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斗争（1926－192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中国论文,领导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贵凡 译
译者按：这是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3年第2、3期连载的一篇专题论文，作者格里戈里耶夫系俄国著名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历史学博士，现任远东研究所中国历史、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远东问题》杂志主编。在本文中，作者依据大量历史文献比较详尽地揭示了1926至1927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争论内幕，阐述了争论各方的立场和观点及其对共产国际制定中国政策的影响。这篇文章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正确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全文译载于后，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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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本文标题的这个题目，至今还是我们国内联共（布）党史和共产国际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虽然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某些斗争片断，在关于苏共党史、共产国际史、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概论性和专题性著作中已有论述，但是由于政治思想方面的限制和不能利用必要的文献资料，这个题目的许多重要方面至今还没有被揭示。其实“中国题目”，特别是从1927年春天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联合反对派”的纲领和策略，决定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同它的最后斗争阶段的内容。“联合反对派”首领的演讲、他们向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向机关刊物散发的声明（虽然当时一个声明也未刊出），对多数派首领的立场以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在这些问题上的斗争，对中共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其领导在1925至1927年革命的危急时期和1927年夏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之后寻求摆脱危机出路的时期，更误入了歧途。
联共（布）领导内部的多数派方面参加这场论战的主要人物，是其首领斯大林和布哈林。他们是当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几乎在所有基本中国政策问题上都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反对派的主要思想家是其首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他们在观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我们的学术著作中，由于“忌讳”使用论战的其他主要参加者的档案材料，或他们以前在国内外发表的著述，迄今无论对多数派首领的立场还是对反对派首领的立场都没有作出充分的介绍。就是在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著中，对论战内容的分析，也限于阐述与反对派要求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有关的分歧，而把双方立场的其他重要方面，如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评价、对土地问题的看法等等，置于视野之外。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多数著作中，首先强调多数派和反对派纲领的不同，而不谈它们的基本态度的相似，以及它们的纲领的政治思想基础和其中所反映的经验（首先是俄国革命经验）的共性问题。
最后，在对共产国际的活动采取辩护态度的影响下，没有揭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的这场斗争造成的后果，以及这场斗争不仅对“中国政策”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对共产国际在1927年夏天的明显“向左”转产生的影响。
联共（布）领导内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第一次出现分歧，是在1926年4、5月间，即与“联合反对派”的形成时间相吻合的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的暂时转入低潮时期。革命转入低潮意味着革命的第一阶段结束，意味着在革命过程中实行共产国际的国共统一战线政策结束。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和直至1926年3月中旬对这一政策的实施，据在季诺维也夫主持下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的材料证明，并未在参加未来辩论的主要人物中间引起什么实质性分歧。托洛茨基后来说，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是，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材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会议的材料，都未提到这一点。在托洛茨基的档案中也未发现他在这几年持有特殊立场的痕迹。
