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生活：近代哲学之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特征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从笛卡尔开始的近代哲学与马克思开启的现代哲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或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对此，不同的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概括，如从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从知识论转向语言哲学，从本体论思维方式转向非本体论思维方式，从实体主义转向关系主义，从科学世界观转换为生活世界观，①等等。那么，此种转换何以会发生呢？这样一种追问对于把握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其走向当是基础性的。
我们认为，近代哲学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世界观”，它是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哲学化。此种世界观的本质是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切割、遗忘和抽象，这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现代哲学兴起的根本原因。
一、牛顿的权威丝毫不差地成为一种宇宙观的后盾
新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罗蒂认为，启蒙运动打破了神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后神学文化时代，在这个文化中，神学留下的空白由哲学来填充了。这其实是对近代文化的误读。在近代，哲学从未真正取得王者之尊。哲学的王者形象只是一种表象，是启蒙运动的先知们自封的，它仅只停留于一种哲学观念或一种哲学，并没有成为文化的现实。不过，近代文化倒的确有一个中心，但这个中心不是被思想家们推到前台的哲学而是隐身于哲学之后的科学。
近代科学的地位并非出于它的自封，而是源于其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近代，最为成功的自然科学当数经典物理学。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伽利略提出了惯性定律、落体定律和力学的相对性原理，并建立了物理科学的真正方法。所有这些为牛顿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前人的基础上，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由此把天体运动的规律和地上物体运动的规律统一了起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力学体系。对此，丹皮尔曾有评价：“牛顿理论的精确性实在令人惊异。两个世纪中一切可以想到的不符的情况都解决了。而且，根据这个理论好几代的天文学家都可以解释和预测天文现象。就是现在，我们也须用尽一切实验方法，才能发现牛顿的重力定律和现今天文知识有些微的不符”。②由于这一体系的完备性和普适性，它甚至成为近代科学的代名词：它的概念是经典的科学概念，它的思维成为近代的时代思维，它的自然观因之也被提升为世界观。
在经典物理学的视野下，自然界是这样一个存在领域：首先，它是某种外在于人的、与人无关的，自生自灭的、自足的物质性世界。古希腊人把自然视为有机的、蕴含目的的世界。牛顿的物理定律却清除了一切物活论、目的论的痕迹。按照第一运动定律，无生命物质一旦运动起来，倘若不被某种外部原因制止住，会永恒地运动下去，并且促成运动变化的外部原因若能找出来，本身总是物质性的。整个自然界均是靠自身的动量、按自身的规律运行的。尽管运动的第一原因牛顿本人总是说不清楚，最后只好归于神，但神在使宇宙启动起来之后，立刻宣布了万有引力定律，从此一切就自己进行，不再需要神明再插手。其次，它是一个可数学化的、力学的、简单的世界。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的第三篇，牛顿一开始就讨论了“哲学中的推理法则”，其法则1如下：
“法则1：除那些真实而已足够说明其现象者外，不必去寻求自然界事物的其他原因。
因此哲学家说，自然界不做无用之事，只要少做一点就成了，多做了却是无用；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夸耀自己。”③
应当承认，象威廉—奥康的剃刀一样，牛顿提出的原则也是一个唯物主义经验论原则，即要求从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然而，牛顿却并未真正做到此点，自然被他经济化、简单化、数学化了，被他“剃”得只剩下力和量，数学的力学性质之外的东西都从自然本性中被剥离掉了。既然自然现象全部取决于力，那么掌握了力的规律就等于知道了自然界的全部奥秘。这是一个简单的、易于为人了解进而控制的世界。最后，虽然人没有在牛顿的自然界中露面，但牛顿的自然观却在自然之外预设了一个旁观者即人的存在。因为一个力学的世界是由人来认识的，力学定律是靠人来发现的，没有了人，当然就不存在牛顿力学，也无所谓自然观的存在。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相比，牛顿力学似乎降低了人的位置：人由宇宙的中心和目的降低为宇宙之外渺小的旁观者。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牛顿力学实际暗含着对人的地位的推崇，作为一个简单世界自然界显然容易为人所把握，人也的确把握了自然，牛顿力学即是明证，而人经由此种把握便可跃升为自然的主人。
