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小说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徽因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4)05-0066-04
提起林徽因，人们会想到她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学家。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她 曾参加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建筑学界做出了卓越贡献。 林徽因生前未出过文学作品集，写作只是她的副业，但她却为我们留下了诗歌、散文、 小说和剧本等诸多体裁的文学作品，以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
在现代文坛，林徽因通常被视为“新月派”的著名诗人。1931年陈梦家编选《新月诗 选》，她是入选的18位诗人之一。而在由学院派精英组成的京派作家中，林徽因其实是 “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1]和京派组织者之一。1936年，她曾受邀主持编选了《大公 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第1集)，并曾任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编委，京派的后起 之秀萧乾甚至称她为“京派的灵魂”。
作为京派小说家的林徽因，她留给读者的作品，只有6个短篇。它们是《窘》、《九十 九度中》和总题为《模影零篇》中的4篇作品：《钟绿》、《吉公》、《文珍》和《绣 绣》。这些作品创作于30年代，先后发表在《新月》、《学文》和《大公报·文艺副刊 》等刊物上。时隔半个多世纪，在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审视距离的今天，重读林徽 因的这些小说，你会觉得，它们虽为数不多，却可谓篇篇珠玑，不失为京派小说中的珍 品。它们负载着较丰厚的人文内涵，在艺术上作出了多方探索，既显示了京派小说的一 般风貌，又体现出作者鲜明的文学个性，至今仍然以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散 发着诱人的艺术魅力。
一
京派的主要作家和理论家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曾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 发表了引发“京派”与“海派”论争的《文学者的态度》。文中，沈从文引导文学者要 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创作，他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 地去做”。与此相应，林徽因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明确指出：“作品最主要处 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是作品需诚实 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从这一创作思想出发，林徽因在小说创作中 ，既着笔于她所熟悉的知识分子圈内的生活，又能突破自己生活的局限，去关注“窗子 以外”的大千世界，去描写自己“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 人性”[2]。她以精湛的文化观照，表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生存状态，展示人物的命 运图景和情感活动轨迹，进而表达着对时代及现实社会的思考。
