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维方式与毛泽东思维方式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代表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4)02-0001-07
作为当代中国文明演进历史遗产精华以及党和国家指导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维方式，与当代中国党和国家最新指导思想“三个代表”思维方式之间的异同及其渊源关系，是值得对中国在新世纪前途命运予以关注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
一、“三个代表”思维方式与毛泽东思维方式产生的历史条件比较
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
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反过来，滞留于人们脑海中的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思维方式，对历史的前进起的是阻碍作用，而它或迟或早会被新的思维方式所代替。
1.时代主题转换对思维方式转变的要求。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个时期，全球范围内各种冲突不断：在很多国家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冲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矛盾以致相冲突，它们集中表现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奴役者与被奴役者相冲突；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称霸与反称霸相冲突。在中国，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冲突。适应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主要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理论。在这样一种实践与理论的背景之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中包含着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即用两级分裂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双方冲突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当着革命形势完全成熟，为了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用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争取革命胜利，是正确的。这已被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等一系列成功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都占据着优势地位的冷战思维方式是一种国际间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世界当代史上，美苏以冷战思维方式争霸世界，导致国际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化。这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对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就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代替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合思维方式，它应该在当今世界占据优势地位。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便抛弃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并转变为和合思维方式。这一转变，有务实的特点，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了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世纪之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世界局势总体趋于缓和、稳定，但局部战乱与动荡仍然难以停止。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高科技，缩短了人类的时空距离，“地球村”促使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全球化的加快既使全球经济发展加速，又带来诸多新的矛盾。各国之间不断加强协调，各种国际组织不断进行斡旋，已成为新世纪一种常见的国际现象。中国在经历20年持续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正抓住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在全球统一分工体系中寻求自身的最佳发展。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它使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更加深入地经历着自明代中叶以来的中华文化史上第三次文化交融与碰撞的高峰期。这一大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更具全球视野，更好地从国际、国内的实际出发，既继承前人、又整合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格局中，经受住任何挑战与风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引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2.社会结构演进与思维方式转变的交互作用。社会结构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骨架，是全部社会关系有机协调的总体形式。但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结构有明显的不协调的二元性，即城市与农村、近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严重的结构性对立。当时，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集中在城市，其统治的薄弱环节在农村。面对这样一个有极大特殊性的中国国情，要想解救中国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照任何本本办事、照苏俄的现成路子，这样一抽象的、僵化的思维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抓住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矛盾，才有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选择时的思维方式，是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他的《实践论》、《矛盾论》是一个整体，即在实践中认识中国在世界上的特殊性，并通过在实践中运用矛盾方法改造中国。他科学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能很快解决二元社会结构问题，但它毕竟为社会转型，为中国逐步演化为现代社会结构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受历史条件和既有思维方式的制约，在实践上延缓甚至人为阻碍了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演进。我们在全国广大城乡建立了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并采用计划经济模式，以行政权力运作方式配置整个社会资源。我们对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进行分割管理，农民与城市人存在很强的身份差异。整个社会呈层级状的组织结构功能是全面而固定的，就业者对单位存在着相当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对体制和社会结构的上述选择，同我们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有关，而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把中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我们是带着痛苦与仇视心理来看待西方的。这样，我们很容易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不容易看到这当中存在着一致性的一面。加之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我们就很容易接受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在二元社会结构的中国，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在这一条件下，生产是以既定的社会组织为前提的，经济组织同政治组织一致，生产同消费直接统一，是有传统基础的，趋向行政化管理方式也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经济落后使得我们必须防止过度城市化。这样，我们就以户籍制度来对城乡人口分割管理。我们的两极思维习惯又把这种管理方式视为当然。而且，它确实也对维护社会治安、控制人口过度增长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年代的推移，这样一种体制与社会结构的选择，暴露出来的弊端越来越大。由于社会功能分化与社会流动受阻，社会活力就不同程度地被扼杀了。由于个体身份的固定化与城乡鸿沟的形成，人们的社会需要的追求与创造精神的发挥，更是极大地被束缚了。趋向极端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又把人们这种需求与创造视为资本主义异端，整个社会就趋向僵化，本来就存在的很好的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就成了漂浮在人们记忆的脑海中、印在书本上的不结果实的美丽的花朵。
