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女性人口迁移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特征论文,人口论文,结构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女性人口迁移的大发展和男性优势的消失
人口迁移中的性别选择通常表现为男性优势，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个普遍现象，长距离迁移中的男性优势尤为明显。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县内人口迁移率、州内跨县迁移率和州际迁移率，男性分别比女性高2%、5%和10%[1]；日本2000年男性府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内迁移率比女性高0.06倍，跨府县迁移率比女性更高出0.36倍[2]。在中国，人口迁移中的男性优势也曾长期保持，这在前几十年许多人口净迁入区的高性别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全部迁移人口的性别比为123.1，其中省内迁移为119.3，省际迁移为139.1，男性均大大超过女性。近十年来，在社会经济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人口迁移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其中女性人口迁移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男性。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0.1%抽样数据推算，全国女性省际迁移人口约为1600万人，比四普增长2.5倍，而男性只增长了1.85倍。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动，五普的省内迁移数据不能与四普直接比较，如按照相同口径做一个大致的推算，则五普的女性省内跨县市迁移人口约为2000万人，比四普时增长0.9倍，而男性增幅则不到0.4倍。五普前5年全部迁移人口的性别比为91.2，其中省内迁移为85.0，省际迁移为112.0，均比四普时大幅度下降。以上态势清楚地说明，近年中国的女性人口迁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前述男性优势基本上已不复存在，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新现象。
女性人口迁移的大发展，以及男性优势的消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进步，它说明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过去，女性往往较多地处在从属的地位，主动性的人口迁移较少，而且相对于男性更多地偏重于婚姻迁入、家属随迁等社会性原因，迁移距离也比较短。而近十余年在中国的发展大潮中，女性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她们大量走出家门，像男性一样在异地他乡广泛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据推算，五普时务工经商的女性迁移人口比四普增长了2.1倍，增幅大大超过其他迁移原因，也显著超过男性；在女性省际迁移总量中，务工经商的比重竟高达60%，而四普尚不到20%（见表1），这一点无疑是促成女性人口迁移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表1 中国女性人口迁移的原因构成(%)
原因 五普
四普
总计省内省际汉族 少数民族省内省际
务工经商25.314.559.525.918.2 16.419.4
工作调动 2.4 2.8 1.4 2.4 3.0
6.9 7.9
分配录用 2.5 3.0 0.9 2.5 2.9
4.6 2.4
学习培训10.612.4 4.810.510.9 11.9 5.7
婚姻迁入20.724.010.420.228.3 27.629.9
其他38.443.522.538.636.7 32.634.7
资料来源：①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Z]；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2002.②人口普查1‰光盘（以下各表、图来源均同此）．
普查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女性就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男性。1990年女性占全部在业人口44.96%，2000年增至45.34%；在非农产业中女性的比重更由38.72%增至39.66%。由于绝大多数经济性迁移人口从事的都是非农产业，因此上述变动对男性优势的减小乃至消失影响很大。女性就业尤其是非农就业增长得比男性更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密集特别是女性劳动密集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五普与四普相比，全部在业人口中，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10.6%大幅度上升到16.1%，增量中女性即占了大部分。在全部工业在业人口中，纺织业、服装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合计所占比重由18.45%升至20.18%，其“主力军”也是女性。近十余年来，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区，成长起一批世界级的大工业基地，在城镇乡村的几乎每一个地方，形形色色的商业、餐饮业和服务业非常兴旺，它们都是吸引女性就业迁移的强大引力源。
