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民富”理念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文化论文,理念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富”是我们国家改革发展、和谐稳定的大局所在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国家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尤其是第一次在五年规划里明确地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还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号召，提出“十二五”是“消费——投资——出口”以拉动增长，第一次把消费拉动放在了第一位，这实质上是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实现真正的国强民富。目前，重点要解决“民富”问题——解决“民富”问题就是当前我们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大局所在，是当下企业发展的大的政策环境。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实现“民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关键所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改变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偏少、资本所得偏多；在再次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多起来。也就是说，在国民收入这个大蛋糕中，给老百姓多切一点。“十二五”规划把解决“民富”问题放到首位，这意味着国家已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从长远看，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重要战略转变。
第二，“民富”是国家强大的最实质的体现，是国家强大的动力。只有“民富”才能做到真正的国强。“民富”和国强是互相促进的，没有“民富”的国强是没有牢固根基的、是不可持续的。国强应是保障人民生活幸福的手段，国强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过上美好富裕的生活。只有首先做到“民富”，才能真正实现国强，这个顺序不应颠倒。
从国家强大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来看，“民富”就是实现“消费经济”的根本途径。全会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由“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第一次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第一次提出了GDP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劳动报酬与生产率提高同步的“两个同步”目标。只有人民富裕了才能提升自己的消费能力，从而扩大消费需求，带动经济繁荣，促进国家富强。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35%，这个比率很低，美国的消费比率是70%。去年，我们生产了33万亿GDP，只有1/3让老百姓消费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让老百姓有钱花，没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老百姓敢花钱，没有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让老百姓花钱放心，何谈“消费经济”，何谈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何谈真正的经济繁荣？所以“十二五”规划把解决“民富”问题放到首位，“民富”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GDP增长，它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
第三，“民富”体现了真正的以人为本，它强调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百姓谋发展。“民富”也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重要的指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所在。
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我在宁波会议上曾经谈到眼下最要紧的问题就是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远远跑不过政府财政的增长，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所以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第四，“民富”是当前实现“维稳”和谐最有效的方针政策，是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众多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实际的措施。“民富”也是实现政通人和、践行和谐社会的最基本保证，是政府应该为老百姓办的实事，“民富”政策也必定会受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1993年9月，邓小平在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有一个富有远见的提醒，他说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他还说：“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因此，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第五，“民富”是抵御内忧外患的坚强堡垒，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最有力保障。当前，我们国家外部环境还很不稳定，内部也还有不少矛盾需要解决。内忧和外患尚存，可以保证我们能够顺利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就是解决“民富”问题。“民富”是解决内外矛盾的基础，“民富”是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和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基本保证。只有做到“民富”，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才可持续，才有抵御外来侵扰的能力，才能保长久和平。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打破大锅饭、打破平均主义，鼓励有收入差别，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和当时“文革”刚结束、一切百废待兴、劳动生产率低下、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普遍贫乏的那个大环境分不开的。现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物质基础来解决民生问题，就应该实现小平同志曾经强调的“到一定时候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战略目标。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3年左右，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巨大福祉，减贫和农村改革主要是在那个阶段完成的，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重投资、轻消费、重政府税收和企业利益、轻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发展道路。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收入差距本身，而是收入分配格局不公正、不合理。我曾经看到过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里面谈到印度的经济增长问题。印度的经济增长始于2001年，其经济总量增加了70%，但其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因素后，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仍超过300%。