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光绪朝札萨克图王旗招垦开办蒙荒中的移民问题及蒙汉关系
孙玉龙1,范立君2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摘 要 ： 清代对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属地内实施封禁和蒙汉分治。随着清初顺治年间官方招募移民以及为谋求生计汉族的自发移入，汉族人口的数量不多增多，封禁政策受到冲击，蒙汉关系也发生变化。嘉庆五年(1800年)下旨可“接地养民”“以资蒙古生计”，将处理郭尔罗斯前旗蒙荒开垦的原则和办法，载入《大清会典事例》等文献中，并通告各蒙旗，宣告蒙地开始弛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又宣布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即彻底废弃原有对蒙封禁、禁垦蒙地的政策。光绪朝有组织地把大批汉民移入蒙旗，大量拍卖蒙荒，使得蒙地发生社会变革。自此蒙地封禁和蒙汉分治政策最终瓦解。汉族人口的迁入过程中出现了土地私垦，在光绪朝最终被迫招垦开办蒙荒，在札萨克图王旗夹杂着蒙、民矛盾与纠纷。但是随着蒙汉之间相互学习、和睦相处，客观上促进了蒙地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多民族生活区域的繁荣。
关键词 ： 开办蒙荒；移民；蒙汉关系；光绪朝；清代
清代对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属地内实施封禁和蒙汉分治。嘉庆五年(1800年)下旨可“接地养民”，“以资蒙古生计”，将处理郭尔罗斯前旗蒙荒开垦的原则和办法，载入《大清会典事例》等文献中，通告各蒙旗，宣告蒙地开始弛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发布“变法”通告，开始在全国推行所谓新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又宣布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即彻底废弃原有对蒙封禁、禁垦蒙地的政策。
一、清代札萨克图王旗的移民情况
蒙古族、世居东北的满族以及移民而来的汉族是清代居住在札萨克图王旗的主要民族。
顺治年间的《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以嘉庆五年(1800年)宣告蒙地开始弛禁为始,至道光年间，变封禁为放垦，允许关内百姓入东北开垦。咸丰年间，开禁放垦，流民可以合法进关。
清代移民包括因蒙古王公私垦而引起的零星的移民和政府鼓励的大规模移民。此前进入札萨克图王旗的汉族人口数量不多，仅仅能称作人口流入。随着清代咸丰朝后开禁放垦，外来人口的大规模移入，此时的人口迁入才能称为移民，人口主要来自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政府移民的目的是移民垦荒，以恢复东北的经济；招徕民人，为移民实边、巩固政权。外来的人口主要来自于两个渠道 ：一个是来自海路的山东移民。因辽东半岛合山东半岛毗邻，清代有众多山东的汉族人口携家带眷乘船渡过渤海来到东北。他们先在辽东半岛短暂休息，然后分路向北进发，进而有人进入蒙地。他们被蒙古王公招募私垦，逐渐成为蒙地居民的一部分。另一个是来自河南、河北等地的中原移民。较之山东的移民，这部分人口相对较少。这些人携带家眷通过山海关的严格检查后进入东北，伴随着人口迁移进入蒙地谋求生计。
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移民东北过程中的历史画面 ：“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 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1) [日]小越平隆 ：《满洲旅行记》，卷下，《满洲山东移民之状况》，上海 ：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34页。 。
通过对2组数据的对比，可看出利用残差GM（1，1） 模型对模拟值进行修正后，预测精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其平均相对误差为0.021%。利用残差GM（1，1）预测模型对第8次累计沉降量进行预测，得到的预测值为19.29 m，其真实值为19.67 m，相对误差为0.019%，后验差比值C为0.019 6，预测结果与真实值较接近。GM（1，1）和残差GM（1，1）2个模型的预测结果都获得一级预测效果，充分证明了GM（1，1）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而利用残差修正GM（1，1）模型的预测结果的后验差比值更精确。通过对建筑物预测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2点结论：
以吸光度为纵坐标(y)，以芦丁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根据不同浓度芦丁标准品溶液的吸光度，拟合得到线性回归方程为y=12.685x+0.004 99(图1)，R2 =0.999 23，说明相关性较好。