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牛顿所描绘的那个外在于人的、机械化的、可为人操纵的世界当然是自然界。然而，由于牛顿力学的完备性和普适性，牛顿对自然的观念却未局限于自然界。借助于牛顿的权威，再经过哲学家们之手，它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宇宙观、世界观。伯特曾指出，“牛顿的权威丝毫不差地成为一种宇宙观的后盾。”④由于这一世界观的“科学性”，我们将其称之为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或自然科学的世界观，简称为“科学世界观”。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整个近代哲学，不论唯物论抑或唯心论，均持此种世界观。
十七世纪欧洲近代哲学的特点是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斗争，对立的双方围绕认识的起源、途径、方法、对象和主体等问题展开争论。然而，恰如胡塞尔所言：“人们不应被通常所说的那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弄糊涂了”⑤。透过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重重对立，若超越狭义认识论的范围，便不难发现，他们所遵循的是同一种思维方式，所信奉的是同一种世界观——科学世界观。经验主义者作为知识之起源的世界是一个外于人的、数学化的物质世界，典型者如霍布斯认为世界中的存在物必须“与空间的某个部分相合或具有同样的广袤”，⑥否则就不存在，就是无。而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不同仅只表现为对那一世界作了主观的论证，即把理性作为外部世界存在的依据（不过，由理性所确证的世界的本质不一定是物质，而可能是精神）：笛卡尔从我思引出一个具有长、宽、高三量向的实体世界的存在。斯宾诺莎的一元实体也是不依赖他物而独立存在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等等。
如果说科学世界观在17世纪是一个羞羞答答的处女，那么在18世纪则蜕变为放荡不羁的性感少妇，整个世界处于其淫威之下。从自然到人、从人的肉体到人的心理或精神、从个人到国家，一切的一切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都认为，在整个宇宙里，在人身上，在动物身上，只有一个实体，只是这个实体的形式有变化，这个实体即是凭自身存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永恒物质。整个世界就是一架无偶然性的、被精心设计的机器：一切都是简单的，一切都是可以预知的，一切也都是可以控制的。丹皮尔就曾指出：“牛顿的法国门徒，却认为牛顿的体系说明实在是一付大机器，它的所有的基本要素都已了解，……”⑦
德国古典哲学是近代哲学的最高成就。古典哲学家们虽然不再直接把牛顿力学的观念拿来当作哲学理论，但科学与哲学的联系从未中断，科学只是改装换面，它不再站到前台，但却成为背景，以并不引人注目的形式顽强地表现自己。康德、黑格尔等人并未走出牛顿力学的阴影。康德试图超越17、18世纪哲学，变“认识必须符合客体”为“人为自然立法”。然而，他仍然设定了一个存在于感觉表象之外、作用于感官的、独立自存的自在之物的存在。黑格尔虽然倾力攻击牛顿力学，贬抑法国唯物论，但事实上，黑格尔是牛顿自然观的最为“哲学化”的表述者：世界的本原是先在于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限物的绝对理念，而人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是绝对理念自我演化的工具。费尔巴哈更是坚执一个不依赖于任何精神实体而独立自存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自然界绝不是什么被造物，绝不是被制作的或简单无中创有的事物，而是一个独立的、只由自己可以说明的、只从自己派生出来的东西。”⑧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哲学发展之后，费尔巴哈仍然以18世纪的思维方式来克服唯心主义的缺陷，这说明黑格尔并没有真正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说明德国古典哲学依旧处于近代世界观之中，说明牛顿所描绘的世界图景是整个近代哲学都抹不去的阴影。
二、遗忘生活：近代哲学思维之本质
自然科学所描绘的“科学世界”实际是我们的生活或生活世界的某个领域或某种性质，但是若把此领域或性质夸大为全部的生活、整个的世界或世界的本质，那么，现实的生活或生活世界便被切割、抽象和遗忘了。科学世界观的此种性质在其所蕴含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和实体主义——上更为充分地展示了出来。
（一）本质主义。科学世界观首先是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先在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不仅预设实体、事物的静态本质，而且先在设定事物的过程本质，即主张任何事物的发展均有一定之规，在发展之先，发展的路径和结果便已被先在决定，因此只要把握了事物发展的初始状况和演化规律，便可以推论出事物的整个发展过程。“按照这种假设，如果有能够做这种演算的超人智慧（如拉普拉斯小妖——引者），那么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可以一目了然”。⑨所以，本质主义必导向还原主义，即对宇宙发展的初始状况、条件的探寻，对第一原理、原初创造者或先在本质的追问。而此种探寻和追问意味着对现世、对此时此地的现实状况、对当下人类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漠不关心。