邓小平在澄清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对历史发展似是而非的一些看法，摒弃过去同趋向极端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交织在一起的思辨式的思维方式的同时，把握历史深层本质，使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选择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高度统一起来了。他使毛泽东的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同时代特征、中国国情相结合，产生出开放性、务实性等新特点，结出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促进了中国由二元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加速演进。这一演进，恰恰也是从农村开始的，因为临驾于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之上的官本位社会控制体系的薄弱环节在农村。而且，要适合中国现有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推进初级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也只有从农村开始，从改变农村内部结构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开始。
世纪之交，经过二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生产力结构来说，它已演变为包含手工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现代信息生产力在内的三元结构，反映到全国各地区，就表现出生产力水平结构的极不平衡性。相应地，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完全解决，据测算，还需要大约20年之久。从生产关系结构来说，确定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以后，从宏观到微观，从所有制结构到分配结构，整个生产关系在急剧地调整，逐步向社会化的方向演进，并逐步同国际运行层次的生产关系相容而联为一体。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越来越在竞争性企业中普及。与此同时，利益群体多元化，社会阶层分化，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已成必然趋势。但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收入上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在扩大，可持续发展上遇到了人口、资源和环境三方面制约。在文化领域，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在政治领域，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行政民主促进政治民主、基层民主推动中上层民主已成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多方面内容和任务的展开与推进，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提高，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在变化。在这样一个社会多维结构演进的过程中，塑造新的思维方式，是历史的必然。它需要在实践基础上更高水平的统筹协调思维，或者说整合思维；需要适应全球化时代需要的开放思维；需要克服各种保守性与局限性的创新思维。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普及，将为社会深入变革与进一步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二、“三个代表”思维方式与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本质及特点比较
所谓思维方式，从哲学上来讲，就是人们的思维定势和思维运行模式的总和。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们的思维方式经历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近代机械性思维方式、近代唯心的辩证思维方式。不同民族，还有其不同特点的思维方式，如：中华民族具有整体有机思维方式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大变革，出现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具体的、历史性的辩证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人类思维方式变革的道路，并没有终止这一变革的历程。而且，马克思的具体的、历史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本身，就要求人们要结合本民族、本国实际来形成自己的旨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思维方式。我们党，从毛泽东思维方式到“三个代表”思维方式，就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发展的轨迹，向前递进，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1.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本质与特点。毛泽东思维方式，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运用于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并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过程中创立和发展的。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本质，是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亦即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明了正确认识事物、获得真理，必须遵循矛盾运动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他在《实践论》中阐明了正确认识事物、获得真理，其基础是实践，反过来又是为实践服务的，同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是实践的思维方式。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是实践性和辩证性、战斗性、自主性。(1)实践性和辩证性，是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核心。《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第一篇哲学著作，也包含了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内核。他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1～112页、第110页、第115页。）这里，就阐明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思维方式，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而且，揭示了教条主义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其民族的自主心理已丧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正确的思维方式，是解救与振兴民族的灵魂。毛泽东正确的思维方式的深层内核是什么呢？就是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要深入到群众的实践斗争中去解决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它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实践性和辩证性。这一思维方式的红线，就是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思维方式是全面的：从时间来讲，实践主体从客观实际出发，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达到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统一，使现实客体演化为符合主体一定目标的理想客体。从空间来讲，实践主体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经过个性、共性、个性的过程，按上述要求改造客体。(2)战斗性是毛泽东思维方式适应革命战争时期时代特征的特点。毛泽东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支脉。“实践”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起始范畴。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们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动力和源泉。如此等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普遍真理。