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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台湾文坛，陈映真是引人瞩目的一位作家，评论界对这位“文学的思考者”给予了充分肯定，有的把他誉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有的称他是“当前台湾少数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
陈映真，1937年11月6日生于台湾竹南中港，原名陈映善，笔名陈映真是为了纪念夭亡的孪生胞兄永真而来的，其另一笔名许南村是专门用于评论写作的。1944年陈映真随家迁居台北莺歌镇，1957年毕业于省立成功中学，考入台湾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在这成长过程中，陈映真经历了胞兄夭亡，家道中落，养父去世等人生悲剧，也许正是这种灰黯生活带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引发了陈映真的审美灵感和知性火花，使他踏上了文学寻梦的坎坷旅途。早在小学六年级时，他就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感受了文学无穷魅力。这之后，他不断从中外名作中吸吮精髓，铸造自己的思想灵魂和文学品性。他既冒险阅读30年代的“禁书”，如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文学著作和马克思、毛泽东等人的社科著作，也广泛涉猎契诃夫、芥川龙之介等人的经典名作。唯其如此，他自1959年发表处女作《面摊》后，便文思泉涌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已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将军族》，中短篇集《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第一部），理论文集《知识人的偏执》等。这之中，不少作品在台湾文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获得文学大奖，如《累累》获得了第十届吴浊流文学奖、《山路》获得了“中国时报小说推荐奖”。文学创作虽让陈映真体验了审美带来的愉悦，但也使他历尽了人生艰难。陈映真认为作家应当是个思想家，应当不断地追求并捍卫真、善、美，因而他用交织着基督精神、人道主义和马列思想的理性灵光谛视并批判冷战民族分裂时代衍生的病态，而这种叙事策略势必不能容于台湾那种强权政治话语，因此他先后两次下狱，1968年被捕，在屏东、火烧岛被禁七年；1978年10月3日再次被捕，36小时后获释。但这两次受迫害并未消解陈映真执着的审美追求，反而更激发了他的满腔诗思，创作了一系列内蕴历史质素和涂抹时代色彩的文本，从而让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台湾文坛上最值得研究探讨的一个重要作家。
1959年9月15日，于《笔汇》一卷五期上发表处女作《面摊》，叙述了一个“老掉大牙的人道主义故事”。在都市繁荣的角落里，那相依为命，相濡以情的一家三口在承受“贫”、“病”的宿命安排时，那位长着困倦热情大眼睛警官给予了些微温暖照顾，让他们深深感动，终生感激。小说诗情洋溢，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1960年1月，于《笔汇》一卷九期上发表《我的弟弟康雄》。弟弟康雄是个富有爱心的小知识分子，追求乌托邦社会的和平、自由、平等、快乐，幻想创办学校、医院、孤儿院来造福贫民，但这位热情的理想主义者“没有雪莱那样狂飚的生命”，现实世界只在一个仓库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在物质和精神双重挤压下，他心中的焦虑无法排遣，于是在绝望的颤叫中“撕掉自己的生命”，对抗冷酷的现实。
1960年3月，于《笔汇》一卷十一期上发表《家》。“我”是家中的长子，虽然十分清楚地洞穿并厌恶那些村人们善心的期待，也终于不得不在其虎视眈眈中听任着摆布驱策，向那扇人生窄门靠近，表演那永远演不完的凄惨的戏。
