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7)01-0028-06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以极大的精力关注意识形态领域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教育，开展对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思想和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批判斗争，以确立社会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到1956年，新中国在成功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取得决定性胜利，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一、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1] 积极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各项思想文化斗争，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证，同时也为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在对各种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斗争中，党和政府一方面强调，“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2]；另一方面，根据党和国家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个体经济存在的基本政策和社会现实，认为“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但不能肃清，也肃不清”。[2]
这种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既要批评又要慎重的态度和政策，一直延续到1952年。在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斗争中，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学习》杂志先后刊登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第1期)、《论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2期)、《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第3期)等文章，反映出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左”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对此提出严肃批评，并将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批转全党，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3] 毛泽东还在3月27日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上写道：“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4] 1952年9月5日，毛泽东又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5]
1952年9月，毛泽东对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方法和步骤开始有了新的战略思考。在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6] 的设想。根据《毛泽东传》的记载和薄一波的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6] (p.237)但是，面对这样一个重大转变，一些领导干部在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上，同毛泽东的战略思考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统一党内特别是中央领导层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在继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深入思考的同时，先后对“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等观点提出严厉批评，并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7] 1953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判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肯定了中南局和湖北省委对干部中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错误观念及时予以批判的做法，要求全党“务必抓紧对党员首先是干部进行教育和批判”[8]。
与此同时，周恩来于9月8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阐述。9月24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发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2月，由毛泽东作出重要修改和增补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学习和宣传提纲的发布，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指明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进道路，使之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的伟大旗帜，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和确立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中，深刻分析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破产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性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马列主义已经确定地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2] (p.82)
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新中国成立后，正式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高度重视，亲自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了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部分文章撰写了题记和注释。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1～3卷先后出版，第1卷第1次印行即达106.6万册，第2、3卷的首次印行都达到150万册以上。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讲话和论著，也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或以单行本面世。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毛泽东思想愈益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为适应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53年4月23日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对全党集中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12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著作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实际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9] 10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理论学习中应当参考的“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献”[10]，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更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1] 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规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形式和方法，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完善，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毛泽东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任务。他指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1] (pp.395～396)
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12] 6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重新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0] (p.1154)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积极克服照搬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和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三、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斗争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11] (p.460)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深入的形势下，毛泽东从1954年10月开始，以支持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文章为契机，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信中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是“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批评“‘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的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11] (p.352)
根据毛泽东的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立即召开会议，初步检查了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检查了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60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报刊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清算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是一场迫切的严重的思想斗争。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和制定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方案。对胡适哲学思想的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由艾思奇负责召集；对胡适政治思想的批判，主要由侯外庐负责召集；对胡适历史观点的批判，由范文澜负责召集；对胡适中国哲学史方面观点的批判，由冯友兰负责召集；对胡适中国文学史方面观点的批判，由何其芳召集；对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由尹达负责召集；对《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由张天翼负责召集；对历来《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批判，由聂绀弩负责召集。随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同时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通知强调：“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不加强这条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10] (p.901)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人民群众中开展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强调“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13]
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深厚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是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借用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为由头，发动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斗争。这是毛泽东建国前后就十分重视反对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继续，从批驳艾奇逊的《白皮书》、宣告帝国主义者唯心史观的破产到批判《武训传》的奴才哲学，又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扩展到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些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斗争，都是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重大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文化环境里，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尚未占据显著优势，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与文史哲等学科中，抵制和消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涤荡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任务。
四、提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
经过1954年10月以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斗争，特别是经过1955年底到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如何调动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毛泽东关注的重大问题。同时，苏联的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干预过多等问题，也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4月25～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27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发言，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别开，把那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10] (pp.1123～1125)28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总结讲话，明确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12] (pp.54～55)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阐述十大关系问题，并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6] (pp.491～492)“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学术界和文艺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对推动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多次批评意见，于1956年7月1日实行改版。在社论《致读者》中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14] 中共中央在批转《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时指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15]。《人民日报》的改版成为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范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同时，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既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毋庸置疑地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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