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海德格尔论原初基督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基督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10-0025-04
在1919-1923年的早期弗赖堡时期，海德格尔曾提出过“原初基督教”(urchristliche Religiosit
t)的思想，将原初基督教的生活经验看作实际生活经验的一种典范样式。通过对他这一思想的探讨，我们可以阐明他所谓的“本真存在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一再地强调自己的“神学起源”，并进一步地廓清他的思想来源。对于基督教自身，我们也应该会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
在1919/1920冬季学期的讲座《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明确指出：前理论的实际生活经验具有一种向自我世界聚焦的特征，而且原本动荡不安的、艰难的实际生活也只有在这“聚焦”(Zugespitztheit)之中“才能被生活、被经验，并相应地也被历史地理解”①，而对于实际生活和生活世界的重心向自我世界和内在经验的这种转移来说，基督教原初的生活经验是最深刻的历史典范，因为它在最内在的自我之中把握了自我，进入了与自我的直接切近之中，以至于可以说我就是经验。②比如，奥古斯丁就在“我们不安歇的心”(inquietum cor nostrum)中看到了生活之伟大的、不间断的不安(Unruhe)，看到了在实际性中拥有自身(Sichselbsthaben)的艰难和最终“产生畏”的特征。因而，海德格尔认为，对于哲学来说，一切都依赖于理解实际生活经验，尤其是基督徒的原初实际生活经验。在1920/21年冬季学期的讲座《宗教现象学导论》中，他通过阐释保罗写给迦拉太人和帖撒罗尼加人的书信，将原初基督教的生活经验端呈了出来。
在该讲座中，海德格尔首先给出了“原初基督教”的两个规定：第一，原初基督教在原初基督教的生活经验(urchristliche Lebenserfahrung)之中，而且它就是这生活经验自身；第二，“实际生活经验”是历史的，原初基督教生活在时间性之中。③而这“原初基督教的生活经验”在对基督再临的期待经验中得到了完满的体现。
海德格尔借保罗之口指出，真正的基督徒总是在对基督再临的期待中，生活在“窘困”(Bedrngnis)之中，这也就意味着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是艰难的。因为基督徒总是敞开并直面着在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所显露出来的自身的脆弱(Schwachheit)，以及不断地经受到撒旦式的诱惑而成为原初基督之敌人的罪恶可能性。这“脆弱”和“罪恶”就像一根伴随着他生活之每时每刻的“肉中之刺”一样，处处都在刺痛着他，以至于常常使他感觉到无法再继续忍受下去。基督徒就是在这种紧张痛苦的状态中期待着基督的再临。海德格尔指出，对于原初的基督教经验来说，这里关键的不是去用世俗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不是计算基督再临的确切时刻，而是去接受并经受生活的脆弱，拥有生活自身。但是，生活的痛苦并不会因此而减轻，反而是被增强了。因此，基督徒在期待基督再临中抱有的“希望”(Hoffnung)，完全不同于所有的“等待”(Erwartung)。对于希望着基督再临的基督徒来说，虽然他对基督之再临的“何时”并非完全一无所知，但他知道这“何时”并不是可以客观地加以把握的确定时刻，基督就像“夜间的贼”一样随时都可以到来。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时刻警醒着(wachsam)，时刻为基督的再临准备着。也正因此，他总感到自己只还有一点点时间来做准备，他总是生活在这不断增强其困窘的“只—还”(Nur-noch)之中。所以，海德格尔说：“对基督教信仰来说，紧迫的时间性是构造性的：一种‘只—还’，没有时间来拖延”④。由此可见，基督的再临最终溯回到了基督徒的生活自身，对基督何时再临这一问题的回答只取决于基督徒自己的生活的实行。在这里，得救和毁灭是“现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总是不断地重新追问自身，而不会去寻求“安宁和稳靠”，不会完全沉浸于生活所提供出来的东西之上，更不会认为自己能从上帝那里获得宁静和慰藉。“基督徒不在上帝之中寻找‘立足点’(Halt)。那是亵渎！”⑤
如上所述，既然基督何时再临取决于基督徒自己如何生活，而他的实际生活又充满了脆弱和罪恶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不能够总是把要求于他的信仰和爱坚持到底，于是他就陷入了绝望之中。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样进行思考的人恰恰是在真正的意义上担忧(ngstigen)自身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时刻忧惧着自己是否能够实现信仰和爱，以及是否能够持守着，直到决断之日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没有退缩，只有被扩展的紧张”，用保罗的话说就是“去爱真理(aletheia)”。因而，他们不会以世俗的方式，成天忙于闲谈(Rede)和闲逛。他们拒绝让自己上当受骗，拒绝相信谎言。⑥显然，海德格尔“追求生活的真理，拒斥生活的谎言”的“原初动机”⑦，在这种经验中得到了典范性的体现。
然而，基督的敌人随时都可能出现，它们披着虚假的外衣诱使生活变得更加易于沉沦，而且它们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Schicksal)的事情，即使是对已经信了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能够认出基督的敌人，随时准备着面对虚假宗教狂热的诱惑而经受考验。也就是说，随时警醒着准备着对没落的可能性做出决断。但是，“可能性是真正的‘负担’(Last)。艰难的！”⑧因此“决断自身是非常困难的”⑨，它意味着承受因期待基督再临而必然带来的不断增加的痛苦。所以，海德格尔说：“基督徒不知道这样的‘宗教狂热’。而是说：‘让我们警觉和清醒(wach und nüchtern)吧！’。在此被显示给他的恰恰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可怕的艰难(Schwieringkeit)”⑩，基督徒的生存就是“永恒的(stndig)和彻底的(radikal)忧惧”的生存，就是“在途中”(unterwegs)和绝对的总在变成中(zu einem Wreden)。(11)