这个时期，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同苏联政府建立联系和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之时起，共产国际所实行的中国政策，是以共产国际二大和四大提出的关于苏俄和共产国际各党需要同东方民族革命运动互相配合的思想，以及六大作出的关于反帝统一战线政策的决议为基础的，并且发展了这些思想和决议。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和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行动，是要达到两位一体的目的：试图使国民党在进行组织上和政治思想上的改组过程中，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中共）扩大其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建立一支中共可以通过政治机构和政治学习系统加以控制的新型政治化的军队，用来取代军阀控制的雇佣军，在做好这两方面工作基础上发展成为主要的，或一支主要的、在军事政治方面强大的并对苏联友好的民族革命力量。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被看作是中共取得迅速发展，扩大其群众基础和国民党左翼力量，而将来在整个国民党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种手段。国民党按照与联共（布）建党原则相类似的原则进行改组，势必导致国民党的纲领性和策略性指导思想，即孙中山的著名的“三民主义”的激进化。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同国民党合作一开始，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作了表述。这个决议是在1923年11月作出的，并交给了当时正在访问莫斯科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在这个决议中，共产国际执委会极力建议国民党“本着现代精神”，而实际上是本着含有一些更高要求的共产党最低纲领的精神，来解释“三民主义”：建议把“民生主义”解释为不仅要求将外国企业、银行和交通工具收归国有，而且也要求将中国民族工业国有化；提出“把土地直接分给耕种者，消灭大地主和众多中小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的口号。文件中表示相信，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日益发展的中国工人运动”，“全力支持”工会和中国共产党。从自己方面来说，共产国际保证“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换句话说，提出了把国民党从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党（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它是这样的党）变为激进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党的任务。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部分建议（土地要求除外），并把它们纳入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新纲领中。这一事件很有意义，但是造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对该组织激进化的实际可能性抱有过高的期望。
这个情况，以及中共在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明显成绩、中国（和印度）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某种发展，成了共产国际领导中“左”的倾向得以滋长的土壤。大家知道，共产国际五大进行期间，在讨论印度革命方案对，斯大林发表了关于必须“粉碎妥协的资产阶级”的声明。这种倾向在1925年扎下了根，当时，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1925年3至4月）提出的建立工农党的思想相联系，斯大林说国民党就是这样的党，并断言，“在象中国和印度这类国家，共产党人已经不能给自己提出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而应转到“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联盟的政策”上去，这种联盟可以采用统一工农党的形式，也就是共产党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党联合的形成。
在中国，对国民党左翼将进一步得到加强的这种估计和推测，是与中国共产党和群众运动对国民党影响的日益扩大，以及从国民党中逐步“清除”、“排挤出”其政治右翼的策略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因素被认为是实现这个计划的重要手段，后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把它说成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压力”，指的是国民党同苏联通过国家渠道建立的联系、苏联为国民党及其广州政府建立军队提供的物资援助和军事援助、苏联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在这方面和在组织国民党及其政府活动方面起的作用。在评估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扩大的前景时，占有重要位置的是这样一种看法：国民党首领同中国共产党结盟，不仅考虑到它能够扩大国民党的群众基础，而且也考虑到它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他们知道，国民常同苏联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共关系的性质。
国民党许多著名代表人物不止一次地发表的关于学习“俄国经验”的重要性的声明、他们对“自私自利的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猛烈抨击，以及关于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总司令部”的声明，对于造成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的过高期望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这类声明都带有“外交声明”性质（在共产国际中，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获得更慷慨的援助和个人的支持。同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声明背后也有国民党一些派别对苏联和联共（布）的某些活动方面，如对建立强大的党和军队，对国家在顺利地实行新经济政策中的作用（“指挥的高度”），对计划经济思想等等的真实兴趣。在国民党中确实形成了主要以拥护“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各种派别为代表的左翼。部分左派（人数较少）成了共产党人，或接受了中共最低纲领中的某些内容，对三民主义的一些内容提出了更激进的解释。但是绝大部分左派仍然持形形色色的民族改良主义立场，对阶级斗争思想和土地革命思想，或持不相信态度，或持否定态度。共产国际希望，随着事态的发展和中共影响的扩大，在国民党中将形成有影响的群众性的“中国雅各宾派”或“中国社会革命党”。但是这种基于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相类似而产生的希望，并没有实现。考虑到“真正左派”的这些标准，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经常指出国民党左翼本身的极端软弱性。按照这些标准，国民党中的“真正左派”基本上都是共产党人。