刊于1931年9月《新月》杂志3卷9期的短篇《窘》，是林徽因小说的处女作。作品的主 人公维杉，是刚刚步入中年的单身知识分子。他在暑假“沉闷，无聊”的孤寂生活中， 感到自己是“四不像的落魄”。在朋友少朗家，他同少朗家的3个“活龙似的”孩子在 一起，彼此年龄的差异，使他明显“觉着不自在——不自然”!在和孩子们的周旋中， 维杉觉得自己“和他们中间至少有一道沟”。由于“代沟”的存在，维杉处处感到“窘 极了”。同时，小说还写到维杉在少朗的女儿芝面前“窘”的心理感受。目睹灵敏、秀 媚的芝“少女的丰神”，作品含蓄地表露了主人公朦胧的性意识的萌动，表现出人物的 意识和潜意识、“里比多”与自我、超我之间的矛盾境地。小说把主人公难以说出的“ 窘态”描绘得入木三分。而紧扣主人公暑假中在北京“窘”的心理感受，作品生动、细 腻地写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压抑和生存尴尬，把未完的思索留给了 读者。
如果说，短篇《窘》着笔于知识分子圈内的生活，还只是作者表现自己身边人物的“ 客厅题材”，那么，发表于1934年5月《学文》杂志1卷1期上的《九十九度中》，则是 林徽因“更热诚地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尝试写出“生活大胆的断面”，“ 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2]，具体表现广阔的时代人生的佳作。《九十九度中》以近1.5 万字的篇幅，全景式、立体地呈现了华氏99度(摄氏37度)下，北平市民阶层“通常的人 生”。如果“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 。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3]：汗流浃背 的挑夫，奔走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马路上担送筵席；装束入时的太太，打着油纸伞坐在 洋车上去赴“阔绰的应酬”；机关人员闲坐在点心铺借聊天以“消磨时光”；洋车夫仅 为14吊钱双方扭打而被巡警弹压；大户人家设宴做寿，厨房、院内一派“华丽的景象” ；饿着肚子的小丫头，耐着性子坐在老太太屋的门槛上“等候呼唤”；喜燕堂正厅内热 闹的婚礼上，心存疑惧的新娘“一鞠躬，一鞠躬地和幸福作别”；身染霍乱的穷挑夫“ 沉入严重的症候里和死搏斗”，数小时毙命……这单纯而又复杂的人生，贫富不均、哀 乐共存的世情，带“原味”的生活和人生本真，大千世界中“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 、生的滋味”[4]，都被作者摄取片断，精心而有序地组织在作品中。从中，不仅表现 出作者“人类的同情”[3]，鲜明的是非观和道德感，也显示了京派小说家积极的入世 精神和人生态度，实现着京派作家讽喻现实、关爱人生的共同理想。
二
如同沈从文认为创作“是当前‘一切官能感觉的回忆’”[5]一样，林徽因则提出“创 作的主力固在心底”[6]，而小说作者要想达到“活力真诚”的创作境界，他“在运用 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 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 真的程度”[2]。这一创作思想，正昭示着京派小说把写实、记“梦”融于一炉的共同 审美追求。在总题为《模影零篇》的4个短篇中，林徽因从自己年少时的印象中拮取生 活断片，在追怀和记忆中“体验”情感，叙写着普通人平凡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 ，刻画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正是在这“传奇”化的故事中，在对具体情景里 个体生命过程的展示中，林徽因传递着京派作家“纯美”的理想追求，发掘和呼唤着美 好的人性、人情，进一步流露出对现实的文化批判和人文关怀，以及京派小说家观照理 想人生的文化选择。
《钟绿》的主人公钟绿是一个有希腊血统的留美女学生，她是“我”“记忆中第一个 美人”，一生中所见到的“真正的美人”。随着作者娓娓动情地追溯，一幅幅钟绿的图 画——一张宗教画，一张风雨中的村姑画，一张古典的自画像，一张现代美女画——在 读者面前渐次展开。于是，钟绿在读者面前，由隐隐约约的印象，终于成为实实在在的 人物。她简单静穆，纯朴天真，自然和谐而又高雅脱俗。而作者还要进一步渲染：“她 的美当然不用讲，我惊讶的是她所有举动，全个体态，都是那样的有个性，奏着韵律。 ”她的美，并非“浅显的柔和及妍丽”，并非舞蹈班中美体的同学或人体画班中最得意 的模特能比拟。在作者笔下，钟绿这一形象无疑已成为美的化身，达到了美的极至。而 故事的结局却出人意料：钟绿的爱人在结婚的前一星期骤然死去，此后两年多，钟绿竟 死在一条帆船上。主人公悲剧性的结局，看似受偶然的命运支配，而细读文本，你又会 觉得，与其说作者是在叙写一个红颜薄命的故事，毋宁说是表达着自己对人生命运的思 考和生命的感悟：青春是美丽的；美成于自然，归于自然。小说究竟是要写出生命无常 ，还是要让钟绿青春的美的形象定格，让“美”永留在人们心中?林徽因把耐人寻味的 思索留给了读者，也传达着她对现实、人世的认知和理解。