综上所述，如波格勒和巴姆巴赫所言：海德格尔把原初基督教的生活经验作为实际生活经验的一个模型(Modell)来看待(12)，海德格尔把基督教的“警醒”经验解释为实际缘在的模型式的经验(13)。所以，从作为实际生活经验之典范样式的原初基督教经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海德格尔来说，“本真的实际生活经验”就是这样的：抵制世俗的诱惑，直面并坦承自己动荡不安的实际生活的艰难和困苦，担负起属于自己的使命和命运，时时刻刻对自己沉沦而失去本己自我的可能性保持着警醒，永远不断地把自己的存在作为问题来追问和决断，永远走在为寻找、赢得本真的自身而进行痛苦斗争(Kampf)的路上，而不是在虚构的、永恒不变地有效的东西中一劳永逸地寻找稳靠的避风港，以此来抵抗、逃避本是动荡不安的实际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永远走在“追寻生活的真理、拒斥生活的谎言”的动荡不安的路上。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对生活的真诚或“良知”(Gewissen)。(14)因而，在他这里，实际生活经验要完满地成为本真本己的自身，并不意味着达致一个终极的完满目标，而是恰恰意味着彻底地成为不完满的，也即永远走在成为自身的途中，成为动荡不安的，因为这才恰恰是其本质或真理。《存在与时间》中所谓的“本真的存在状态”就应做如此的理解。就此而言，当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海德格尔“始终把人看作是捉摸不定、没有任何固定本质的东西”的时候(15)，就不仅误解了海德格尔，也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并不意味着他认为“社会关系”是固定不变的。
然而，海德格尔看到，原初的基督教生活经验早就受到了古希腊科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哲学的侵蚀和破坏。(16)保罗、使徒时代，尤其是教父学时代，就开始根据古希腊的解释来理解生活世界了。甚至奥古斯丁也把享受(frui)当作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并期待在享受中获得永恒和不变的东西，从而赢得生活的最终目标：安宁。所以，海德格尔说，在奥古斯丁那里存在着审美的(sthetisch)因素。就连路德(Luther)对经院主义的反对也都带有亚里士多德的倾向。只有神秘主义作为对经院主义的反运动(Gegenbewegung)，还偶尔会闪现出深刻的洞见。在现代宗教神学里面，更是不可能再找到原初的基督教生活经验了。这也是他提出“原初基督教”这一说法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海德格尔试图通过重新规定哲学来回取原初的基督教生活经验。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并没有因此彻底贬斥、放弃宗教神学，而是想通过新的哲学来重新理解宗教，或者说恢复其原初的面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在做哲学时不是宗教地在活动，虽然作为哲学家我可以是一个宗教的人。这里的窍门在于：“做哲学，并从而成为真正宗教的……”。也是在此，他提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彻底地被理解的哲学原则上是“无神论的”(a-theistisch)(17)，因为哲学是生活自身的表达，是彻底的追问。因而，确如伽达默尔所言：“海德格尔的哲学追问是由其深层的不安引起的，而这不安是由他的宗教召唤和他对当时的神学和哲学的不满所引起的”(18)。由此可见，早期海德格尔对作为实际生活经验之本真样式的哲学的理解，源自他对原初基督教的生活经验的理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真切地领会到为什么海德格尔后来一再强调其神学上的思想来源，为什么他会对勒维特做如下的表白：“我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19)。后来，海德格尔经常提及基督教对于自己的思想所具有的源泉性作用，显然这里所表达出来的原初基督教的经验乃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20)
在海德格尔对原初基督教生活经验的上述理解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路德的思想时时隐现，尤其是他关于“光荣神学”和“受难神学”的区分的思想。所以，布鲁恩指出，海德格尔的宗教现象学实际上发展了一种路德式的神秘主义和神秘的路德主义(21)。不过，本文认为，在海德格尔的理解中，显然还有除基督教之外的其它思想来源。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帕斯卡。“Patior sum(我痛苦故我在)——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22)，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洞见到“每个人的良心都是自由的，即没有任何力量或权力会迫使它做出批评或选择。对于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他的良心自由更有魅力，但也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痛苦，因为良心自由使他面临着善与恶的严峻选择。所以，人们不断寻找外在的权威，它们把这种权威的道德训条等同于内在的道德规律，用‘我们服从道德训条’的话来安抚自己”(23)；而“On aime mieux la，que la prise(喜爱道路甚于目的)——这是巴斯葛的箴言”(24)。这与勒维特对海德格尔的如下回忆是一致的：“我记得在他的弗莱堡书桌上看到过帕斯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在房间—类似一个蜂巢—的角落里挂着表现主义的基督受难图”(25)。这是海德格尔思想最初的三个主要来源。另外，应该说雅斯贝尔斯的如下论述也为海德格尔提供了指示：“斗争是所有生存的基本形式”，这一斗争“永远不让特殊的个体栖息在完满的状态之中”(26)。就此而言，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神学起源”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