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通过左派施加影响，但又试图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影响，这就决定了通过把共产党人推上国民党地方和中央机关关键性岗位的办法“从内部”掌握国民党机关的策略，以及利用国民党派系摩擦和个别激进首领的个人“领袖”欲望同这些人建立特殊关系的方针，以期“从上面”使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方针变得更激进。实行这种策略所取得的公认的成绩在1926年初显露出来了：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相当“左”倾的旗帜下举行，国民党的一些首领，其中也包括汪精卫和蒋介石，比某些共产党人发表了更“左”的声明，而选举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取得了相当数量的席位，在国民党机关中得到一些重要职位。这是过高估计国民党的性质和共产党在其中的能力的又一原因。
随着1925至1927年革命的开始，在民族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形势下，初步形成了具体的政治行动和军事行动的轮廊。广东民族革命力量的根据地得到巩固后，7月在这里成立的左派在其中居优势的政府，宣布自己为国民政府，并接受了以布留赫尔为首的苏联顾问们制定的旨在统一全国的北伐计划。与此同时，1925年下半年，占据通往北京的要道的“国民军”首领（冯玉祥等），宣布自己拥护国民革命，在华北积极开展了活动。这些军队在1925年初同苏联代表建立了联系，得到了苏联相当数量的物资援助和军事援助，有一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在其中工作。在同冯玉祥等国民军指挥官进行接触时，中共北方组织和以加拉罕为首的苏联驻北平代表机构起了重要作用。1925年底1926年初，鉴于这些军队靠近中国首都，并同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即控制华中地区的、南方人的主要敌人吴佩孚和控制东北地区的、妄想在北平占居上风的张作霖有尖锐冲突，人们特别关注它们的作战能力。
当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各派对中国局势及其前景有一致的评价，这在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的决议中有反映。斯大林和布哈林曾多次利用这个时候和后来各派在立场上有共同点的事实来评击反对派。
决议作者在指出1925年夏天爆发的上海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成了全民运动的起点的同时，显然把愿望当作了现实，断定“组成了阶级工会并由中共领导的工人阶级，是以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急先锋和主要斗士的姿态出现的”决议中说，正是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国内各民主革命组织，首先是国民党及其广州政府，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在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第一次未把国民党称为民族革命党，而称“人民革命党”。决议根据斯大林1925年讲话精神，把国民党说成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平民的革命联盟，而这个联盟是建立在这些阶层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整个封建军事制度，争取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建立统一的革命民主政权的斗争中的共同阶级利益基础之上的”，虽然在决议的另一部分谈到，在民主革命组织领导之下，最广泛的居民阶层（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与帝国主义相对抗的任务。从国民党整个定义的前后联系来看，“城市平民”这个模糊概念，表明在这里（在斯大林的上述讲话中也是一样）把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归入了“资产阶级”。决议对广州政府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同最广泛的工农和城市平民群众建立了联系”。
由于到1926年3月，即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革命开始转入低潮，特别是华化“国民军”遭到了失败（1926年初，冯玉祥丢下军队去苏联，5月抵达），决议把中国局势说成是“群众性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的某种喘息”，并且决议中的一些规定表明，要回到1925年底1926年初的军事政治计划上去：“在华北建立国民军，同广州军队一起作为建立中国民主革命军的基础。”建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坚决支持建立“民族革命武装力量”并做军队的革命化工作。
在公布的全会决议中，认为中共的“政治自决”程序有“很大进步”，虽然其中也说，“党的组织手续还远未完成”。而在秘密通过的“中国提纲”（作为给中共的指示）中，给中共提出了准备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任务，告诫中共防止产生两种倾向：一是右倾取消主义，忽视无产阶级独自的阶级任务，有可能导致同一般民族民主运动的融合；一是极左情绪，力图“跳过运动的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忘掉了农民这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决定因素”。从后面这一情况中可以看出，运动的最近阶段，按照后来斯大林的说法，不是全民阶段，而是民主革命阶段。
决议和提纲中特别指出，中国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趋势是否能取得胜利，这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并且认为，外国资本的输入破坏了农村中的宗法关系。
总的来说，这些观点几乎全面再现了布尔什维克在1905至1907年革命中的基本策略思想。这一点在决议中也直接谈到了：“尽管中国情况有其特殊性，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还是与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很近似。”
这种看法，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所特有的，根据实际情况的“类似”，将俄国实际情况搬到中国城乡发展进程中的做法，反映了把联共（布）经验作为“所有国家的策略范例”而将其绝对化的倾向。不久，实际生活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对力量格局、国民党内部状况、群众运动水平和共能力的估计是如何之过高和不现实。人们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才意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情况与俄国欧洲式的“范例”的根本不同。