在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城之北岸nadanju五里地末端处，所有启程之处立网收税捕鱼居住的xandong lai jeo fu cang 县民人liyang cung si来衙门告状。据yen fu jeng的供述情状如下，“我是山东莱州府叶县人，与民人liyang cung si等一起合伙，曾经在叫nadanju的地方捕鱼。”(2)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影印版，第333页。
清廷放垦蒙地主要是为了收取“押荒银”来补充赤字日巨的国库，所以无论是荒地还是早已垦好的熟地，都被当荒地而收取“押荒银”。民蒙杂处、相安已久是清代札萨克图王旗的现状，佃户各族皆有。办理札萨克图蒙荒过程中，考虑札萨克图王旗的人口情况办理蒙荒，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有乾隆朝民人居住蒙地，在刑诉中诉说籍贯的记载，译文如下 ：
从案卷yen fu jeng的供述可知，他是来自山东的民人，迫于生计到蒙地垦荒。而此处记载只是《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中民人进入蒙地后蒙民纠纷案件中的一例。
在《办理札萨克图蒙荒案卷》中有多处涉及蒙地汉民垦荒的记载。(3) 本节所引记载分别见李树田主编 ：《蒙荒案卷》，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72、126、131、180、231、2页。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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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奏为查办札萨克图郡王乌泰迭被参控各节并拟具该旗开垦章程十条由》 ：至札萨克图郡王旗放荒开垦一事，行之二十余年，招徕数千余户，势难中止。
正确答案是跑得快淋得雨多一些。我们将人粗略地看作一个长方体，在雨天中停留相同时间，人被淋到的雨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头上被淋到的，也就是长方体上表面被淋到的；一部分是迎面淋到的雨水。我们可以计算一下：设人的上表面积为s，前面的面积为S，雨水在单位时间内降落在单位面积上的雨量为k，单位时间内单位空间的雨量为l，人的速度为v。
如图2空压机冷却流程图所示，为了保证空压机的正常运行，传统的做法是将高温高压的油气分别进入各自的后置冷却系统进行冷却降温，冷却后的润滑油重新返回油路循环使用。
《为各起员由荒回局并停绳日期呈报暨移行由》 ：查，该蒙旗台壮等因熟地准原户承领一节，多欲以重价刁难，逞其妒念，外户群以为忧。窃计价过重，则恐激外户之变，酌价轻，则难平本旗之心。
《呈为前因办荒省局发条行局掣票蒙饬省局核议省局仍拟发票等因据覆札饬到局再呈不便情形请示由》 ：惟此荒系丈放并行，与他处先丈后放，原有成数可稽者不同。加以各等荒中，皆有熟地夹杂，熟户虽有册籍，而私垦、逾垦不一而足，其数无从考查。熟地无定，则生荒难知，须俟熟地丈完，生荒始有梗概。
《禀为出放蒙荒佃户各众拟请双流镇早设地方官以资治理伏乞宪鉴采择办理由》 ：惟该处地方辽阔，民蒙杂处，旧有垦户均系喀喇沁旗蒙民，新招之户满汉兼有。复加本旗台壮，风俗不一，良莠不齐。若不及早设官分治，则荒务告竣职局即应裁撤，而此地并无官员镇慑，将见争夺频仍，盗贼即因之而起。倘再勾结外人强事干预，不特万余户生灵涂炭，即该蒙旗亦从此不能安枕。
《为准蒙旗咨称借贷洋款俾旧户承领原垦地段由局移覆报请核夺由》 ：又揽头等原呈内称 ：仰乞蒙、民交界安插明白，以免言语不投，致酿事端”等语。查民、蒙为邻，其各家地界自应明白，至就合境以论，则本省所属民、蒙兼有不止一处。如昌、怀、奉、康一带，皆系民、蒙杂居，相安已久，并未闻有畛域之分。况此次出荒，除蒙佃原留不计外，早经订拟不分满蒙汉民一律招放，断不能如一二揽头之私意有所歧视也。等因。
枸橼酸莫沙比利为第三代促胃肠动力药，是一种强效的选择性5-羟色胺4（5-HT4）受体激动药，能增加胃及十二指肠运动，不影响胃酸分泌[9]。将其制成胃漂浮缓释制剂（如胃漂浮缓释微丸），延长其在胃内滞留时间，有利于增加其在胃及小肠上部吸收，稳定血药浓度，减少服药次数，提高临床疗效[10]。
《移据民人赵景山等呈系王爷自招垦将原占各荒一律安插由》 ：局衔 为移行事 案照敝局案据民人赵景山、孙海川等呈称 ：“窃身等系札萨克图郡王于光绪二十六年招来原佃，踩占莫勒克图、他拉根等处之荒。虽未开垦，荒银已交二千两在局，过存有案。今经委员由他连哈达丈过，身等所踩之处抛在界外。伏思身等均是王爷自招佃户，既蒙普同安插，缘何抛在界北不给丈放，漏出身等二户荒地。只得叩恳恩准，将身等佃地一律安插，则感大德”等情。据此，查该户既系王旗所招原佃，即与旧户无异，自应照章勘办勿得遗漏，致异日又多胶葛。除批示并札饬起员外，相应移行贵局，情烦查照。饬起勘办施行。须至移者。右移札萨克图荒务蒙局。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五日。
“至该郡王多招荒户之由，实因从前已发放荒界，南北长三百余里，东西宽一百余里，外来客民共有一千二百余户。该郡王不谙放荒章程，每户不问垦地多寡，概令交押荒银二十两，以致嗜利之徒转相私售，以一户之名，隐匿私租多户。……由是青户愈多，占地愈广，户口已暗增数千余家，致新开荒地又增长三百余里，宽一百余里。”
