的削弱，并获得低工资、非工会化劳动力等竞争优势。生产的自动化、计算机化、机器人化、运输的集装箱化以及卫星通信系统的发展，有利于各种成本的降低，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分割，促进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此外，各国贸易壁垒的减弱，前苏东国家的开放，世界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等因素大大削弱了劳方对资方的讨价还价能力，使资方可以获得大量的业余或临时工人以替代长期雇员。中心国家的这些变化对太平洋周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
在太平洋地区，日本的对外投资在8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跨国公司替代了中型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二是投资区域多样。发达国家开始成为其投资重点。这种现象的原因有：日元升值以及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升级。投资于发达国家是绕开贸易壁垒的极好方法。此外，日本在亚洲的投资也由“四小龙”转向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以及中国沿海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劳动力价格更便宜。
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变化在表面上助长了“太平洋世纪”观点的宣传。一是到1988年美国的跨太平洋贸易额超过了它的跨大西洋的贸易额；二是环太平洋的亚洲国家间贸易有可能超过其跨太平洋贸易。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过于乐观了，他们没有注意到欧洲与太平洋周边国家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了其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额，更没有看到跨太平洋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远远低于跨大西洋的投资额。这些现象表明跨国公司而非国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经济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日本和“小龙”们自己的跨国公司随着力量的壮大，日益脱离对政治权力的依赖，这造成了对外投资增加，国内就业减少现象的出现。但是，在日本等国中，工会力量的软弱无法阻止国内工厂的关闭和就业机会的减少。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外来移民承担起越来越多的低收入、无需技术的工作。在日本，尽管采取了降低成本的措施，但从1989年以来，日本的主要生产商都经历了严重的经营亏损。而1992年泡沫经济的破灭，世界市场上价格战的升级以及可供支配收入的减少加重了这一趋势。日本的中小企业也难逃厄运。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们要替大公司承担技术创新风险；另一方面它们成了一些大公司在萧条时解决中层管理人员提升问题的一个出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破产的小公司由于太小无法进入官方统计之中。一些无法“移居”海外的公司为了生存只能强化“自我剥削”。
在美国的西海岸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一些大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开始大规模裁员。作者称之为“消解工业化”(deindustralization)。同时这些地区出现了大量小型的、雇佣廉价劳动力的工厂，生产进一步分散，低工资就业爆炸性增长。
科技的发展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原来的资源约束，这对于太平洋地区依赖资源优势的中低收入国家非常不利。作者认为，在这里外国投资并没有产生“后向效应”，没有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的发展。而所谓微电子革命不仅使这些国家进入该领域更加困难，而且使之进行着“没有技术”的产业化。科技发展也使跨国公司的经营更加灵活，这对东道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们必须做出许多让步以适应跨国公司的要求，这包括限制劳工组织，大幅度减免税收，用立法延长工作时间，放宽健康和安全条件限制等。随着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和前苏东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条件下，外国投资带来的只是低收入的工作机会。
总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重组，环太平洋地区经济不会再出现70、80年代的高速增长势头，其地区经济整合也会受到限制。作者最后明确总结了3个原因：1.科技发展造成了跨国公司经营的灵活，它们可以更加便利地利用世界市场中的工资和成本差转移生产。2.劳动力市场的特征造成了低收入工作的增加，中心国家和前苏东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削弱了太平洋地区原有的优势。3.日本不可能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为对外它不能成为一个消费市场，内部也需扩大就业。
三、“太平洋世纪”的未来与启示
有的学者认为“太平洋世纪”的出现将带来欧洲、北美以及“亚洲—太平洋”三大贸易集团的激烈对抗，也有人认为日本及中国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盟主的有力竞争者。作者对这些看法颇为怀疑。因为：1.根据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推导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是不可靠的。这些国家起点低，劳动力便宜，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优势将大大减弱；2.用所谓的人均购买力平价替代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虽有合理之处，但并不能说明居民取得了世界市场上的贸易品控制权；3.太平洋地区经济整合远未实现。
针对对儒家传统的过高评价，作者指出，这不是因为它像别人说的那样提供了一种迥异的、更加人道的、在生态上更负责的行为规范，而是它适应了以家庭为基础的、雇佣廉价劳动力的作坊(sweetshops)在西欧和北美的新、老工业中心的重新出现。儒家伦理由于对家庭等级的推崇更加适应这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欧洲的界限，散布于众多的非欧洲社会中，成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全球性抽象物”。由于儒家伦理强调勤奋工作，尊重权威，对公司的效忠，以及公司的父爱关系，因而模糊了性别和代际的不平等。日本人的行为正说明了这点，他们对儒教的宣传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对东南亚年轻妇女的剥削。而当其做法写进教科书时，他们却开始抛弃它。
最后，作者指出，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政府管制的逐渐解除，跨国公司精简生产的实现，技术工人的竞争优势也将丧失。结果是，在太平洋地区，不仅出现了国家间的贫富分化，而且在国家内部也会出现同样的贫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