古代自然哲学是本质主义，追问始基即是寻找初始状况。中世纪神学也是本质主义：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在上帝创世之前就已安排好了。本质主义在近代并没有消失，而且获得了坚实的科学后盾。牛顿的宇宙是一个符合机械原理的有规则的运动体系，一旦发现了运动规则，“并将它们还原为精确的数学表达，我们就划出了全部未来知识的道路。我们只需充分展开这些规律中所暗含的最深层的结构”。⑩笛卡尔关于世界体系的论著就旨在实施这一基本方案，这部论著的格言是：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能给你造出一个世界来。近代本质主义在黑格尔的科学世界观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绝对理念在演化之先就已注定处于自我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演化旅途，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一切事物都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近代本质主义突出表现为乐观主义、进步主义。既然世界是规律的集结，那么，人把握了规律便可操纵世界；既然自然是一个量化的、机械世界，那么世界秩序的发现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时间的延伸即等于知识的积累和人控制、支配世界能力的增强，便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道德状况的改进。只要假以足够时日，人类必定会跨入“千年至福王国”。也就是说，近代人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充满了种种美好的憧憬，他们视社会进步为必然的、线性的、命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论个人采取何种态度，阻碍也好，漠不关心也罢，均无关宏旨，社会进步总能冲破重重壁垒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样，现实、人自身均隐而不显，凸显的只是预定的进步趋向，过程的本质在过程之先、在过程的承担者之外被先在设定了。此种主义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进步是命定的，与人的行为无关，那么，人便对历史、社会不再负有任何责任，人无需向善，无需为进步忧虑，无需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担忧，进步自己便可以实现自己，如此为人的自我放纵大开方便之门，为容忍、纵容恶提供了口实。
本质主义必导向同一主义、中心主义。既然每一事物、每一过程都存有本质，那么一类事物、进而整个世界呢？本质主义设定对象的秩序、不变性和稳定性，而秩序、稳定性和不变性正是同一性或中心。所以，近代哲学家们不仅给所有的对立面设置一个中心，而且认为整个世界也存在一个中心：唯物主义者将其归之于物质，唯心主义者归于精神。而既然整个世界是统一的，那么整个世界便在一个体系中可以阐述。同一主义必然演化为“体系癖”，导向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堂皇叙事”或“宏大叙述”。笛卡尔把自己的哲学体系比作一棵树，其中，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其他各门具体科学是树枝；霍布斯以“物体”为核心范畴的体系由两部分组成：研究自然物体的自然哲学和研究人以及人造物体（国家）的“公民哲学”；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体系更是包罗万象：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学问都被这个宏大体系所囊括。“体系癖”在黑格尔身后的德国达到高潮，恩格斯曾描绘了这一“景观”：“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11]而为了体系的完整性，体系癖们不惜以臆想的联系替代现实生活关系。
（二）客观主义。所谓客观主义是指把世界作为自在存在、把关于外于人的自在世界的客观真理作为其最高追求的观念。科学世界观就是一种客观主义思维：科学世界观使主客分离，视世界为自在存在的物理世界，而人则是世界之外的旁观者。既然世界是自在的，那么作为旁观者的人的任务便只能是认识这个自在的世界本质和规律，便只能以这个自在世界为对象和目标。
客观主义是本质主义的衍生物。既然事物及其过程存在着先定的、永恒不变的客观本质和规律，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完全由其本质和规律所决定，人只能站在世界之外观看世界的存在和演化，那么，客观性便是本质主义的唯一追求，所谓认识只能是符合，一切的主观性和历史性作为非客观的东西应予以排除，客观存在才是判明认识真假的标准。这实质上是一种无主体的、非人的、忘我的哲学，是一种“镜喻哲学”（罗蒂语）。洛克的“白板说”最形象地表达出了此种再现主义。我们的心灵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记号和观念，一切观念和记号都来自后天的经验。不仅洛克，整个近代哲学都在追求知识的此种客观性；唯物论者以感官经验为知识客观性的根据，如此获得的便是客观真理；唯心论者则以上帝或某种外在于人的绝对作为知识的客观性的保证。甚至近代的主观主义者也不过是借助“主观”来确保知识的客观性。胡塞尔就认为，“笛卡尔不仅是近代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创始人”，而且他对“客观主义的强烈兴趣是他曲解自己的原因”，他与经验主义的客观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这种客观主义作了主观的论证”。[12]