当然也必须指出，在不断向着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女性在总体劳动素质较低的情况下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相对于男性的就业优势，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女性在业人员的低工资。据第二次全国妇联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资料，近年中国男女工资收入的差距明显扩大，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的平均收入只达到男性的70%，两性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这一点无疑是促成女性经济性人口迁移大发展以及男性优势消失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生理的和传统习俗上的原因，女性到一定年龄都要结婚和生育，这已成为她们人生道路上的重要分水岭，对就业影响很大。女性婚前的几年是经济性迁移就业的“黄金时期”，而其供给则几乎是无限量的，这一点显然已为许多企业的雇主们所认识并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以广东省巨大的工业城市东莞为例，曾有作者谈到：“东莞的许多企业都不雇佣已婚妇女。如未婚妇女怀孕了，也不得不离开企业。即使是已婚夫妻，也不能同住一个宿舍。”[3]这种在劳动雇用上对于未婚女性的强烈“偏好”，无疑是东莞成为全中国女性特别是未婚女性迁入强度最大地区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注意，就是年轻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相对于男性同龄人就业率较高而在校率较低，四普时全国15-19岁女性人口的在校率较男性低8个百分点，五普时低4个百分点，分别相当于585万和345万年轻姑娘“提前”进入了劳动市场，从而为发展经济性人口迁移提出了更迫切的需求也提供了较男性更充沛的“能量”。
在女性主动的经济性人口迁移得到大发展的同时，婚姻迁入、家属随迁等传统的从属性人口迁移的比重虽趋于下降，但绝对规模仍明显地有所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前述男性优势的消失。过去，人口迁移多以男性先行，到90年代由于社会环境松动等因素，出现了“人口迁移家庭化”[4]的新变化，对移民的性别构成产生不小的影响。婚姻迁入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通婚圈的拓展。长期以来中国不仅农民的婚姻圈很狭窄，二元社会结构也把城市变成了一个个被农村包围的婚姻“孤岛”。中国的通婚圈一般不超过25公里，据典型调查[5]，农民择偶30%不出村，57%不出乡，84%不出县，95%不出省。而按照人口普查的规定，只有越出乡镇街道的范围才计入人口迁移，这样就把一大半婚姻排除了。近年来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人们的通婚圈显著扩大了，如1991年上海户籍人口与外地人员结婚者，只占婚姻登记总数的5.4%，而2002年已达到28.6%，其中3/4以上是外地女子嫁入[6]。上海市郊区农村的典型调查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前，农民的通婚半径约4公里，到70年代和80年代，进一步缩小至2-3公里，也就是大部分不出乡；从90年代起，半径开始扩大，从1990年的4公里，1992年的10公里，增加到1994年前后的30-40公里，1998年以后已难以估计，因为大多数已越出了上海市境。婚姻圈的拓展，显著扩大了婚姻迁入的规模。90年代后半期与10年前相比，中国每年的结婚登记数没有增加，而女性婚姻迁入的人数却增长了0.55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 女性迁移人口的地理分布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人口迁移得到巨大的发展，但迁移人口的地理分布是非常不平衡的，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自中西部流向东部沿海，二是从乡村流向城市；与男性相比，女性这两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表2可见，五普前5年间，东部地区占全国女性迁出总量15.9%，比重比男性小了4.1个百分点；在迁入总量中占77.2%，比重比男性大6.4个百分点，显示女性自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迁移倾向大大超过男性。表3中城乡矩阵的迁出、迁入方不完全对等，但女性人口从乡村大量向城市迁移的态势仍是十分明确的；由于女性的特点，她们在乡村之间的婚姻迁移数量很大，而男性的此类迁移则微乎其微，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女性迁移的城市化倾向，但女性自乡村迁出的比重超过男性，自城市迁出的比重却显著小于男性，说明她们有着较男性更强的离乡留城倾向。
表2 女性人口的地区迁移
（占总量%，括号内为与男性的差额，第五次人口普查）
表3 女性人口的城乡迁移
五普与四普相比，女性迁移人口分布的区域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东部地区女性的净迁入人数从150余万猛增至约1000万，增幅达5.5倍；五普前5年，属于东部地区的11个省市均为女性人口净迁入，其中海南、广东、福建3省净迁入女性人口的增长率最高，浙江省则由四普时的净迁出逆转为净迁入，充分显示出中国女性迁移人口对于东南沿海的强烈趋向性。这里要特别强调广东省在女性人口迁移中的特殊重要性，四普时广东已经是全国女性人口迁入最多的省份，在省际迁入总量中占了14%，五普该比重急升至将近40%，比居第2位的浙江省超出近4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广东省，女性迁入人口又高度集中于珠江三角洲，特别是深圳、东莞两市；五普时珠江三角洲净迁入女性人口约700万人（深圳、东莞两市分别为240万、220万，占常住人口总量的比重高达2/3），而广东全省净迁入量仅为620万人，这说明除珠江三角洲外，该省其他地区女性人口也在大量外流。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女性净迁入省区中也很普遍，如浙江省净迁入80余万，其中经济最发达的杭州、宁波、嘉兴3市合计即净迁入120余万；福建省净迁入30余万，福州、厦门两市合计已达60余万。这说明即使在东部各省内部，女性迁移人口也高度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这些省的大部分女性也在外流。