1960年8月，于《笔汇》二卷一期上发表《乡村的教师》。乡村教师英锦翔是个热爱乡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从南洋战场奇迹般死里逃生回到故乡，他走出了那场灭绝人性的战争硝烟，萌发了改革乡土的热情，做上了乡村教师，决心把智慧的种子播进黝黑孩童的心灵，使其成为建设乡土的新一代。然而，战争的乌云再一次遮住了故乡天空中美丽的红日，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他的迷梦，他陷进了绝望的泥淖切脉自杀。
1960年9月，于《笔汇》二卷二期上发表《故乡》。小说通过描写故乡哥哥的堕落来映照故乡人性的迷失。哥哥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怀抱温情主义处事待人，因为热情和理想的驱使，他放弃高尚而且赚钱的开业医师不干，却来到焦碳厂做起保健医师，白天在工厂里像炼焦工人一样劳作，晚上在教堂祈祷，他希冀自己的热心让所有的人归依耶稣脚下，像小羊聚集在约旦河旁。但父亲病殒，家道中落，那些昔日谄媚奉承的笑容一变而为冷若冰霜的脸色，冷酷漠视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这残酷的世相使他一下子动摇了理想，冷却了热情，终而由“天使”堕落成“恶魔”、“赌徒”，“哥哥成了一个理性、宗教和社会主义所合成的壮热地失败了的普罗米修斯神”。
1960年10月，于《笔汇》三卷三期上发表《死者》。这是一篇颇具现代派味的小说。作者通过描写奔丧回乡青年林钟雄的所见、所闻、所感，展示“宿命之死亡”、“蠢蠢欲动之性欲”和“自他中心意识”等等灰黑色的形体，这之中交织着“死之迷惑”的灵光。
1960年12月，《祖父和伞》发表于《笔汇》二卷五期。伞是一个注满了乡愁、痛苦的代码，伞是与祖父连成一体的东西，也是与我充满哀愁的童年及生活过的寂寞荒凉的小村连成一体的东西。伞既流通着祖父气息和血液，又给我带来了启示和助力、亲情和爱。小说中，作者深情地叙写“祖父和伞”的故事，激荡着浓浓的亲情和美丽的哀伤。
1961年1月，于《笔汇》二卷六期上发表《猫它们的祖母》。主人公“伊”憧憬神圣泰平的幸福时刻，整日向螺祖忏悔向善，她供养牲界，想放生赎罪，但伊的儿子“依旧只是疯着，依旧只是发着谵语，而且蓬头垢面”，伊的外孙女因为沉浸于情欲之中变得不孝、乖戾，伊终于不能忍受“猫”们的折磨，“泰平宁静地圆寂”了。
1961年5月，于《笔汇》二卷七期上发表《那么衰老的眼泪》。作者叙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康先生是一位流寓台湾的大陆人，中年丧偶，在寂寞的生活中，康先生终于抑制不住而诱惑了家中的下女阿金，从阿金那里找到了精神慰藉，但这种谐和的现实既不能被康先生的儿子青儿接受，又不能得到阿金势利哥哥的承认。最终，康先生为了自己的体面，为了与青儿妥协，而不得不让阿金离去。
1961年7月，于《笔汇》二卷九期上发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这里，作者的审美眼光回溯到了圣经故事里，对犹大形象进行了审美再创造。在作者笔下，犹大不再是为了三十块钱而出卖耶稣的叛徒，而是一生致力于推翻罗马人统治的人物。他把耶稣交给罗马人是为了激怒那些深爱着耶稣的群众来反抗罗马人的箝制，但是七日前还在称颂耶稣的全耶路撒冷及周围诸城的人不仅没有愤怒，反而呼喊处死耶稣。犹大的拯救计划落空了，当黎明降临之际，“像一面破烂的旗帜”飘进了沉寂的天堂。
1961年11月，于《笔汇》二卷十一、十二期合刊本上发表《苹果树》。作者对一条贫民街上生活着的一群浑浑沌沌俗民的生态作了深层的审美剖析。这群俗民只是像猫狗一样自在地生息着，生活对他们既无所谓失意，也无所谓写意，那颗代表着幸福的苹果树，虽一度曾引起他们的憧憬，但是在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苹果树终究会消失，武治君和伊那段对人性压抑短暂的超脱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征兆，武治君心所指称的苹果树，“其实只不过是一株不高的青春的茄冬罢了。”
1963年9月，于《现代文学》十八期上发表《文书》。小说叙写了流寓台湾的大陆人安某沧桑的传奇故事。安某来台后，曾经枪杀过一个台湾青年，但是，冥冥中命运似乎在安排，他娶了这位被枪杀青年的妹妹珠美，最后，安某在恶梦的困扰下错杀了珠美，变得神经失常。