在《吉公》和《文珍》中，林徽因继续任记忆浮沉驰骋，她以童年视角，回溯着“旧 家族中的宅第里面”“吸引我回想的”人物。吉公是外曾祖母抱来的儿子，中年的吉公 ，“是一个不喜欢做对子读经书的落魄者”，所以“在人前时，他便习惯于惭愧，谦卑 ，退让，拘束的神情”。但当回到他所住的跨院的旧楼上边——“我”心目中“浪漫的 去处”时，他会“恢复过来他种种生成的性格”，显露出内心的真率。在“我”和孩子 们的心目中，吉公是个有“科学的兴趣”的人。他自学照相并对“照相职务”是那样的 “兴趣、勤劳和认真”，他所懂得的丰富而具体的知识——从自鸣钟的机轮的动作、世 界地图到油画的外国军队军舰，他“想到上海去看一次火轮船”的憧憬……无不开拓了 “我们”的眼界，给了“我们”新的知识，以至于让“我们不止对他的感情总是那么柔 和，时常且对他发生不少的惊讶和钦佩”。“我”寄居了半年多的葟姊家的丫环文珍 ，是一个约摸17岁年龄的女孩子。在“混乱繁复”的大家庭生活中，“文珍随着喊她的 声音转”，楼上楼下，忙个不停。当7岁的“我”被送到葟姊家暂住，感到“孤单、怯 生、寂寞”时，“我”视文珍为“我所需要的中心，和骆驼在沙漠中望见绿洲一样”。 文珍和蔼亲切地招呼怕生的“我”去吃饭，拉“我”去喝热茶，与“我”面对面坐在树 荫下教“我”拆旧衣，带“我”到东书房去听讲诗……。她以一颗诚挚的心，给了“我 ”“所迫切需要的保护，温暖，和慰安”。作品既叙写着“我”同吉公、文珍的“特殊 的友谊”，也表现着醇厚、善良、美好的人性、人情。与此同时，小说还写出了吉公和 文珍不愿屈从命运的安排、不与命运妥协的精神，以及他们共同的生命态度和生命中发 生的转变。吉公终于舍弃了旧家族恩赐的生活，走出封闭的宅院和旧楼的小小角隅，去 开辟自己新的生活道路了。属于“外江”人家的一位照相的姑娘，给他的没有着落的日 子“骤然地点上希望”。他“忽然突兀地”决定了自己的婚事，毅然在世人眼中“很不 体面地”到外省人家去入赘。家里要把文珍嫁出去，已经说妥了人家。而曾目睹过同伴 不堪少爷凌辱而跳井身亡的文珍，对自己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她在与“我”的对话中 ，大胆地表白：“丫头小的时候可怜，好容易捱大了，又得遭难!不嫁老在那里磨着， 嫁了不知又该受些什么罪!”文珍终于在中秋节后、快要出嫁以前逃跑了，始终没有寻 着。“我”听说，还是同那住在后院的“革命党”跑的!吉公和文珍，各自以改变自身 命运的追求和行动，谱写着对灵魂自由和生命意志的赞歌，他们并不似废名等作家笔下 “不会骚动”的灵魂。在看似平静和缓的叙事中，正饱蕴着作者对人物与传统生命意识 抗争的赞赏之情。
《绣绣》叙写了13岁的“我”同11岁的绣绣“一把鲜美的友谊”。作者笔下，绣绣依 然是爱和美的化身。她聪明解事、乖巧可爱，“我”在“又佩服又喜悦”地目睹了她同 换碗的贩子一段交易的喜剧后，成为她的好朋友。“我总是暗暗地佩服她的能干，羡慕 她的经验”。而绣绣却生活在“灰黯”的生活环境中：“很阔绰”的父亲已另有家眷住 在别处，绣绣同黄病的母亲——一个“极懦弱无能的女人”一起，寄住在亲戚楼下的小 屋子里，“好像被忘记了的孤寡”。绣绣不只“习惯于母亲的无用”，更同情于有病的 母亲的遭遇和不幸，对母亲的“暴躁”，她报之以“温柔和平”。对远离自己的父亲， 绣绣渴望着父爱，她“私下曾希望着她爹去看她们，每次结果都是出了她孩子打算以外 的不圆满”。而当“惋惜着曾经领略过又失落了的一点点父亲的爱”时，她没有怨言， 甚至“追悔地感到自己的不好”。在互相仇视的父母的交锋和纠纷面前，幼小的绣绣， 只能“抱着破碎的想望，无限的伤心”；“蒂结在绣绣温婉的心底的，对这两人仍是那 不可思议的深爱”!作品在借绣绣展示出童心的真诚，呼唤和赞美人性的爱与美的同时 ，还以动情的笔触，表现了“漂泊不得于父母的寂寞孩子”心灵的无所皈依，写出了绣 绣心灵上遭受的压抑和伤害。特殊的生活氛围，使年幼的绣绣在向“我”忆起往事时， 竟会“伤心地对我诉说着委屈”，“挣扎着心里各种的羞愤和不平”。终于在那年的冬 天，绣绣逝去在一个初落雪的清晨里。作品结尾，在对人物不幸命运结局的诗化言说中 ，倾注了对无辜而弱小生命被摧残的无限同情。而从绣绣和“我”的“迷惑”中，作者 含蓄地表达了对现代人性缺失的忧虑，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真诚与友爱，并且对 现存婚姻家庭关系作出了质疑，倾吐着对现实人生的不平。