截至2009年，印度人均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的两倍，印度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被称为“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而我们的经济以接近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与1993年以后的中国模式相比，似乎印度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更加明显。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将“民富”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的建设当中，这正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五中全会讲话中用很长的篇幅提到：要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关键在我们党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企业中，广大的职工群众正是“民富”中的“民”，他们是企业发展的建设者，是企业利润的创造者，是企业文化的塑造者和实践者。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选举年度人物，“中国工人”作为唯一的群体形象入围榜单，而过去登上《时代》封面的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时代》曾评说，中国之所以能成功保八，归功于数以千万计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正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过去的奋斗、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2010年10月26日，美国道琼斯公司旗下知名财经杂志《财智》选出了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国工人”再次作为一个群体榜上有名。
我们的企业家应当想到美国人的前头。尤其是我们做企业文化工作的同志们，更应当有为“民”谋发展、谋福利这种意识。应当正视和认同老百姓渴望过上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扣“民富”这个主旋律，千方百计为百姓谋发展，扶助弱势群体，帮助老百姓致富，让员工在为企业创造利润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使他们提高生活质量，实现自我价值。我们应当喜欢、欢迎、促进、帮助老百姓过上富裕生活，而切不要害怕、嫉妒老百姓富裕，甚至掠夺老百姓的财富，与民争利。我们应当以促进、帮助老百姓致富为荣，以同老百姓“争富”、“夺富”为耻；以关心老百姓生活、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为荣，以漠视老百姓的困苦、对老百姓冷酷无情为耻。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和农民工队伍对我国的经济繁荣、对于创造世界经济奇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理应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过上更好的生活，过得更有尊严。
企业文化建设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也一定要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对以人为本当中这个“人”的内涵要做深入研究，要了解现在员工队伍的构成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而后才可能真正了解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所追求、所焦虑的是什么？他们最大的愿望又是什么？
最大的变化，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现在有2亿农民工进城。年轻的“农二代”们和他们父辈所思所想已经完全不同了，第一代农民工在域里挣了钱，最大愿望就是回家盖房子、娶老婆、生孩子；现在的“农二代”挣钱之后不想回农村了，他们漂泊在城市的最底层，想学习文化，有了更复杂的情感诉求，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他们的人生目标与眼下我们所经历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急剧转型大环境分不开。再比如现在的80后、90后们，一毕业就面临就业问题。现在有个新的词叫“灰色技能”，是指年轻人在就业前要先学会喝酒、打麻将、唱卡拉OK，据说这些“灰色技能”对找工作有帮助，难道我们的企业建设者要靠会喝酒和打麻将为企业创造利润吗？还有房奴问题，到大城市打工的白领和蓝领们大多数都属于蜗居和蚁族的群体，按现在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他们可能穷其一生都买不起一套房子。如果这些打工者所思所想没有人关注，他们的疾苦和焦虑得不到解决，他们的贫穷被阶层性地“固化”下来，被代际性地“转移”下去，他们不能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梦想，那么社会压力就会在社会底层积聚，后果会很可怕。
总之，无论如何，相比上一代劳动者，信息时代里新一代劳动者的特点是思想更为开放，开始受到市民意识熏陶，更有知识，消费观念起了变化（如：月光族）。所以，他们更希望实现自我，为企业所接受、也能被社会认同。我们可喜地看到，很多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适应这种新变化，以人为本也相应地有了新的内涵。
如：同仁堂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秉承“走群众路线”，提出了四个善待：“善待社会，善待职工，善待投资者，善待经营伙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同仁堂做到了职工转岗不下岗，而且还年年涨工资，住房逐年有改善。其实质和我们国家要实现“民富”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开明办企业，创办了以“倾听民意、改善民生、汇集民智”为主旨的《在线倾听》网络信息交互平台，员工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提建议、发表言论诉求，甚至可以说得很尖锐。领导对员工的留言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回复，不能敷衍、怠慢，如造成不良后果要追究责任。他们这种做法尊重员工的民主权利，拓宽了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渠道，塑造了民主平等的企业文化氛围，这是高于物质需求的以人为本。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在管理中对农民工一视同仁，领导和农民工在一个食堂吃饭，正式工和农民工在一个工资单上领工资，积极推进农民工“四个根本性转变”政策，即“由技能匮乏向又红又专转变、由挣钱吃饭向实现价值转变、由短期务工向当家做主转变、由打工者向新时期产业工人转变”。非常可贵的是培育了一大批以农民工的名字命名的“工作法”，帮助“农二代”们实现了奋斗的梦想。这是自我实现层次的以人为本。
以上这些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注重对员工的人文关怀，真正贯彻落实了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这些都是和我们当前提倡“民富”为先的大环境一脉相承的。
回顾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企业文化越来越深地融入到企业建设、企业管理和企业发展中，成为另一只“无形之手”。企业的短期竞争力取决于产品和技术，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则取决于文化。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最核心与持久的竞争力。而文化工作最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做好“人”的工作，关注人、尊重人，发挥人的潜力和创造力，使人得到成长，使人实现自我价值，使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有观点称，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以土为本”的劳动经济和200年“以物为本”的技术经济后，现在迎来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经济。我们应该抓住历史转折的机遇，继续高举科学发展观的旗帜，秉承“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增强忧患意识，发挥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汇聚力量，凝聚人心，在发展经济、使国家繁荣强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更富足美好，更有尊严，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