客观主义包藏着绝对主义、教条主义：那个客观自存的、作为人的认识目标和标准的对象就是绝对。要求人类彻底忘却自我、排除一切主观性，就是为了使人达到那个绝对。而一旦达到那个绝对，意即获得绝对真理，认识无需再前进，人也不再有创造，剩下的只是循着绝对真理行事就可以了。不仅如此，客观主义还势必导致权威主义：既然存有绝对真理，而又不是所有人都可达到绝对真理，只有那些能够做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之人，才可通于“大道”，那么显然，那些通到了“大道”的成为权威，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近代（包括古代）哲学的大师们大都对自己的哲学抱有此种绝对主义态度。正是由于有了此种态度，近代哲学才成为一种“独自”，成为颐指气使的、专横的绝对命令。它不是启发、分析，而是说教、布道。它不是引导人去发现真理，而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向人们宣扬真理，要人们无条件地接受真理。这样，真理的发现者就不再是人，而成为远离生活的神。“认为人的心，相当于这样一面无遮蔽的镜子，而且他对此了然于胸，这样一种观点，诚如萨特所说，就是神的形象”。[13]
（三）理性主义。把近代称为理性主义时代一点也不过分。“科学世界”就是一个理性世界，理性不仅是作为旁观者的人的本质，而且那个外于人的自在存在的世界也被理性化了：它的根本特性是广延性，它的运动遵循的是机械的力学法则，在它之内所出现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或可以预期的。
近代理性主义首先表现为将理性神圣化。理性不仅是评判一切的最高标准，而且在它面前，自然不再存在任何秘密，同时理性自己就可以实现自己。理性的神圣化是有一个过程的。17世纪的理性是一个装着永恒真理的容器：18世纪的理性“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理性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是通过分解对象而获得对对象的认识的能力。到了19世纪，理性则被提升为创生万物的本体，此种理性不仅可以认识世界，而且自己能够实现自己。这样，在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死去之后，近代又找到自己新的崇拜物——理性。当尼采高喊上帝死了之时，他要判处其死刑的并非是基督上帝，而是理性上帝，因为前者早已入土。
理性不仅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方法，对能力的膜拜同时意味着对理性方法的推崇。近代的理性方法实际是自然科学方法：一方面，自然是理性的最重要对象，自然的数学化要求一种相应的数学方法；另一方面，世界观的“科学化”也必须使科学方法“世界观化”，而自然科学的成功似乎也证明了其方法的普适性。所有这些使得近代人认为，“只有遵循自然科学的伟大模式，才能更新这些科学，更深刻地洞察法律、社会、政治甚至诗的精神”。对近代人而言，真与美、理性与自然、历史与自然都是同一个东西，自然科学和艺术不过是表现了这种秩序的不同方面而已。“人们可以对自然和历史提出同样的问题，运用同一种普遍的‘理性’方法”。[14]即一种逻辑性的、数学化的、精确科学的方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格劳秀斯的法律也是遵循此种方法建立起来的。不论是唯理论者推崇的演绎法还是经验论者欣赏的归纳法，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现而已：演绎法是从已知推出已知，归纳所得出的结论也无不在经验中，这里均没有创造和飞跃，所有的只是重复或同义反复，只有加减计算或简单的排列组合。甚至连指责伦理学方法之有限性的黑格尔在本性上也未摆脱他所批判的方法，在绝对理念的演化体系中，一切都是先定的，演化的过程和结果在演化之先便已注定，因此，绝对理念的推演仍然是从已知到已知。
近代人对理性的崇拜根本源于其欲取代上帝的冲动或“主体形而上学”的冲动，源于统治和家长式冲动。古希腊把人置于宇宙和谐的中心，中世纪的人虽被置于神之下，但却高居于万物之上。然而，随着目的和神性被逐出自然以及哥白尼天文学的出现，人失去了其高贵性，人不仅不再是宇宙的目的，而且丧失了宇宙中心的地位，成了世界之外的渺小的旁观者，人的地位似乎降低了。但是，恰如罗素所言：“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15]通过科学，人可以占有进而支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而科学是理性的产物，近代人崇尚理性实际是赞美科学，是为使人赢回自尊。质言之，在近代对理性的膜拜的背后实际隐藏的是主人话语或权力和支配话语，是在神赋予人的优越地位丧失后人重新确立自己的中心地位、进而成为神的努力。如阿多尔诺所言：“从一开始起，非神秘化的努力和对偏见的攻击就浸透了家长式的冲动，即统治的冲动，在战胜迷信之后，人类理性将统治一个警醒的自然。为了获得支配地位，理性致力于简化宇宙，把所有个别的细节都归于抽象的范畴或系统的逻辑体系——理想地纳入方便的数学公式之内……”。[16]即是说，左右着近代理性主义思维的实际是一种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工具的理性所指向的是人对自然的占有和人之感性欲望的满足，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若没有功利主义，理性主义便失去指向。然而，享受现世并不意味着近代人没有遗忘生活：一方面，理性主义本身即是对人的神化，是对现实的人的抽象；另一方面，功利主义也是对生活的切割，是对人之精神生活和超越性的遗忘，是把人动物化、实体化的结果。
（四）实体主义。所谓实体问题本质是关于宇宙的终极构成或实在的终极性质的问题，而科学世界观就是对这两个“终极”的设定。当近代哲学把自然看作自我封闭的独立存在，把人视为自私自利的自足存在时，它就把人和自然均实体化了。科学世界观必表现为实体主义思维。
