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文代会与文学复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代会论文,第四次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点，有四种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即分别以“四五运动”、“四人帮”倒台和“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第四次文代会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以哪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为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显示出不同研究主体在价值标准上的微妙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历史节点的选择上各有侧重，但是，要深入揭示从“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过渡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第四次文代会是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朱寨认为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如果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伟大开端；那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则预示着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转折”，“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作的《祝词》，具有纲领性质，是这次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主要标志”。①洪子诚认为：“1979年10月，在距上一次会议近二十年后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这次会议上，‘文艺民主’的要求和想象，得到热烈的表达。”②“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文艺民主’的欲求成为大会的主旋律。”③程光炜认为：“‘四次文代会’是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大‘事件’之一。对于有直接历史体验的人来说，‘事件’绝对不是今天常见的网络恐怖游戏，而是对当事人日常生活直接的深度震撼，是会对个人生存、亲人命运等一档问题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东西。”④“文艺民主”的提法以及研究者对“当事人”命运的关注，表明第四次文代会并非单纯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举措，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文艺界内部人心思变，自觉发出积极推动变革的群体呼声。
一、扭转惯性的渐进过程
第四次文代会从动议的提出、筹备到正式召开，几经拖延和反复，会议召开的时间安排和会议的组织形式都经历了多次调整，这种艰难和曲折的历程，折射出当时乍暖还寒的精神气候，历史的惯性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工作显得艰巨而复杂。1977年12月31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办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的闭幕式上，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在即席发言中宣布要成立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机构，“要在1978年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次文代会”⑤。“一九七八年一月，由中央宣传部建议，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的任务有以下三项：第一、负责筹备恢复文联和各个协会；第二、负责筹备全国性文艺理论刊物《文艺报》的复刊工作；第三、负责筹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次文代大会”⑥。恢复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组长为林默涵；副组长为张光年、冯牧(兼秘书长)；恢复中国作协和《文艺报》筹备小组的组长为张光年，副组长为李季、冯牧。在5月25日召开的筹备组人员会议上，冯牧宣布了一些重要决定：“中国文联恢复工作后，中心工作是筹备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组就是文联的工作机构。筹备组长就是文联的秘书长，副组长就是副秘书长，再增加吕骥、胡青坡、金紫光，胡、金是专职的。筹备组实际上就是党组，起党组的作用，直到四次文代会召开。将来文联可以成立书记处。”⑦在1978年5月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就对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议的决议中，确认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组织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会议决定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改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会议对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筹备小组这一段工作表示满意，责成筹备小组继续负责筹备第四次文代会”⑧。刘锡诚认为“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一次重要而特殊的会议，她宣告了被‘四人帮’砸烂、十年不能活动的中国文艺家自己的组织——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重新恢复了！”“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角度来说，这次会议的决议中，第一次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这样的词汇，从而宣告了‘新时期文艺’的正式诞生。”⑨
遗憾的是，在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之后，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被人为地搁置下来。筹备小组一直拖延到11月才开始讨论筹备工作。当时中宣部的工作人员荣天玙回忆：“由于当时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仍然执行‘两个凡是’的观点，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可以批判，但‘文艺黑线’问题却不能否定，以致文艺界一些老同志都不能回到文艺工作的岗位，引起文艺界的思想紊乱和不满，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也迟迟不能进行。”⑩关于文联扩大会以后的思想文化氛围，从1978年10月20日至25日召开的《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的编委会联席会议的会议发言中可以得到清晰反映。张光年在会上谈到：“‘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被推倒了，至少是没有人为它公开辩护了。但还有一种说法，‘文艺黑线’的帽子却不能摘掉。黑线是有的，那就是刘少奇的文艺黑线。”(11)时任《人民文学》主编李季有这样一段讲话：“文联扩大会后，又冷了下来。现在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少了。余悸多了，考虑的多了。……作协、文联名义上是恢复工作了，但牌子还挂不出来。找不到上级领导单位。最近听有人说：你们不是我们领导的单位，只是我们联系的单位。‘十七年’不是文艺黑线嘛，所以人家不敢沾边。关键是有些同志的头脑中，‘十七年’还有‘文艺黑线’这个观念。我们是联系单位，没有领导，可有可无。”冯至认为：“民主生活很不健全。天天讲冲破禁区，解放思想，禁区却总是冲破不了，思想总是解放不了。”(12)在1979年1月《诗刊》诗歌创作座谈会上，张光年在发言中提到：“我们叫作作家协会，叫作《诗刊》编辑部。我们不是官方，是民办公助。不久前，胡耀邦同志到中央宣传部以前，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把我们找去正式谈，说我们之间不是直接领导关系，是联系单位。中国文联最近才建立党委，是独立大队，上边没有头的。我们要搞活动，就是用刊物编辑部的名义。《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文艺报》《文学评论》召开的为作品平反的座谈会，就是这样的。现在中宣部是支持我们的。”(13)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纠正，为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扫清了思想障碍。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部长后，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思想解放的进程。1978年12月，周扬、林默涵、张光年、夏衍等人在出席广东省文艺座谈会期间，“邀请了欧阳山、陈残云、萧殷及文联诸同志征询了关于召开第四次文代会及作家代表大会的意见”，“取得了以下一致意见：一、争取在明年4月召开文代大会。二、不搞总报告，只为茅盾、黄镇分别准备较简短的讲话稿作为引言或动员报告。会上发言民主，最后由几位同志做重点发言，加以集中提高。三、修改会章。民主选举。四、广州等条件较好的地方，可先开省、市代表大会。其他地方等传达文代大会后再开省、市会议。”(14)从12月26日至31日，林默涵、张光年主持召开了文联办公会议和作协筹备组会议，商讨第四次文代会和第三次作代会的相关事宜。会议达成的共识是在1979年4月问召开大会，“文联办公会议上，决定抽调三四人成立起草组，由我主持，陆续起草以下几项文件初稿：1.为茅盾起草开幕词。2.为黄镇起草简短讲话稿(文化部写)。3.为中央负责同志提供讲话初稿。4.为中央负责同志提供两年来文化情况及各地文联情况书面材料。5.修改文联、作协会章草案。6.作协代表大会开幕词。7.为召开文代大会给中央的报告信。”(15)