1964年1月，于《现代文学》十九期上发表代表作《将军族》。小说叙述了发生在底层民众“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这两人，一个是沦落异乡的异客，一个是被家里像猪牛一样卖出为娼的女孩。他们本来存在隔膜，但都是枯肆之鱼而相濡以沫，“天涯沦落人”共同的命运遭际使两人的感情升华到“君须怜我我怜卿”的境界。三角脸倾尽囊中积蓄为小瘦丫头赎身，悄然离去，无所企求，小瘦丫头因这无私的举动深受感化，在邂逅三角脸后，她那永恒的想念和纯洁的情爱像不可遏止的火山一样喷涌而出慰藉三角脸孤寂漂泊的心灵。小说中，作者虽为这两位饱经沧桑备受欺辱的卑微人物安排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悲剧结局，但是在那浓郁的悲剧氛围中弥漫着人道主义关怀气息，作者对这两位底层小人物的不幸极尽同情怜悯之时，对他们之间洋溢的人间真爱和表现出的无私情操作出了热情讴歌。这之外，作者还运用了整体象征手法，以两人相助相爱的故事象征台湾人和大陆人终将成为一体，完成统一大业。
1964年6月，于《现代文学》二十一期上发表《凄惨的无言的嘴》。作者运用一些现代派手法把一个病愈即将出院的精神病患者的心理活动及一些看起来毫无联系的事情串连一块，一会儿不满医生虚伪的笑容，一会儿沉缅于对高小姐的那种恐惧和亲切混杂的情绪回忆中；一会儿对神学院的实习学生虚伪不屑，一会儿又对雏妓被杀满贮同情。在这些看似堆砌的事相背后，作者对其所处身的社会环境进行揶揄。在这个病态社会背景下，“我们都是无根的人”，精神支柱被轰毁，正常的人生被扭曲，整个社会如同一座精神病院那样黑暗可怕，需要阳光的普照和温暖。
1964年10月，于《现代文学》二十二期上发表《一绿色之候鸟》。绿色的候鸟宛若一位不幸的迷茫者，闯进了这一域狭小的天空，尽管它有幸得到“我”、“我妻”、赵公、季公、季妻的怜惜，但是在竹子茂盛开花之际悄然离去，留下了一段神秘久远的怀念。小说中，作者把绿色候鸟作了具象化的艺术处理，旨在审美看取流寓者的人生，呼唤充满爱情的人道主义。候鸟的出现，使“我”和心存隔膜的“妻子”彼此加深了理解，使赵公对过去的放浪形骸有了忏悔之意。后来，候鸟的逝去，季妻、“我”的妻子都突然死去，而赵公患了老年性痴呆症，进了精神病院，这冥冥中的暗合，无疑在寓示什么？最后，作者把新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盼望他要有新的、活跃的生活。
1965年2月，于《现代文学》二十三期上发表《猎人之死》。这是一个美丽而凄怨的神话爱情故事。流浪的爱神阿弗罗黛特和漂泊的猎人阿都尼斯不期而遇，爱神的温柔、热情感化了软弱、自卑、孤独的猎人。但是他们的结合既不容于神，又不容于人，于是猎人滑进了湖心，爱神化成了流浪的渡鸟，这使那个古老而堕落的众神世界动荡起来了，“凶恶而充满了近亲相奸颓废的奥林帕斯山的年代”结束了。
1965年7月，于《现代文学》二十五期上发表了《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小说叙述了一位行将走完不长生命历程的小女孩小淳死前的情形。小淳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女孩，她对因塌坑而被压得扁扁的坑夫充满着同情，然而病魔轻易便夺走了她的生命。小淳的死似乎使周围活着的人：医生、陈哲、许炘、菊子对自己的过往生活有了新的省悟，渴求能“抛弃那些腐败的、无希望的、有罪的生活。”小说结尾，作者极富深意用“兀自照耀着的太阳”给作品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希望“兀自照耀”的太阳能驱走寒冷与黑暗，带来温暖和光明。
1966年9月，于《幼师文艺》一五三期上发表《哦！苏珊娜》。女大学生“我”和男朋友来到滨海的观音乡度假，但是“我”经不住“哦！苏珊娜”那辽远歌声的无形诱惑，挚情地暗恋着末世圣徒会的长老彼埃洛。然而，彼埃洛意外地死于车祸，“我”痛苦地结束了精神暗恋，觉得“这一生再也不会去爱一个了”。小说以异性之间的爱情为外衣，表现了人们探索人生爱的真谛的困惑。全篇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哦！苏珊娜，你可曾为我哭泣？”反复呈现，既赋予作品深沉的哲理，又为作品增添了浓重的感伤色彩。