但是，按照马克思、思格斯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为无产阶级寻求解放之路的历史使命，他们更强调把实践理解为革命实践，理解为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的物质活动。因为当时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此严重以至对抗，不诉诸革命实践，人们的物质生产能力就受到束缚，社会就得不到质的发展。基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党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方面的道理。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在年轻时就具有战斗性思维方式，他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形成自己的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战斗性的思维方式，毛泽东才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也才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使新中国不怕任何外来压力。这种精神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这种思维方式的科学性上来说，毛泽东后来又做了进一步地解释，他说：“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毛泽东的思维方式的战斗性和他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理论，与他所在时代的主题是有内在联系的。时代主题转换之后，我们再来审视这一问题，又会有新的认识。有学者把矛盾分为以斗争性为主的矛盾和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当然，还应该包括两种性质在伯仲之间且因时而异的矛盾）。“以斗争性为主的矛盾对立面斗争的结果，是一方消灭、战胜、克服另一方，而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对立面斗争的结果，并不是一方消灭、战胜、克服另一方，而是矛盾双方相互促进，共同得到发展。”（注：姚伯茂著：《对立统一学说新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7页。）由于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反对派也好，对日本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同他们的矛盾都是以斗争性为主的矛盾，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党的思维方式中确实包含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它付诸实践的效果如何，就要看历史条件了。时代主题转换之后，由于思维方式的相对独立性，加之脱离新的国际、国内实践，晚年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战斗性就逐步趋向一种极端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走向了社会进步的反面。(3)自主性是毛泽东思维方式一以贯之的特点。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去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1～112页、第110页、第115页。）这就是独立自主思想的最初明确表述，也是毛泽东思维方式自主性的阐释。自主性是毛泽东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必然包含的特点。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必然包含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不仅有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能动性，而且有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动性。毛泽东的辩证法，强调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当中，同样显示了自主性的思维方式。自主性也是作为革命家和爱国英雄的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必然特征。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得太厉害，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必然会孕育出自主性强的领袖人物。这样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和治国理念上的自主性，仍然是我们必须继承与发扬光大的。但是，发挥实践主体的自主性必须同尊重实践条件的客观性统一起来。也正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才使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步地脱离实践条件过度发挥了他的自主性，办事太急了。到晚年，由于国际、国内种种原因，他的自主性又同封闭性结合起来了，就产生了全党、全国性的大灾难。
2.“三个代表”思维方式的本质与特点。“三个代表”思维方式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历史任务，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现代化事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的。“三个代表”思维方式的本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当代实践的、辩证的、整合创新思维方式。我们党接受和运用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当着毛泽东晚年扩张他的思维方式的某些特点而落后于时代条件的变化、脱离群众的实际需要时，这种思维方式就对中国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了。但又由于毛泽东几十年形成和发展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在我们党内已根深蒂固，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遇到了适当的有利条件，它就能再占优势地位。是邓小平，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引导中国走出困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世纪之交，我们党处在一个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新的历史方位，思维方式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继续发展，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与时俱进”的内涵作了揭示，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这个成语是从《易经》的益卦的彖辞中的“与时偕行”来的。与时偕行，讲的就是要按规律办事。按照思维方式发展的规律，在当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实践的、辩证的、整合创新思维方式。为什么呢？其一，“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主义开辟的人类思维方式变革的道路不能背离，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能被抛弃而另起炉灶。其二，思维方式必须与变化了的时代条件相适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产业化，使世界进入高科技时代。新世纪，全球化、信息化在迅速发展。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发展上的整体化、综合化的趋势，国际社会上需要不断斡旋、整合的趋势，我们党的基本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和自我完善功能越来越需要强化的趋势，难道不需要我们构建整合性的思维方式吗？当代中国社会正向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社会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并且具有人类共性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方向演进，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由当代的实践升华出来的我们党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整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在整合中创新，以创新性提升整合性。