从1923年中共加入国民党时起，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其中也包括第六次全会决议，在理论上几乎所有基本方面都可以被看作（当时就是这样看的）是在中国条件下对共产国际二大和四大决议的运用或发展。
在“中国政策”及其论据中，保留有起源于二大和四大文件的，对中国（和印度）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拔高倾向、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而主要是对其解决途径的解释方法、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客观任务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的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民族运动范围内加紧提出社会要求的方针，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运动初期就应准备（首先是在争取农民的过程中）起到解放斗争领导者的作用和同“资产阶级民主”作斗争的指导思想，还有对各种改良主义派别的断然否定态度。甚至从1924年起在对待资产阶级和统一战线的政策中明显存在的“左”的倾向（在我们的著作中，认为这种倾向忽视了四大的这样一个论点，即统一战线政策是根据“同世界帝国主义的长期的持久的斗争前景”提出来的），在四大的同一决议对统一战线政策所作的解释中也找到了为自己作辩解的理由。决议认为，统一战线政策不是战略，而是迫不得以采取的临时策略，是“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某些集团的犹豫和动摇”的手段。
二大和四大关于为东方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需要经历“一个整个历史阶段”的论点，也是产生“左”倾的一个脆弱的障碍。如何确定这个阶段的时限？难道从1917年“2月到10月”这几个月时间在共产国际首领的概念中不是这样的历史阶段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这些决议和后来的决议表明，尽管它的领导人有种种分歧，但在这样一点认识上是一致的，即在20年代中期，这个“历史阶段”就已经结束或接近于结束。
反对派代表人物关于修改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中的一个核心论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以及关于把中长铁路移交给中方的建议，为争论打下了基础。这些建议，是在1926年4、5月间第一次提出来的。当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在中国事件影响下，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以前对国民党状况和中国局势的乐观估计。这个时候“国民军”在北方遭到了失败，传来了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发动政变的消息。蒋介石试图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影响的日益扩大，巩固自己的地位，短时间逮捕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军队中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而后在5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的决议案（不允许共产党人在中执委和军队中占据关键性职位，禁止批评三民主义）。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1日作出的关于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决议，对中国局势作出了比较谨慎的评价，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四次全会的评价有某种不同。这个决议是根据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作出的。其中指出了中国革命运动发展“速度的缓慢”，制定了许多措施，主要是外交政策方面的，表明联共（布）领导当时研究了与以前不同的（包括南方在内的）中国事态发展方式。决议中未提及蒋介石的政变，但决议中谈到，不仅要把广州看作是临时的革命桥头堡，而且要看作是一个不得不“同外国实行妥协的大国”。为发展这一论点，斯大林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根据斯大林的修改意见，建议广州政府通过实行土地、财政和政治改革以及加强防卫能力，“集中力量从内部做共和国的巩固工作”。这个修改意见还说：“广州政府，在目前时期应当坚决放弃进攻性的向外远征的想法，放弃采取任何有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走上外部干涉道路的行动的想法。”决议中有一个论点表明，可以采取与1925年不同的计划和行动。这个论点是：“若是弄清楚。国民军（指华北国民军）将长时期把阵地让给吴佩孚，那么寻求同吴的妥协，以削弱他对英国的依赖性，就可能是适宜的了”。决议中的这些论点和另一些论点略为说明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的外交动机，而首先是说明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即这个时候“由于欧州处于某种稳定状态，特别是帝国主义分子提出整个中国问题，国际形势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从文件中可以看出，这里讲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反对中国统一战线的形成，间接地讲到，在这些国家的宣传和政策中，把中国革命事件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行动“联系在一起了”。决议中建议反击中国和外国反动报纸开展的要求召回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的宣传运动，并“公开声明”我们同情“中国人民为建立统一、独立的国家和实现民主而斗争”的政策，不允许有“从我们方面进行任何外部干涉的思想”。换句话说，这里讲的是对列强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威胁，可能也是对苏联的威胁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担心。这种担心，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1926至1927年的“中国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此，文件中建议中国革命力量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以阻止列强组成统一战线，采取暂时（如对日本）作出让步的政策，以孤立被视为中国独立的主要敌人的英国。巩固“华南共和国”的策略，在文件中虽未提及，但当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都把这一策略看作是削弱，或如后来斯大林所说，“分散”帝国主义的力量，而首先是英国的力量的一种手段。