胡耀邦是第四次文代会的设计师，也是第四次文代会会议时间的最终确认者，设计了大会的基本框架，确定了会议的主旨与基调。1979年1月2日，在文联迎新茶话会上，胡耀邦先请文化部长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十七年”的文艺工作中，虽然犯过这样和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这是高层对“文艺黑线”首次公开、彻底的否定。胡耀邦在随后的讲话中，认为“文革”期间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恶习，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他主张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16)张光年在这次会议上向胡耀邦和黄镇汇报了计划在4月间召开文代会的设想，得到赞同。第二天，胡耀邦任命周扬为中宣部顾问。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之后，胡耀邦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调研工作，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作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在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上，胡耀邦强调1979年年内一定要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议规模为三千人左右，文联和各协会筹备组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最为重要的是要写好一个工作报告，总结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党领导文艺的经验。在另一次会议上，他认为开好第四次文代会的原则是“认真发奋图强；经常反映情况；善于总结经验；切实加强团结”。(17)
为了使会议达到预期的目的，胡耀邦亲自介入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工作，推动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1979年2月16日，茅盾给文联筹备组的林默涵写了一封信，他认为为了把第四次文代会开成一个大团结的会，应当加快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他以浙江老作家陈学昭没人管的现状为例，建议中组部关心老作家、老艺术家落实政策的问题。胡耀邦看到转来的这封信后，批示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在3月底召开的会议中，胡耀邦在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嘛！错了不纠正，就叫是非不清、好坏不分、功过不分。把是非分清楚了，功过分清楚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就可以团结起来，达到安定团结”。(18)会议产生了《联合通知》，要求非常具体：因所谓“文艺黑线专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等而受审查、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经过复查确认搞错了的，坚决予以平反改正。“文革”前被当做“毒草”批错了的文艺作品，也都应该平反。(19)为了清除文艺界的极“左”思想和封建流毒，解决文艺思想的分歧，澄清无可适从的混乱，胡耀邦最终决定将会议的举办时间推迟到10月，并增加大会的总报告。对于文代会能否真正解决问题的顾虑，陈登科在1979年6月21日的日记中就有记载，出席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他在会场休息室遇到巴金，“谈到即将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他和我的看法，很吻合。同认为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对十七年的看法，分歧也很大，不易解决。既然大家全清楚，这是一次不能解决问题的会议，何必急着开呢？待大家酝酿成熟了，再开不更好吗？”(20)在5月底6月初之间，在胡耀邦的指示下，周扬以文联和各协会恢复筹备小组为班底，成立第四次文代会筹备领导小组，周扬任组长，林默涵任副组长，夏衍、阳翰笙随后也被安排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9月6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这个领导小组，意味着恢复文联与各协会筹备小组完成了历史使命。(21)
文代会一再拖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被胡耀邦寄予厚望的总报告一直无法定稿。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之前十七年的文艺工作？如何评价“伤痕文学”？关于这些问题，文艺界高层在评判上不统一，甚至有明显的分歧。“从胡耀邦到周扬等人看来，十七年文艺界基本上是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而三年来的‘伤痕文学’是值得欢呼的，而在林默涵等人看来，则恰恰相反。”(22)在1977年12月29日《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界人士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上，林默涵做了长篇发言，对“十七年”文艺界“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等“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部分，但性质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与此同时或稍后，文艺界又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领导下进行了几次敌我性质的重大斗争，这就是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后来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的。”(23)在1978年10月20日至25日召开的《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的编委会联席会议的发言中，林默涵对于“黑八论”的说法，可以看出他仍然被历史惯性所左右：“‘四人帮’用来指责我们的是‘黑八论’，是他们‘文艺黑线’的重要内容。所谓‘黑八论’，是‘四人帮’拼凑起来的，大部分是我们批判过的，而且是把内容加以歪曲了。……这些论调都是我们批评过的，‘四人帮’却反过来，加在我们头上，说是我们提倡的。”(24)在1979年3月《文艺报》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林默涵在3月22日的大会发言中有言：“对胡风是否要那样搞，是另外一回事，但胡风是一个暗藏的、混到左翼文艺队伍里来的坚决的反共分子，是有确凿的事实的，这个案是翻不了的。”关于伤痕文学的评价，他认为：“我以为什么人物都可以写，也都可以成为作品的主角，但无论写什么人物，都要防止感伤主义，就是说必须使人振奋起来，而不是使人消沉下去。感伤主义是一种腐蚀剂，这种情绪对青年没有好处，由于受‘四人帮’的折腾，我们的不少青年‘看破红尘’，受感伤主义的毒害已经很深了。”(25)第四次文代会之后，在1981年5月23日在文化部召开的艺术创作题材规划座谈会上，林默涵的发言依然对伤痕文学的“暴露”进行严厉批评：“如果我们的作家采取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和描写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那就有意无意地会成为资产阶级所求之不得的同盟军。客观事实就是这样冷酷无情的。几年来描写和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已经发表不少，其中有些是符合生活实际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有些却是用随意编造的耸人听闻的离奇情节，来吸引那些缺乏经验的青少年，起了腐蚀他们的稚嫩心灵的消极作用。”(26)1979年6月上旬，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周扬接手大会总报告的起草工作，组成由林默涵、冯牧和陈荒煤参加的起草小组，而当时林默涵主持的报告起草小组已经写好了“报告草稿”。关于建国三十年来的文艺发展，草稿认为“我们找到了文学艺术和文艺工作者与亿万人民群众真正结合起来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从‘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三十年以来，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我们说政治标准第一，是指各个阶级在接受文艺作品时，总是首先判断它的政治倾向对本阶级是否有利。我们所说的政治标准，是评论艺术品的政治标准，这个作品必须具备艺术品的基本素质。”(27)起草者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这或许正是胡耀邦临阵换将的根本原因。