查，《蒙古律例》当中并没有记述将盖章印信私自丢失的处罚情况，领催gvra因为疏忽把小偷darma所偷拿的帽子、札萨克盖章印信一同丢失，按律例把gvra打八十鞭，从领催撤官，将已丢失的貂皮帽子一同赔付。从gvra处拿帽子的价钱七钱，交付佐领iletei送到副都统衙门等因送来。因此，从我们衙门与蒙古主事umra一起查办，将蒙古urta等人再次严究，一经审问，诸事全部与供述给伯都讷副都统衙门的口供一致。查，蒙古urta等人从yen fu jeng等人捕鱼的juraci地方偷捕，(juraci地方)乃伯都讷所管辖之地，又查定例，“蒙古人若在内地犯罪按照刑律办理，民人在蒙古地犯罪即按蒙古法令处理”。又依法律，“凡是秘密偷盗所得的财产，不考虑有没有分赃，将其他人罪减一等，一两以下的杖责六十，将次等人诸事按照等级依次减少。若是一两以下的，杖六十。”(4)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影印版，第333页。
又依律，“凡是暗中偷窃临时抓捕时抵抗，若导致抓捕人打伤未致死的，将首犯斩监候处决。诸多都按杖一百处理，关进监狱，从犯发送边境卫所充军。”(5)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影印版，第343页。
二、移民过程中的蒙汉关系
(一)清代札萨克图王旗的蒙汉纠纷及刑诉
努尔哈赤时期根据《大明律例》制定了《大清律例》，并成为后金政权刑罚的主要法律依据，对各民族特别是满、蒙、汉民族罪犯的审理并没有进行细致划分，这种“一体审理，一体服役”是《大清律例》对犯人审理时一视同仁的审理理念的表现。
入关之初，清朝倚重蒙古，一直把蒙古作为自己重要的支持力量不断加以拉拢。专门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蒙藏等地事务，又陆续颁布了《大清会典事例》、《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对蒙古人和旗民案件的审理进行了法律上的规范。有清一代，成为蒙地法治的依据，即使民人的大规模迁入也没有影响蒙地的诉讼刑罚，在垦荒中出现的相关纠纷也要按照相关律例处理。
在记述有清代前期顺治十年至乾隆六十年之间相关蒙古地区涵盖发遣制度、蒙古地区司法审理程序、司法实践以及相关社会经济状况的《清前期理藩院蒙文题本》中也有对于蒙古地区对于蒙民偷窃行为处罚相关的记载，译文如下 ：
可见清代光绪朝札萨克图王旗招垦开办蒙荒使得移垦蒙地变为合法化，吉林将军设局丈放，在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在郑家屯设立办理札萨克图蒙荒行局，之后办理札萨克图蒙荒行局迁移至双流镇，由张心田总办等主持荒务事宜。原先隐匿私租的佃户变为合法租佃，招外旗蒙、民垦荒，刺激了内地汉民的流入，极大地促进了移民的进程，大量域外人口进入札萨克图王旗，领垦蒙地之人不断增多。
观察组53例中，显效25例（占47.17%），有效23例（占43.40%），无效5例（占9.43%），总有效率为90.57%；对照组53例中，显效19例（占35.85%），有效24例（占45.28%），无效10例（占18.87%），总有效率为81.13%，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查《蒙古律例》，假如蒙古人在口外犯罪，依照《蒙古律例》治罪。伯都讷所属地方与郭尔罗斯蒙古人比邻交界，在口外，理应将盗贼依照《蒙古律例》治罪。惟《蒙古律例》并无偷盗别人捕获的鱼时进行抵抗，将缉捕他的人打伤(这件事)，如何治罪没有现成的条款。以前在《蒙古律例》中如果没有现成的条款，全部参照刑律治罪。刑律(规定)，凡偷盗农田的粮食、小麦、蔬菜、果实及无人看管的器具，把东西核算起来全部按偷盗议。如果一两以下，杖责六十，免刺字。倘若任意雇人拿走山野的草木、石头聚集起来的东西，也按偷盗议。又，凡偷盗时抵抗缉捕致人受伤，不是用铁质刃器致伤，或者伤口轻微能够愈合，将首犯发送边境卫所充军，将从犯杖责一百，服苦役三年。今蒙古人urta起意，纠集darma等人偷民人所捕之鱼。urta被捉拿时抵抗，并用柳枝将yen fu jeng打伤。yen fu jeng伤很快痊愈。因此将主犯urta戍边充军。因为urta是蒙古人，发配至山东，交付驿站服劳役。把从犯蒙古人darma、dabdan、toktoho按《大清律例》应判杖责一百，劳役三年，因为是蒙古人，判披枷四十天并各鞭一百。把了解偷盗情况吃鱼的muhucu按照明明知道小偷偷的赃物还故意购买，按敛财议罪。一两以下者，杖责六十；明知为赃物而故意隐藏者从故意购买罪，减一等。依刑部律例，再罪减一等，杖五十，改打五十鞭子。(6)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影印版，第350页。
光绪朝的《办理札萨克图蒙荒案卷》中亦有多处涉及蒙汉矛盾的记载 ：(7) 李树田主编 ：《蒙荒案卷》，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235页。
在开展小学班级管理工作中，班主任应时时刻刻对学生有充分地理解。小学生年龄相对而言比较小，身心发展并不是非常均衡，而且不同的小学生性格又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如果小学生在学习或者生活中遇到难题时，班主任首先要给予学生足够的尊重与理解，并且要选择好的处理方式。在日常的班级管理工作中，班主任应该对全体学生的行为举止及表现进行细致观察，因材施教。