在正常情况下，关于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先是托洛茨基在4月提出的建议，而后是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建议）和托洛茨基在1926年5月提出的移交中长铁路的建议，可以看作是工作辩论的内容，更何况当时这些建议是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并未全面论证和说明如何在中国条件下具体实现这些建议。此外，可能季诺维也夫受到以前立场的束缚，未提出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探讨了采用三·二○事件后中共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过的一种行动方案，使中共真正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可题（虽然后来他，特别是托洛茨基，都引证说他们“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托洛茨基的第一个建议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对他的建议的反应（后来斯大林说：“政治局拒绝了这个建议”），在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没有记载，可能这只是交换意见而已。但是，四月底季诺维也夫提出这个建议后，在联共（布）中央开完（1926年）四月全会，问题发展到组成“联合反对派”的情况下，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就此问题作出了措辞“强硬”的决定，如其中说：“3.承认国共破裂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认为这种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承认有必要实行将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当时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被取消。决定中还说：“…4.因此认为，至少在共产国际下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作任何组织关系上的改变都是不允许的，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来说都是危险的。”
1926年讨论这个问题的尖锐程度，在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七月联合会全会上达到了顶点，当时联合反对派在文件中以全会名义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同时还提出了移交中长铁路和从中国召回加拉罕的建议，加之在全会上对多数派首领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立场的批判，象是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政策展开了一次“全方位”的进攻。
在全会上，使“中国问题”变得特别尖锐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1926年7月初，尽管中共和苏联驻广州代表试图“抑制”北伐，但蒋介石做好了准备，实际上已开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首先是斯大林和布哈林，采取了支持北伐的方针，指望中共留在国民党内，随着新地区群众运动的发展，将为加强共产党人在群众组织中和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作用创造新的条件。在这种考虑中，起重要作用的，仍然是认为国民党领导和蒋介石本人对苏联的物资援助和军事援助以及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感兴趣。另外，重建冯玉祥的“国民军”也起了重要作用。冯再次得到大量资金，准备离苏回国。总的来说，这是在新的条件下回到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初的那种计划上，虽然对其根据作了一定的改变。反对派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是对这种计划和对国民革命运动的不信任，是离开了他们以前的立场。
反对派在7月全会上提出建议的理由，我们主要是从布哈林的说明中了解到的。布哈林把反对派的方针说成是，面对在中国遭到一系列他所说的局部的和“相当大”的挫折（国民军处于受追逼的境地，国民党右派试图搞垮广州政府，瓦解国民革命运动），“建议向右派作出让步”。布哈林认为，“由于遇到困难和挑衅而建议归还中长铁路”，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按照他的话说，这里所讲的铁路是“战略大动脉，是我们伸向中国的革命手指头”。“由于报纸掀起反对加拉罕的宣传运动而要召回加拉罕”，并把他转派到日本，再把科帕从日本转派到中国，这个建议也遭到了否定。理由是，科帕以“对任何民族革命运动都持怀疑态度”著称，而“加拉罕贯彻了我们面向民族革命运动的方针”。
最后，在布哈林的解释中，同“国民党断绝关系”的建议，他认为是个大错误，因为“我们应该面向也有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广泛的民族革命运动。国民党是个独特的党，不同于西欧的党”。再者，“我们在这个国民党中起领导作用，在执行我们党对也有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整个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对国民党的这种明显不符合实际的评价，特别是在“三·二○事件”和联共（布）、共产国际执委会得到关于国民党内部状况的报告之后，只能说是试图寻找“更猛烈地”抨击反对派的“论据”：掌握领导权，是梦寐以求的目标，自己放弃领导权，这不是“右倾”投降主义吗？就是这样，根据基洛夫的建议，在全会决议中，给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的纲领定了性。决议赞同政治局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中国问题上的活动，指出确实存在反对派的明显机会主义的和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投降主义的建议”，认为“总的来说，这些建议反映了不可容忍的失败主义情绪”。