四普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女性净迁出人数分别为40余万和105万，五普增至630余万和370万，增幅达到13.5倍、2.5倍，中部地区已取代西部地区成为全国女性人口最主要的迁出区。中西部大部分省区女性人口均为净迁出，其中湖北、安徽、河南、江西、湖南等省净迁出量增幅最大。按五普常住人口衡量，女性净迁出率最高的江西、湖南、四川3省分别达到6.9%、5.5%、4.6%；在地市级行政区中，净迁出率最高的四川省南充市、广安市和江西省上饶市均达到11%左右，湖南省永州市、邵阳市、衡阳市，四川省达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地区以及江西省吉安市也高达8.5%以上。五普与四普相比，新疆和云南两省区由女性净迁出转变为净迁入，它们都位于西部边疆，近年经济发展较快，增强了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如新疆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花产地，每年8月下旬到11月，从四川、甘肃、陕西、河南等省到新疆天山南北的农场采棉花的农村妇女即多达几十万人（2003年为43万，2004年计划安排52.87万）。[7]云南省近年边贸繁荣，万商云集，也吸引了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
图1 女性省际迁移人口分布的离散度
五普与四普相比，女性迁移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少数省区，充分反映出发展的不平衡，其中广东一省独占省际迁入增量的一半，加上浙江、上海、北京、江苏和福建，合计达到80%，这几个沿海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投资额在全国都显著领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已成长为世界级的新兴工业化地区，对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迁移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省际迁出增量的80%以上来自湖南、四川、江西、安徽、河南、湖北、重庆、广西和贵州，这9个省区都是中国的人口大省，人口压力沉重，它们在地理上完全连成一片，其东面是前述沿海相对发达地区，近十余年来二者之间经济水平的落差在迅速扩大，从而形成了促成人口迁移的巨大的“推拉效应”。
为了度量女性迁移人口按省区在全国地理分布的集中或离散状况，可引入离散度这一指标。设离散度为L，则
，式中X为女性总迁移数，Xi为各省区的迁移数。如迁移人口均衡地分布于所有省区，则L=1；如果全部集中于1个省区，则L=0。从图1可见，五普省际迁移女性人口的离散度比四普显著降低，其中省际迁入的下降幅度大大超过省际迁出，显示出女性的迁入更向少数地区集中；与男性相比，女性迁出迁入人口的离散度都较低，其中迁入尤为明显。在各省区之间，女性迁入的离散度以河南、河北、陕西、安徽、湖北等省最高，这些省地理位置居中，移民来自四面八方；而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的西藏、四川、青海等离散度则最小，其移民主要来自邻近省区。女性迁出的离散度以广东省最高，重要原因是广东接纳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女性迁入，她们劳动数年后，到一定时期（如结婚、生育）往往返回原迁出地，从而导致高离散度；迁出离散度最低的是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省区，它们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的女性迁出都集中到一个省——广东，其中广西的比重竟高达九成。值得注意的是，未婚女性省际迁出人口的离散度略低于已婚女性，但迁入离散度却大大低于已婚女性，事实上，仅珠江三角洲的一隅之地就集中了全国未婚女性省际迁移人口的大约55%，如此之高的集中度显然已非单纯的经济因素可以解释。
表4 各省区女性省际迁移率及占全国迁移量的比重 （%，第五次人口普查）
*由于重庆市从四川省分出，为增加五普与四普的可比性，已对四普数据做了修正。又：西藏无迁入数据。
相关分析显示，男性净迁移率与2000年各省区人均GDP、人均投资额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在0.8600-0.8840之间，女性净迁移率的相关系数在0.7920-0.8290之间，而未婚女性仅为0.7245-0.7715，虽然都属于较显著的正相关，但影响的程度女性低于男性，未婚女性低于已婚女性，说明与GDP和投资额等不直接相关的一些社会因素对女性人口迁移也有不小的影响。
人口迁移的大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效应。仅就与女性迁移关系非常密切的各地区性别构成而言，总的说来是起了扩大地区差异的作用。普查数据显示，由于两性人口迁出迁入数量的不同，使全国9个省区常住人口性别比下降，降幅最大的广东省达3个百分点，其中东莞市常住人口性别比仅为89.02，在全国所有地市县级行政区中是最低的；22个省区性别比上升，北京和上海升幅最大，分别为4.5个和2.8个百分点。全国性别比最高的6个省区均因人口迁移导致性别比进一步升高，而性别比最低的4个省区中有3个因人口迁移导致性别比降低，这说明地区差异确实有所扩大。从全国的乡村来看，山区性别比高于丘陵，更高于平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不少山区已达到严重失调的程度，女性人口的大量外流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这无疑是一个应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3 女性迁移人口的结构特征
