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效率：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到底多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大论文,发达国家论文,差距论文,效率论文,能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最新的统计资料表明，最近两三年，我国工业节能率有所下降。所谓下降，不是说不节能了，而是节能率提高得不如原来那样快了。这意味着，由于我国总的能源利用率只有约30%，不足发达国家的2/3，差距还会越来越大，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得越快，能源全面短缺的局面也就会来得越早一些。
王庆一（中国煤碳科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你说的情况不错，但有一个说法我认为必须澄清。流传最广的典型说法是，“我国目前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0%左右，日本美国都在50%以上”，这是不对的。问题出在概念混淆，把两种所指不同的“效率”放在一起比较了。
记者：能源效率及其国际比较，是各国能源决策和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请您介绍一下国际上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解释的。
“能源利用效率”概念不清
王庆一：在国际上，能源效率和节能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明确区分的概念。准确的说法可这样阐述：
从物理观点看，能源效率是指在利用能源资源的各项活动中，如从开采到终端利用中，所得到的起作用的能源量与实际消耗的能源量之比。从消费观点看，能源效率是指为终端用户提供的能源服务与所消耗的能源量之比。这里能源服务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能源的使用并不是它自身的终结，而是为满足人们需要提供服务的一种手段。因此，终端能源利用的水平，应以提供的服务，如灯的照度来衡量，而不是用消耗能源的多少，如电灯耗电多少来表示。这一观点已广泛用于能源需求和节能分析中。
节能的定义为：“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接受的一切措施，来更有效地利用能源资源。”这是世界能源委员会，即原世界能源会议70年代提出的节能定义，至今仍是权威的解释。通俗地讲，节能是旨在降低单位产值能耗的努力，为此要在能源系统的所有环节，如从能源的开采、加工、转换、输送、分配到终端利用，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来消除能源的浪费，充分发挥在自然规律所决定的限度内存在的潜力。
记者：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ECE)对其所辖地区（欧洲和北美）的能源效率进行调研后，于70年代后期发表了“ECE地区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的报告”，您对这个报告有何看法？
王庆一：这个报告恰恰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观点和评价方法。按照这个观点，能源效率可分为开采效率、加工和转换效率、贮运效率以及终端利用效率。“开采效率”即回采率或回收率，用从一定能源储量中开采出来的产量的热值与储量的热值之比来衡量；“加工和转换效率”的“加工”是指煤、石油、天然气等的精选炼制，“转换”则包括炼焦、发电、产热以及气化和液化等一次能源变成二次能源的过程。“加工和转换效率”是起作用的能源的产量与加工转换时投入的能源量之比，其差额即加工转换企业，如炼油厂的自身消耗。“贮运效率”是指能源输送、分配和贮存过程中的损失来衡量；“终端利用效率”是指用户得到的有用能与过程开始时输入的能源量之比。终端利用效率的计算极其复杂，从不同角来计算，相差极大。例如，白炽灯输出的有用能，如按光通量计算，效率很低；若按发出的热量计算，效率高达95%以上。
通常所说的“能源效率”是指后3个环节的总效率，4个环节的效率的乘积是“能源系统的总效率”。国内常见的“能源利用效率”这一术语概念不确切。在统计部门的能源平衡表和一些文章中，把能源工业自耗能和发电能源损失计入终端能源消费，“开采”、“加工转换”和“终端利用”混在一起也是不妥的。
记者：清华大学核能研究所、国家计委、中科院能源所，在80年代初采用国际通用方法，编制出1980年全国能流图，计算结果几乎完全相同，能源效率分别为25.5%和25.9%。您能否采用国际通用方法，对最近几年我国能源系统的总效率进行一下计算，从而做一个比较？
王庆一：根据现有数据，我只能对我国1992年能源系统的总效率进行估算。他们是：能源开采效率为31.1%；加工转换和贮运效率为70.3%；终端利用效率中，农业利用效率为30%，相当于欧美国家70年代初水平。工业利用效率因统计极其复杂，只能按工业锅炉和水泥窑的平均热效率提高的幅度推算，为44.5%。交通运输利用效率25.4%，民用商业部门利用效率为42.5%。根据上述4个部门的能耗比和终端利用效率，算出总的终端利用效率为42.1%。而1992年我国的能源效率为29.0%，比80年代初提高了大约3个百分点。
记者：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节能工作，早在1980年就确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斯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能源发展总方针和有关政策。但是10年左右的时间，能源效率仅提高3个左右的百分点，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王庆一：80年代以来我国节能工作成效是显著的。但能源效率幅度提高很少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二：一是能效较低的乡镇工业迅速发展，部分抵消了大中型企业能效的提高。其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终端利用效率相对较低的交通运输和民用商业部门的比重明显上升，而终端利用效率较高的工业部门的比重下降了。
低10个百分点
记者：按照国际通用的方法计算，我国能源效率与发达国家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王庆一：首先讲，“日美两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已超过50%”的说法，如果指除开采以外的各环节的总效率，即能源效率，显然是不可能的。日本1975年的能源效率为36.4%，美国70年代初约为32%。如果说日美目前的“终端利用效率”已超过50%，则是可能的。因为近20年来，日美两国的能源技术，特别是节能技术都有很大进展。1973-1990年美国单位产值能耗下降了27.7%，小汽车燃料效率提高了54.4%，因此有可能达到ECE报告预测的90年代初51%的水平。
然而，即使是号称能源效率最高的日本，目前的“能源效率”也绝不可能达到50%。90年代初日本加工转换效率约为70%，终端利用效率即使达到ECE报告预测的58%的最高水平，两者相乘，“能源效率也只有38.5%。
以此对比，我国目前的“能源效率”约为29%，比世界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终端利效率约为41%，比世界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
另外，我国“能源系统的总效率”非常低，只有9.3%，也就是说，我国每开采100吨能源储量，变成终端能用的还不到10吨。90吨以上的能源在开采、加工转换、贮运和终端利用过程中损失和浪费掉了。
记者：我国人均能源资源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2，能源资源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又由于我国能源系统的总效率太低，靠挥霍宝贵的资源支撑经济低效益增长，显然是不行的。您认为，采用国际通用的办法计算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对我们有什么实际指导意义？
王庆一：采用科学的方法，正确计算出能源效率的水平，才能比较准确地进行关于节能潜力的分析，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目标，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
比如，现在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根据国内外能源效率或单位产品能耗的差距，来估计我国的节能潜力。这是不切实际的。如，199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占76.2%。日本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这类高效能源占83%，煤只占17%，这对能源效率有很大影响。因为烧煤的工业锅炉平均热效率为68%，而烧油平均热效率可达87%；吨钢可比能耗和供电煤耗也有很多不可比因素。总之，能效的国际比较和节能潜力分析，必须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