文代会总报告经过多次的修改和讨论。1979年8月7日和15日，周扬两次同文艺界领导谈到报告起草问题的关键。他认为第一部分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好三种关系，即“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生活关系问题”“文艺与传统的关系”；第二部分“光荣的使命”要讲清楚光荣在什么地方，还要突出思想解放问题，“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害处很大”；第三部分，“文联、作协体制要有大的改变才行”，重点是保护作为“创造性的个体劳动”的文艺创作。(28)到了8月底或9月初，胡耀邦看完周扬和起草小组提交的报告初稿后，决定组织以文化界为主的一两百人，参与初稿的讨论修改。在广泛吸收了各界人士的修改意见以后，10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大会议程，并对周扬的报告提出修改意见，重点是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表述，胡乔木认为：“周扬同志的报告中有一个问题——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这个提法，我过去提过意见，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认真考虑后才提出意见的。我认为这个提法现在还是以不再提为好。”(29)邓小平的《祝词》同样几经修改，定稿也终于摆脱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调。关于总报告的修改情况，从当时住在医院治疗的张光年日记中的只言片语可以感知其难产的曲折。8月23日有言：“从白羽处借了一份荒煤在会演办公室讲文艺界‘严重分歧’的记录，指名道姓地批了林默涵，看了十分惊愕，整天感到忧愤。”9月10日林默涵到医院探视，“除谈及文代大会筹备情况外，他介绍了近来争论过程。辩护的多，认错的少”。到了临近开幕的10月29日，“周扬同志来电话，希望我看看文代会报告第四稿，帮它‘理理发，刮刮胡子’”。(30)
在文代会开幕之前的9月4日至6日，胡耀邦还召集了一次小型座谈会，针对李剑《歌德与“缺德”》一文造成的舆论影响，澄清问题，统一思想。胡耀邦在讲话中认为《歌德与“缺德”》引起的争论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们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31)《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是“伤痕文学”论争的延续。当年4月，广东文艺界围绕“向前看”或“向后看”的讨论，已经给伤痕文学带来了舆论压力。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文俞(黄安思)认为描写“伤痕”的作品是“向后看”的文艺，主张应该“提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32)。这次座谈会以坦诚、宽松的氛围，力图扭转戴帽子、打棍子的批评习气，为新时期文艺创作提供自由生长的文化空间。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剧本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集中讨论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和小说《飞天》等，胡耀邦在讲话中把这次座谈会作为第四次文代会延续，主要针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品进行讨论，“对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有的同志说，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了。这当然很好。没有完全求得一直的看法也不要紧。死向问天一个时期统一不了，天垮不下来。积三十年之经验，死向问天可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你抓我，我抓你，就乱套了。我们力求统一思想，但一下子统一不了，不可操之过急；操之过急，往往出乱子”，针对“官僚主义、特殊化”现象，他认为文艺界“当然要揭露，当然要批评，也可以来点嘲笑！嘲笑的手法，文学上是需要的”。(33)这两次座谈会以平等协商的会议形式，以及胡耀邦提倡的畅所欲言、钝化矛盾的工作方法，为新时期文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不能忽略的是，10月29日下午，周扬召集第四次文代会的党员代表开会，胡耀邦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为了做到“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员代表要遵守五条原则：“1.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2.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体识大局，同心同德，和衷共济；3.集中精力讨论有关当前文艺工作方针任务的重大问题，对文艺历史上的旧账，或对当前某些具体文艺作品的评价，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上纠缠，以免分散注意力。大会也不预备对这类问题作出结论；4.对地方党政机关或部队领导有意见，可写出书面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向有关领导部门或中央转达，不在大会上讨论；5.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上提出申诉，引起讨论，可以向中央、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宣部等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如有需要，可以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34)考虑到会议中可能出现的不同声音，为了避免激化矛盾，胡耀邦的考虑和安排非常周到和细致。
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开幕。邓小平的《祝词》确认了新时期文艺的发展方向和指导方针。周扬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题报告以总结历史、面向未来的姿态，阐述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基本任务，明晰了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责。
上文之所以对第四次文代会一波三折的筹备过程进行较为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关键是现在通行的文学史教材和文学史论著往往把第四次文代会作为一个历史节点，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在文学史的分期上，不管以“四五运动”、“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或第四次文代会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多数学者往往采用一刀两断的逻辑，此前为“旧”的文学形态，此后为“新”的文学形态。一些文学史教材以“七十年代文学”“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的分期方式来描述当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为了避免逻辑的混乱和纠缠，在具体论述中干脆忽略了1976-1979年的文学状况，文学发展在叙述中呈现出阶段式的跳跃状态，这种人为的剪裁不仅遮蔽了历史的真相，而且文学史教材的传播较为广泛，容易误导学生，以讹传讹。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要深入考察第四次文代会的文学史意义，就必须将第四次文代会还原到当时冷暖交替、矛盾重重的历史语境中，并且不应当静止、孤立地看待第四次文代会，而是把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的编委会联席会议，《诗刊》诗歌创作座谈会，《文艺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1979年迎新茶话会，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歌德与“缺德”》座谈会，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会议，剧本创作座谈会等会议视为一个环环紧扣的动态链条。我们当然不能没有区别地看待这些会议，它们的形式、性质、任务和功能都各有侧重，在历史地位上也存在悬殊差距。当这些历史的拼图不再孤立地呈现，而是相互映衬、相互影响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方式就得以凸显，它们从不同侧面烘托历史的立体图景。正如怀特海所言：“具体实现——即历史事实——的真实特性充满了它用诸相关性所排斥的潜能。在当前的事实中存在着被部分再现，部分排除的过去事物的一些特征；也存在着被部分共享、部分排除的当前同时发生的事实的特征；还存在着被部分地预备、部分地排除的指向未来的可能性。对当前事实的讨论如果不要指涉过去、同时性的现在和未来，也不指涉对创造形式的维护或毁灭，就等于剥夺了宇宙的本质意义。没有内在关系，意义的存在就是微不足道的。”(35)应该说，当前的文学史家为了逻辑的严密和概念的清晰，在编撰教材和进行文学史研究时，往往偏向于采用减法，从枝蔓丛生的历史素材中捡其大者，删繁就简，在排除那些芜杂的事物的同时，也排除了种种个体的、民间的、日常的历史风景和潜在的可能性。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种研究取向，使得文学史研究尤其是文学史教材在材料选择、基本观点和总体框架上，都呈现出似曾相识的重复状态。
第四次文代会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之中寻求突破，不同话语、不同姿态的碰撞裂解出文学发展的不同面向。在某种意义上，第四次文代会面对的是比第一次文代会更为微妙的历史状况，尽管第一次文代会也存在解放区文学传统与国统区文学传统的矛盾，左翼文学内部也存在分歧，自由主义阵营更是被压抑乃至排斥，但是新中国的成立确实让文艺界人士找到了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设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对于文艺体制的设计者来说，以苏联为样板搭建新的制度平台富于挑战性，但好处在于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于第四次文代会来说，其优势在于总体的政治设计先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一个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第四次文代会首先必须反思历史问题，清除“文革”的流毒，“十七年”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的错误同样需要清算。胡耀邦在1979年初召开理论务虚会期间，强调不能重复“大批判”的错误，做到“只换思想不换人”，但在思想解放的推进过程中，同时会激活建国以后三十年积累的各种矛盾，历史恩怨、人事冲突和思维惯性都会产生种种干扰。突破禁区、敞开思想说真心话的理论务虚会之后，就有这样的顺口溜流传开来：“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秩序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关系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胡耀邦在1979年3月18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么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着慌乱。”(36)由此不难看出，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终结与新生，而是在延续中变革，在变革中也会有迂回与曲折。