三
林徽因的小说，不仅以文化观照和表现普通的中国人生，显示了内容的丰富性；而且 ，在艺术上体现了创新的勇气，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小说样式。追求传统与现代的有机 融合，讲求结构的完整和精巧，是林徽因小说创作的鲜明艺术特色。这既体现出京派小 说家开放的眼光和试验小说文体的热情，也显示着作者对艺术美的追求和探索性的实践 。
短篇《窘》成功地将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与传统的写实方法相结合，生动地描绘出了主 人公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窘”态。小说开篇，即置主人公维杉于“四不像的落魄 ”境地。接着，从维杉到少朗家中一次次地“不自在”，在孩子们面前的“不自在—— 不自然”、“觉得窘极了”，到北海游船上一次又一次地“窘”，再到少朗家书房中和 芝接触后的“非常之窘”、“窘到极点了”，主人公“窘”的心理，成为整篇小说结构 形式的主线。它重复迭现，层层推进，细腻地表现出人物的心理。“内心分析”、“感 觉印象”及西方意识流文学表现手段的成功运用，主人公的意识和潜意识的交织，生动 地揭示出人物的生存尴尬。与此同时，对人物窘态的言行举止、外部形态等的白描，以 及用环境气氛的烘托来刻画人物心理等传统艺术手法的运用，又使作品带上了传统文学 的鲜明印记。伴随着主人公的心理流程，作者将不同场景、情节片断自然联缀在一起， 把小说的6个自然部分组织得缜密而有序，使通篇结构和谐而完整。诚如杨义先生所说 ，“它把京派从容自如而内里约束得体的表现风格发展到极致”[7]。
《九十九度中》一改传统小说纵剖式的结构形式，创造了立体的空间结构。它采用了 现代性的拼链式的片断镜头重组的叙事方式，反映的是“人生的横断面”。现代电影、 摄影等艺术手段和技巧的运用，电影语言——蒙太奇式的镜头组接方式，将北平城内一 天中不同阶层的人生片断互相穿插、勾连在一起，不仅摄入了社会上不同阶层的生活景 象，而且记录了不同人物的内心活动、心理情感。类似电影、电视中的一幅幅活动画面 的连续展现，一个个场景和人生片断的互相对照和切换，巧妙的时空转换和过渡技巧， 叙述格局的自然变化，以及“内心独白”的意识流表现手法等等，将环境、气氛和人物 全部有机联系在一起。在看似纷繁、杂乱的小说结构中，隐现着贯穿全篇的主题线索， 显示出结构的统一与完整。而作品中不同的场景引出不同人物的心理情感，又带有中国 传统文学中特有的时空感。难怪李健吾先生会称赞它“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 ，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 ，“达到一个甚高的造诣”。[3]
如果说，在追求艺术完美形式和构架的营造上，《窘》和《九十九度中》较多地引进 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经验，并在整体和谐的结构中显示着诗情画意的自然流动；那么 ，《模影零篇》中的作品，则更多地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承续和依恋，可以说是用 传统的艺术传奇手法，与现代的自叙传体形式相整合，创作出的诗化小说。在《模影零 篇》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者身份，追溯着少时的往事和生活感受。钟绿、 吉公、文珍等人物的命运，无不带上了传奇色彩。但小说虽以人物为着笔的起点，甚至 作品题目也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却又突破了以故事或人物为主导建构叙事内容的结构 定式，而用“我”的意绪引领着作品情节的自然展开。作者笔下，昔日的印象，生活的 断片，追怀的情感，仿佛不由自主地自然流淌。正是在看似随意又充满情韵的抒写中， 小说结构形态的“自然”与现实人生的“自然”达到了契合，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趋向， 通过整个文本完整地传达出来。《模影零篇》中的作品，既同样体现着作者自觉的结构 意识和出色的艺术功力，又表现了京派小说趋向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