尽管这里引用的反对反对派建议的论据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问题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在学术著作中，时至今日一直在讨论放弃这一步骤的后果和一旦这样做可能出现的事态发展方式。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否会导致象我们许多作者所认为的那样，它在广东会立即被反动的国民党和军阀消灭？如果共产国际和苏联还打算拨款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的话，可能会是这样，何况当时中国共产党本身人数很少。那么党处于国民党之外，不能在自己的城乡工作中利用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招牌”，能象在北伐中那样，在人数上和政治上获得迅速发展吗？在那种情况下，多半是不可能的。有可能，中共不建立自己的军队，不要求对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而同国民党左派结成联盟，扮演国民党的激进民主主义合法反对派角色，才不致受大的损失脱离国民党。但是经验表明，没有武装力量作“后盾”的党，在中国条件下，会变成人数较少、影响不大的派别。那个时候，中国的解放运动进程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个单独的问题。反对派认为，中共能够独立地而且是在最近的将来组织和领导强大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
1926年7月以后，反对派在“中国战线”上的积极性出现了长时间的低落。看来，在北伐取得了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战绩（到1926年底，北伐军已向长江推进，占领了大城市武汉），在群众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反对派首领并未找到一种办法，把中国政策问题转移到自己纲领中的其他方面。拉狄克在这个时候的一次讲话中，甚至称北伐是“光辉的革命之举”。1926年底，反对派受到沉重打击（10月，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清除出政治局，季诺维也夫被正式解除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遭到失败，其纲领被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据托洛茨基说：“到1927年初，季诺维也夫就准备投降了”。此外，在反对派内部发生了分歧，在如何评价中国形势和中国政策问题上发生了激列的争论。
唯独拉狄克表现出了积极性，虽然是有限的。他在1926年7月而后又在9月以中山大学校长身份写信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求首先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在蒋介石任国民党首脑而鲍罗廷“在表面上支持”他的情况下，如何对待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如何对待国民党在农民当中的工作？国民党应否在工人当中做工作？如何支持国民党中的左派？反对派试图以引证拉狄克的这些信来驳斥后来对它长时间沉默的指责。
拉狄克的信的潜台词是清楚的。但是当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除了对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想法持消极态度外，并没有答复中国政策中的这些真正核心问题的现成答案。3月20日后，在中共中、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和在共产国际代表之间进行的激烈争论，都探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1926年11至12月）总结了探讨的结果。
“军事独裁”问题，莫斯科仍然指望，通过在国民党中建立有影响的左翼和在开展随着北伐军的推进而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加强中共在工会和农会中的地位，进而改变国民党内部力量对比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些总的指导方针是同“从上面”抵制蒋介石独裁的计划相配合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掀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要求蒋介石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的主要竞争对手、1926年3月20日事件后不得不出走欧洲的左派首领汪精卫回国。在军队中，作为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力量，提拔了唐生智将军，鲍罗廷同唐建立了特殊关系。此外，还打算把北伐军主力派往武汉，然后去包抄蒋介石老巢上海地区，而后再向北方推进，同冯玉祥会合。冯可能成为又一个与独裁者相抗衡的人物。加强国民党左翼力量的考虑推动了国民党及其政府内的事态发展。在这里，随着蒋介石及其军队去远征，左派人士活跃起来了，他们得到了部分军人的支持，这些军人对蒋介石的地位得到加强很不满。
这些问题在中共中多次作了讨论，中共领导基本上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计划，在对国民党左派以后发展前途的评价上，采取了较为谨慎和现实的态度，并且指出，在国民党中不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所希望看到的，并首先准备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那样的左派。陈独秀在1926年秋冬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而后在12月的中共中央全会上，发展了这样一种思想：国民革命的成功意味着民主革命政权，即由现在的国民党左派首领控制的政府的建立，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不应争夺他们的政权。这个政权将建立的经济制度，含有多种经济成份，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成份和经过革命具有“民族民主资本主义”特点的私有资本成份。陈独秀把这个国家称为“所有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专政”。总之，尽管存在种种差异，在这些“设想”中，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某些特征。事态发展表明，国民党左派无论同共产党人结成联盟还是同他们断绝关系，都不能“保持住”这种前途。可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1926年11至12月）在评价革命前途和中共任务时，把“标竿”提得更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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