二、重建秩序的系统工程
从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到第四次文代会，重建文艺秩序是一个牵涉广泛、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考察第四次文代会的制度意义和历史作用，就不应该局限于这次会议本身，而应该系统考察从会议的筹备、组织、会议议程和会议精神的贯彻等连锁环节。从文艺体制层面来讲，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变动的形势下，对文化领导权的维护。威廉斯认为，领导权“必须不断地得到更新、再造、辩护和修正，同时它也将不断地受到来源于自身之外的压力的抵制、限制、改造和挑战”(37)。在“文革”期间，“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黑八论”以高压和专制的形式，彻底否定“五四”文艺，并以整人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权威，这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民怨沸腾，就不能不动摇文化领导权。只有对民意的怨怼、怀疑和抗议作出正确的应对，文化领导权才能够得到稳定和巩固。重建文艺秩序，其前提是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在总结和反思建国以后文艺发展的曲折历史的基础上，改善文艺创作的综合环境，这既包括文艺指导思想的转变和文艺政策的调整、文艺机构的制度建设和文学队伍的重建，也包括对创作自由的保障和对文艺民主的发扬，以开放的视野接纳新的文艺现象和新的文艺探索。
首先，推动了文艺界思想解放的进程。《祝词》和周扬的报告都彻底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祝词》认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污蔑”(38)在采纳建议的基础上，报告对“反右”运动的反思也逐渐深入：“实践证明，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是极为有害的。特别是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况更为严重，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文艺领域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遭受了挫折。”(39)经过起草过程的反复修改和大会的讨论，文艺界和高层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在不断加深，《祝词》就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是正确的”改为“基本上是正确的”(40)。用政治运动的高压手段来解决文学内部的争议与思想分歧，甚至把文艺思想的冲突上升为政治领域关涉生死存亡的残酷斗争，历史和实践都已经证明其社会效果不仅没达到预期目的，还常常适得其反，后果是严重的。“如果思想仍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迷信本本，墨守成规，不能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仍在用极左路线的观点对待和分析问题，这不仅不可能推动文艺事业的前进，相反会成为阻力和障碍。新的事物、新的问题、新的情况不断出现，必须有更勇敢的思想解放，文艺才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发展。”(41)当然，在对一些政治运动的认识上，周扬的报告还是留下了一些历史的尾巴，譬如其中有言：“建国以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文艺界进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政治和文艺观点的批判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些斗争，作为思想批判、文艺批判，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是作为政治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这就产生了某些严重的消极后果。”(42)直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受当时的思想文化氛围的限制，第四次文代会对“文革”前政治运动危害的认识，还有局限和顾忌。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第四次文代会对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贡献，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祝词》从侧面概括为“不是发号施令”“不要横加干涉”，周扬的报告在修改过程中考虑到不易说清楚，着墨甚少。有趣的是，代表们却对这一核心话题很感兴趣。艾芜认为：“我以为人民服务和政治为人民服务，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两者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摆法？必须弄个明白。文艺应接受政治的领导，即是把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个小圈子放到政治为人民服务的大圈子内。”(43)艾芜的表述有些绕，有话想说，却有一些遮遮掩掩。思基、韶华的发言题目为《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和政治》，他们认为建国三十年来“普遍存在着一种文艺等于政治，文艺图解政治的倾向”，归纳并批评了十种具体表现：“中心任务=创作的题材和主题”，“工作过程=艺术构想”，“人物的身份、职务=阶级的典型”，“典型环境=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生活真实=本质、主流、多数”，“生活事实=艺术真实”，“写人物感情=人性论”，“成长中的人物=中间人物”，“揭示缺点=暴露文学”，“生活描写=工作和生产问题”。他们认为图解政治是“一条创作的死胡同”，“独创和真实是文艺的生命，也是文艺真正繁荣的标志”。(44)万里云在探讨了文学艺术的真实性、形象性、典型性、多样性、独创性、个体性、继承性等规律之后，阐述了这样的理论主张：“艺术实践是检验艺术是否合乎真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而艺术规律又是检验艺术实践的唯一标准，舍此是别无其他道路可走的，在艺术上一切阶级、正当、政治集团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个人的见解、好恶，都是不能代替这个标准，即艺术规律的。”(45)叶水夫根据自己研究外国文学的经验，认为“对‘从属’二字有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对‘政治’也有片面、狭隘的理解”，“当我们同一个国家关系好的时候，它的文学，不管是第一流的、第二流的，甚至是第三流的作品，都大量介绍，而且总说好话。如果关系变坏，就什么也不介绍，光进行‘缺席’批判”。(46)代表们的以上发言和思考，试图从不同侧面突破禁区，以摆脱束缚，激发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力。
作为对此前充满争议的伤痕文学讨论的回应，关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也是第四次文代会重点关注的话题。茅盾在讲话中肯定了伤痕文学的价值：“一篇作品引起不同争论，这就表示它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伤痕》等一类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这是不恰当的。我们需要这类作品，因为它可以而且必然会使同时代和下一代人提高警惕，不许‘四人帮’横行的恶梦似的十年再出现在我国。”(47)周扬的报告肯定了包括《班主任》《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作品“以激动人心的主题、战斗的风格和独创的艺术手法，受到了人民的欢迎”，认为“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并强调要追求正面的社会效果，“我们当然不赞成自然主义地去反映这些伤痕，由此散步消极的、萎靡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48)陈登科的发言直言不讳，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伤痕文学：“今年春天，又从‘左’边吹起了一股冷风时，有的担负着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在这场生气勃勃的文学运动面前，却不是满腔热情地加以支持和引导，而是指手画脚，甚至对揭露‘四人帮’罪行的作品非常反感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愕。”(49)魏巍在发言中把“立场和态度的问题”作为歌颂与暴露的关键：“立场和态度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但暴露不好，也歌颂不好。暴露不容易，歌颂就那么简单吗？歌颂也有几种，有人用嘴唇，有人则发自肺腑。”(50)由此可见，第四次文代会平息了对伤痕文学的严厉责难，但从一些代表的保留意见中，可以看出在颂歌传统长期影响之下，表现阴暗面在不少人心中还是不碰为好或敬而远之的危险地带。譬如，来自峨眉电影制片厂的与会代表就在座谈会中说：“关于暴露问题，我们厂有些本子，是否多了、过了？为什么有的戏现在还是‘内部演’，或者不能演？总是感到有点摆动，拿不定。”(51)