清代末年，随着民人的大量涌入，多民族聚居，“民户纷集，蒙汉错杂”使得蒙汉矛盾不断。加之民人在垦荒过程中，人为地破坏了蒙地的生态环境，使得蒙人对于民人更加不满，加之在垦荒过程中有不法之徒“冒充荒务局员，甚至设局收价，诓骗乡民”或“假充近人，干预局事”，使得蒙、民对招垦开办蒙荒事务十分不满。此外又存在着蒙王无端煽惑、蒙户谣传。在挑唆、煽惑之下势必激化矛盾，加剧蒙、民冲突。
《禀为蒙户谣传河北不招民户查系出自蒙王无端煽惑禀陈宪鉴由》 ：查河北现在民户纷集，蒙汉错杂，本易生隙。加以该王倡为仇视之论，无知蒙人必且益甚，久恐酿成仇案。除由职局严催熟地交价，并随时开导俾相辑睦，遇有蒙、民争讼案件持平办理，但论是非不论蒙汉，以期销融外，所有该王无端煽惑之处，理合据实禀陈。虔请钧安，伏乞垂鉴。职 谨禀。光绪三十年二月初十日。
《禀为出放蒙荒佃户各众拟请双流镇早设地方官以资治理伏乞宪鉴采择办理由》 ：全衔 谨禀督宪将军麾下 ：敬禀者，窃卑局所放札萨克图王旗荒段，横宽虽百里内外不等，纵长总近四百里。从前私招外旗蒙佃及鎊青各户，见于原奏者已近三千户。卑局现在卖出已拨、未拨上中下各等毛荒合计已有二十余万晌，以百晌一户核算，又有二千户。纵未能一时垦齐，然亦可折半估计，是前后总不下四千余户。而城基之商铺与未卖出各荒之户，尚不在此数。查该旗远处北方，形同瓯脱，素鲜教化放纵自如。本旗仇视蒙佃，蒙佃近又嫉视汉民，有谓各佃应该旗管辖者，有谓荒局去后仍将汉民驱逐者，谣言叠兴，若与荒务相始终。虽无关于正事，然该旗之蠢愚、外佃之浮动已可概见。
(二)互相学习、和睦相处的蒙汉关系
随着域外民人不断涌入札萨克图王旗，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札萨克图王旗蒙古牧民自觉或被动地接受了民人的农耕生产方式。《安广县乡土志》亦有记载 ：“县属未经设置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伴随着蒙地的开垦，农耕生产方式在蒙地得以普及推广。俄国学者波兹德涅夫游历内蒙古时，所见巴林人已全部从事农业，而且蒙古人还从汉人那里学会了养蚕缫丝。(8) [俄]波兹德涅夫 ：《蒙古及蒙古人》(卷二)，刘汉明等译，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255页。 汉民也从蒙民那里学会了畜牧饲养，改进了蒙古牧民“既无畜舍设施，也不进行饲养干草的贮藏”的粗放式畜牧方式，实行备草圈养的集约化畜牧方式。(9) [日]中村信 ：《蒙疆经济》，徐同功译，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 ：《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九辑《日文翻译资料专辑》，1985年，第104页。 蒙、民之间相互学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蒙地生产力的发展。
在聚居的过程中，蒙、满、汉多民族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生活形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伴随着清代的移民过程，蒙、满、汉等多民族在札萨克图王旗定居生活，各个民族相互学习交流，蒙民学会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汉民学会了牧马畜牛，满民学会了耕作，多民族之间的学习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促进了蒙地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升。蒙、民相互学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蒙地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多民族生活区域的繁荣。
三、移民的影响
充实人口。东北毗邻蒙古，明末清初是蒙地、满洲接壤毗邻之地，是满族、汉族与蒙古族的聚居地。当地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生活状态。随龙入关后东北人口大量进入关内，导致东北满洲人口稀少，出现了管理的真空。当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着渔猎经济与农业经济并存的情况，存在着大量经济困难的人口，盗窃行为频发。特别是很多生活困难的蒙古族、汉族人口在蒙古各旗管辖的周边越界犯罪，使当地的社会管理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势、更加严峻繁重的任务以及各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挑战。根据东北区域的特殊情况因地制宜改革刑审制度，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域外民人大量迁入并成为垦荒的主要力量。