四
作为出身名门、留学西洋，“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8]林徽因，独特的人生经 历、知识结构和情感体验，又使她的小说和其他京派作家的小说同中有异，显得别开生 面。
和京派作家怀着共同的文学理想，同是赞美“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 人性的人生形式’”[9]，同是对普通人平凡生活的体验和写照，林徽因的小说在题材 选择上，既不同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也不同于芦焚的河南 “果园城”，以及汪曾祺的苏北乡镇。作为道地的城里人，林徽因给读者展示的，不是 “乡村中国”的艺术世界，自在、自足的生存环境，而是带有北京文化氛围的都市风景 。在小说《窘》中，那均衡而庄严对称的四合院建筑，夏日搭着天棚的大院子，院内的 金鱼缸、莲花、石榴，隔墙的枣树、海棠，充溢着白玉兰幽香的书斋，还有北海的牌楼 、白石桥、垂柳……都散发着北方古都特有的味道。而不论是《九十九度中》对胡同里 巷的形形色色人物生存状态的展示，还是《吉公》、《文珍》中从孩子眼里看到的旧式 大家庭的生活剪影，也都体现着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无不透露出老北京日常生活中现 实的文化内容。
虽然与其他京派作家一样，在审美世界的建构中，都把“静穆”、“和谐”之境当作 始终的美学追求，在创作中注意到情绪的内敛、理性的节制，但生性直率、热情的林徽 因，在小说创作中却难以做到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所主张的那样，保持“超然物表”的心 理距离；难以如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一样，始终保持恬静隐逸的心态和超然尘俗之外的审 美心境。林徽因在以诚实、平静的心态描述现实、回溯人生时，并没有仅仅将情感蕴含 在客观描绘中。她在含蓄蕴藉地抒情时，又时有难以抑制的冲动。于是，我们在林徽因 的小说中，看到了作者在宁静与节制背后的热烈的情感挣扎，看到了作者心情、性情的 不由自主地流露。这又是林徽因小说的独特之处。
《九十九度中》的阿淑受过新思想的影响，而旧式家庭的压力，却“触碎她那一点脆 弱的爱美的希望”，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带着疑惧出嫁。“五四” 自由恋爱的理论，留给阿淑的，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嘲讽。在看似不动声色地对阿淑婚 事和心境的叙述中，人物的心理，作者的议论，自然交织在一起。从中，既表达了作者 对女性解放、婚姻恋爱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对现实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女性“梦醒了却无 路可走”的处境的深挚同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林徽因的直率和真诚。《钟绿》中，作 者在得知钟绿逝去的消息后，再难隐藏自己的一腔真情：“那天晚上对着一江清流，茫 茫暮霭，我独立在岸边山坡上，看无数小帆船顺风飘过，忍不住泪下如雨，坐下哭了。 ”《吉公》以童年视角回溯往事、描绘吉公时，同样时时自然变换叙述角度，自然地插 入作者的议论和感慨。在交待了吉公看似完满的结局后，作者从对二三十年前的追忆回 到眼前，由衷地发出了“人事的感慨”：“我希望他这个儿子所生的时代与环境合适于 他的聪明，能给他以发展的机会不再复演他老子的悲剧。”吉公的命运，映现着时代的 面影。在看似冷静地叙写中，作者明确地袒露着自己的心声，给予了那个压抑人才、埋 没人才，窒息生命力的旧时代和社会环境以批判，把思索和启悟留给了读者。正是在这 些传递着作者感情起伏的议论和感慨中，渗透着林徽因作为知识女性和学者的睿智，以 及对时代和社会生存状态理性的思考，使小说自然流露出一定的社会批评性和思想倾向 性。
收稿日期：2003-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