其次，加快了文艺指导思想的转变与文艺政策的调整。邓小平代表中央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成为此后制定文艺政策的纲领性文献。在《祝词》中，“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是对文艺性质的核心概括，而文艺在新时期的任务和作用体现为：“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责任。”《祝词》还保留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说法，但放弃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关于如何领导好文艺工作，《祝词》认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并明确了创作自由的重要性：“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52)针对如何保护文艺创作的自由，胡耀邦在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特别真诚：“我知道，我们的宣传部门对你们关心不够，支持不够，帮助不够。还有些人，对你们的劳动很不尊重，甚至横加干涉，粗暴对待。我要说，在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下，所有这些缺点，一定能够逐步克服，而那些违背党的文艺政策的错误行为终归要会受到严格的禁止。”(53)文艺指导思想的转变和文学政策的调整，以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为先导，这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和逐渐推进的历史过程。1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发布通知决定正式撤销中发[66]211号文件，即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宣告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黑八论”的终结，并强调：“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对过去曾经宣传、执行过《纪要》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不必追究政治责任。”(54)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55)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新形势下文艺政策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明确的阐释，以新的“二为方针”取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旧的“二为方针”。社论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56)在建国以后文艺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从属论”和“工具论”，被逐渐淡化，隐身于历史舞台的幕后。当然，在历史惯性的影响之下，避免“横加干涉”无法一蹴而就，还需要一个思想转换和具体落实的过程。有代表在讨论中发言：“中央强调不打棍子，下面要打棍子的还不少，不打棍子，也给你‘玻璃小鞋’穿，这种情况也很多。因此，贯彻中央精神的过程中还是会存在着斗争的。”不少代表都赞成这样的意见：“积重难返，需要按照《祝辞》精神，订出几条，落到实处，真正地实实在在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造一些条件。”(57)
第三，健全文艺机构的制度建设，促进文学队伍的重建。第四次文代会选出了457人的第四届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茅盾担任文联名誉主席，周扬出任主席，巴金、夏衍、傅钟等11人出任副主席。文联所属各协会也选出了新的领导层，茅盾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为第一副主席，丁玲、冯至、冯牧等12人为副主席。在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之后，中国文联和下属各协会以及文艺报刊陆续恢复，但其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都有临时的过渡色彩，因此其工作也缺乏制度眼光和长远考虑。在第四次文代会之后的1980年，各省市的文代会也陆续召开，北京、吉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市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广东、福建、浙江、河南、四川、甘肃等省举办了第二次文代会，内蒙古、广西等省召开了第三次文代会；西藏到了1981年才召开了首次文代会。也就是说，在文艺体制层面从全国到地方的文艺机构的健全，使得文艺体制疏通了从全国性组织到地方组织的制度渠道，实行统一的组织和管理，一方面垂直接受意识形态的指示，另一方面又综合运用章程、条例、会议、评奖、研讨等形式，对文学生产、文学传播进行调控和引导。王本朝认为：“文学机构成了行政机构，也容易犯其他行政单位一样的错误。”(58)因此，文艺机构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更应该考虑到文艺组织工作和一般行政工作的差异，转变工作作风，为文艺发展营造宽松、自由的环境。在领导机构的组成上，以“文革”前文化系统的文艺官员为班底，补充了一些“反右”等历次运动中被打击的文艺名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参加第四次文代会的代表中，绝大多数为老作家和老艺术家，中年的代表为文艺官员和王蒙、白桦、邓友梅、邵燕祥、从维熙、刘绍棠、刘宾雁、陆文夫等在青年时期受到“反右”和其他政治运动冲击的文艺家，像贾平凹、李发模、韩少功、卢新华、孔捷生、陈国凯、叶文玲、刘心武等年轻作家，在代表构成中仅仅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点缀。鉴于“文革”的冲击“一度把文艺队伍搞得七零八落”(59)，邓小平的《祝词》和周扬的总报告都重视年轻文艺人才的培养，周扬在提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特别指出：“这些作品，来自人民的大海，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它们的作者多数都是新兵，往往不够成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对有些作品，人们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应当允许自由讨论和争辩，作者也应当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总之，这些新的作者是在思考，在战斗，在前进。他们代表我国文学的年青一代。他们处于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他们的前程是无限的。”基于此，“文联各协会要特别注意吸收青年、中年文艺工作者参加各协会领导机构工作”。(60)
第四，文艺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以第四次文代会为契机，文艺家们呼吁政治对文艺的松绑，要求尊重文艺规律，回到个体生产的本位上。文艺的发展需要自由的空间，文艺在题材、风格和形式上都应该倡导多元并存的多样性。茅盾在题为《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的发言中说道：“题材必须多样化，没有任何禁区；人物也必须多样，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落后的人物，都可以写，没有禁区。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是，创作方法也应该多样化，作家有采用任何创作方法的自由。”并强调：“我认为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文艺民主下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没有文艺民主而空谈‘双百’，是南辕而北辙。”(61)于黑丁在发言中对文学生产的计划体制提出了批评，认为“领导出题目，分派任务，组织协作班子的老办法”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他谈到在《于无声处》誉满全国时，“曾有人下令歌剧团迅速将此剧班上舞台。霎时间，一个城市的所有剧场，用不同的剧种上演着同一个《于无声处》，其结果，不但观众寥落，也损害了剧本的声誉”；过多的过细的文艺管制与审查，只会损害文艺的独立性，制造文艺残品，“对剧本的审查，关卡层层，各个关口都提出修改意见，作者把这种情况叫‘过五关，斩六将’，过不去的自然不说了，即使过去了，也已是面目全非”；他认为“文艺创作应该主要依靠个人的劳动，充分发挥作者的积极性，提倡文责自负”，“提倡解放思想，就要允许作者对一些领域进行探索，对一些形式进行尝试，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严格执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要发扬艺术民主，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艺术问题要通过自由讨论和艺术实践来解决，避免主观主义，领导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要废除‘言论罪’，保障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62)。陈登科更是在发言中呼吁以法制的形式来保障作家的权利和自由，他呼吁：“我想，必须把‘二百’方针，作为文艺宪法固定下来。六二年，搞了个文艺八条，现在，更有必要搞几条，这几条应该比文艺八条更思想解放一点，更明确一点。我看，尤其应该明确：只要是有公民权的都有权发表作品，除了编辑以外，不需要别的审查，这种审查本身就是非法的。”他还呼吁“建立出版法”，因为“没有著作权和版权，文责自负是一句空话”，他认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总该有几条法律保护作家、艺术家在艺术上的创作自由和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并建议“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应该有一个法律顾问”，提议文联“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民主的办法来选举他们的领导机构”。(63)赵羽翔倡议：“如果有个文艺法定下来，按法办事，一些人就不能操纵文艺的生杀大权。有了法，不管谁犯了，都应处分。建议这次会议定下几条文艺法，最好把它提给全国人大，并取得司法部门的承认。”(64)白桦有言：“我呼吁民主！文联、作协是文艺家自己的组织，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团体。我希望不是某一个部的一个变相的司、局。作家、艺术家的团体如果还不能实行民主，还有什么行政部门和组织能够实行民主呢？”(65)文艺民主的呼声，体现了文艺界自下而上的对于自主性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胡启立在1984年第四次作代会的《祝词》中给作家以“创作自由”的保证的前奏。