近代实体主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根植于亚里士多德的漫长哲学传统的延续。在哲学史上，亚氏最早对实体概念进行了系统规定：“实体，在最严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一个主体中”。[17]近代哲学家在使用实体一词时，他们基本沿循了亚氏的实体概念，即独立自存的、不变的和基础的东西。近代哲学正是用此种实体概念来规定世界的，世界就是由实体构成的，或者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实体。如科廷汉所言：“这一串概念——作为万变之宗的实体，作为本质或性质的实体，作为谓语之主语的实体以及作为独立存在的实体——深深地根植于16-17世纪的思维模式中”。[18]对于不同的近代哲学家而言，世界的实体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唯一的差别在于，有些哲学家主张一元实体论，如斯宾诺莎和黑格尔；有的则坚持多元实体论，如笛卡尔。前者主张世界本质上只存在一个实体，后者则认为世界是由多个实体组成。
近代哲学不仅用实体主义思维看待自然，而且以此来分析社会，从而形成了实体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学说。既然每个人都是单子、实体，那么，社会无非是单个人的集合，如同自然数组成的数的集合一样。这样一个社会的原初状态、本质状态或自然状态必然是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本性生活的状态，是一种平等状态，因为作为独立实体的个人是互不相属、互相独立的，并不存在一个实体性的个人归属于另外一个实体个人的问题，因此人生而平等。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以及近代实体主义的重大意义正在于此：为个人争得平等权利。霍布斯和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论述最清晰地展示了近代哲学对社会的实体主义理解。看来，尽管近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用以论证它们存在的思维却是本质主义。
在一定意义上，把个人实体化的确是在推崇个人、鼓吹个人主义。这也是与近代社会的发展相吻合的，因为，在近代，作为实体存在的个人是商品社会利益存在的最小单位，即是一个利益主体，是物欲化的人，是只知要求满足自己的感性欲望的占有性个体。这样一种利益主体的存在是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又是进行交换的必要前提。于是，在这种现实需要的驱动下，哲学家们便将此种个人利益主体绝对化、永恒化和实体化了，由此走向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然而，这却是一种抽象的个人主义，它不是对人之个性的张扬，而只是对人之私利的推崇，是对每个人的利己主义本质的先在设定，这样的个人主义与抽象的群体主义是两极相通的。因为利己个人的本质实际是类本质，是群体中的每个人共同具有的本质。这样的个人虽然互不相属，各人有各人的利益，但却是相同的利益。如此便不难理解在个人主义的近代何以会产生黑格尔的国家主义，何以费尔巴哈会把人追求幸福的利己主义本质归结为类本质，即普遍的类的利己主义。
以上即是近代科学世界观所蕴含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将此种思维方式统称为本质主义，因为理性主义、客观主义和实体主义不过是本质主义的衍生物。由上述分析也不难看出，这种思维是以遗忘现实生活世界为特征的，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某些方面抽象化的结果。也正是由于它是抽象主义，它便在理论和实践上均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
二、充分启蒙了的世界却弥散着胜利的灾难
遗忘生活的理论并不会被生活所“遗忘”：任何理论一经产生便会在现实中发挥某种作用。所以，遗忘生活的理论不仅是生活之表达的扭曲，而且也会扭曲现实生活世界。
（一）独断论还是怀疑论：科学世界观的二难抉择。古代哲学家是天生的可知论者，他们对于主客体的一致抱有天真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然而，这样一种信念在近代却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科学世界观使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分离，主体人的本性是思维，客体自然的根本属性是广延。“于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认识论的难题：一个非物质的、无展延的心灵何以能了解运动着的物质”。[19]问题一开始就不在于心灵能否了解物质，而在于“心灵何以能”了解物质，或者说，在于如何能证明或经由理性从理论上说明心灵与物质的统一。因为，从伽利略到牛顿，近代自然科学已经提供了一幅宇宙图景，而此种图景的正确性、普适性和有效性也业已为实践所证实。换言之，实践已证明了主客体的统一，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既然实践已确证了主客体的统一，那么纵然遇到天大的困难，哲学家们也不可能将其作为一个伪问题而予以抛弃。于是，认识论遂成为近代哲学的中心。
近代哲学解决主客统一的途径有二：一为经验主义的，一为理性主义的。经验主义者从知识的客观性出发，试图通过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途径来解决主客统一问题。经验主义者认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虽然本性不同，但前者却可以为人的感觉所感知，感觉是沟通主客体的桥梁，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然而，经验论的此一论断却蕴含着经验论大厦倾覆的命运：既然思想中的一切都由外部或内部的感觉而来，但在经验中，在我们的心中，“除了知觉以外既然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存在”，[20]既然没有与知觉相异的事物的观念，那么是否存在异于或外于知觉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在原则上是不可知的。