1966年10月，于《文学季刊》一期上发表《最后的夏日》。陈映真用极具讽刺意味的笔法形神毕现地勾画了裴海东、邓铭光等人虚伪、卑琐的面孔。裴海东迂腐自视高傲，他迫切需要爱情，但又胆怯、畏缩，只是在男人面前自吹自擂，以此来满足他爱情的虚荣心，他对李玉英痴痴迷恋，一旦被拒绝，便不时诋毁编派别人，用不堪入耳的脏话诅咒李玉英，与裴海东相比，邓铭光性情之卑琐也相差无几。他一样自私、自作多情，没有“风度”，缺乏“教养”。
1967年1月，于《文学季刊》二期上发表《唐倩的喜剧》。小说通过描写女主角唐倩三次恋爱婚姻故事，对六十年代台湾读书界作了辛辣嘲讽。唐倩原是诗人于舟的情人，邂逅满口存在主义的胖子老莫，便被其高谈阔论征服，和老莫成了一对伟大的试婚思想的实践者，但没多久，老莫的虚假、伪善使唐倩产生了厌倦，她又开始迷恋新实证主义者罗大头，但罗大头因不断质疑，精神崩溃，唐倩似乎要沉寂了。但留美青年绅士乔治H·D周的出现，使她爱意泛起，和周来到美国。然而，不久她又抛弃了可怜的乔治，嫁给了军火公司的物理学博士。小说中，作者以漫画手法神形毕现地勾勒了几位对西洋文化生吞活剥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媚外崇洋的劣根性，讽刺批判了其无知和堕落的行为，从而对民族精神作出了卫护和认同。
1967年4月，于《文学季刊》三期上发表《第一件差事》。胡心保突然死去，杜姓警官负责调查其死因，这是他职业生活中要办的第一件差事。作者在小说中对比地塑造了刘瑞昌、林碧珍、储亦龙、胡心保四个人物形象。刘瑞昌、惶惶度日，苟且偷生；林碧珍，被“高尚家庭”遗弃而失去温暖；储亦龙，在生活面前逆来顺受；胡心保，无法摆脱精神苦闷的纠缠而厌世自绝。小说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意蕴深沉。
1967年7月，于《文学季刊》四期上发表《六月里的玫瑰花》，小说描写了吧女艾密丽·黄和美国黑人士兵巴尔奈相恋的故事。地位卑微的巴尔奈在弥漫死亡气氛的战争中，赢得了“尊严”，不再感到白人歧视的目光。这世界对他似乎充满了阳光，但是战争本身的欺罔性，使他对它的本质产生了怀疑。他曾经失去理性地疯狂屠杀了一个村庄的百姓，并对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扣动了扳机，这无人道的戮杀让他萌生了一种罪恶感，施加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使他陷入了梦魇的泥淖，住进了精神病院。这期间，艾密丽每天送去一朵玫瑰花，赢得了巴尔奈的爱情。然而，当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其身上时，他却死于战争梦魇的凌虐中。
1968年5月，应邀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前，因“民主台湾同盟”案被捕。
1970年2月，于《文学季刊》十期上发表《永恒的大地》。小说运用了整体象征的手法歌颂了“伊”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作品中，“伊”指曾当过妓女的妻子，象征着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岛。“伊”虽丑陋但却有旺盛的生命力，象征着台湾岛虽千疮百孔，但却生机勃勃。文中语言简约，但诗思交融，极富表现力。
1973年8月，于《文季》一期上发表《某一个日午》。一个“空气寂静得简直能听见它的声籁”的日午，孤独的房先生不觉想起了亡子恭行。对这个同自己生活过二十五年的儿子，房先生除能想起其踽踽走出大门的姿态以及那种犬儒式的神情，其余的便是一片空白，这是由于两人在心灵精神上存在无法沟通的距离。在作者笔下，房先生的处境喻示着流寓者的生态。因为历史战争的错置，房先生们摆脱了可悲的命运结局。
1975年7月，出狱。
1975年10月，以许南村的笔名发表《试论陈映真》一文，进行自我剖析。并由远景出版社出版《第一件差事》、《将军族》两书，复出文坛。
1976年12月，由远行出版社出版评论集《知识人的偏执》。
1978年3月，于《雄狮美术》八十五期上发表《贺大哥》，小说塑造了贺大哥这个有着“历史积淀”的人物形象，对那给人们带来梦魇和痛苦的战争进行了深刻反思。贺大哥经历虐杀越南平民的残酷战争后，回到美国，因精神受刺激患了分裂症，于是离家出走，来到台湾一个小儿麻痹复健所做护理，希望以此减轻心灵的罪恶，但是这毕竟不能彻底拯救他的灵魂，最终还是像一个俊美高挺的武士一样消失了。