三、转折时期的文人心态
第四次文代会的代表构成，由特邀代表和选举代表构成。这种推选代表的形式，和茅盾1979年2月16日写给林默涵的信件有关。茅盾在信中说：“我认为代表的产生，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但也应辅之以特邀，使所有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不漏掉一个，都能参加。”(66)对于特邀代表的产生办法，分歧不少。黎之在《文坛风云续录》中就追忆了文代大会副秘书长苏一宁向他抱怨，周扬为什么要让一个并非文艺工作者，而且是当年的造反派头头当特邀代表。(67)黎之在书中没有点名，王蒙在其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中回忆第四次文代会的部分点出了他的大名——阮铭，他“文革”初期借《鲁迅全集》的注释攻击周扬，当年在尚未定论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68)因为通过选举产生的正式代表名额有限，各地一些文化行政官员就以代表团领队的名义，把自己列为代表。一些知名的老艺术家譬如上海的袁雪芬就被排斥在正式名单之外，只能以特邀身份参会。“这样一来，正式代表中将有一半是文官，有人戏称这次文代会为文官大会。”广西作家林焕平1957年被打成“右派”，已被文艺界淡忘，茅盾为此特意给阳翰笙写信，建议将他列为特邀代表。(69)1978年筹备恢复文联时间的副秘书长黎辛在回忆文字中就有这样的表述：“组长批示的‘特邀代表’超过原计划数目许多，黎辛根本不知道。”(70)由此可见，经过周扬特批的与会代表为数不少。根据作家彭荆风的回忆，当时昆明军区的解放军代表团成员分到了7个名额，军区文化部门将名额平均分配给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民间文学领域。虽然文学一向是昆明军区的强项，但名额有限，只能由一位文化部门负责人作为代表。总政文化部看到上报名单后，特别过问彭荆风的代表资格问题，后来特别追加了一个名额。(71)
在文代会的代表中，老文艺家占据绝大多数。作家凤子专门撰文回忆参加历次文代会的情景，“在第四次文代大会上，老友重逢，都如同隔世”，吴祖光、新凤霞在她的纪念册上画画，题字。凤霞画了一束菊，一只小鸡，祖光录了一首干校纪事诗：“十日轮休假，分工去喂鸡。可怜俏凤姐，无奈小骡驹。”这首诗记录了当年她在干校当鸡倌的尴尬情景。袁鹰的题诗传达的是一种劫后重生的喜悦：“历经风火后，凤凰得新生。祝君挥健笔，引吭再鸣春。”(72)老文艺家们惺惺相惜的场景，见证了患难之后的温情。或许正因为“文革”的沉痛记忆，艾青在言语中饱含着一些疑虑，他说“我希望这次大会开得好，不要开坏。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公木强调“现在思想解放刚刚开头，而不是过了头，把思想禁锢起来，任何时候都是错的”(73)。但是，会场上也同时存在着复杂、尴尬的另一面。党史学者肖冬连有言：“由于整人者与被整者在‘文革’中同时受难，许多人捐弃前嫌，握手言欢。”(74)当年的“整人者”与“被整者”齐聚一堂，确实充满了戏剧性。李希凡在讨论中进行了自我检讨：“我犯过错误，不只在‘四人帮’统治时期犯过错误，在十七年的文艺评论中，也打过棍子，伤害过一些同志，有许多教训值得总结。”不过他也有作家的苦衷和期望：“文艺批评中打棍子，往往棍子的后面有‘衙门’和‘命令’，这就更加可怕，对被批评者的压力就更大。因此，要废止文艺批评中的棍子，首先必须废止行政命令。”(75)他这一席话不无真诚，也包含隐隐的自我辩解的意味。复出后第一次在全国文艺界面前公开亮相的周扬，不止一次公开道歉。他在作协会场，又一次向丁玲、艾青、萧军、秦兆阳、冯雪峰等致歉。(76)拖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周扬，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道歉，这种气度确实难得。他在文联第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发言中就表态：“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77)从1979年5月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到1983年3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考虑到当时复杂的语境，晚年周扬思想转变的难度和意义都被低估了。而他在“异化”问题论争中的检讨，也充满了悲剧意义。顾骧认为其检讨“是‘违心’的，或是具有许多‘违心’的成分”，“是在强大压力之下被迫作出的”，“内心是痛苦的”。(78)当然，在对待胡风等人的态度上，他也难以摆脱思维惯性和历史恩怨的限制。
和周扬形成对比的是林默涵与刘白羽，他们在复出之后对待许多关键问题的态度都存在分歧。李何林在1979年10月2日写给胡风的信中就有记载：“对三十年来的估价问题，听说周扬、夏衍、冯牧、陈荒煤等是一派，林默涵、黄镇、刘白羽等是一派；据传说后者是‘凡是’派，前者是‘思想解放’派，争论热烈。”(79)黎之在回忆文字中提到，在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讨论修改期间，林默涵问黎之对“报告”的看法：“他说有什么意见。我说：没细看。他说：我同白羽有意见，‘报告’里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和白羽写了书面意见。”(80)《父亲茅盾的晚年》一书中回忆，三中全会以后林默涵给茅盾写信：“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已经形成一条‘左’倾文艺路线，‘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只是集中了十七年‘左’倾错误之大成。”(81)作为年龄相仿、经历相似、曾经并肩作战的同代人，他们在“文革”之后的选择与分化，一方面显示了历史惯性的强大，另一方面也以活生生的例子印证了反思自我与超越自我的艰难。冯至在讨论中说，鲁迅说中国人历来不中庸，确实如此，总是非左即右，左，左得怕人，右，也右得要命，爱走极端。他还说“有个地方出版社出版《美国短篇小说集》，一位美国专家说，在美国这些作品是垃圾，看后就扔的，而我们却视若至宝。外国作品反映出资本主义国家物质发达、精神空虚，非常严重。我们决不能走这条路”。(82)冯至的提醒当然有价值，但其腔调中也充满复杂的况味。
程光炜认为在出席第四次文代会的代表中，存在着“主流文人”和“落难文人”的区分。“落难文人参加文代会的目的与‘主流’文人们根本不同，这就是因为文代会对他们来说更具有某种‘平反’的性质。”“‘主流’文人即便被囚，但那还是被囚之中的‘主流’的历史身份。所以文禁一开，还是让他们主事，而‘落难文人’不过是他们招回来的历史陪客。他们的‘道歉’，能挽回那些人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生惨痛之万一吗？所以，文代会就这样赋予了‘落难文人’一个在控诉历史的同时又可以抱怨个人不幸身世的难得机会。”(83)沈从文和萧军当年都被排除出第一次文代会代表名单之外，他们都出席了第四次文代会，这种改变也折射出时代环境的变迁。1979年10月31日，萧军应邀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协理事。他在大会上以《春天里的冬天》为题作了发言：“我是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来竟埋在了土里，因此几乎什么也不知道，文艺上的成绩我不知道，文艺界的情况也不知道，有些有名的作者我没见过。从1949年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了，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谈话的‘出土文物’。不过现在发言很难，因为不了解情况。我认为30年以来的账，有政治上的，也有文艺上的，30年里在文艺界有春天也有冬天。在周扬同志等人来说是春天，在我来说就是冬天，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同，我整整冬眠了30年！我要谈谈个人春天里的冬天，我不打算来算旧账，向谁去算呢？向高岗，林彪去算吗？他们都死了。账可以不算，但账总是存在的吧？周扬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30年以来，除了‘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算冬天……”(84)
丁玲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和姿态充满了怨气，她对于历史的死结耿耿于怀。在建国初期曾经位居文坛权力中心的她，对于自己后来长期的落魄和复出之后的边缘化处境，在内心充满了抗拒。她强烈的个性驱使她历经磨难而不改，坚持与命运进行抗争，也与人事抗争，但毫不掩饰、锋芒毕露的姿态往往陷自己于更加不利的位置。丁玲因为对《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审查意见》有保留意见，其恢复党籍问题就拖延下来。后来，丁玲为了以党员身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一共给作协党组写了三封信，但是都没有回音，后来因为胡耀邦亲自过问，问题才得以解决。丁玲在1979年11月8日的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提到在她同到北京后，一个“搞政治”的老熟人给她一个忠告：“第一不要写文章；开文代会，不是老早就要开的么？你开幕的时候去一趟，以后就不要去了；也不要讲话，也不要会朋友，最不要见的就是记者。你要不听我的话呀，你还要倒霉的。你现在呀，落后，你不懂这个社会，现在比你倒霉时的那个社会复杂多了，你应付不了。”丁玲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还要反封建，反什么呀？就是要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热烈的掌声)我们要不把这个东西反掉，管你谈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起来向前看，讲的很多很多，但是，只要这个东西还在就危险。不是胡耀邦同志讲的吗，五十年再不戴帽子了，我说，也许是再也不戴帽子了，但还有别的办法，巧妙得很的方法，还会有的，还会来的。我们爱惜爱惜我们的年轻人吧！(掌声)”(85)