不仅外物存在与否不可知，而且观念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也不可知，这样，意欲论证知识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经验论哲学不仅没有给出理性说明，相反，却背离了自己理论的初衷，堕入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理性主义者是从知识的必然性来思考问题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感觉经验是混乱的、偶然的，是认识发生错误的根源，不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知识之客观性、必然性源于理性。然而，理性只能保证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却推演不出知识的客观性。为说明“理性知识”的客观性，理性主义者要么干脆武断地设定主客体的统一，要么求助于上帝。笛卡尔认为物质和精神均为上帝所创造：斯宾诺莎设定思维和广延因为属于同一实体而相合：莱布尼茨把单子的和谐归于上帝的“前定”；为使康德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成为可知的，黑格尔直接断言绝对理念既是主体，又是自在之物，而主体与自己的外化物当然是统一的。但是，独断论和神秘主义是与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根本相背的：理性精神的主旨正是反对盲目信仰和崇拜，要求对事物、观念给出严密的逻辑论证或清晰的理论说明。这意味着理性主义哲学也陷入了困境。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下解决主客统一的两种可能的方式，而它们却一个落入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一个堕入独断论、神秘主义。它们的困境表明：科学世界观是无力解决主客统一问题的。
（二）充分启蒙了的世界却弥散着胜利的灾难。前面曾指出，近代人是乐观的进步主义者，他们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社会的道德状况将不断完善，人类将逐渐步入“千年至福王国”。近代人的乐观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时间的流逝的确带来了科技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产品的丰富和人自身能力的增强。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或者说，没有给人类带来所期盼的幸福。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希望、沉醉之后，醒来的近代人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充满了战争、吸毒、自杀等等社会丑恶现象的“可怖世界”，处在一个没有温情的、苍白冷漠的机器世界，处在一个内心空虚、价值失落的世界。在这里，所谓的自由只是自由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力，所谓的平等以贫富分化为前提，所谓的博爱也只是表现为对他人痛苦、对流落街头的无产者处境的漠不关心。在这样一个世界，科技的进步不仅没有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反而使人沦为自己的占有欲和大机器的奴隶，成为人滥用自己的本能和感情的工具。恰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言，“启蒙一直旨在将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人的主宰，但充分启蒙了的世界却弥散着胜利的灾难”。[21]
启蒙的灾难首先表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科学世界观将人与自然分离，使人与自然成为彼此外在的关系，而把人置于旁观者的深层含义是使人成为既无限地奴役生物，又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这样，人与自然之间就完全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操纵与被操纵、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人在他周围所看到的只是“应当被驾驭的事物，是应当支配的力量，是应当被利用的对象”。[22]如此导致人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开发和掠夺，从而产生了生态危机、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等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化，人对自然的支配导致物对人的役使，人完全迷失于物中，为物的占有欲所笼罩，失去了自我，人完全被外在化、功利化了，陷入物欲主义、感觉主义和享乐主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外在化必然伴随有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古代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废除，个人获得了相对独立和自由支配自己的权力，然而，近代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23]人依赖于物，迷恋物，为物所役使，物因之成为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唯一中介和标准，成为一切社会关系所指向的唯一目的。