1978年3月，于《台湾文艺》五十八期上发表另一部代表作《夜行货车》。这是陈映真“远行”归来后的第一部小说。他以冷峻的笔触，掠起了华盛顿大楼层层艳丽的纱幕，使在大楼巨大阴影笼罩下的卑微、弱小、异化的一面，暴露在每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国人面前。小说叙写了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财务经理林荣平及其下属职员詹奕宏、刘小玲的感情纠葛和生活道路。林、詹都是来自“南台湾乡下农家的孩子”，但在华盛顿大楼里，林荣平奴颜婢膝，折腰求存，詹奕宏则具有骨气，不愿在洋上司面前龟龟琐琐地过日子，以其浩然正气申斥洋老板，在他的感召下，刘小玲舍弃了华盛顿大楼腐朽的生活方式，与詹奕宏一道乘坐“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奔向了南台湾的故乡。
1978年9月，于《雄狮美术》九十一期上发表《上班族的一日》。陈映真对台湾现实的切入是深切的，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视角已转向跨国公司在台湾建立的企业世界，通过描写这之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反映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下的人的异化。《上》以华盛顿大楼莫理逊台湾分公司里一个职员黄静雄因未能升上副经理，愤而辞职的一天的心理活动，描写了这个企业内部腐败、虚伪的阴暗面，同时也反映了部分知识分子奋斗与沉沦的现实。黄静雄大学时代曾立志要用电影艺术为清苦奋进的低等上班族呼吁不平，而一旦跻身于华盛顿大楼舒适的生活中，物欲的满足和权势的诱惑，使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追求，沉溺于升迁的物欲中，“成了由充满食欲的杨伯良所导演的丑陋而腐败的戏曲中的小角色。”
1979年11月，远景出版社出版《夜行货车》。
1979年11月，于《现代文学》复刊九期上发表《累累》。陈映真对在台湾生活的大陆人总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情绪。《累累》写的就是一群大陆来的下层军官在台湾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故土亲人有着深深眷恋和永久怀念，故乡的山、水、人在他们心中总那样亲切。因为现实生活单调而落寞，这之中的反差和失落不时会让他们把思念的风筝放飞到故乡的天空。鲁排长、钱通讯官、李准尉这些飘忽了三十几年的行伍军人，冥冥中总有一种被欺罔错置的痛苦，生活对他们来说失去了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寓者生存的尴尬。
1980年8月，于《台湾文艺》六十八期上发表《云》。小说中，作者采用倒叙手法，通过张维杰的回忆，叙述质朴女工组织工会的情况，塑造了战后台湾政治阴影下的女工形象，描写了台湾麦迪逊公司中坜工厂女工们的觉醒、团结和抗争。文秀英，单纯文静；赵月香，率直仗义；游碧玉，自私但本质善良；何春燕，思想成熟富于斗争。她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团结一致，与以宋老板为代表的保守派针锋相对。她们的抗争无疑对华盛顿大楼里的决策者们是一种反抗，同时也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卫护。陈映真以赞美的目光关注这群女工，其意在喻示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国际垄断资本对人的压抑和对民族的掠夺。
1982年7月，《云——华盛顿大楼系列（一）》由远景出版社出版。