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胡风问题始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牛汉的《重逢》中提到，未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给胡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当时，文艺界盛传胡风要来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胡风的许多好友都确信无疑。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他应该参加这个重要的会。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胡风没能参加。……未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这件事，给他刚刚平复的体魄以极大的打击，不久，精神又陷于深度的病痛之中。此后，他的这种精神上的病痛经过多方医疗，虽然有了些转机，但再没有恢复到1979年的健康水平。”(86)戴光中在《胡风传》中还记录了这种深重的幻灭感让胡风陷入精神的迷狂，并产生了幻觉：“一天上午，他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说是听到了空中传话：邓副主席讲话，处分了几个人，五个人被开除党籍，铐了起来，这消息马上就会见报，报纸印了三百八十九万份，销售一空……下午，他又听到了空中传话，说是让他乘直升飞机走。于是他披上大衣就要出去等飞机，怎么拦也拦不住。晚上，他又忽然被一种无名的恐惧所驱使，竟从三楼的窗户向外跳，梅志拼命阻拦，被他打了一手杖，还打碎了门上的玻璃。”(87)胡风的儿子晓山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一情景：“一天夜里，母亲值班，父亲被一种无名的恐惧所驱使，竟要从三楼的窗户向外跳，母亲阻拦他，他打了她一手杖，并打碎了门上的玻璃。夜里两点钟，父亲终于被送到了北医三院的精神分院。”(88)受胡风案牵连的绿原、彭燕郊、鲁藜、王元化出席了文代会，胡风的好友聂绀弩、吴奚如对于胡风没被邀请参加大会极为不满，准备在大会上提出胡风问题，吴奚如还专门撰写了《胡风的功过》一文，准备在大会上发言。晓山回忆：“第四届文代会期间，吴奚如叔叔准备在会上发言，正式提出胡风问题。周扬同志得知后，遂约见他和聂伯伯。会议结束后，我去看聂伯伯和周颖阿姨，聂伯伯说，周扬和他们谈了一个多钟头，说胡风问题如在会上提出来，很多人不了解当时的背景及情况，容易造成混乱。这个问题年内一定要解决，这并不是唯一要解决的问题，一共有四个问题要解决(那三个是刘少奇、瞿秋白、李立三同志的问题)。胡风问题准备先由中央开会，统一思想，然后把一些三十年代的老人找来，开个百把人的会，把父亲也请来。聂伯伯说，周扬在谈话中表示，在对文学理解之深刻程度上，胡风是中国最高的，他自己远远不及。但他是一直跟着党走的，而胡风却是背离的。”(89)周扬和胡风之间的恩怨，可谓冰冻三尺。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在京文学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作了题为《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长篇发言，他重点讨论了“正确地评价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历史”和“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并把胡风和“四人帮”相提并论：“当时文艺界有人认为这是左翼内部的宗派之争，即所谓‘周扬派’与‘胡风派’之争。实际上这场争论，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派斗争的色彩，但从根本上来看，是一场有关路线问题的原则性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有没有敌我矛盾的因素呢？敌对的因素是有的。但不是三十年代地下党的同志，而是胡风、张春桥之流；他们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们都是混入左翼文化队伍，从革命内部来进行分离瓦解的工作。”(90)
王蒙对于第四次文代会的追记，折射出中青年代表的一些精神侧影：“大会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有两三个人发言极为煽情，活跃、大胆、尖锐，全场轰动。他们中有些人本来不在文联全委的候选名单上，但是由于言发得好，人气旺，被增补到名单上了。”“在四次文代会上我想到了对于众声喧哗的一些不敬的说法。喧哗是喧哗了，然而浅多于深，情大于理，跟着说、奉命说、人云亦云大于认真负责的思考。说实话，四次文代会上，活跃者兴奋者放炮者的数目有限，就是说，在四次文代会上有所响动的文艺家人数有限。更多的人保持听吆喝状态，观察，思考，留有余地，告诫自己不要跳得太高。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东方式的道德标准。枪打出头鸟，东方式的低调哲学。少说话，多磕头，东方式的政治经验。”(91)这段文字绝妙地反映了不少代表的观望姿态和内心潜在的精神疑虑。关于青年作家的成长问题，严辰、葛洛、韦君宜都倡议要爱护青年作家，他们分别结合傅天琳的《血和血统》、竹林的《生活的路》、张弦的《记忆》等实例，因为这些作品被思想僵化的上级所误读，处境艰难。严辰语重心长地说：“不少老作家在文艺界是大树，经过风雨又开花了，但青年作者是幼芽，经不起大风雨。”丁玲对青年人充满期待，她说：“现在青年人很用脑子，历史怎么样，现状怎么样，追根问底，想弄清楚。他们比我们强，在认真思考，不像我七十多岁了，还心有余悸。”(92)
在一个急剧转变的转折年代，不同经历、不同立场的代表们的复杂心态，共同见证着前行过程中的时代阵痛。或许，正因为他们所经历的喜悦与辛酸并存、期待与迷惘混杂的悖论式的处境，为文学的发展与突破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动力。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后续的文学创作中，我们都可从不同作家笔下发现与这些代表们的个体命运相似的精神背影。更为重要的是，不同文艺家们的价值选择，在历史的相框中总是作为佐证现实的历史背景，他们作为一个参照系，使我们在相互比较、相互对照中看清历史的幽深与现实的诡秘。这些群体和个体的复杂存在，也提醒文学史家们在研究重要的文学会议时，避免以单一的标准来进行归纳、概括和评判。
①朱寨编著：《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2～563页。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③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④程光炜：《“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花城》2008年第1期。
⑤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⑥阳翰笙：《中国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⑦刘锡诚：《“新时期文艺”的诞生》，《中国文化报》2009年2月3日。
⑧《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文件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4页。
⑨刘锡诚：《“新时期文艺”的诞生》，《中国文化报》2009年2月3日。
⑩荣天玙：《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炎黄春秋》1999年第4期。
(11)刘锡诚：《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12)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39页。
(13)张光年：《从诗歌问题说开去——在〈诗刊〉诗歌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惜春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4)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15)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12页。
(16)荣天玙：《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炎黄春秋》1999年第4期。
(17)荣天玙：《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炎黄春秋》1999年第4期。
(18)刘崑：《从茅盾的信到胡耀邦讲话——亲历1979年文艺界的一次重要会议》《纵横》2010年第7期。
(19)《加快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人民日报》1979年4月7日。
(20)《陈登科文集》第八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
(21)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
(22)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23)林默涵：《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人民文学》1978年第5期。
(24)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25)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245页。
(26)林默涵：《文艺的作用》，《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
(27)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193、198页。