①②Martin Heidegger,Grundprobleme der phnomenologie(1919/20),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93,S.69,S.208.
③④⑤⑥⑧⑨⑩(11)Martin Heidegger,Phnomenologie des Religi
sen Lebens,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95,S.80,S.119,S.122,S.114,S.249,S.115,S.124,S.146.
⑦关于海德格尔的这一“原初动机”，参见拙文《青年海德格尔向“实际生活”领域的迈进》，载《江淮论坛》2005年第5期。
(12)Otto Pggeler,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Inc.,1987,pp.25-26.
(13)Charles Bambach,Heidegger,Dilthey,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p.212.
(14)(26)Martin Heidegger,Wegmarken,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76,p.3,p.25.
(15)参见夏汉苹《海德格尔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16)海德格尔曾在多个地方一再地强调这一点(参见《海德格尔全集》第58卷，第205页；第59卷，第91页；第60卷，第201页；《那托普手稿》，第62—63页)。关于早期海德格尔对科学的理解，参见拙文《“实际生活经验”的一种扭变样式——早期海德格尔对科学的理解》，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17)Martin Heidegger,Ph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Einführung in die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85,p.197.
(18)Hans Georg Gadamer,Heidegger's Way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9.
(19)Dietrich Papenfuss und Otto Pggler,Zur Philosophischen Aktualitt Heideggers,Band 2,Frankfurt/M.:Klostermann,1991,S.29.
(20)当然，关于海德格尔与宗教神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不拟对此进行详细讨论，而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提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以下研究著作：Hanley Catriona,Being and God in Aristotle and Heidegger:The Role of Method in Thinking the Infinite,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 Yannaras Christos,On the Absence and Unknowability of God:Heidegger and the Areopagite,Christos Yannaras:T.E T.Clark Ltd.,2005; Jeff Owen Prudhomme,God and Being:Heidegger's Relation to Theology,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97; George Kovacs,The Question of God in Heidegger's Phenomenology,Evanston,Ⅲ.: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0; Heidegger-Jahrbuch 1:Heidegger und die Anfnge Seines Denkens,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Denker,Hans-Helmuth Gander,Holger Zaborowski,Müchen:Verlag Karl Abler Freiburg,2004.关于早期海德格尔对哲学的理解，参见拙文《实际生活经验的一种本真样式——早期海德格尔对哲学的规定》，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1)John van Buren,The Young Heidegger:Rumor of the Hidden King,Bloomington and Indianpolis:Indian University Press,1994,p.296.
(22)(23)(24)[德]赖因哈德·劳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沈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8、55页。
(25)Karl Lwith,My Life in Germany Before and After 1933:A Report,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94,p.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