“三个代表”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是实践性和辩证性、和合性、开放性、整合创新性。(1)实践性和辩证性，是“三个代表”思维方式的基点。坚持实践性和辩证性，就是坚持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核心，就是坚持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6页。）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论断。“三个代表”思想所包含的哲学思维方式，正是在当代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它也逐步被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但是，在当代，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实践性、辩证性也要向前发展以适应新的实践的需要。比如：系统论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矛盾论》的思想。系统论讲有序性原则，这对当代中国改革是个非常有价值的指导原则。改革的时序选择必须考虑某一历史阶段主体与客体多种复杂关系。而从《矛盾论》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论述中并不能得到这方面的指导。由此进一步得知两点：其一，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如果没有新的实践经验的支撑，没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横断科学知识的支撑，只是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那就不是真正的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方式，而蜕变为思辨的思维方式，变成不结果实的花朵。其二，思维方式不仅是个运用问题，还要研究它的不同层次的结构与功能，哲学思维方式要朝精细的方向发展。(2)和合性是“三个代表”思维方式同当今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特点。和合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合而尽量避免冲突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和合，不是说不要斗争，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缺一不可。只是在当今时代特征下，社会矛盾大多数是以同一性为主的矛盾，斗争的方法总的说宜采取“和而不同”的方法（但是，现在局部也存在着忽略斗争性的倾向）。和合，强调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注重综合，也就是异质的有机结合。这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精华形成的思维方式。当代中国和合思维方式越来越渗透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在政治方面，我们党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经济方面，我们党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文化方面，我们党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如此等等。(3)开放性是“三个代表”思维方式适应全球化时代新要求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因为它的辩证法的两条原则就是联系与发展，它面对的是普遍联系和无穷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世界。但是，开放性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是个大杂烩，它仍然要坚持自己的党性原则。这也是我们在阐述“三个代表”思维方式时必须注意的。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就是毛泽东思维方式的自主性特点，这仍然是我们要坚持的。只不过面对新世纪条件下我们党的历史任务，我们更应强调思维方式的开放性特点。改革开放已20多年了，尽管我们的开放思维比过去封闭时期强多了，但是还跟不上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我们在发展观上，仍然有单纯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思想，在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今天，不讲求质量的经济增长是无法导致吸引外资和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是硬道理，也应包括整个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我们很多同志还没有树立新的发展观的背后，是思维方式仍然有一定的封闭性。我们的全球意识也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当今世界，人的解放与发展已进入全球性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科技发展、管理发展都有人类共同规律可循，经济运行的总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马克思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8页。）现代化有着人类的共性规律，这些规律的运用，当然要同各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各有特色的多样化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特色而延缓这样或那样一些方面的进步。拿人类政治生活来讲，实行选举制，建立制衡机制与文官制度，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等等，是人类文明相互交融，长期演化、选择的结果。我们这方面之所以不足，既有现实的国际、国内既定格局的根源，也有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鲁迅讲过，汉、唐时期“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我们应该以这种雄大魄力，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加快我国政治文明进步的步伐。当然，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全球化毕竟是西方主导的，国家的主权、安全，国家利益必须列为首位。融入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过程。进一步树立开放思维方式，从国内来讲，将逐步消解民族心理中多重积淀的农耕社会、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的痕迹；从国际来讲，将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的异质和合当中大放异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具有蓬勃生机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4)整合创新性是“三个代表”思维方式适应时代条件和中国发展需要的新的本质特性。它是从总体上指导我们去解决“应如何”与“怎么做”的问题，它不但求“真”，而且致力求“善”，向往“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底蕴，也正是要求我们以这种整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去规划未来、塑造未来。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这需要一整套涉及经济发展、民主健全、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活殷实的指标体系来衡量，特别需要解决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和控制人口、经济社会结构转换、“三农”问题、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这些关键问题。在本世纪头20年，解决这些问题，达到预期目标，对我们党的思维方式的更新提出了迫切要求。非此，怎么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我们党的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是整合创新性的思维方式。整合创新性思维方式落实到思维方法上，就是强调整体性、有序性，以此主导分析与综合相互渗透、融为一体。整合创新思维方式落实到社会实践上，不但注意实践的具体性、有效性，更强调实践的创新性。同时，整合创新思维方式结合时代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整合创新思维方式常常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自我体认”的意象的活动特点。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来是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与怎样建设党”这个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的，后来又论证了它“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从上述第一个“回答”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层蕴涵的是整合创新思维方式。我们党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的基本功能是社会整合功能与自我完善功能。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包括思想指导功能、社会控制功能和社会协调功能三个方面。党要坚持“三个代表”，目的是要执政兴国，而只有发挥好上述三个方面的社会整合功能，才能更好地执政兴国、长治久安。党的自我完善功能包括固本功能与更新功能。党的立党之本是什么？从思想上来说就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其深层底蕴就是思维方式。所以，从坚持毛泽东思维方式再发展到坚持“三个代表”思维方式，恰恰就是党的固本功能与更新功能的体现。所以，整合创新思维方式是符合解决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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