(28)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4页。
(29)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页。
(30)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37、142页。
(31)王慧敏：《关于两个座谈会的回眸》，杨志今、刘新风主编《新时期文坛风云录》(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32)黄安思：《向前看呵！文艺》，《广州日报》1979年4月15日。
(33)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34)徐庆全：《关于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会议》，《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
(35)阿尔弗莱德·怀特海：《思想方式》，韩东晖、李红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36)郑仲兵：《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
(37)[英]雷蒙·威廉斯，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2页
(38)《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39)《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4页。
(4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页。
(41)《迎接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新时期》，《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7日。
(42)《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43)艾芜：《繁荣文艺必须肃清封建毒流》，《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46页。
(44)思基、韶华：《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和政治》，《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156页。
(45)万里云：《关于艺术规律的探讨》，《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
(46)叶水夫：《总结经验，解放思想，让外国文学之花开得更加鲜艳》，《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239页。
(47)茅盾：《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48)《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2页。
(49)陈登科：《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0)魏巍：《解放思想，团结向前》，《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51)《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地把会开好——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广西等代表团讨论胡耀邦同志讲话》，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4期，1979年11月1日大会简报处编。
(52)《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53)《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54)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编：《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未定稿，1979年10月，第266页。
(5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56)《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
(57)《“千歌万曲唱盛会”——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广西代表热烈讨论邓小平同志祝辞》，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7期，1979年11月1日大会简报处编。
(58)王本朝：《文学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3期。
(59)《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
(60)《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51页。
(61)茅盾：《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76页。
(62)于黑丁：《繁荣文艺创作必须解放思想》，《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42页。
(63)陈登科：《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84页。
(64)《吉林、辽宁代表团学习和讨论邓小平同志祝辞》，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8期，1979年11月1日大会简报处编。
(65)白桦：《没有突破就没有威胁》，《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66)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67)黎之：《文坛风云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
(68)王蒙：《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69)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70)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胡平、晓山编《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二》，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71)彭荆风：《那温暖的冬天——忆第四次文代会》，《中国艺术报》2011年11月25日。
(72)风子：《永不退色的记忆》，《中国作家》1988年第3期。
(73)《团结起来，繁荣创作——部分文学界代表对大会的希望和建议》，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1期，1979年10月30日大会简报处编。
(74)肖冬连：《1979年的文艺复苏与文艺界的风波》，《党史博览》2004年第12期。
(75)《中直文学代表团热烈讨论邓小平同志祝辞》，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13期，1979年11月1日大会简报处编。
(76)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54页。
(77)周扬：《在斗争中学习》，《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文件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78)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79)《李何林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80)黎之：《文坛风云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81)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82)《中直文学代表团热烈讨论邓小平同志祝辞》，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13期，1979年11月1日大会简报处编。
(83)程光炜：《“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花城》2008年第1期。
(84)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49期，1979年11月5日大会简报处编。
(85)丁玲：《讲一点心里话》，《红旗》1979年第12期。
(86)晓风主编：《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页。
(87)戴光中：《胡风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8页。
(88)晓山：《片断的回忆》，《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
(89)晓山：《片断的回忆》，《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
(90)周扬：《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整理稿》，见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6页。
(91)王蒙：《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68、69页。
(92)《中直文学代表团热烈讨论邓小平同志祝辞》，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13期，1979年11月1日大会简报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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