另一方面，人对物的占有蕴含人对人的占有。由于人依附于物，占有物的人便同时占有了不占有物却依赖于他的他人，只不过这样一种占有因为有了物这一中介而带有了某种虚幻的自由形式：占有者并不是象奴隶主那样强制性地要求顺从，而是等待无产者“自由地”选择顺从，但是在生存与自由之间，无产者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关系并未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扩展到文化、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世界观所体现的绝对主义、理性主义、客观主义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支配与顺从的关系，作为一种权力，知识不仅是统驭自然的能力，而且意味着有知者拥有了凌驾于“群盲”之上的权力。从古至今，所有的专制主义者无不以上帝的代言人或真理的化身自居，以此来赢得人们的尊从和崇拜。因此崇尚理性、自由、平等的科学世界观内在地包藏着导向极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病因，如此便不难解释近代自由政体何以能与皇室制度并存，不难解释自由国家何以要奉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政策，也不难理解理性主义的西方何以会生成法西斯主义等等。对此，多尔迈有过分析：“如果按照培根的说法，知识就是力量，那么近代科学不仅增大了人与宇宙之间的鸿沟，而且加剧了有权和无权的分化。正如马克斯—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解放的历程中，人遭受了与人的世界相同的命运，对自然的统治蕴含着社会的统治’”。[24]
（三）人的失落。近代哲学即是一种人学或人本主义哲学，其致思的趋向就是将个体理性和我思主体从盲目信仰中解脱出来，将人从各种外在的监护、束缚和压抑下提升出来，使人成为主人。然而，不论是理性主义抑或经验主义均无法从其哲学推论出人的主人地位。理性主义者为捍卫人的自由和知识的必然性，把人归于理性人，即外于自然的、摆脱了自然因果关系的纯精神主体。如笛卡尔的我思主体、黑格尔的理性主体等，人似乎因越出自然而获得了无上的尊贵和自由。然而，一个外于自然的人就同莱布尼茨的上帝一样，在摆脱了自然的束缚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干预自然进程的权利：一个与心灵本性不同的自然如何能进入心灵，一个非自然的精神性的人又如何能影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呢？为说明知识的客观性和人的肉体存在这一事实，经验主义者视人为自然人，即本质上是具有感性欲望、自保和趋乐避苦本能的，在自然中受自然因果之链制约的动物性存在。然而，一个受自然必然性制约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他只能是自然必然性的奴隶。看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均无力推论出人之主人地位。
同时，意欲成为自然主人之人并非个人，而只能是群体，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个人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借助于类的力量，个人才可以与自然相抗衡。因此，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限定为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必然导向群体主义，导向对个体和个性的压抑：一方面，为了无限制地占有和操纵自然，个体必须泯灭自己的个性，使自己融入社会，纳入技术运行的轨道；另一方面，把个人作为占有性个体，虽然凸显了个人利益，体现出对个人的尊重，但占有性个人本质是无差别的抽象个人，这样的个人之间只有利益大小的不同，并无个性之差异。如前所言，此种占有性个人主义实际是抽象的群体主义。
（四）哲学与科学分道扬镳了。近代哲学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二者相互适应，共同巩固着科学世界观。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哲学与科学的这种姻亲关系从未改变。然而，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哲学与科学的甜蜜关系却步入解体，哲学与科学开始分离。如果说在近代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是康德，那么，1859年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发表标志着哲学与哲学的姻亲关系的彻底决裂。科学世界观把世界视为本质既定、始终如一的过程，而进化论却认为宇宙、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包括植物、动物和人，都既是进化之果，又处于进化之中。不仅如此，既然人的生物机能处于进化之中，那么，人的所谓理性本质、自由本质是否也是进化的产物并处于永恒的进化之中呢？人类历史又如何呢？看来，科学世界观与进化论是根本不相容的。这意味着近代哲学与科学或者说与主流科学分离了，意味着它已无法容纳科学的最新发展，哲学与科学对立了。而在科学与哲学的对抗中，应当做出改变的不是科学，而是哲学。如恩格斯所言，随着自然科学领域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于是，哲学家们纷纷改换门庭，由牛顿的学生变为达尔文的信徒，现代哲学由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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