3.1 年龄
迁移人口较非迁移人口年轻是普遍规律。五普女性迁移人口的中位年龄为25.4岁（省内迁移25.6岁，省际迁移24.4岁），比全部女性人口约低4.6岁，比男性迁移人口也低了1.8岁。在不同地区之间，年龄结构有不小的差异。如在主要的净迁入区中，深圳、东莞女性迁入人口的中位年龄为22.2岁左右，东莞的省际迁入女性更低至19岁，对比之下，上海市区迁入女性的中位年龄达到28.7岁。在主要的迁出区中，湖南永州市、广西南宁地区等中位年龄为22岁多，四川则多在26岁以上，看来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未婚者比重的高低。
3.2 民族
近年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迁移率仍低于汉族。五普时汉族女性省内跨县市迁移率和省际迁移率分别为8.7%、2.8%，少数民族合计仅为7.2%、1.8%。在各少数民族中，城市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朝鲜、蒙古、满等民族的迁移率高于汉族，其他则较低，甚至很低，如维吾尔族女性的省际迁移率接近于零。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女性迁移原因上也有不小的差异，前者务工经商比重较大，后者婚姻迁入比重较大（见表1），迁移人口的中位年龄因此相差约1岁。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全国范围内人口迁移流动大潮的涌动，少数民族女性远嫁到汉族地区的数量迅速增长，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少数民族“妇女出嫁给相对富裕地区的汉族，在形成链式中介后促成越来越多的女性远嫁。”[8]当然，此类远嫁就相对比重而言还是很小的，据五普抽样数据推算，普查前5年内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合计跨省婚姻迁入少数民族女性6.1万人，其中近九成来自贵州、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但与2000年四省区20-24岁少数民族女性总人口相比，只占了3%。
表5 不同婚姻状况人口的迁移率（%，第五次人口普查）
3.3 婚姻状况
婚姻是女性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婚后迁移率将大幅度降低。近年中国人口迁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未婚女性的迁移率大大高于未婚男性，其原因在前文中已做了分析，而已婚者迁移率的性别差异已不明显，总的说来都反映出男性优势的丧失。表5提供了部分有代表性省区按婚姻状况区分的女性迁移率。经济相对发达或省内差异大的省区，如广东和浙江，省内迁移率较高，省际迁移则较低甚至很低，经济相对后进省区正好相反，两类省区在未婚女性的省际迁移率上相差特别悬殊，已婚女性的差异就比较小。应予指出的是，由于未婚女性迁移人口离散度较低，不同地区未婚人口（≥15岁）性别比受迁移的影响显著大于总人口。如人口迁移使广东省总人口性别比下降了3个百分点，未婚人口下降了23个百分点，湖南省则分别上升了0.9个和22.6个百分点。在地市级行政区中，东莞市未婚人口性别比下降了42个百分点，四川的广安市则上升了80个百分点，这其中显然隐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学者即指出：“四川是农业大省，年轻女子大多外出打工，这使农村男性更不容易找对象。”[9]对此理应引起必要的重视。
随着女性人口迁移的大发展，出现了生育力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的问题。对东部大城市而言，外来女性生育率较高是很明显的，但她们又低于原迁出地那些未迁移女性，如五普时安徽、湖南、四川3省22-27岁跨县市迁出的已婚有偶妇女的活产子女数，比本省同龄同婚姻状况的未迁移妇女分别低18%、9%和14%，显示就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人口迁移确实有助于抑低生育水平。
3.4 受教育程度
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是个普遍规律。2000年中国6岁及以上全部女性平均受教育7.1年，省内和省际迁移人口则分别达到9.5年和8.65年（注：设定研究生受教育19年，大学本、专科各16年、15年，中专和高中12年，初中9年，小学6年，扫盲班2年。）（分别比男性低1.13年和0.85年）。前者高于后者，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各个省区在许多方面都自成体系，与高学历有较高相关度的工作调动、学习培训和分配录用3项迁移原因占女性省内迁移18.2%，在省际迁移中只占了7.1%。人口迁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智力的交流，总的说来，较发达地区迁入女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迁出人口，如北京的市区即分别为10.09年和11.88年；反过来，较后进地区迁入女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往往高于迁出人口，如四川省分别为9.21年和8.31年，这就在全国范围内起了一定的平衡作用。但由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再加上进出数量的不对等，迁移对五普时各省区女性平均受教育年数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其中使湖南省下降了0.1年，上海市区和四川省下降0.07年，广东省则上升了0.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