巩固边防。在札萨克图王旗招垦开办蒙荒中，正值日俄战争，沙俄加紧对札萨克图王旗的渗透，形势岌岌可危。《禀为前因并侦探俄人消息由》 ：总 帮办全衔 谨禀督宪将军麾下 ：敬禀者，窃查扎赉特旗界有宝石地方，练总沙克德尔等于八月初间，打毙俄人四名。俄人调兵至该处烧杀、捕剿，居民有逃窜至札萨克图界者，蒙人畏俄如虎，众心汹惧，群谋逃避，职得信较早，一面示禁界内不许容留匪人，一面分路侦探俄人消息。(10) 李树田主编 ：《蒙荒案卷》，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俄国妄图利用剿匪机会侵占札萨克图王旗，形势异常严峻。通过“移民实边”政策，招垦开办蒙荒，得以充实蒙地人口，实现固边的目的。
促进蒙地生产技术的提升。蒙地的蒙民一直过着游牧生活，以牧马畜牛为生，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内地民人进入蒙地不断推进垦荒种植，越来越多的蒙古牧民自觉或被动地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这就促进了蒙地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升。蒙、民相互学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蒙地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了民族融合。伴随着清代的移民过程，蒙、满、汉等多民族在札萨克图王旗定居生活，各个民族相互学习交流，蒙民学会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汉民学会了牧马畜牛，满民学会了耕作，多民族之间的学习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多民族生活区域的繁荣。
破坏了环境。虽然移民带来了很多积极影响，但是同时，蒙地垦荒过程中相对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及不负责任的开垦活动，严重地超出了蒙地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任意砍伐林木，肆意拓垦草原，破坏了环境。这也是很多蒙民在垦荒过程中对民人不满，在外因刺激下诱发蒙、民矛盾的因素之一。所以在《办理札萨克图蒙荒案卷》中看到“本旗仇视蒙佃，蒙佃近又嫉视汉民，有谓各佃应该旗管辖者，有谓荒局去后仍将汉民驱逐者，谣言叠兴”的相关记载。
1.分析电路结构，弄清各电表测哪段电路的物理量。首先分析电路的结构，确定电路的连接方式，判断其为串联电路还是并联电路；这类问题中的电表多为理想电表，当电路中元器件较多且结构较为复杂时，首先对电路进行简化。电压表的阻值非常大，在电路中作开路处理，电流表的阻值非常小，在电路中作短路处理，这样电路中仅剩下电阻、开关、电源等基本电路元件，更容易搞清整个电路的电阻连接关系。其次弄清各电表测哪段电路的哪个物理量以及变阻器电阻变化的情况等。
总之，清代札萨克图王旗招垦开办蒙荒的过程也是移民的过程，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迁入，充实了蒙地的人口数量，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丰富了蒙地的文化，加强了多民族生活区域的繁荣。有效地防止了俄人对蒙地的觊觎，巩固了边防。促进了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促进了蒙地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招垦开办蒙荒中暴露出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其积极的作用对今天仍然产生重要影响。
144 Preparation and in vitro evaluation of redox-sensitive polypeptide vector forco-delivery of gene and chemotherapeutic drugs
The immigration proble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the Han in the Qing dynasty
SUN Yu-long & FAN Li-j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area inhabited mainly by the Mongolians was forbidden from further cultivation and divided into the Mongolian-inhabited area and the Han-inhabited area. With the official recruitment of immigrants during the Shunzhi Period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spontaneous immigration of the Han people for a better livelihood, the number of the Han population was on the increase, which hinder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hibition policy, and as a resu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the Han also experienced changes. In the Fifth Year of Emperor Jiaqing (1800), an order was issued to “allow the people to cultivate and make a living”.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the reclamation of the Mongolian wasteland in Golorossi Front Banner were recorded in official documents such as The Cas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Qing Dynasty, which lifted the prohibit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wasteland. In 1902, the Qing government bega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border settlement”, that is, the complete abandonment of the original prohibition policy of land reclamation. The Guangxu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saw a large number of the Han people move to the Mongolian-inhabited area, and a large amount of wasteland auctioned off, which resulted in dramatic social changes in the Mongolian-inhabited area together with the final collapse of the previous prohibition polic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Han immigrants had land reclamation without the government’s permission, Emperor Guangxu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forced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public bidding for wasteland cultivation, which led to some ethnic disputes or conflicts like those in Zhasaketu Banner. However, the mutual learning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the Han real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Mongolian-inhabited area, and l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multi-ethnic area.
Key words :wasteland cultivation in the Mongolian-inhabited area; immi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the Han; Guangxu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 孙玉龙，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通化师范学院教师。
【基金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以来东北移民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644-1945)”(17ZDA193)、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博士和青年扶持项目“清代长白山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探析(1860-1911)”(2019C117)、吉林师范大学学术性研究生创新科研计划项目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清代长白山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创新201902)阶段成果。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 2019) 06-0120-05
(责任编辑 伍琼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