1982年12月，于《现代文学》复刊十九期上发表《万商帝君》。它描写了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的台湾籍青年才俊企划部经理刘福金与外省籍务实派业务经理陈家齐的明争暗斗及其在共同利益下的妥协调和，同时也描写了小职员林德旺精神病发作的经过。小说比起《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来说，意蕴更繁复，它除涉及了省籍矛盾、宗教救赎、弃儿心态外，更主要是对在踞国公司这一大熔炉中部分“台湾人”自我的丧失、人性的异化加以审美表现。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际垄断资本对人精神摧残的本质。林德旺的悲剧深刻地昭示了大众消费时代灵魂脱壳、精神颓败、人性异化的沉重现实。
1983年4月，于《文季》一期上发表《铃铛花》。这是一篇历史反思小说，作品通过两个小学生的真纯眼光，描写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塑造了爱国志士高东茂的形象，对台湾五十年代残酷的大肃清真相作了审美沉思，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两个逃离孩童漫无目的地在田野中游荡，既展示了平静而粗俗的牧歌田园风光，又渲染了静穆中肃杀的氛围，高东茂被枪决一幕的悄然上演，三十年来一直成了孩童心中弥留的梦魇。
1983年8月，于《文季》三期发表《山路》。小说描写了革命者李国坤、黄贞柏与蔡千惠艰辛经历及其晶莹无私的友爱关系，同时通过叙写蔡千惠迷茫矛盾的心态深层地表现了陈映真困惑的政治历史沉思。蔡千惠少女时代怀抱政治理想，仰慕献身于理想的黄贞柏、李国坤，但李不幸被枪决，黄遭终身监禁。于是，他假冒妻子身份来到贫困交加的李家，为他支撑门户，抚养幼弟。三十年后的一天，黄被释归来，她幡然省悟已逝人生追求的茫然，深觉自己已遁入物欲横流中，迷失了理想，产生了信仰危机，终至痛苦地离去。作者极力描写政治犯李国坤弟弟一家相亲相爱的情景，却让李国坤只在小说背景中游动，这样明暗辉映，自然而然表现了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下人们理想追求和信仰操持的困惑痛苦。
1983年10月2日，《山路》获“中国时报小说推荐奖”。
1984年9月，远景出版社出版《山路》、《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
1985年11月，创办《人间杂志》。
1985年12月，自选《陈映真小说选》，作为人间杂志创刊纪念收藏版，收入《将军族》、《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山路》五篇小说。
1987年6月，于《人间杂志》副刊“人间”上发表《赵南栋》。陈映真复出后，其创作题材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对台湾的影响，如“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一是政治反思小说，如《山路》。而《赵南栋》融这两个方面题材于一体。作者以历史与现实交替的手法，既追忆宋蓉萱为革命而牺牲的悲壮场面，述说赵庆云、叶春美的囚禁生活，又展现烈士后代赵尔平、赵南栋兄弟在大众消费时代所表现的人性异化。小说分四大节，一、三节分别以叶春美和赵庆云为中心，描写三十年前的斗争煎熬的牢狱生活，二、四节则以赵尔平、赵南栋为中心，展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人性蜕化，两者交错进行，有条不紊，浑然一体。
1987年6月，《赵南栋》由人间出版社印行。
1987年7月，与康来新合著《曲扭的镜子》由雅歌出版社印行。
1987年9月，赴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成立十周年志庆。
1987年11月，《赵南栋》增订再版。
1988年3月，陈映真作品集十五卷由人间出版社策划印行。
1988年4月，《陈映真作品集》十五卷由人间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辑组同仁在出版缘起中曾这样评论道：“陈映真不但是他那个世代的作家中一直没有停过笔的少数文学家之一，他所创造的独异的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已确立了一个卓著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